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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杂感》
不知为何，今日起笔时竟先想起了梁启超先生。
与大多奔忙在仕途上的士子相比，梁任公简直就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令人终生仰望的神话。十七岁中举，二十三岁参与“公车上书”，力主“维新变法”，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六岁时的他，已然完成了传统士人一生追求“修齐治平”的理想。
任公中年之后，即转为治学，由政客而学人，成就斐然，无论从哪个方面论断，都不愧为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人物。心态之潇洒，态度之磊落，亦非俗流可比。若细论任公一生经历，非万言不能结笔——可见书生不尽然无用。
大约年轻时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愈往后会愈对政治敬而远之，年轻时没经历过政治，或历世不深的人，心存了热望，不易淡泊，哪怕是终生踟蹰，也要追逐不懈——仲则无疑是后一种，亦是尘世间绝大多数的一种。
世事人心大抵如此，又岂能怪责于他呢？何况他出身寒门，投身科举，谋求仕途本就是这类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任公当年亦如此。只不过任公考运甚佳，机遇亦非仲则可比。
仲则十六岁得童生试头名之后，连续三年参加江宁乡试，却是屡战屡败，屡试不第。这对曾经以为功名前程触手可及的他而言，是何等重大的挫败！
《杂感》作于乾隆三十三年，算来是他首次秋试落第之后的诗作，时仲则二十岁。以他三十五岁而殁的短暂生涯而言，这首诗又可看作他半生蹉跎、迷离心绪的写照。
这首《杂感》当真算得黄仲则的名作了，即便是再不谙诗文的人，也能随口道出“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
耳熟能详至此，却鲜有人知出处在此。连上一句“十有九人堪白眼”也少有人闻。不能不叫人叹一句，诗红人不红。其实，后一句是流俗，已成了众人自怜、怜人的口头语了，须将前后两句合在一处看，方才见得出仲则心气高昂。
既说是半生结语，不妨先看一段背景资料，再来谈诗。黄仲则二十七岁时作《两当轩集·自叙》，言：“景仁四岁而孤，鲜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读。稍长，从塾师受制艺，心块然不知其可好。先是，应试无韵语，老生宿儒，鲜谈及五字学者，旧藏一二古今诗集，束置高阁，尘寸许积，窃取翻视，不甚解，偶以为可解，则栩栩自得曰：可好者在是矣。间一为之，人且笑姗，且以其好作幽苦语，益唾弃之，而好益甚也。”
这段简短的自述，交代了他的家世、从学之后的兴趣，乃至后来矢志做诗人的根源。仲则四岁时，父亲黄之琰抱病而亡。其后祖父、祖母、唯一的兄长都先后故亡。
死亡的阴影如此浓重，短短十余年间，家中至亲相继谢世。原本勉强支撑的家业，更为凋零。母亲屠氏一边辛苦维持家计，一边督促仲则进学。这就是他自述中所言“景仁四岁而孤，鲜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读”的情况。
清朝的科举制度，对诗文的重视与唐宋已有本质区别，学者重训诂之学，皓首穷经于典籍，不求性情于诗赋。骈文本身虽是可圈可点，文辞华美宏大，用典周密考究，但一篇拖沓长文，终难及诗歌尺幅之内的灵动，更无奈大多数人被其文体要求限制，才气见识难以驾驭。所以总的来看，是俗作多过佳作。
乾隆有感士风之弊，曾下诏改革科举制度，减掉了论、表、判，增加了五言八韵诗。奈何五言八韵，仍不脱八股遗风，进一步向应试诗靠拢。
将诗限制在固定的形式内容之内，极大地限制了诗人的灵性发挥。上行下效，夫子塾师授学自然不重视诗学，即仲则所言“先是，应试无韵语，老生宿儒，鲜谈及五字学者”这种普遍情况。仲则自性偏好诗学，在此思想统治的大环境下，感到无言的苦闷和压抑。
据他回忆，黄家旧藏几本诗集，束之高阁，蒙尘积灰。仲则偷偷翻阅，乏人指导，难以详解。或有意会之处，自得其乐，喜不自胜，偶尔试手作诗，被人嘲笑，讥为幽苦。人愈唾弃，而他愈好之。
人弃我取，人厌我喜，这本身就是一种叛逆。
自负其才，醉心诗文，家境贫寒，却屡屡科举失利，时不我予，是以，他才有了《杂感》中的感慨：“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我私心大爱“仙佛茫茫两未成”之语，入目即有相见相亲、难舍之意。于入世之中，飘然有出世之意。人活于世，大抵都有这种矛盾伤感，辗转茫然。
为仙飘逸，为佛慈悲，这是仲则在感慨自己既不能做到仙人般洒脱，又无法做到佛家的释然放下，所以在红尘中折转，心藏慷慨不平之气。这一句起得高昂，后面的慨叹也就顺然了。
大凡物不平则鸣，如明珠蒙尘，剑在匣中。仲则自负其才，却只能在暗夜作诗，借诗文抒发自己的志愿。
漂泊不定的生活、落魄的处境消磨了他的慷慨激昂。这些年功名不就，情事不谐，更使得他这个已无轻狂之想的人，有了薄幸之名。尘世兜转，不想辜负的人，最终还是辜负了。
和“薄幸名”一样，“沾泥絮”亦是有典故的。《东坡集》和《苕溪渔隐丛话》有载：苏轼在徐州时，道潜和尚参寥从杭州去探他，苏东坡是个妙人，他想试探参寥修行的境界，酒席之上，让歌姬向他去求诗。
参寥当即口占一绝：“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这是说，自己的心已如沾泥的柳絮，不会随风癫狂了。能以沾泥的柳絮来比喻澄澈无染的道心，即色悟空，更见得出勘破色相之障。
据说，苏东坡得诗后大喜，说，我曾经看到柳絮落在泥中，觉得可以作诗，没想到先被他说出来了。惺惺相惜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参寥，北宋著名诗僧，法名释道潜，能诗善文。陈师道称其为“释门之表，士林之秀，而诗苑之英也”。以宋时士大夫悦禅的风气，道潜和尚与苏轼、苏辙、秦观、曾巩、陈师道等人诗酒唱和，赏玩从游，实在是不足为奇。他们彼此之间情意甚笃，多有交往。
苏东坡有诗赠参寥：“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多生绮语磨不尽，尚有宛转诗人情。”
如东坡诗所赞，参寥禅心清定，而作诗喜作绮语。苏轼称其为：“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
忏尽情禅空色相，以艳体诗来比喻禅悟的境界，这是宋代诗僧的某种特色。
不同于寻常诗僧诗中流露的松烟气，有一类禅僧不避讳情语，在他们看来，情爱和禅悟是可以共通的，行到深处，都缠绵情深，难以舍弃，都是内证自知的事。
佛经有云，闻佛语，要像听情人的话。亲近的人说的深情话，历来是比较容易入耳的，想来，以情语来论禅，也是这个道理。
《杂感》是仲则二十年来，郁结所发之作，所以有“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语。
晋阮籍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仲则借古人事作孤愤语，意即世上所遇之人，大多都只能白眼相迎，不能青眼有加。而自己不比阮籍名士风流，有狷介、漠视礼法的资本，确实是个无用的书生，比自己看不上的人还不如，实在是叫人失意、嗟叹，无可奈何！
我倒想起他先祖黄庭坚的一句诗来：“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一样的落寞，多了几许深情，少了些许落拓、愤世。
他说：“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这便又从孤愤转为释怀。这才是仲则诗的佳妙所在，一味孤愤，一直欢悦都不是他，他总喜欢从绝意里再翻出一层境界来，叫人登山临水，瞧着还有一点未尽之意。
他认为，不要因为所写诗作的苦乐会成为吉凶的预言而发愁。春鸟和秋虫都不妨依据各自的情况去鸣叫。言下之意，又怎能勉强秋虫去学春鸟的叫声呢？悲苦之音和欢愉之音都是因为各自境遇不同有感而发罢了。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这句，可以看作他的诗论。
早年仲则学诗时，被人讥为好作幽苦语（见前文所引《自叙》），他在此句下自注：“或戒以吟苦非福，谢之而已。”有人劝他不要常作愁苦之诗，长此以往，恐怕不是有福之兆，他不改初衷，只是敬谢好意罢了——可知其倔强。
他后来有“作诗辛苦谁传此，一卷空宵手自摩”、“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之叹，那是后话了，容后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