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与切尔茨在保罗·巴赫——利塔(Paul Bach-y-Rita)的实验室之中。巴赫-利塔是大脑可塑性这方面研究的先驱之一。切尔茨对今天的实验抱了很大的希望,但是她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期待太高,她愿意接受这个实验的任何后果。丹尼洛夫(Yuri Danilov)是这个团队的生物物理学家,负责计算切尔茨前庭半规管收集来的资料,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俄国人,俄文的口音很重。他说切尔茨的前庭半规管平衡系统已经失去至少95%的功能了。
依任何现行的标准来看,切尔茨的情况都是很严重的、没有希望的。现行一般对大脑的看法是大脑是由一群各有特殊功能的模块(modules)所构成,先天设定在大脑里,专门负责某项特殊功能。这些模块都是经过千百万年的演化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一旦受伤损坏了,没有办法补救,因为无可替代。现在她的前庭半规管受损了,切尔茨能够重新得到平衡感的概率就跟视网膜病变的人想要重新恢复光明一样少。
但是今天,上述的一切要面临挑战。
切尔茨头上戴了一顶工地用的帽子,在帽子的两侧有小洞,里头装了一个仪器叫作“加速计”(accelerometer)。切尔茨的舌头上放了一条很薄的塑料带,上面嵌有微电极。帽子上的加速计会送信息到这条塑料带上,这两者都连接到旁边的计算机上。当看到自己戴这顶帽子的样子时,她笑了。她说:“因为假如我不笑,我就会哭出来。”
这个仪器是巴赫——利塔众多奇形怪状仪器中的一个。这将替代切尔茨的前庭半规管,将平衡的信息从舌头送至她的大脑。这顶帽子可能可以逆转切尔茨目前的梦魇。1997年,39岁的切尔茨在做子宫切除手术时,因为术后感染必须服用抗生素庆大霉素(gentamicin) ,大量服用庆大霉素会破坏内耳结构,造成听力丧失(幸好切尔茨没有)、耳鸣(这个她有),以及平衡感的丧失。因为庆大霉素便宜又有效,所以医生还是爱用它,只是平常只敢短期使用,切尔茨的医生给她的用药指示远超过了安全服用的期限,造成了她目前的情况。这种因服庆大霉素而变成残障的人被称为“摇摆族”(wobblers)。
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她无法站立,她一动自己的头,整个房间就跟着动起来,她不知道是她还是那面墙引起这种动的感觉。最后,她扶着墙勉强站起来,摸到电话,打电话给她的医生。
当她到达医院时,医生给她做各种测试来看她的前庭半规管的功能还剩多少。他们把冷水及温水灌入她的耳朵,然后叫她侧着头,当他们叫她闭着眼睛站起来时,她立刻跌倒。一个医生告诉她:“你根本没有平衡的功能。”最后检查的结果是,她约有2%的平衡功能尚留着。
“这个医生一点都不在乎,”她说,“他说这是庆大霉素的副作用。”说到这里,切尔茨开始激动。“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药的副作用?医生说:‘这是永久性的伤害。’他说完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诊疗室内。我母亲送我来的医院,但是她已去停车场拿车,在医院外头等我。回到车上,我母亲问:‘你会没事吧?可以治好吗?’我看着她的眼睛说:‘这是永久性的,永远好不了了。’”
因为切尔茨平衡器官跟她视觉系统的联结受损了,她的眼睛无法再平滑地追随移动的物体。“好像我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果冻做的,每次我踏出一步,每样东西都像果冻一样左右摇摆要垮下来。”
虽然她不能用眼睛追随移动的东西,她的视觉还是可以告诉她,她是不是直立着的。我们的眼睛靠着凝视横线或横条纹来告诉我们现在正在空间中的哪里。一旦光线消失了,切尔茨就立刻倒在地上。她发现视觉不是一根可靠的拐杖,因为她面前的任何动作,甚至一个人想伸出手来帮她,都会恶化她跌倒的感觉,连地毯上纵横的Z字形花纹都会使她跌倒,因为这些Z字形线条会送出假的信息使她以为她是歪的,而其实她不是。
她因为必须随时随地保持高度警觉而精神疲惫不堪。她需要很多的大脑能量来保持身体的直立状态,这些大脑能量用于记忆、计算、推理,因此,她没有余力再去处理其他的心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