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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光兴
本文是笔者在1998年4月以Hetero-cultural stress syndrome in three foreign students in Japan为题发表在日本的心理治疗权威刊物《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笔者对原文进行修改后，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近年来，国际心理学界非常关注留学生的精神健康与跨文化适应问题。本文选择笔者在国外时留学生和华人移民的心理咨询案例中的三个症例报告，展示了一个新的心理咨询领域。三个案例中的留学生精神症状的产生是有其文化背景的，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不适应和心理压力，常常会导致其有行为障碍、神经症，甚至重度的精神障碍或自杀等。发症的根本原因是“文化摩擦”、“教育摩擦”、“生活摩擦”三种心理压力。心理咨询或治疗的关键是解决这三个心理压力因素。笔者希望这三个案例报告能够给国内的心理咨询工作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外国人（其中包括工作、结婚、经济与文化交流等）、留学生居住在日本。据日本入国管理局1996年统计，在日中国人总数达到25万人以上（不包括没有登记的“黑户口”）。与此同时，外国人和留学生在日本的适应问题和精神障碍也变得显著起来。其中神经性的身心症状案例增多，特别是抑郁症、行为障碍、精神分裂症、自杀和自杀未遂等，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问题。
留学生的适应和精神健康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使用“海外不适应”、“文化摩擦”、“文化冲击”、“异文化压力症候群”等概念，从这些名词概念中可以看出，个人在异国土地上的适应状况是与个人的人格因素、人际关系及社会交往问题紧密相关的。这种与文化因素相关，发生在异国土地上的精神不健康，在欧美等国被称为“异国的精神症状”、“文化结合症候群”（CBS：Culture-Bound Syndrome）、“某种文化环境中特有的精神障碍”、“文化依存症候群”、“民族精神病”等，各种心理学研究的文献积累甚多。
“文化结合症候群”这一概念，从定义上看，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的环境风土中，精神症状的发生契机与文化内涵有密切的关系。但对于这一概念又有以下一些疑问。作为人，谁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样式中，总是要受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某种特定的文化体系是怎样导致精神疾患的产生，而且所呈现的病理现象和疾患类型是怎样的，常常使人难以区分。文化精神病理学家文森（Wen-Shing.T.）和麦得默（Medermott, Jr.）定出以下三条判断“文化结合症候群”的标准：
1.具有特异性，即在一般的精神疾患、诊断学中所难以见到的有一定特异性质的精神症状；
2.具有独自性，即在某种文化环境中能清楚观察到的症状，在其他文化环境中却观察不到；
3.具有结合性，即与特定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明显的精神障碍。
文化结合症候群的精神障碍诊断，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两条。
留学生、移民、出国旅行或在国外工作者，他们离开生长养育自己的国土、文化环境，进入一个新的国土、异文化的社会环境，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摩擦，不可避免地导致心理压力、问题行为和精神不健康状态。这种因异文化环境的接触、适应所造成的精神症状问题，国外一些心理学研究者称之为“异文化压力症候群”（hetero-cultural stress syndrome）。
本文中的三个症例以其奇妙的精神病理现象、罕见的心理痛苦症状，给予像我这样一个在国外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研究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作者将从异文化适应的心理学角度对这三个案例进行理论剖析。
案例报告
案例1：缩阳神经症（Koro）
A，24岁，男。来日本留学已两年，在S大学农学部本科就读。
既往病史无身心异常病史，亦无遗传性家族病史。读小学时常有晚上尿床的现象。
主诉：“肾脏的状况似乎不太好。排出的尿时有混浊……我总觉得自己的小便中有精液漏出，非常担心和不安”。曾去医院的泌尿科作过诊断和检查，“总觉得自己的尿中含有精液，请作详细的医学检查”。他不断地向医院的主治医生诉说自己的担心和苦恼，但医学诊断和检查的最终结果是泌尿系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医生劝其进行心理咨询或治疗。
生活史：A出生于C国的一个官员家庭，在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最小。父亲是居有绝对支配权的一家之主，母亲来自农村，属于那种贤妻良母型妇女。A在兄弟姐妹中显得最为娇弱，但父母寄予他的期望却很高，所受的教育也很严格。母亲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A开始上小学时，母亲雇人用父亲的汽车进行接送。
上小学时，A是个瘦弱的男孩，有时晚上还会尿床。到中学时，这种情况完全消失，学习成绩平平。临近高中毕业，父亲对他说：“想成大业的男子汉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像一只鹰一样能离巢独立飞翔，不受父母的庇护。我决定送你去国外留学深造。”A不愿意离开舒适的家庭，也不愿离开对自己照顾入微的母亲，他觉得自己有很深的恋母情结。尽管母亲也反对自己的小儿子出国留学，但凭借父亲的权力和关系网，A还是在国内读完日语预备专修学校后东渡日本，主攻经济学专业。
发症前性格：性格内向，神经过敏，做事和待人接物认真、谨慎。在留学生活中能吃苦实干，但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
问题的发生与经过：A来到日本留学一年后，与一位日本女大学生互生好感，关系密切，进一步发展成为恋人，频繁约会。可是不久之后，这位女大学生又与另一位留学生D关系亲密起来，此后与D一起出国旅行，最终去D的国度再也没有回来。A受此强烈刺激，情绪一落千丈。他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独自一人默默地静坐着，有好几天茶饭不思，也不与他人交谈来往，处于极度忧郁和绝望的状态之中。
后来，由于朋友的劝诱去一家风俗营业的酒店（有陪酒女的酒店，日语称之为“斯娜谷”）喝酒解闷，处于失恋之中的A与酒店某位陪酒的“妈妈桑”相识，她比A年长十多岁，不久两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一性体验并没有使A解脱心里的苦闷，反而使A突然担心自己的“精液会不会无端地耗损”等，A处于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状态中。
心理咨询受理前一段时期中，A的不安发作，感到呼吸困难、头晕、心悸、四肢有麻痹感，紧张时感到肌肉在抽搐，此外有口渴、恶心、呕吐等身心症状。但在医院内科检查时，没有发现特别的病变症状，服用药物和注射维生素B以后，A的状况有所好转。但不久，他又为症状感到担心和苦恼。
A对自己的生殖器状态非常神经质，常常觉得腹部有一种异样的空虚感。对遗精和小便失控的担心使A产生了强烈的恐怖感，他常不自觉地用手握住生殖器，心悸和头晕的感觉使其产生失神的恍惚状态。此外，A还想象自己的精液每天晚上一点点地和尿液一起泄漏出去，“精液的遗失导致肾脏器官的病变，肾脏的衰弱导致生命的衰亡”。A处于这样一种精神恐慌状态之中不能自拔。
心理治疗过程：心理治疗前，笔者要求A再次去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内科进行诊断检查。CT、脑电图、泌尿系统、血液生化学检查均无异常病理迹象。精神医学诊断的结果，表情僵硬、情绪疏通性缺乏，具有强烈的忧郁和焦躁感。第一次咨询与笔者面谈，才开始十分钟左右，他突然出现神经性的腹痛状况，只好暂时休息，稍后继续进行。
心理测定中使用罗夏墨迹人格投影测定法和MMPI（明尼苏达多元人格测定量表）等技术诊断手段。从罗夏墨迹人格测定结果来看，A的依存欲求和爱情欲望非常强烈，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情绪的混乱很显著，这种依存和爱情欲求与他的内心被害感相关联，由此产生忧郁、不安的情感。MMPI测定结果表明，A的歇斯底里性尺度和神经衰弱性尺度得分超出正常值范围。
这一案例，与精神科的药物治疗（服用少量的抗不安、忧郁剂等）并行，每周进行一次临床心理咨询，九次咨询以后，A的症状缓解，心理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此后又持续进行了约半年的心理会面与治疗，A的感情大致安定下来。笔者提议A暂时回国休养一段时间，A接受了这一提议，本案例的治疗至此终结。
案例2：神灵附体症
S，28岁，女性，T国人。日本某大学研究生院进修生。
既往病史：16岁少女时代曾有癫痫症发作。
主诉：觉得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某种超能力，具有神通思维，能与佛教中的先知先觉者交流。但最近感到很疲倦，有偏头痛，脚力衰弱，精神难以集中，注意力衰退等症状，研究生学习处于停滞状态。因而超能力也随之消失，心里感到深深地苦恼。
生活史：S出生于T国的一个书香门第，姐妹三人，S是长女。出生和幼年的生活史中无特别的病症，家庭成员也无遗传病因记录，但是全家都是狂热的佛教信徒。
S在上高中时，开始发现有癫痫症状，发作严重时，会导致意识消失，失步失立。送入医院治疗，疗效不佳。后在家先后由当地的巫医和僧医进行宗教式治疗，终于使病情得到控制。半年后，癫痫症状完全消失。就是从那时起，S感到“释迦牟尼”或其他彻悟成佛的高僧附身，能与她进行思想交流。S在癫痫发作消失的阶段中，感觉自己“仿佛从隧道中穿越出来，看到各种各样的光。其中有一道光特别强烈和灿烂，于是她将自己的意识集中在这道光线中，在辉煌的光线中释迦牟尼的形象渐渐向自己移近……”在此后的九年中，癫痫发作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
发症前性格：细心拘谨，自尊心强，有固执反复的强迫性行为，神经质倾向严重，精神容易因刺激产生兴奋。
问题的发生与经过：S来到日本留学后，对催眠术和超能力的研究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在最初的半年多学习生活中表现平稳。发症的契机是S经过日语教育的培训和考核后，当年秋季报考所在大学的研究生专业，结果落选，S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于是身心状况失调，失眠，头痛，食欲不振，痛经，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也就在此时，S的癫痫症状再次发作。在发作前后，她“发现原始佛教中好几个先知先觉的高僧出现，朦胧中金黄色的光芒在头顶显现，自己仿佛被这金黄色的光芒吸引过去一样，处在光芒的漩涡之中。此时有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冲击和体验，仿佛自己正穿过光芒组成的城壁，飞向未知的世界”。其中一位“高僧”指示S说：“为了使自我的灵性向上，需要勤奋地修习和记忆佛教经典的教义，如此才能真实体验神秘未知的世界。”此外，“超越一切的神力”、“美妙无比的人际关系”、“世界人类的永远至福”等神秘的宗教主题反复在意识中出现。这种神秘的体验一般在夜深人静时显现，而在白昼的生活中则没有任何幻听、幻视、幻觉的现象。之后，S的癫痫症状便严重地发作起来，进入一家神经内科医院治疗，病症没有完全治愈就中断治疗。此后，神秘的圣灵附体的状态再也没有出现过。
心理治疗过程：处于极端苦恼中的S通过留学生组织机构的介绍，来到笔者兼职的外国人、留学生心理咨询机构中请求咨询和心理治疗。在临床心理会面中，S对自我最近症状发生的经过、时间、场所等能正确地、有条理地加以叙述。但后来她逐渐变得敏感和兴奋起来，用日语和英语混杂在一起表述，处于情绪混乱的状态之中。
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观察，S表情凝固，眼神迷茫，有抑郁、不安、焦躁和罪恶感。在心理咨询过程中，一个人独语、冒汗等状况也时有所现。喃喃独语的意思和内容不明了，心理医生不能分析和理解，但举止行为和待人接物等社会行为方面均无异常表现。CMI（康纳尔大学医学健康测定）的检查结果，领域Ⅲ（即神经症倾向）得分较高；Y-G性格测定结果为B’型（不适应），且忧郁的情绪强烈。在此后的几次心理面接中，以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事件”、诺斯托拉坦姆斯教的世界末日的预言、大地震的发生等为主题的内容反复在头脑中出现。
笔者的治疗对策为心理咨询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的治疗同时并行，指导S目前暂不必勉强去大学里听课、参加研究学习活动，以恢复身心状态为主。此外，笔者也设法改善和控制S的抑郁情绪状态。但两个月以后，根据S自己的要求，心理治疗过程中断，S离开了大学。
案例3：寒冷恐怖症（frigophobia）
H，29岁，男性。日本N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既往病史：无家族遗传病史和特殊的疾病史。
主诉：对寒冷感到恐怖，失眠，苦恼，不安。大学研究生课程继续学习有困难，不适应学习生活。
生活史：出生于C国的J市。祖父是当地官僚阶级的上层人物，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政府的外交部门中任要职。父亲年轻时曾在日本名牌大学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大学中任教授。H家教甚为严格，据H自己的回忆，由于童年时代接受过严厉的管教和训斥，他几乎没有任何孩子的淘气经验。母亲是大家闺秀，性格软弱。生长在这样家庭环境中的H，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独立的意识，对父亲的权威进行反抗的意识非常强烈。
大学毕业后，H在一家大广告公司担任管理职位，收入和待遇都很优厚。但不久即辞去工作，断然拒绝家庭和亲戚的资金援助，只身一人赴日本留学。
发症前性格：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性格爽直，做事认真，注重形式，相信埋头苦干主义。性格敏感、神经质、易受刺激。
问题的发生与经过：H到日本留学半年多，正式考入N大学攻读工学硕士学位。他学习比任何学生都努力，积极参加各种研究活动，每学期听课及争取的学分在计划表上排得满满的。发病前，H申请了留学生的学费免除事宜，他满以为自己能得到全额学费免除，但审批的结果只免除了一半。在这之前，为了消除精神的紧张和疲劳，他经常出入“扒金宫”（日本的娱乐性赌场）。不到两个月，手气欠佳的H将自己半年的奖学金和生活费全部填到赌窟的“无底洞”中去了。
由于经济拮据，H对学费免除一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使H觉得自己受到了大学中的日本教务处人员的歧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信任和被害意识（其他申请的留学生都获得了全额学费免除的待遇）。终于，H变得紧张，出现了失眠、头痛、焦躁、潮热的症状。上课或参加研究活动时，H的理解力和注意力似乎全部丧失，经常走神。特别是在深夜，他一人独处时会感到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情绪袭来，头脑发涨。于是他只能借助“扒金宫”的赌博来排遣愁绪，但过后精神状态更加低落。他也告诫自己不能再“赌”下去了，但由于不安和焦躁情绪无法消除，最后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踏进“扒金宫”中。
在极度苦闷和忧郁的某天傍晚，H在吞食了一堆冰激凌食品后，腹部似乎受到一种奇妙的寒冷感袭击，他得了突发神经性的痢疾。经医院紧急治疗后，痢疾得以治愈，但他觉得这奇怪的寒冷感却仍残留在体内。他所感到的寒冷最初在整个下腹部，然后扩展到脊背，最后延伸到全身四肢。此外，H回想起读小学时因成绩不佳而受到惩罚的童年时代，父亲把他置于冬季的室外，让他“清醒”、“反省”。从那时起，他对挫折和失败就有一种不安感，并且对寒冷的威胁感到恐怖。
H对在日本留学的梦开始感到幻灭。他为了摆脱这种不安，摆脱对寒冷的恐惧感，将毛衣、围巾、帽子甚至风衣等全裹在身上尽可能保暖。即使是闷热的天气，这些防寒的衣服也是须臾不离。
心理治疗过程：心理面谈前，H在N医院进行血液生化学、脑电图、神经系统的检查，没有发现生理病理现象。在笔者处进行临床心理学的诊断，第一次是在6月下旬，当年梅雨季节消逝得比往年早，太阳开始显出威猛的光线，湿漉漉的空中充满了闷热的气息。可是H却戴着帽子，穿着毛衣，下身穿着厚厚的牛仔裤，他处于极度敏感和不安的状态之中。他走进大学的心理咨询室时，动作极度迟缓，仿佛是害怕暖气从体内衣服中逸脱出去似的。
罗夏墨迹人格投影测定结果显示，其智力较高，有显著的自我中心主义及歇斯底里的人格特征。此外，压抑、不安、神经过敏现象严重，易受刺激。CMI（康纳尔大学医学健康测定）检查结果：领域Ⅲ（即神经症倾向）。SCT（苏底情感冲动测定）检查结果：爱情欲求受到强烈的抑制，逃避现实及精神退化的倾向显著。
心理面谈中，H有时在情绪平稳的叙述过程中，他的表情突然变得抑郁起来，冲动和攻击的愿望一瞬之间流露无遗。此外，意义不明的笑容、对寒冷恐惧的行为也时有出现。在心理咨询的同时，H还接受中药的调理、针灸、按摩等中医治疗，但症状并无多大改善。连续四个月的心理治疗结束时，H的情绪多少得到了一些控制，意义不明的微笑和奇怪的举止多少有所改变，但对寒冷恐惧的心理症状无多大改善。最终听从心理医生的提议，H回到自己的国家暂时静养一段时期。不久，H的学生同伴来信报告说，H在自己本国的D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就诊后，将度过一段住院的生活。
分析与点评
一、三个案例的心理症状特征及其与文化的相关性
这里所报告的三个案例，在国际上留学生心理咨询案例研究报告中均属罕见，是对“异文化压力症候群”所体现的奇怪的精神病理现象的初探性报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案例1中的“缩阳神经症”（Koro），据国际临床心理学文献记载，是在汉民族男性（一般以中国南方地域的男性为主）中经常会出现的症候群。Koro的原意是亚洲的马来西亚半岛上“海龟的头”的意思。我国古代的医学文献中也把这种症状称为“缩阳”，其含义即为男性生殖器的萎缩和精液的遗失是生命死亡的前兆，它与肾脏、精力的衰弱有关。因此“缩阳”症的发生是以其文化背景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的贾瑞就是一个典型的因精液遗失而送命的“缩阳”症患者。
香港的临床心理学家认为，Koro症的病因在于中国南部地域的人对“精液的崇拜”和“阴阳失调是致死的病因”等恐惧心理。这些研究者对香港的19个Koro症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患者的性格基本上是被动的，具有很强的依存性，对性体验感到神经质，有严重的过敏行为。其中绝大多数的男性患者在童年时期对母亲的依恋感非常强烈，他们的性生活史充满了矛盾和不适应状况。
案例1基本上属于性心理发展障碍的症状。从A的生活史观察来看，一方面，在童年时期由于其家庭的溺爱、过度保护，A对母亲存在着很强的依恋感，A的生活基本处于母亲的宠爱和庇护之下，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另一方面，A对于在家庭中占支配地位、独断专行的父亲缺乏认同感，也缺乏向父亲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角色的机会。东渡日本留学后，他在“男人与男人的恋爱战争”中处于失败的地位。对于这种失恋的压力和苦恼，A用与风俗营业酒店中的“妈妈桑”发生性关系的手段来求得解脱。但这种体验和解脱的手段使其自我陷入更深的矛盾和不适应状态之中，结果导致了以性器问题为核心的神经性症状的出现。
A所主诉的对“精液的遗失”的恐惧感，是由“精液的遗失导致生命的丧失，不正当的性行为损害健康”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对自我造成的心理压力而形成的。这种对“精液”的崇拜与自我的性心理障碍结合起来，导致恐慌、不安和性器神经症状的反应，也是Koro症的一种典型的反应。但Koro症的发生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某种文化环境中，亚洲的泰国、新加坡都曾报告过Koro症的流行，在社会某阶层以群体的形式出现。此外，这种病症并不局限于男性，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泰国东北部地区所调查到的350个Koro症例中，女性占了12例。她们的主诉是“乳房和乳头以及生殖器的外阴部收缩，往胸部或腹部中抽搐，最终有一种死亡来临的感觉”等，因而她们处于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之中。
案例2发症的机制与S对佛教文化的信仰有着密切联系。S生长的国度是萨满教、精灵崇拜信仰、泛灵论及佛教信仰等混合的文化世界，充满了神灵附体和超精神能力的思想观念。S本人对于神佛的崇高世界及超能力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为了磨炼自己，她只身来到日本留学，但由于内心无法适应异国的环境，加上研究生考试的失败，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于是把“高僧”、神灵附体作为精神解脱的手段。
可是S案例的特异点在于她高中时代曾有过癫痫的病史。抗癫痫的现代医学治疗手段一时也不能对她的病症奏效，而宗教、巫医的治疗使其癫痫症的发作得以消除，此中文化信仰对于个人的心理、生理方面的暗示和影响不可否认。即在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信仰的社会中，对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怎样认识，相应地也就会产生怎样的精神治疗法。心理治疗的技术和方法是受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的。例如，原始社会中认为人的精神异常是由于巫术的原因或是某种恶势力将魔物移入到人的体内造成的，因此治疗的方法是将恶魔从体内取出，即“外在化”、“举行驱除”仪式等。患者信仰“驱除”的仪式、心理暗示的效果，并由此使不安和恐惧得以消除，使人体的生理机能得到某种安定。
即使在日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较发达的国家，由于时代、地域、文化信仰关系，时至今日，某些地区的人仍然认为人的精神异常是祖先的亡灵在作祟。当人被幽灵、恶鬼、犬神、狐精等附体之后，必然会陷入精神异常的状态。对于这种精神异常的治疗，主要靠日本的女巫师（如冲绳地方的宗教巫医）、通灵媒婆、民间疗法师及祈祷师进行，有时也靠日本寺庙中的“神官”和僧侣来进行。由此可见，不论哪一时代、哪一种民族文化，都有自己民族固有的传统的精神治疗方法。
案例2中的留学生S的发症契机，主要是由于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受到挫折，心理的不适应问题遭到压抑之后转化为精神症状。而S的自我意识中并未认识到这一点，而是一味地追求神灵世界的“光辉”、与神佛的同一化和结合，有意识地追求“高僧”附体的超能力技术。这种有意放弃现实，盲目地追求超越的、虚妄的理想神灵世界的特异精神病理现象，应该引起心理咨询工作者的足够注意。
案例3表明特有的文化观念不仅对特殊心理症状的形成具有影响，而且对这种特殊心理症状的表现方式也有影响。在亚洲汉字文化圈中，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及传统的中医学对精神症状的解释及症状病理的分析具有很大影响力。比如“阳”，不仅仅是指太阳、光、热和活动力等，还意味着男性的性特征、人的生命力和扩展性等，而“阳”的丧失则意味着男性性力量的丧失和生命力的衰亡。
本案中的H从少年时期起对父亲在家庭中的独断性的支配和干涉就具有反抗心理，与父亲的权威进行竞争的意识油然而生。H渴望自我判断、自我行动，但常常陷于反抗无力的状态之中。到青年期，为了从这种对家庭的反抗无力状态中脱身出来，便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日本留学作为挑战的手段。但在异国他乡中又无法解脱自身的精神压力，为了解脱这种压力，他频繁出入日本的娱乐赌场“扒金宫”，以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在“扒金宫”的刺激和兴奋中，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体验了人间的喜怒哀乐之情。经济的窘迫又使他产生一种堕落的恐惧感，这也是“寒冷”感觉产生的根本原因，但H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过错的“受害者”。后来在大学学费免除问题上，H的被害者意识终于显露了出来。
H恐惧寒冷的实质是由经济能力的丧失、生命中的“阳”（精力）的丧失以及文化归属感的丧失而造成的被害恐怖意识。也就是说，这一精神症状是文化结合症候群的一种表现，与案例1一样是抗挫能力和生命力（阳、精力）缺乏的表现，其病理本质是神经生理的恐怖症和歇斯底里症的综合反应。
二、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一定的特殊性，异文化压力症的发生与当事人对母国文化信念、价值观念的理解有密切关系。此外，异国语言、生活、环境及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成为发症的诱因。日本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医学家认为，异文化压力症候群表现形式多样，作为“症候群”，其概念内涵还有不少暧昧的地方。但关于其病理，他们提出以下一些特征：
（1）症状多以急性发作的形式出现，且迅速恶化或缓解；
（2）部分心理患者在母国时已有心理问题或障碍；
（3）心理症状有身体症状化的倾向；
（4）语言或信息交流不足，导致误解和妄想反应的产生；
（5）有些心理症状伴随着法律问题（如婚姻、家庭问题）或者经济问题。
留学生的心理障碍产生于“文化摩擦”、“教育摩擦”、“生活摩擦”这三个压力因素，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关键在于解决这三个压力因素。而留学生接受心理咨询，需要语言的交流，然而语言运用的障碍成了外国人及留学生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接受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留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咨询师不仅需要掌握医学、临床心理学的知识和技术，还必须知道留学生的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以便对其成长、生活的社会环境有所知晓。缺乏“文化的感受性”、“文化的共感理解”的心理咨询是不可能成功的。心理医生和来咨询的留学生进行交流，如果两者文化价值观相异，则心理医生要有跨越这种文化障碍的勇气，否则就有可能对求诊者的心理症状作出错误诊断乃至错误治疗。
为解决留学生的异文化压力症问题，许多心理学研究者提出了“社会心理援助”的观点。他们认为“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健康教育是外籍公民、留学生心理咨询的重要一环，对他们加强异文化环境中社会生存技能、适应技能的训练十分必要，仅靠医疗活动来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里提出几条预防对策：
（1）出国留学前的心理健康诊断（包括精神医学诊断）制度化。让留学生学习如何解决异文化压力等心理问题，向留学生提供留学国家的详细的生活、学习信息，使之提前掌握在国外生活的一些必需技能。
（2）建立留学生心理咨询机构，制作信息咨询手册。有条件的话，也可建立心理咨询和医疗信息的翻译网络，使留学生尽可能接受使用母国语言的诊断和治疗。
（3）充分利用留学生组织及外国人援助机构，使其发挥“社会心理支援”的效果。在留学生心理症状的急性发作期过后，让他们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和短期的回国休养具有重要的康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