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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本文从论述儒家的政治哲学开始，最终道出了《中庸》的整体核心观点：诚。
鲁哀公问政，孔子回答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人本主义，政治思想包括的是全体人民，治理国家也就在于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改善全民的思想品质。“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说任何政治都是人建立的，也是以人为基础的，执政者的品质影响着政治的好坏，政治是否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好的作用，人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段话也是孔子“人治”政治思想的概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也是肯定旧礼制中的亲亲尊尊思想的，但这里也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的命题，中庸所认为的“仁”的概念不是一种束缚人的准则，而是一种由亲及疏，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同情的和谐的道德规范。同时，孔子向来都是注重行的，“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力行近乎仁”。《中庸》在把“仁”的概念定义为一种和谐的道德规范的同时，也进一步在孔子的“行笃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地认为：诚挚的情感是要通过行为表现的，“仁”不应当只是一种感情，而应当是在巨大的精神动力下坚持不懈的一种行为。这里的一个“力行”就把要如何行动以及行动的程度表达了出来，力行就是要用心用力去行动，真心诚意地、永不停歇地去追求。这一段话也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直接把中心转向了核心观念——诚。
“诚者，天之道也”，说明诚本身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天理之本然，这也是一种本体论，属于哲学的理论。“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又说明“诚之者”是一种人的行为，两者也就是天道与人道。不过，无论是行“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的“五道”以达智、仁、勇三者也好，还是贯彻“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治理国家的九经也罢，根据《中庸》的解释，我们都应该是“择善而固执之者”。不仅仅是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得出诚的概念，还必须遵行天道，也就是实现“诚者”与“诚之者”的结合，天道与人道的融洽，既要尊重自然的规则，又要极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达到所谓的天人合一，这也是诚的最高境界。达到了这一高度，自然也就“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一篇突出的是“仁”与“诚”的观念，也是对孔子《中庸》之道思想做了一个小结，对儒家政治思维逻辑进行了概括，最终发展了儒家的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