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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一一写下，那会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啊！我在书中已经写过一些人，并为读者们所熟知。可是还有一些人并不被人知道。尽管这样，他们的影响还是会永远活在所有曾经因为他们而变得甜美、高贵的生命当中。
他们就像是一首首优美动听的诗歌，打动着我，他们与我握手的时候怀有不可言喻的同情，他们那既幽默又有趣的性格，让我的愤怒、烦恼以及忧虑统统一扫而光，使得我一觉醒来，耳目一新，更让我再一次看到真实世界的美丽与和谐，并将腐朽化为神奇。总而言之，正是有这些益友在身边，我才会感觉到心安理得。也许只与他们见过一次面，但是他们平静的脸、温柔的性格，都消融了我心上永远不满足的冰块，就像是山泉灌进海洋中，将海水的浓度淡化。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你会讨厌某一个人吗？”我并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在我看来，那些有着过多好奇心的蠢人，尤其是新闻记者是不招人喜欢的。我同样也不喜欢那些自以为是，总喜欢说教的人，他们就如同那些跟你一起走路，却缩短步伐来适应你速度的人一样，流露着虚伪和夸张的本性，让人心中很不愉快。
在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双手中就能发现一些问题，有的人握手会倨傲无礼，貌似自己高人一等；有些人闷闷不乐，同他们握手就仿佛是握住了西北风一样冰凉；而有些人则是活泼快乐，他们的手就如同阳光一样温暖着我的心。或许这只不过是孩子的一双手，但它的确给了我活泼快乐，就如同含情一瞥给你带来的感受似的。从一次热情的握手或是一封友好的来信中，我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我拥有许多并不曾谋面的远方友人，人数实在是太多，以至于我并不能一一回复他们的来信，我愿意在这里感谢他们的亲切来信，只是我又怎么能感谢得完呢！
能够认识这么多的智者，我非常荣幸，何况还可以跟他们促膝交谈。只有那些认识布鲁克斯主教的人，才能够领略到同他在一起的情趣。而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很喜欢坐在他的膝上，小手紧紧地握着他的那双大手。听他声情并茂地给我讲述上帝和精神世界的故事，并由莎莉文小姐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出来。尽管我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话，但是我心中仍然充满惊奇和欢喜，这让我对生命产生了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有一次，我曾经问过他：“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宗教？”他说：“海伦，爱的宗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宗教。用你的整个身心去爱你的天父吧，尽你所能去爱上帝的每一个儿女，同时还要牢牢记住，善的力量远比恶的力量要强大，你的手中握着能够进入天堂的钥匙。”他的一生就是这个伟大真理的最佳例证。爱和渊博的知识以及信仰融合成为一种洞察力，驻扎进他的灵魂，他看见：
上帝让你得到了解放，得到了鼓舞，
让你谦卑、柔顺以及得到慰藉。
布鲁克斯主教从来没有教过我什么特殊的信条，可是他却在我的脑海中镌刻下两种伟大的思想——上帝是万物之父，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以说这是一切信条和教义的基础。上帝是爱，上帝是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乌云总是会被驱散，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非常快乐，也很少会想到身后的事情，只是免不了经常会想起几位去世好友的在天之灵。岁月如梭，尽管他们已经离开人世好多年了，但是仿佛他们依然在我身边，即使他们突然间拉住我的手，像曾经那样亲热地交谈，我也丝毫都不觉得惊奇。
自从布鲁克斯主教逝世以后，我把《圣经》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同时还读了几部从哲学角度论述的著作，包括斯威登伯格的《天堂和地狱》、德鲁蒙德的《人类的进步》，我仍然坚持认为，布鲁克斯的爱才最能慰藉我的灵魂。
我认识亨利·德鲁蒙德先生，对他那热情有力的握手，我真的感激不尽。他是一位待人热情、知识渊博而又健谈的朋友，只要有他在场，总会是满屋生辉。
我还清楚地记得同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博士见面的情形。他甚至邀请莎莉文小姐和我一起，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去见他。那时恰好是初春时节，我刚刚学会说话不久，一进门，我就被带到他的书房中。他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炉火熊熊，柴炭在里面噼噼啪啪地作响，他说自己沉湎在往日的回忆中。
“还在听查尔斯河的细雨。”我补充说。
“是的，”他说，“查尔斯河引起了我很多美好的联想。”
书房中充满一股印刷油墨和草革的气味，我能够判断出这里一定到处都是图书。我出自本能地伸出手去寻找它们的踪迹，手指自然而然地落在一卷装订精美的坦尼森诗集上面。莎莉文小姐告诉我书名，我就开始朗诵：
啊！大海，撞击吧，撞击吧，
撞击你那灰色的礁石！
我能够感受到有泪水滴在我的手上，于是停止朗诵。这位非常可爱的人竟然听哭了，我觉得非常不安。他让我坐在靠背椅上，拿来各种有趣的东西让我鉴赏。我答应着他的要求，并朗诵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被禁闭的鹦鹉螺》。在这以后，我又与他见过几次面，我不只是喜欢他的诗歌，更喜欢他的为人。
见过霍姆斯博士不久以后，在一个晴朗的夏日里，我同莎莉文小姐一起去看望惠蒂尔，他在梅里迈克河边幽静的家中。他那温文尔雅，谈吐不凡的气质，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拥有一本自己的凸字版诗集，我从中读到了一篇题为《学生时代》的诗歌。我准确的发音让他听过后很高兴，他还说听着一点儿都不困难。我问过他许多关于这首诗的问题，还将手放在他的嘴上去“听”他的回答。他说过，那首诗中的小男孩就是自己，女孩的名字叫做萨利，还讲述了许多其他的细节，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还朗读了《赞美上帝》，当我读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他在我手中放了一个奴隶的塑像。那蹲着的奴隶身上掉下两条锁链，就如同是把彼得带出监牢、身上的镣铐脱落下来的情形。而后，我们又去了他的书房，他为莎莉文老师亲手题字，表达自己对她工作的钦佩，还对我说：“她是你心灵的解放者。”我们在大门口告别，他温柔地吻了我的前额。我答应他第二年的夏天还会来看望他，但是约未践，人已逝。
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忘年交朋友，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在8岁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敬重他。他非常博学而富有同情心，是我和莎莉文老师处于忧患中的益友，他那坚强的臂膀辅助我们越过很多艰难险阻。
不只是对我们，他对所有处于困境中的人都是如此。他用自己的爱来给旧的教条赋予新义，还教导人们应该如何信仰、如何生活、如何求得自由。他言传身教，并以身作则，爱国家，爱人类，追求勤勤恳恳并不断向上的生活。他宣传鼓动，并且身体力行，可谓是全人类的朋友。
愿上帝保佑他！
我还写过与贝尔博士初次见面的情形，后来，在华盛顿布雷顿角岛中心的他幽静的家中，我曾经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日子。在贝尔博士的实验室里，在伟大的布雷顿河岸的田野上，我静静地听他讲述着自己的实验，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我们在一起放风筝，他告诉我说，他希望以此能够发现控制未来飞船的方法。
贝尔博士精通各方面的科学知识，还善于将自己研究的课题十分生动地向人描述，其中一些深奥的理论知识也让人感兴趣。他会让人觉得，即使只用一点点儿的时间，也能让自己成为无所不能的发明家。他还十分幽默和富有诗意，对待儿童怀有一颗爱心。当他抱着一个小聋儿的时候，经常会表现出十分真诚的快乐。他为聋人所做的贡献一定会留存久远的，会造福后世的孩子们。在他个人的成就和感召下，我们将会对他满怀敬爱之心。
我住在纽约的两年中，见过许许多多的知名人士。虽然我久闻他们的大名，却从没有想过要与他们见面。同他们大多数人见面都是在好朋友劳伦士·赫顿先生的府上。我为能够到赫顿夫妇那优雅宜人的家中做客感到十分荣幸，还参观了他们的藏书室。许多富有才华的朋友都为他们夫妇题词留念，表达着自己的钦佩之情。对于我而言，能够在图书室中亲自阅读这些留言，真是荣幸至极啊！
据说赫顿先生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美好的思想和情愫。人们根本不需要去阅读《我所认识的男孩》，就能够了解他。他可谓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为慷慨、待人宽厚的人了。
赫顿夫人算得上是一个患难与共的真诚朋友，我思想上的许多宝贵东西都是从她那里获得的。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借助她的引导和帮助完成的。每当我因为学习苦难而气馁的时候，她的信件总会让我振奋，并重新鼓起勇气。她让我真正体会到，征服一个困难，接下来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
赫顿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其中包括著名的威廉·狄恩·霍尔斯先生和马克·吐温。我还见过李察·华生·吉尔德先生以及艾德豪德·克拉伦斯·惠特曼先生。我也同样认识查尔士·杜德里·华纳先生，他很善于讲故事，因此受到朋友们的喜爱，还有他对别人都很有同情心，大家都说他爱人就如同爱自己。有一次，华纳先生带着森林诗人约翰·柏洛夫先生来看我。他们都十分和蔼可亲，尤其是他们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的才华更加让我钦佩，我有幸在此时又近距离地体会着他们待人接物的魅力。这些文学界名流们，谈天说地，唇枪舌剑，妙语连珠，真让人望尘莫及呀。就如同是小阿斯卡留斯用不相称的脚步跟在英雄阿斯卡留斯的身后，向伟大的命运进军一样——他们还对我说了许多至理名言。
吉尔德先生告诉我，他是怎样穿越大沙漠在金字塔作月光之旅的。他还写信给我，并细心地在签名下做出凹下去的印记，便于我能够非常轻松地摸出来。这让我想起，赫顿先生给我写信时，也会把签名刺成盲文。我用唇读法听马克·吐温为我朗诵他的一两篇精彩短篇小说。他的思想和行为都非常与众不同，每当我与他握手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地闪烁着。甚至，当他以特有的、无法形容的幽默声调进行讽刺挖苦的时候，也会让你感觉到他就是那个温柔而又有人类同情心的伊里亚特的化身。
我曾经在纽约见到过许多有趣的人物，比如《圣尼古拉斯报》受人尊敬的编辑玛莉·玛普斯·道奇女士、《爱尔兰人》一书的作者凯蒂·道格拉斯·威格因女士。她们送给我富有情义的礼物，包括反映她们思想的书籍，暖人心窝的信函以及一些照片。
但十分可惜篇幅有限，我不能在这里将我所有朋友都说一遍。事实上他们有着许许多多高尚纯洁的品质，并不是我的笔尖所能表达的。甚至在讲到劳伦斯·赫顿夫人的时候，我的心中还很犹豫不定，在这里，我只能再提到两位朋友，一位是匹兹堡的威廉索夫人，在林德斯特的时候，我经常去她的家中拜访。她也总是默默地为别人做着好事，认识她这么多年以来，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
还有一位朋友是卡内基先生，他也让我受益很多。他那强而有力的企业领导才能真是无人能及，他那英明果断的神奇能力博得大家的尊敬。对于每一个人，他都很仁慈。出于对他地位的考虑，我是不应该谈论他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没有他的热情帮助，我想要走进大学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这样，我的一生是朋友们创造的。他们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努力将我的缺陷转变成为美好的特权，使我能够在已经造成的缺陷阴影中，快乐而又安详地前进着。
在1894年，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过吐温先生的大名了，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到他的影响也逐渐增大。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吐温先生是我最敬爱的人了。
在纽约劳伦斯·荷登先生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当时我还只有14岁，我的手被他握住的时候，脑海里有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的风趣谈吐让我觉得非常开心。之后，我又在荷登先生、洛奇先生的家中分别见过吐温先生几次面。每当遇到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会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十分敏锐的人，能够非常真切地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还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所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这让我看到了人生光明的一面，并鼓舞着我。
有一天晚上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吐温先生对着许多名流演讲，听众中还包括日后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关于菲律宾的现状的，他说道：“大约有600名菲律宾妇孺正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可是范史东上校却将他们都围杀了。几天以后，这位上校竟然又让部下假扮为敌军，逮捕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斥责着这位嗜杀如命的残酷军官，甚至还感慨地表示：“假如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真的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会有这种没有人性的人。”
不管是政治事件还是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是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吐温先生都会坚决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满足于沉默，一定会大声地对这些事情发出有力抨击，他的作风一贯如此。对于那些自我吹嘘的人和没有道德勇气的人，他是不屑于说的。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明辨是非，还要有无所畏惧、批判伪善者恶性的勇气。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他才常常会对恶势力发起进攻。
吐温先生向来都很关心我，只要是与我有关的事情，他都十分热心。并且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最推崇的当属莎莉文老师了，由于这样，他一直都是我们最为亲密的好友之一。
吐温先生和夫人情投意合，可惜夫人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觉得生活中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常常会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走后，我总觉得自己坐在火炉前十分孤单，那种孤单寂寞的滋味真是让人难以忍受啊。”
在夫人去世后的第二年里，他提到：“我有生以来最悲伤的一年就是去年了，要不是用那么多工作去打发时间，我真的几乎没法活下去！”在这以后，他也经常为没有更多的工作而抱怨遗憾。
记得有一次，我安慰他说：“不要想这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十分尊敬您，您一定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将您的作品跟伏尔泰相提并论，评论家吉卜森更称赞您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完我的话，吐温先生回答说：“你也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你知道吗？海伦，我所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发笑，因为只有他们的笑声才能让我感到异常愉快。”
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止如此，因为他所具有的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精神，所以还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他非常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还十分豪迈爽朗，有些不拘小节，话语又十分幽默。
总而言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美国人的一切优点，看过我所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他就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惊喜的信件，信上说道：“请你们三位马上到我的舍下来，同我一起围坐在炉前，生活几天怎么样？”
我们一行三人很高兴地整装待发。抵达火车站的时候，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了。当时是2月时分，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层的白雪，沿途的树枝上面还挂满了参差不齐的冰柱，风从松林中吹来淡淡的清香。马车缓慢地走在曲折的山路上。
马车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现了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接待我们的人说，吐温先生正在阳台上等候呢，马车终于进入巨大的石门，他们又告诉我说：“啊！吐温先生正向我们招手呢！”接着又说，“吐温先生身上穿着雪白色的服装，银白色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就如同浪花拍打岩石时所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着活力。”
我们非常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面，室内飘着清爽的松香味儿。我们喝着热腾腾的红茶，吃着涂满奶油的吐司，感觉非常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这种吐司上面要是能够再涂一些草莓酱会更加好吃。
休息过后，在吐温先生主动提议下，我们到他宅内的各处走走看，因为但凡一般的访客都很喜欢参观主人的居住环境，相信我们也是一样。
在主卧室的旁边，有着一条走廊状的阳台，阳光可以通过那里直射进来，这是主人最喜欢待的地方，那里有着许多美丽的盆栽花草。通过走廊来到饭厅，接着又是一间卧室。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间带有桌球的娱乐室，据称这是吐温先生最喜欢逗留的地方。吐温先生还将我们领到球台附近，他很亲切地表示要教我玩球，可是我直截了当地说：“打桌球是需要用眼力的，恐怕我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接着说：“你说的也对，不过要是像洛奇先生或是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话，即使闭着眼睛也照样能够玩好的。”
接着，我们向楼上走去，参观主人的卧室，并欣赏那带有美丽花样的古香古色的床铺。
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的落地窗前眺望着远处的景色。
“海伦，你想象一下，我们站在这儿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我们所处的这个丘陵上是一片很白的世界，大片辽阔的松林就在不远处，左右两侧是连绵不绝的大小山丘，上面还有断断续续的石垣，头顶上则是微带灰暗的天空。整个景象给人的感受就是自由，它是那般原始，会让你觉得没有拘束。你试着闻闻看，是否有阵阵的松香飘过？”
我们的卧室紧挨着吐温先生的，在室内的壁炉上还摆放着一对烛台，一张卡片放在烛台的旁边，整齐地列着房间内贵重物品的放置地点。他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曾经遭到小偷的光临，吐温先生为了避免在三更半夜被干扰，干脆就明明白白地指出放置地点，既然想偷，那就去拿吧！这样的做法十分吻合吐温先生幽默的个性。
用餐的时候，人们只需要安心吃饭，娱乐宾客的角色则是由主人担当的。我们经常会觉得吃过一顿丰盛的饭菜后，却不向主人道谢有些于心不安。但是吐温先生的想法则跟一般人很不一样。他唯恐人们在吃饭的时候气氛过于沉闷，因此常常说一些笑话来逗大家乐，他的每句话都非常生动有趣，看来在这方面，他的确很有天赋。
甚至，他经常会站起身来四处走动，一会儿在餐桌的这头，一会儿又跑到了餐厅的那头。有时候一面说着故事，一面走到我的身后，问我最喜欢什么。高兴的话，他还会摘朵小花，让我猜那是什么花，假如我正好猜中的话，他就会十分高兴地又叫又笑，简直像是一个孩子。
为了测试我的警觉性，吐温先生会偷偷地去另外的一个房间观察我。他弹奏风琴，看我对琴声的震动是否有反应。后来，莎莉文老师告诉我，吐温先生边弹琴，边观察我的样子特别有趣。
吐温先生家的地板是用瓷砖铺的，所以一般的声音我没有多大感觉，不过音乐的震动会沿着桌子传给我，有时候，我很快就会察觉到，这个时候，吐温先生会比我更加兴奋。
晚饭过后，我们坐在壁炉的前面聊天，以此来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在每天早上大约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会有仆人来把我叫醒。起床后，我会去向吐温先生道早安。此时的他多数时候都是穿着漂亮的晨裤，倚在枕头上，口述文章，秘书则在一旁速记。有一天，他看见我走进房间，就对我说：“今天午饭过后，我们一起去散步，顺便看看这附近的田园风光好吗？”
那天的散步是非常愉快的。吐温先生穿着毛皮厚外套，甚至还戴着皮帽，他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边在曲折的小路上走边向我讲述周边的景色。根据吐温先生的描述，我知道我们正行走在一条介于岩壁和小河之间的小径上，景色非常优美，让人心情舒畅。
在看过小溪和牧场的风光以后，我们又来到爬满藤蔓植物的石垣前面，察看着石头上残留下的岁月痕迹。
吐温先生在走过一段并不远的山路后，感到有些疲倦，决定由梅西先生回去叫马车来接我们。当梅西先生走后，吐温先生、莎莉文老师和我三个人打算走到山腰处的大路旁去等待马车。
可是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山腰还有一段距离，中间要经过一段充满荆棘的窄路，还有一条冰冷的小溪，最后则是一片长满青苔的滑溜地面，我有好几次都差点摔倒。
“通过草丛穿过去的路越来越小，你如果一直走下去的话，就会跟着松鼠爬到树上去的。”尽管吐温先生已经走得很疲倦了，但仍然没有失去幽默的本色，还是那样谈笑风生。路的确是越来越窄，几乎要侧着身子才能通过。我开始有些担心是否迷路了，但吐温先生安慰我说：“不要担心，在地图上你是不会找到这片荒野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走进了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并且，我发誓大路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视线所及的范围内。”
他没有说错，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是大路，问题是，在我们与路之间却横着一条小溪，很深的小溪。
“应该怎么渡过去呢？”正在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梅西先生和马车夫及时赶到了。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来接你们。”
梅西先生和马车夫开始动手拆除一道篱笆，搭成一座临时的小桥，这样我们才得以顺利通过去。
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美妙的散步。当时我还曾经为冒险而担心，不过转念一想，只要有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路也一定会很有趣的。这一次散步成为我生命中非常珍贵的回忆。
在我们就要离开吐温先生家的前一夜，吐温先生给我们朗诵《夏娃的日记》听。我伸手轻轻触摸他的嘴唇，很清晰地觉察着他那悦耳动听的音调，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入神地听着。而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时候，大家都流下了眼泪。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不得不回家。吐温先生仍然站在我们来时见他的地方——阳台上目送我们马车的离去，直到我们走出好远，还能看到他在向我们挥手，我们也在马车上频频回首，望着那幢渐行渐远的白色建筑，直至它在暮色中变成了一个紫色的小点。
车上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他？”可是谁都没有料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会面。
在吐温先生去世以后，我们也曾经来到过这所住宅，但是已经不是当时的样子了，那件带有大壁炉的起居室，由于没人照料而显得很凌乱，只有躲在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独自开着花，像是在怀念着过去的那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光。
我已经不能准确记得，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和威尔逊总统的就职演说典礼哪个前哪个后了，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所度过的快乐时光。
实际上，我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华盛顿这次同贝尔博士一起站在讲台上，已经是第二次了。
在一般人看来，只要提到贝尔博士，就会联想到他所发明的电话，或是他致力于聋哑教育的慈善行为。但对于我个人而言，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的确，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时间最为长久，感情也是最好的。
贝尔博士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所以我才会如此喜欢他。那时候的我还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那温暖的友谊之手伸向我。正是借助贝尔博士的帮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介绍莎莉文老师给我，博士自始至终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还曾钦佩地对老师说：“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为宝贵的参考资料。”
众所周知，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并且这种热心是家传的！贝尔博士的祖父就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还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非常幽默，他从来不以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居高自傲，甚至还低调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但是这却是比电话更为重要的发明。”
贝尔博士非常孝顺，他们父子情深，了解的人都很羡慕。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要去看看父亲，跟他的每次聊天，我都会有收获的。”
贝尔博士的住宅位于波多马克河入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我曾经见到过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抽着烟，望着过往的船只，非常悠闲。偶尔传来稀疏的鸟叫声，贝尔博士就会说道：“爸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样的记号表示好呢？”随即，父子二人就展开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过任何一种声音后就会将它转化为手语表达出来。基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所以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特别动人，可以说倾听他们的谈话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不只是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很孝顺的。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患上很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到了快聋的地步。
有一天，贝尔博士开车带着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并采集了很多漂亮的花儿。回来的路上，贝尔博士突然想要将野花送给母亲，他甚至很俏皮地说：“我们就这样直直冲进大门，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虽如此，当我们下车，就要登上大门台阶的时候，博士突然间抓住我的手，同我说：“我的双亲好像在休息，大家安静点儿，一定要轻轻地走进去。”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踮着脚尖走进去，并将花插在花瓶中又出来。当时他父母沉睡的神态让我记忆犹新。两张并排放着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正伏在椅子的靠手上，看不到她的面容，只能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他的父亲则仰着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很严肃，像是一位休息着的君王。
我为能够结识这样的一家而感到荣幸，并且经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很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曾经抓着我的手，亲切而充满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还有两个女儿，同我的年纪相仿，每次我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
贝尔博士可谓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有很多的知名科学家都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正好有我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将他们的对话写在我手上。他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难易之分，只要用心去学，就一定会了解的。”我很用心去倾听他的话，不管我是否真的可以听懂。贝尔博士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雄辩家，只要他走进房间，只需要短短两分钟时间，就一定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一个人都喜欢听他讲话，这也是他不同常人的魅力所在。即使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人，恰恰相反，他会非常虚心、客气地接受不同意见，“是吗？或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只有在聋哑教育上，他是非常坚持的，他坚信口述法会比手语法好，理由只有一个：“当聋哑者用手语表达想法的时候，一定会引来常人异样的眼光从而产生隔阂，正因如此，他们才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或许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观点，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从事着聋哑教育的人，定会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也不图回报，他一心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着聋哑教育的事业。他还曾经自费从事着各种研究，甚至一度创办过学校，其中包括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他用发明电话所得到的一笔钱，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贝尔博士为了使聋哑的孩子能够像正常人一样，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贝尔博士本来是苏格兰一个偏远地区的人，但是由于他已经移居到美国很久了，所以算得上是美国人。他有着热忱开朗、待人亲切的性格，何况他秉性善良，因此得到了朋友们的敬爱。
即使是在日常生活的闲谈中，他也经常将话题转移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上去。有一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他小的时候就想过要把电缆铺到海底去，不过直到1866年，他的梦想才成真，期间他也有过很多次失败。我当时只有12岁，所以将他的话当做是神话一样听得入神，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听到他说，人们将会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
贝尔博士还曾经带着我到电话被第一次用到日常生活中的那栋建筑物去，他还告诉我说：“要是没有助手汤姆斯·华生的帮助，电话的发明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备。”
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对正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说道：“华生，请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情。”
这是人类第一次运用电话所说的话，华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吓了一跳。
听完贝尔博士的描述以后，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有意义的话呀！”贝尔博士立即回答说：“海伦，你错了，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忙，‘我有事，请过来一下’这样有着实际需要的话才是应该通过电话传来的声音。”
除去电话以外，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很多很多有用的物品。假如没有贝尔博士发明的电话探针，恐怕就没有办法找出是谁谋杀的加富尔总统吧！
在我的记忆中，关于贝尔博士的事情的确是太多、太多了，一时很难讲完，尤其是他所留给我的那些最为美好的回忆。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匹兹堡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瞬间，我们竟然像孩子一样笑着、叫着：“哇，快看！河水着火啦！”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贝尔博士同他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甲板上的情景。在那天晚上，还有一位纽康博士住在船上，他也兴致勃勃地对我们大声地谈论月食、流星以及彗星等情况。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还时常跟我说：“海伦，你还很年轻，日子还很长，所以也很应该考虑一下婚姻的问题。总有一天，莎莉文老师也是会结婚的。到那个时候，有谁能来陪着你呢？”
我回答说：“目前，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何况，也没有人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啊。”
话虽如此，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贝尔博士是真心地担心着我的未来。当莎莉文老师和梅西先生结婚的时候，贝尔博士又一次说起这个观点：“看，我早就说过的吧？不过时间还不迟，你应该尽早建立起一个家庭，听我的话！”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一个男子要是娶我为妻，岂不是太可怜了？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情，只能给丈夫增加负担的。”
“或许你是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是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要是他们不计较这些同你结婚的话，你能够改变你的看法吧？”
正如贝尔博士所言，我后来的确有过心动的对象，这些暂且不说。
1920年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他当时刚从苏格兰回来，便对我说：“虽然回到的地方是故乡，但内心却总有一种处在异国的落寞感觉。”
接着，他又谈论飞机，并表现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还说要研究飞机的制作。他预测，在十年之内，纽约和伦敦之间就会开辟出航线，并且在大建筑的顶上还会有小型飞机场，如同当今人们家中所拥有的车库一样，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博士还说，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空中将会被作为主战场。巡洋舰在海上的重要地位也将被潜水艇所取代。
他还预言：“学者们还会发明出冷却空气的方法，抑或是让热带气流到寒冷地带去，随后让南极、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得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适合人类居住。”
每当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我总是很兴奋，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预言会很快就实现。因此，当我在6年以后听说法国学者们果真运用海洋来调节气候的时候，大吃了一惊。
那次会面结束，在我与他挥别之时竟然格外依依不舍，似乎已经预感到这将会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然不幸成真。
在1922年8月3日，贝尔博士去世，遗体被葬在本市的雷山顶上，这个地方是他自己挑选的，有一次他指着山顶对我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他特别坦然地说出这句话，随口还朗诵着布朗宁的诗句：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汇处。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距离的演讲旅行时，疲倦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禁不住对未来感到茫然和不安。我们的经济也越来越拮据了。过去，洛奇先生会定期资助我们生活费用，可是在老师结婚以后，这笔生活费就少了一半。我们本来希望能够依靠稿费弥补，但是没有办法实现。
我们的窘迫不是秘密，也有人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其中就包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听说我们的事情的。1911年，他曾经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希望能赠送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将这件事告诉我，我恳请他在不失礼节的情况下拒绝掉。因为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总想着不要依仗别人，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虽然我拒绝了，但卡内基先生仍然很友好地请我好好考虑，只要我需要，他随时都愿意提供这笔款项。
又过去了两年，有一次，我同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去。卡内基夫妇都是非常和蔼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只有16岁，是一位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当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爱怜地望着女儿，笑着说：“这是小慈善家，天天在我们的耳边念叨着，让我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我们边喝着红茶边聊天，卡内基突然问道：“你现在仍然不想接受我曾经的提议吗？”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是不肯认输。”
“我能够理解你的想法，但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呢？要是你体会对方被拒绝后的心情，你还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吗？”
他的一席话，让我特别意外，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所在。他竟然会这样重视着家人的感受，这不禁让我为之动容。
而后，他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就不用客气，随时都可以向他开口。
他接着又谈到我和老师的演讲，询问我们都要说哪些内容，一张入场券的价格是多少等等。
“我计划以‘幸福’为题目进行演讲，入场券大约在1美元到1.5美元之间。”我回答完他的提问时，他却说：“啊！这样的票价真是太贵了，要是一张5毛钱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收入。嗯，对，就是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毛5。”
我和老师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在那一年的秋天，老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因此她的身体很虚弱，没办法继续旅行演讲。庆幸的是，夏天的时候我写过五六篇文章，这让我们在短时间内还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不过我苦苦挣扎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向困境投降了。
那是在第二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当我们开车进城的时候，天气突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就发觉老师生病了，并且非常严重。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举目无亲，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最后，好不容易请求旅馆的人派车将我们送回到家中。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只好给卡内基先生写信求援。
很快，他的回信就来了，并且附上了一张支票。在信上，他说：“老实说，我认为命运对我太优厚了。在世人的心目中，你的地位是那么崇高而善德，竟然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自己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我才是应该说感谢的人啊！”
由此，我和老师暂时就不需要为金钱的事情伤脑筋了，可另一件让我伤心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的确，梅西先生也非常辛苦，但是这种结果产生，却有着很多的原因，在此，我不方便发表任何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