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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我的作文集成了《少女时代》的这部分。那时候上柯布兰老师的作文课，每个星期都要写上一篇。起初，我并没有将它们整理并出版的计划，可是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突然来访，他说：“社长想要将你的传记刊登在我们的杂志上，而且是运用连载的方式，请你一定要多多提供帮助。”
得知对方来意以后，我连忙以功课太忙为理由拒绝，但是他坚持说：“在作文课上，你不是已经写了很多吗？”
他的一番话，让我大吃一惊：“什么！你连这些事情都知道？”
记者笑了笑，带着几分得意说道：“谁让我吃的是这行的饭呢？”接着，他又告诉我说，只需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微修改一下，杂志社就能够用这些稿子了，听起来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于是，我只好答应将《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进行连载，还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话，我当时的确被3000美元所诱惑，而忘记很重要的一点——那份稿子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而已，我只是一味地得意忘形、沾沾自喜，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补写后半部分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困扰。刚开始，一切进行的都还顺利，但是越往后发展，就越觉得棘手。
我不是专业作家，就连自己要写什么都没有打算，也不懂应该如何将现有材料经过适当加工变成杂志社需要的文字，甚至脑海中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都没有概念，我完全就是个外行人。
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迅速寄来”或是“第6页和第7页的关系没有交代清楚，请立即回电说明”等等的时候，真有些不知所措。
很庆幸，同班同学蕾诺亚给我介绍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这个人是房东的同班同学，头脑清楚，行为慷慨，还具有骑士精神，待人也非常热情。要是有事请他帮忙，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于是，我与梅西先生结识了。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他当时正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蕾诺亚给我介绍完梅西先生后，我对梅西先生就有了初步的完美印象，在日后的交往中，我也深切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聪明、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以后，就立即将我所带来的资料浏览一番，随即又非常麻利地帮我整理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可以如期交稿了。
应该说梅西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感情丰富的杰出文学家。对于我而言，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兄长，遇到事情我喜欢找他商量。要是说我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文章没有当年的水准，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这次并没有梅西先生的帮助。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说过，在德克利夫求学的过程中，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盲文书可以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敷分配。莎莉文老师用手语的方式将课外作业逐字逐句地告诉我，因此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半夜时分，别人已经进入梦乡，而我却还在学习。洛奇老师和维杜来也会为我在教科书上点字，可是有一些老师直到上课也没有教过我应该怎样学习，所以跟不上进度也是在所难免的。
此时，红十字会已经替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的盲文书籍，这说明能够欣赏很多好书呢！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每一本都是我的无价之宝。我总是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去“阅读”这些书籍，以此来搜集自己需要的论文材料，准备应对各种各样的大小考试。我在阅读盲文书籍的时候，经常会想：“我现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可以独自用功了。”总会觉得很高兴。
单说学业方面，不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可以不费力气地去阅读和理解。这或许跟我在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在进入大学以前，我就已经接触过许多优美、富有想象力、知识性非常强的文章。因此，我对这些课程具有浓厚的兴趣，成绩也不错。现在回想起来，还常常庆幸自己的幸运。
遗憾的是，我没能跟大学时代的教授们经常交流。大多数教授的授课对于我而言都如同留声机，只是机械地听完而已。尽管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但我却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他。而在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的爱里华特教授，也是缘悭一面。不过指导我写作的柯布兰教授和《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以及教授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却常常会请我前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的时候也会很亲切地与我交谈。
基于我生理状况跟其他人不同，因此并不能同班上同学玩在一起，但大家却通过各种方式跟我沟通、交流。他们经常会聚到一起去外面的餐馆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还会围绕在我的身边，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逗我笑，我还被推选做副班长呢！
要不是由于功课方面有些吃力，需要比其他人花费更多时间的话，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也一定会同其他同学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请我出去：“海伦，跟我们一起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玩吧。”可是，我们却一起来到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里。那些狗非常热情地欢迎我，有一只叫做汤姆斯伯爵的狗对我尤为亲热。它长得并不好看，但特别会撒娇，总是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站在我身边。当我伸手去抚摸它的时候，它就会高兴地摇着尾巴，低声叫唤。
“汤姆斯伯爵，你是不是很喜欢海伦？海伦，你也一定很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问我说，我很坚定地回道：“是呀，我很喜欢它的！”
“我们要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哦。”朋友们说。
汤姆斯就好像知道大家在讨论它一样，一直高兴地在我身边绕来绕去。
等汤姆斯伯爵平静下来后，我这才说：“我有些不喜欢叫做什么伯爵的名字，好像高高在上似的。”
当我说完自己的观点后，小狗好像意识到了一样，变得格外沉默、一声不响。
“你们觉得费兹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提出自己的观点后，汤姆斯伯爵貌似同意了，高兴地在地上连着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带着这只狗回到了康桥的家中。
那时候，我们租住了波士库利兹街14号房子中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曾经是高级住宅，处在美丽的土丘上，周围长满葱郁苍翠的树木。虽说这处住宅的正门恰好面对马路，但是屋宇很深，几乎听不到马路上车辆来往的喧闹声。
在房屋的后面，有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三彩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花草的香味儿总是溢满园中、屋里。每天早上，那些穿着艳丽衣裳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这里采集鲜花，然后拿到市场中出售。我们经常会在那些意大利少女的笑声和歌声中醒过来，真有些置身于意大利田园村落中的感觉。
住在库里兹街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结识了好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老师，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其中的一位菲利浦·史密斯先生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而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就是他的太太。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蕾诺亚总会接替莎莉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他曾经是我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支柱，而后，他同莎莉文老师走到一起并结婚。年轻人总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经常会一口气走出十几里的乡村小路，却根本感觉不到累。那时候，我们会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去游玩，大约走出40里的时候，才会尽兴回家。真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啊！无论是做什么，还是玩些什么，都觉得开心、高兴。在年轻人的眼中，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美妙的，照射在树梢上的秋阳很温暖，候鸟成群结队地向南飞去，松鼠正在为雨季储藏食物，熟透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粉红色的小花长在河边草地上，还有那微波荡漾的河水……一切都是那般美丽，令人深深陶醉。
在天气清凉的冬夜，我们还会租来带篷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是去山上滑雪橇，抑或是到野外疯狂玩耍。有时候也会坐在咖啡馆中静静地喝着香浓的咖啡，要不就干脆吃一顿可口的夜宵，日子简直过得跟神仙一样。
漫漫冬夜，我们会连续几天夜里都围坐在炉火跟前，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谈古论今，内容涉及社会、文学以及哲学上的种种问题。不论是谈起什么问题，我们都喜欢一探究竟。
在热爱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大家保持着完全的一致性。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独立思考，还带有很强烈的正义感，看不惯社会上的邪恶势力、黑暗面。但是，这样的讨论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真是于事无补，这仅仅是构建乌托邦的理想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可是并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冲动的激进分子们还正想找“叛徒”决斗呢。
青春的光芒是耀眼的，让人不敢直视，那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让人羡慕。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强劲的风，将我的帽子吹掉了。4月的时候，我们走出门，天上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只好几个人一起挤在一件小雨衣中。5月的时候，大伙儿一起去野外采集草莓，空气中飘荡着草莓的香味儿。
咦，我还不是一个老太婆，怎么陷入到回忆中不能自拔了呢！？
愉快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结束了，毕业典礼悄然而至。当时还有报纸报道过毕业典礼中的我和莎莉文老师，有一家报纸登载这样的一条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中人山人海。每一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会接受毕业证书，可是来宾的目光焦点却跟随其中的一位学生，她就是美丽、成绩优秀的盲人海伦·凯勒。长期以来，不辞劳苦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着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完海伦·凯勒名字的时候，雷鸣般的掌声在全场响起来。这位非常优秀的少女不但凭借优异的成绩完成大学的所有课程，还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表现突出，博得师生和同学们的一致称赞。”
对于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个科目取得高分，要完全归功于莎莉文老师。除了这两点的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道都是胡说。当天的来宾也并没有记者所描述的那样多，实际上，专程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朋友，只有五六位而已。遗憾的是，我的母亲由于生病而没有出席。校长只是进行例行演讲，根本没有提及我和莎莉文老师。不止如此，其他的老师也没有特别过来和我打招呼。在我上台领取毕业证书的时候，更没有出现“雷鸣般的掌声”。总而言之，毕业典礼上并没有出现过像报纸上所形容的那样盛大情景。
一些同学为莎莉文老师打抱不平，边脱学士服边愤愤地说：“实在是太草率了，怎么也应该给莎莉文老师颁个学位才对。”
当毕业典礼结束以后，老师带着我一起离开礼堂，乘车去新英格兰的连杉地，那里就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们一起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宁静而祥和的星空之下，我暂时忘记了世间的所有烦恼。
那家夸大事实报道的报纸，还声称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的，那里不但有着非常宽敞的庭院，室内还堆满了其他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像，甚至说我有一间藏书过万的巨型图书室，生活相当惬意。
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和莎莉文老师所居住的，怎么会是这般豪华的房子呢？实际上，那只是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来的老农舍，在房子的四周带着约7英亩的荒废田地。老师将挤奶场和储存陶器的储藏室打通成为一个大房间作为书房，书房中算下来约有一百册左右的盲文书。尽管很简陋，但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何况这儿的光线充足，东西面的窗台上摆着盆景，还有两扇落地玻璃门，通过它能够眺望到远处的松林。莎莉文老师在我的卧室边搭出一个小阳台，便于我高兴的时候出去走走。
正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见鸟儿歌唱“爱之歌”。那天，我坐在那里吹着温暖的风，待了一个多小时也舍不得进屋。阳台的南边种着蔓藤，栏杆上绕着它的枝叶；苹果树在北边，每当苹果开花的时候，香味儿就会扑鼻而来，使人陶醉。
猛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觉察到微微震动，给我留下的感觉正如同将手放置在音乐家的喉咙上所感受到的一样。震动是一阵阵的，忽进忽止，某一个停顿的刹那，就会有一片花瓣掉下来，擦过我的脸颊轻轻落在地面上。我马上猜测是有鸟儿或是微风吹过来，花瓣才会掉下来。正在我疑惑的时候，栏杆再一次开始震动了。
“这究竟是什么呢？”
我安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思考着。此时，莎莉文老师从窗里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弹。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一只蚊母鸟正停在你旁边的栏杆上，只要你动，它就会飞开，所以你尽量不要动啦。”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向我传达：这种鸟的叫声就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留意这种鸟儿的叫声，终于分辨出它的节拍和情调，甚至可以感觉到它的叫声正在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传递信息给我说：“鸟儿的恋人此时在苹果树上跟它应和，那只鸟大概是早就已经停在那儿，你快看，它们现在又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儿后，她又说道：“现在，两只鸟已经在苹果花间亲昵地互诉衷肠了！”
10年前史波林先生赠送的糖业公司的股票，被我换得这幢农舍。
在我最困苦的时候，史波林先生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我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的时候，只有9岁，那时候他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耍。当时，这位小童星正在《小公主》一剧中扮演角色。之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就会尽全力来帮助我们，他还常常会到帕金斯盲校来看望我们。
每当他来的时候，总会带一些玫瑰花、饼干、水果分给大家吃，甚至会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有时候还租辆马车带着我们出游，多数情况下童星莱特也跟我们一起同行。
莱特是一位既美丽又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经常会跟我们俩说：“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就是你们俩了。”然后开心地看着我们俩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要怎样同人交谈，史波林先生总是不懂我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觉得很失落。有一次，我特意反复不停地说“莱特”的名字，想要给史波林先生一个惊喜，但不管我如何努力，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着急地大哭。等到史波林先生来到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向他展示我的练习成果，不停地反复说，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得了我的意思。我那时候的激动心情至今也没法忘记，真是又高兴又感动。
在那以后，每当周围环境太吵，或是我没有办法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致使史波林先生不能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着我，安慰我说：“尽管我并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喜欢你，永远都最喜欢你。”
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总会坚持按月给我和莎莉文老师寄来生活费。当他将糖业股票送给我们的时候，就嘱咐我们说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将它卖掉。
基于此，当老师和我第一次走进这栋房子打开窗户，要开始新生活时，我们感觉到史波林先生就在我们的身边。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5月2日的时候，莎莉文老师同梅西先生结婚了。长时间来，我始终希望莎莉文老师能够遇到一位好人，找到一个好的归宿。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我为他们的婚姻感到欣喜，并衷心祝福他们能够永远幸福。
在一幢白色美丽的房子里，由我们的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他们的婚礼，婚礼之后，这对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我由母亲带到南部度假。
六七天以后，梅西夫妇冷不丁地出现在我和母亲居住的旅社里，这可把我们吓了一跳。能够在南部美丽的初夏时节，见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这简直就是惊喜，好像做梦一样。梅西先生还告诉我说：“这一带洋溢着木兰花的香味儿，以及充满鸟儿的悦耳歌声。”看来这对蜜月中的夫妇，将鸣叫的鸟语当成是对他们新婚的最好祝词了。
最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到连杉的家中。隐隐约约中，我听到了一些谣言，无聊的人们猜测：莎莉文老师都已经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有些人甚至用这种心理写信安慰我。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不但不伤心、吃醋，而且日子比过去过得更加愉快、充实了呢！
曾经由于打字机出现故障，耽误了写作的速度，我最后为了赶稿，让梅西先生连夜帮我打出了40张稿纸。
那时候，我受《世纪杂志》约稿，文章的题目是《常识和杂感》，主要就是描述我身边的一些琐事。基于简·奥斯丁女王曾经用同样的题目写过书，所以当我把稿子结集出版的时候，就更名为《我周围的世界》。
我的情绪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处于最佳状态，这算得上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了。我写到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时，也深入讨论过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而言之，我想到哪里，就将所想到的事情写上去。
接下来的一册书是诗集《石壁之歌》，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来到野外整修的古老石垣，那里充满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我的心中不禁萌生出对春之喜悦的歌颂心情。
整理这些诗稿的时候，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还会不留情面地指出自己并不满意的地方，当然也会毫不保留地称赞其中他所欣赏的诗句。我们总会对一篇诗稿再三吟咏、多次推敲、斟酌、修改。梅西先生常说：“我们已经很尽心了，要是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实在无能为力了。”
当我们回到连杉以后，想起在亚拉巴马父亲的农场，也打起养家畜、种农作物的主意，并想要就这样过着淳朴的田园生活。一开始，我们只有那只从康桥带来的叫做费兹的小狗而已。可是，我们搬来一年后，费兹就死去了，而后，我们又陆续养了几条狗。曾经在附近的养鸡场，我们还买来几只小鸡饲养，这里的每个人都很悉心地照顾它们，谁料到小鸡实在是不给面子，计划很快就失败了。
几间屋子一直空在那里，我们觉得很可惜，就想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我们买了一匹马，野性十足，非常凶悍，送马的少年在半路上就被摔下了几次。可当这位少年将马交给我们的时候却将这件事情隐藏起来，我们当然也并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将马牵出来，套上货车，想要去镇子里。可刚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那匹马就狂跳起来。梅西先生疑惑地察看挂在马身上的马具，以为哪里可能出现了问题。当他刚将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时，那匹烈性的马就立起来，长叫一声，狂奔而去。过了两天，有一位邻近的农夫在森林里看见一匹身上佩戴马具的马，就将它牵了回来。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将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了专门驯马的人。那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很拮据，有人劝告我们培植苹果。就这样，我们买下100棵树苗，开始种植苹果。等到第5年，树上开始结果实，我非常兴奋，还在笔记本上清楚记下苹果的数量和大小等数据。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边跑边大声嚷道：“天啊，大事不好！野牛！有野牛！”
我们听到后立即跑到窗口去看，哪里是什么野牛，而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那阵势，应该是全家出动。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来到我们的苹果园中做客。阳光下，那活泼曼妙的身姿，是如此迷人，大家都呆呆地看着。谁曾想，这群不速之客竟然不留情面地东刨刨西翻翻。等它们离去之后，大伙儿慌张地查看“灾情”，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上帝，100棵带着希望的苹果树就只剩下五六棵。
我们试着经营农牧计划的各种壮举均以失败告终。但是留在我回忆中的，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院子当中，梅西先生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势很好，果实累累。每当到了秋天果实成熟的时候，我就会拿着梯子上树摘苹果，将一个又一个的大木桶装满。当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院的时候，我就会耐心地捡拾着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以备烧火。
还有一个妙法是梅西先生想出来的，那就是在室外通向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铁丝，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个人手扶着铁丝，走进森林了。森林中有高高的秋麒麟草，开着花儿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大约有四五百米长，我不需要任何人陪伴，自己也能走那么远的路，还不用担心会迷路。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每每想起来，我依旧会很兴奋。
在一般人眼中，很多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在其中却能充分享受到自由的滋味。我经常独自出去晒太阳，心情会变得很愉快。梅西先生赐予了我这样的机会，我打心底感激他。1905年至1911年在连杉的那段时间里，既没有汽车、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知道世界的何处发生战争，人们都平静而悠闲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有种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啊！
终于，我能够在大家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动听，但相对不能讲话来看，开口说话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我要努力学习知识，而且能够活学活用，尽自己的力量为人类社会作贡献。这个世界上总能有那么一两件事适合我做的，而且只有我可以做到的，但是，那是什么事情呢？”我经常会思考这件事，却没有找到答案。
有趣的是，热心的朋友们都替我想好了，有人说：“你别勉强自己去接受大学教育了，要是你能把精力用到同你遭遇相同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一定会更大，并且这也是上帝想让你去做的事情。你不必担心经费问题，我会负责筹募。你觉得怎么样？”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很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还不想考虑这件事。”
尽管我已经做出了回答，但是这位朋友仍然坚持己见，不断地对我和莎莉文老师进行疲劳轰炸，试图说服我。直到最后，我们懒得争辩，保持沉默，可他却认为我们已经默许了他的建议。次日一大早，我们没起床，这位朋友就已经在去纽约的路上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方看望朋友，还声称我已经计划献身盲人的教育工作，甚至想要立即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惊讶，马上给我写信，让我尽快去纽约，将事实的真相说清楚。无奈，我和老师只好急匆匆赶往纽约，拜访曾经资助过我的先生们。恰逢洛奇先生有事情，没时间来，就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前来。为了这件事，几个人聚在一起讨论。马克·吐温先生最后总结道：“洛奇先生明确表示，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还大言不惭地说，海伦为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意思，但是我却没有接到上帝下达的命令文件啊！那位先生不断地强调这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的身上带着上帝签授的委任状吗？不然，他怎么会确定只有这件事情是上帝的旨意，其他的事情上帝就没有同意呢？这样的说法太令人怀疑了。
在我大学毕业之前，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还有人竟让我去担任主角，四处旅行表演，还有人筹划着由我出资将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到一个城市中，加以训练。对于这些提出计划的人，我说道：“你们的计划并不会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对不起，我真的不感兴趣。”对于我的回答，对方竟会很生气地大声指责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凡事只考虑自己，不在乎别人。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还有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从来不干涉我的自由，让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的做法让我感动，也让我意识到：只要是真正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并且我能够做到的，我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能够真真正正为盲人做些事情的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一位名叫查尔斯·康培尔的年轻人来找我，还告诉我有关他父亲的事情，他父亲是从帕金斯盲校毕业的，现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盲人教育，还说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不用说，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我们曾经一起到议会请愿，希望能够为保护盲人而设立特别委员会。
现在这个请愿已经顺利通过，特别委员会很快就成立了。我的工作也从特别委员会开始，有了很好的起点。
首先，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我们开始调查盲人能从事的所有工作。为此，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盲人做一些手工艺类的副业。接着，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再后来，马萨诸塞州各地有了好几处这样的商店。
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思考盲人的问题了。依我看，盲人有两件要做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怎样能够使每个盲人都可以学会一种技艺，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与此同时，为了使盲人之间能够自由联系，便于职业调查，应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情就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该将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辛苦，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预防失明的方法：“现在，盲校中的儿童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由于出生的时候，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要是在我们的孩子出生前加以消毒和防范，这样的悲剧就一定可以避免。”
博士坚持婴儿刚出生就应该对眼睛进行消毒，还认为应该把这一点纳入到法律的明文规定中，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够积极地带动舆论，促成他实现这个目的。
我们不约而同地反问道：“既然你已经知道病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呢？”他无奈地说：“说实话，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经做过的不光彩的事情，并染上了不可告人的病。医生都没有办法公开这件事，报纸和杂志更是避而不谈。之所以来找你们帮忙，我也是迫于无奈啊！”
竟然存在这样的障碍，所有委员会的成员听完博士的话后，均表示要尽力推展这项工作。正如摩洛博士所说的那样，事情并不简单，由于医生和大众传播机构都不肯轻易碰触这个问题，纷纷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就这样过去了两年的时间，也就是在1907年，我来到堪萨斯市，同一位眼科的大夫说到这件事，他说：“这种事情还是在报纸上进行宣传的效果会很好，你们怎么不试着找《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沟通一下呢？说不定他可以答应让你们在报纸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即安排会见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但是他很坚决地回绝了我的要求。当时，我真的很失望，或许正是我那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吧，他缓和语气说道：“这样吧，你们尽管写，至于能否刊载在我们的报纸上，决定权在我们，这样可以吗？”
很快，我就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意想不到的是，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也刊登同一个问题的文章，我接着又写了几篇同样题材的稿件，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扩大讨论面。像之后的《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也接连不断地创办起来。
受《教育百科全书》之托，我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自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也不间断，再加上经常要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有时候还真忙不过来。
生活的步调变得十分匆忙，经常会出现，刚从会场回到家中，就已经有另外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了。甚至有时候同一天就要连着赶五六场。信件也是特别多，处理的时间也逐渐增加了。我和老师由于劳累过度，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
尽管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但是生活上仍然是捉襟见肘，有一段时间，连女仆都请不起了。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去火车站回来的时候，就顺路买些菜回来。我在家这段时间，就负责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去花园摘花来插，或者是去启动风车储水，还要记得去把风车关掉等等。我的工作量很繁重，可这个时期的稿件和信笺又出奇的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逢委员会开会，莎莉文老师就坐在我身边，用手语向我转述会议的进行实况。每位委员都喜欢做演讲，但内容冗长乏味，还经常伴有不符实际的质问、回答等方面的官样文章，真让人疲惫。基于此，担任这个职务只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我就请辞了。
可是，要想真心为盲人谋利，却一定要通过团体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够唤起舆论的注意和支援。我仍需要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例如医师公会或是其他公会的会议。对此，我需要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期望面对大众的时候，更能具有说服力。
抱着这样的目标，我先后多次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技巧，但是效果都很不理想。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于研究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理很有研究，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我想找他帮帮忙。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是一种研究工作，让我试试看吧！”怀特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从1910年起，每个星期六，怀特先生都来连杉，住在我们家中，直到星期日才离开。他停留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上课的时间。
我10岁的时候，莎莉文老师曾经带着我一起去找怀特先生，那可是我第一次学习发声法。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来所引起的振动，他把我的手放到我脸上，然后轻轻发出“ARM”的声音，还让我来模仿，这样反复地练习。可是我过于紧张，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杂乱。
“将你的喉咙放柔和一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很耐心地指点着我，想要练习发音，首先应该让发声器官发达，这就要从孩提时就开始不断地练习，只有这样我的声音才会练得更动听，也会记住更多的单字。所以，我希望聋哑教育应该及早教导聋哑儿童练习发音。
怀特老师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可怎奈越教就越感兴趣，一直教了我三年之久，其中两年的夏季几乎一直都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首先是从练习发声器官开始的，接着是练习发音，最后才是教节奏、重音和声音的音质、音调。正是通过这3年的训练，我才能够勉强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首先，莎莉文老师和我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对于我来说，那次演讲很吃力，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当时，我站在讲台上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早就拟好的讲稿，不停地在喉咙里打转，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直到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用尽全力地大喊出来，当时我自己的感觉就如同射出了一发大炮，但后来却有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声音一样。我有着不服输的性格，纵然讲得很吃力，但还是按照预计完成演讲。当我从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不禁哭了，还后悔地说：“对于我而言，说话实在是太难了，而我却自不量力，总归没有办法去完成做不到的事情。”
实际上，我并没有对说话丧失信心，反而，我再一次鼓足勇气，并开始勤奋练习。现在，我总算能够在众人面前说话，尽管我的声音算不上优美，但是和不会讲话比起来，可以开口讲话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还是很大的。到这个时候为止，我终于实现了一部分梦想。
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我没有勇气外出演讲，因为我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话题。可是，每当我演讲的时候，总会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有老人，也有孩子；有富翁，也有穷人。甚至还有盲、聋、哑等身体存在各种残障的人。一想到会有这么多跟我同样不幸的听众时，我就想尽自己所能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正是由于我和老师受到热烈欢迎，我们才能够鼓足勇气去各处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那生动的描述，常常会让听者感动，尤其是当听完老师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被深深打动。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要进行一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我就默默地坐在一边阅读随身带着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之后，就会有人来引领我上台。首先，我把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们证明：我能够通过感知老师嘴唇的动作得知她在说些什么，接着开始回答听众们提出的问题。一般来说，我都会借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和决心，人类的潜能往往可以达到难以想象和预料的程度。我还会说明人类应当团结互助的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巡回演讲，最忧心的是，我的说话技巧并没有什么大进步。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发音并不准确，有时候，连我说什么观众都听不懂。偶尔，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还会发出怪声，抑或是单调而低沉的声音。我很想去改善，但无论如何努力，都没办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当我想要强调某一句话，让听众都能听清楚的时候，我的喉咙开始同我作对，舌头变得很不灵光，几乎发不出声音。我既紧张又着急，但是越急就越糟，甭提多么狼狈了。我相信只要现场有一点声响，我的声音就会被完全盖住，因此觉得很不自在。每当我感觉到场内的椅子移动或是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就会情不自禁地焦躁起来。
让我感动的是，听众们总会很耐心地从头听到尾。每当我讲完以后，不管他们听懂多少，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甚至还有人特意上来鼓励我、安慰我。
尽管我的演讲非常笨拙，但莎莉文老师的演讲却很精彩，多半情况，都是她向大家讲述教导我的过程。因为她的口才实在是太好了，每个人都很愿意听，就连我有时候都会被老师的演讲内容打动，以至于忘记拍手。
开始，我们只是在新英格兰以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而后逐渐将范围扩大到较远的地方。
1913年，我们去华盛顿演讲，恰逢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前夕，联合通讯社就嘱托我将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况给读者们做个报道，于是，我有机会亲历典礼的整个盛大过程。
在举行典礼的当天，是一个阅兵最理想的天气——阴天。这一天，华盛顿市区万人空巷，所有人都向高处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观看阅兵的最好位置。军队气宇轩昂地行进着，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就连观众看后也都觉得精神百倍。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队，奏着雄壮的进行曲，我当时就在想：“真希望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永远穿着整齐漂亮的军服对总统敬礼就好了，千万不要卷入残酷的战争。”
谁能料到，时间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虽然我极力反对战争，可却没有丝毫办法！是呀，我哪有能力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1913年秋，我们开始忙碌着访问和演讲。在华盛顿，我们乘坐过东摇西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乘过第一班的早车，这班车每当经过一处农舍的时候，就会因收牛奶而停下来，真数不清一路上要停下多少次。
到了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恰好是洪水刚刚过去不久，路上还有不少积水。虽然我们安好地坐在车子里面，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汹涌洪水拍打车厢的力量。忽然间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砰”！乘客们争先恐后向外面望去，原来有一截又粗又长的浮木撞到车厢上面。还有许多牛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让人不忍心直视。我们所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走出去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的对象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乡村和矿区的组织，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到工业都市中去对劳动团体演讲。正是基于这般深入各阶层，我才会对人生有了一番新的认识，我也才知道自己过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啊。以前我总是认为，尽管我又盲又聋，但是仍然能够活得很幸福，可见只要付出努力，天下就没有什么难事，命运是不能决定什么的。可是我当时忘记了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之所以我能够克服很多困难，是因为我一直有别人的帮助。我很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还得到了莎莉文老师以及很多好朋友的帮助，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起初，我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此时，我深深地领悟到，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实现梦想，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当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以后，我更加体会到环境对人造成的压力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渐渐地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我没有因此而悲观，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人类就应当自助和助人。固然，现实环境是可怕的，但处于逆境中的人们应当抱有希望，坚持奋斗，处于顺境中的人更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月，我第一次有机会穿越美国大陆，值得庆幸的是母亲与我同行，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便捷。母亲本身就很喜欢旅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首先我们从加拿大的渥太华开始了演讲旅行的第一站，接下来是俄亥俄州。途中还去过伦敦、密西根州，接着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就这样一直向中西部前进。
旅行中，母亲的兴致一直都很高，只是经常会担心我过于疲劳。母亲特别喜欢加州，我们能够去那里让母亲非常高兴。母亲喜欢旧金山的海滨，经常会在黄昏时徜徉在沙滩上。她还多次对我夸赞加州有如此迷人的气候、流连忘返的海边风光。
我和母亲曾经搭乘汽船出海，她又喜欢上了跟在船尾的海鸥，还拿出食物来喂它们，以此来诱惑它们停下来。母亲天生就是一位诗人，连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时，她也以吟诗般的口吻。母亲还以崇敬的口吻和我说，美国杉比山川大河的庄严肃穆更令人折服，美国杉堪称是“自然界的王者”。
现在，我一边写作，一边重温着当时的愉悦场景，点点滴滴的快乐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我又看到了“崖之家”，那是我和母亲用餐过后走出来的地方，我们会去奇石林立的海边玩耍，踩踏着那些长满黄色、蓝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我们站在双子海角享受着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我被母亲拉到身边，她感慨万千地说：“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我曾经的悲哀、不幸都已经荡然无存了。”
站在这个海峡岸边，可以看到很远的城市风光，还有沿着海岸延伸的繁华街道。每隔上五六分钟，就会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叫着汽笛驶向外面。
1914年10月，我开始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这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一起的。
说起秘书的工作，实在是很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再到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此类事情，都由秘书不分巨细一人包揽。这些琐碎的事情非常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很能干，做事也非常利落，处理起问题来也很有条理，一有充裕时间的时候她还要照顾我的生活，并整理内务。真的不能想象，要是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助，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尽管我们从卡内基先生那里得到了一笔款项，但是仍然要继续认真工作，何况我们的开销是很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去各处游走演讲了。只要一想到世界正在进行战争浩劫，且愈演愈烈，我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像过去那般轻松说话了。这段日子，我经常会梦见流血，目睹杀戮，会从梦中惊醒。而此时，竟有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意图让我写一些新潮的文章，怎奈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机枪响声和军民惨状，怀有这样的心情怎么能写出有趣的文章呢？
当时，最让我觉得遗憾的是，我收到过数以千计来自欧洲的求援信，可却没有一点儿办法。当时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要依靠四处旅行演讲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目的是想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但是以过去老罗斯福总统为首的团体，则为促使美国参战而不遗余力。
莎莉文老师和我是非常坚决的反战者，我们都认为应该尽力避免美国卷入战争的旋涡。正因如此，从1916年起，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做反战演讲。很可惜，我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我们去每一个可能的地方传播我们的想法，时而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时而又在临时搭设的帐篷中。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听众与我们产生共鸣的，但是很遗憾，当时的多半报纸都不支持我们的立场，有些报刊的态度转变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曾经，他们用大量的笔墨称赞我为“时代的奇迹”，或是“盲人的救世主”，但现在，只要我的演讲内容涉及社会或政治，他们就抨击我为左翼走狗之类。
当然，听众中也有人反对我们的反战态度，加上当时大众传播的战争思想，因此，参战热潮迅速弥漫在全美各地。
我当时的失望心情真是难以形容！1916年秋天，我失望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要安抚自己疲惫的身心。但是在连杉仍然不能让人舒服，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了，梅西先生也已经离开（1914年，梅西先生同莎莉文老师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兴奋地迎接我的归来。她重新整理了房子，并进行装饰，让我等院子中花儿开。但是她怎么会知道，我此时一点儿赏花的兴致都没有了。最终，我决定把母亲请来，这样的话，心里的寂寞感才少了些许。
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和烦忧，又一次病倒了。她不停地咳嗽，医生劝慰她在冬天的时候搬到布拉西度湖畔住。要是老师也离开，这个家就四分五裂了，而且也没有能力雇佣易安了，可是我们都这么喜欢她，根本舍不得让她走的，如果她也走，连杉的生活整个就会停止下来。
这件事让我烦恼不已，以至于没办法安心工作和思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人生乏味。
我经常会害怕地想：“假如老师也有我这种悲观想法，可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莎莉文老师，这个世界将是多么寂寞难耐啊！她不在我身边的日子，我肯定没有心思做任何事情。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更加心神不安了。
正是出于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我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书房中沉思，那位暂时代替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走了进来。他用很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诉着他的心绪，我非常震惊，随即就被他的真诚打动了。他还表示：假如我们结婚，他将会始终陪伴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的资料。总而言之，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地体会着对方的爱意，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兴奋，身子激动地颤抖着。我发自内心地想要将这件事告诉老师和母亲，但是却遭到了他的阻止，他说：“现在时机不成熟。”
他顿了顿接着说：“你也知道莎莉文老师还在生病，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要是现在就让她们知道，势必会遭到反对。还是以后找到合适机会再说吧。”
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俩度过了很美好的时光，时而并肩在森林中散步，时而静静地坐在书房里，听他给我念书。
可是有一天早晨，我起床正在换衣服的时候，母亲突然匆忙跑进我的房间问道：“今天报纸上有一则消息，海伦，难道你已经答应要和别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的时候，双手微微地发抖。在这方面我没有心理准备，非常震惊，同时也想为对方遮掩，就顺口撒谎说：“这是胡说八道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报纸上每次都会登载一些很荒唐的事情。”
我对母亲撒了谎。很快，母亲就将他辞退了。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纳闷，真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撒谎，让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这一年充满了烦恼，不过终究算是过去了。
布拉西度湖的天气非常冷，老师的身体并没有好转。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在那里，她们每个星期都会给我写信，直到4月份回来。
在她们的来信中，经常会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和温暖如春的气候，还有各种迷人的花卉。就在这个时期，美国参战了！这个消息把老师吓了一跳，并提早在4月份就回到连杉。但是老师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才真正恢复健康，因此，固然她已经回到连杉，但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仍然没有办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收入，我们的存款一天天在变少，我们甚至计划着将连杉的房子卖掉，再找一幢小房子住。
就要离开居住很多年的环境时，心中还真是依依不舍！连屋子里的桌椅都变得可爱，充满情感。尤其是那张我会经常伏在上面写作的书桌，还有书橱，我经常面对的庭院大落地窗、樱花下的安乐椅，都让我难以割舍。一旦离别的时刻到来，我也只能洒泪告别，将它们深深地装在记忆中。
怀着感伤和无奈，我们离开这幢已经住了13年的屋子，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虽然它不再属于我们，但是仍会对另外的一家人发挥用途。
目前，这幢房子成了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房子的主人改变了，但对它，我依旧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就是在那里，有着太多值得我回味的往事，它意味着我生命中最为精华的10年，有过欢笑也有过眼泪，最重要的是，在那里，我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从连杉离开，我们又在国内旅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我们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买下了一栋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而且到处都是凸出的棱角，由此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沼泽之城”。
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和我，还有一只叫做吉兰的小狗。
长时间的在外奔波后，我们现在都很渴望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我在院子里亲手栽植树木。二楼的屋子有一间是属于我的小书房，它的四面带有窗户。为了能够读到但丁作品的原文，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
在新居还没有完全收拾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份意外的信件。
这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写的一封信，他希望能够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并且希望我能够参加。当我接到信后，心中充满喜悦，在我看来，如果将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拍成电影的话，一定会鼓舞那些不幸的人，甚至还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中引发深省。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可以错过呢？电影在改编以后更名为《救济》。
当时，我不惧跋涉之苦，千里迢迢地跑到好莱坞拍片子的劲头，真是太不可思议啦！我那时候很天真，只想着自己的故事会感人至深，当观众去欣赏的时候，一定会聚精会神，甚至连哈欠都不敢打。由于这种自大，让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很奇怪，当时，为什么我一点儿都没有考虑过呢，像我这样残缺的人，怎么能够担当起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来说，女明星都是身材苗条，貌美如花，可是，我又肥又胖，长得也不好看，根本就不能跟女明星相提并论。何况，我又不能赚到观众的眼泪，也没有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包袱，怎么能够去演戏呢？不过，如果不提这些事情的话，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我过得倒是丰富多彩。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后悔那段排戏的经历。
我在好莱坞经历了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刺激的生活总会带来惊喜，难以想象当我踏出大门的时候，又将会遇到什么事情。每次当我走在开满天竺葵的小路上时，就会从地里冲出一个骑士；而当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就会看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间翻过来倒在路上；远处的山丘半腰上，又会有一栋小屋被烈火包围……
总而言之，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很新奇、有趣。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冒着炎炎烈日，坐车子去沙漠中，仙人掌和灌木丛稀疏地长在那里。而当我们来到一个小村落的拐角处时，突然间有人惊叫道：“快看，那里有印第安人，是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非常兴奋，立即从车上下来，想要一看究竟。果然，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印第安人站在那里。
我身边的一个向导向前迈出了一步，请求印第安人允许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原来他的头上戴着非常艳丽的老鹰羽毛，神气极了，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用手语再次表达自己的意思。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印第安人竟然用流利的英语说：“就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吧，多少次都可以。”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吓了一跳，事后才知道，那只是一位等待摄影师的演员，才不是什么印第安人呢！
天没亮之前，我时常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能够闻到麝香草和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吹过的微风，总会让人觉得心情舒畅，心旷神怡！正是如此，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清晨时光。
以《少女时代》为蓝本的《救济》一片开始拍摄，导演是凭借《青鸟》一片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我们要进行片头的拍摄工作，敲打桌子是普拉特先生跟我沟通的信号。我们的工作过程就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以后，要跟导演沟通，听取指示，然后将这些都写在我的手上，我完全了解以后，听从导演敲桌子指挥着进行就好了。
偶尔，导演会亲自在我的手上写几句话，如：“不要害怕，笼子里的不是狮子，而是一只小金丝雀。知道了吗？好吧，再来一次。”导演越是这样关心我，我就越觉得紧张、压力大。
说实话，要想在摄像机面前表演自如，真是太不容易了，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总会有很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被烤得热烘烘的，汗水一直向下流。而这个时候，还要留意着脸上的妆容是否已经被汗水弄花，否则在银幕上就会见到或是鼻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所以经常补妆是必要程序。
只要我站在摄像机面前，就会浑身不自在，可导演却往往一会儿要求我笑，一会儿又让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化得这么快呢？所以，有些时候刚一听到指令，我只能懵懂地发呆了。
刚开始，大家都没有进入角色，有着很多并不理想的地方。庆幸的是，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非常称职，她本人既不聋也不哑，但是却将我的角色演绎得出神入化。我对她也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非常喜欢我。
还有一位女星演绎大学时代的我，她长得很美，笑起来特别迷人。她起初是用闭着眼睛来表达眼盲的，但是她总会一不注意就睁开眼睛，逗得场边的工作人员捧腹大笑，她当时的表情实在是太滑稽了。
但是女演员倒是非常乐意演绎这个角色，何况她的演技很好，其中在演绎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她演得非常传神，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
接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朋友上场了。可问题在于，曾经给过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还有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经辞世，活着的几位也年事已高，同他们初遇我的时候有着很大的不同。
那时候，我曾经给贝尔博士写信，他很快就回信说：“接到你的来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的眼中，你一直都是当年的那个女孩。只要你说，我可以去做任何事。但是我现在身处异国，一时间还不能回到美国。不过，你可不能忘记我呀！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候的我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绝不是现在这个岁月的老头子。而你呢？当时也只有7岁，要是真的拍写实电影的话，我还是要由别人演绎不可。请你找一位没有白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吧。等到拍摄快结尾的时候，我们再以现在的姿态出现，这样的前后对照，一定会很有趣吧？”
看过信件后，我突然间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是呀，为什么不用象征性的场景来介绍我朋友的出场呢？这样的效果或许会更好。比如，当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时，很自然地遇到贝尔博士和庄梦德先生，大家一边走一边聊，这样不但表现得比较自然，还能够表现湖光山色之美。”
遗憾的是，电影公司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协助过我的人同时出席宴会，这其中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就连已经死去的、我最怀念的父亲也在其中，当然，像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都有了各自的“替身”演员。让我惊喜的是，我再一次见到了近20年都没有见过的约瑟夫先生，他比刚和我相识的时候显得更加活泼快乐。
待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让我真的模糊觉得好像是在天国中，与既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见面了。可是，当我和他们握手的时候，虽然他们的手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和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很不同，尤其是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从梦中惊醒的错落感。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还有一段台词要说：“全国目前有8万名盲人正处于可怜的境况中，他们孤苦无援。目前，我们的社会也没有完善的制度能够帮助他们……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根本不知道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辞世啊……基于此，我们理应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来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快乐。”
在影片拍完一大半时，大家突然间发觉这是一部没有高潮的片子，也就是说，根本不够戏剧性。
“海伦的一生太平淡了，既没有发生过罗曼史，也没有伟大的恋人。”
“就是，要不我们替她编造出一个恋人吧，让他们在电影中谈一场恋爱怎么样？现在的电影要是没有爱情因素，注定是不会受到人们欢迎的。”
但是，导演始终都在坚持反对这样的论调，他认为这是画蛇添足，会弄巧成拙的。经过考虑、斟酌，才决定最后穿插几场戏剧性的场面。
新加的戏中，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面，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着“知识”的小姐，正在同一位身材魁梧代表着“无知”的大汉搏斗，结果“知识”获胜了，并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莎莉文老师用好多种方法去教导年幼的海伦，可是她仍然听不懂，莎莉文老师为此很失望，这时候，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想协助幼小的心灵来我这里，千万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次鼓足勇气。
有些戏甚至牵强附会，如：为了替不幸的伤残者请命，一位伤心的母亲拿着一把火炬出场；又如当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以此决定全世界人类命运的时候，海伦出现了，真诚地恳请他们不要发动战争，不过最后这场戏还是被删掉了，因为它过于牵强。
掺入各种奇怪想法的影片，情节变得越来越离谱，缺乏真实感。尤其结尾的那场戏，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忍不住笑，那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求我扮成和平使者，就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后面跟着游行队伍。可谁曾想，片场找来的白马太活泼了，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我当时一只手握着缰绳，一只手拿着喇叭，有几次差点儿从马背上摔下来，因此我变得越来越紧张，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身上不停地冒汗。太阳在头上不留情面地照射着，额上的汗水就像是打开的水龙头哗哗地向下流，放在唇边的喇叭上全都沾满了汗水，吹起来有股咸咸的味道。
提心吊胆地行进了一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和命令的情况下，我骑着的马突然间站立起来，这可把我吓坏了，幸好我旁边有一位眼疾手快的摄影记者，一个箭步冲到马前面，将它拉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一定会摔个大跟头的。
可想而知，我参演的这部片子是叫好不叫座。
我重新归于平静，又一次回到佛拉斯特的住处，过了两年非常宁静的日子。期间，我们也想方设法节约度日。毕竟，朋友们所赠送的款项都是以我在世为期限，我需要替莎莉文老师储存起一笔养老金，万一我比她过世早，她的晚年可怎么办呢？
出于这样的考虑，1920年，我们决定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直到1924年，我们都在坚持这一表演。当然，我们并非持续不断地参加演出，开始的时候，我们偶尔参加去纽约、新英格兰或是加拿大的巡回演出。而在1921年到1922年期间，则为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要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去以后，有些卫道士提出非议：“快看看，海伦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了出名真是不择手段。”
有一些热心的人写信给我，劝阻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唉，我怎么会是为名所诱呢？我只不过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去实施自己的计划而已，就连莎莉文老师也是被我劝说好多次，才同意这么做的。
依我看，与写稿子相比，这种工作既轻松，收入又多。所谓的巡回演出，常常会在一个地方待上一个星期以上，根本不像我们曾经演出的那样，有时候一天之内要赶好几个地方，受尽了奔波之苦，每到一个地方，还要立即上台，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院的演出就不一样，这里只有下午和晚上各一场，每场也只有20分钟。剧院自己有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生活很正常。我们在这里，有着完全的私人自由，就连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几乎没有发生过，根本不用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
从事这样的工作，我的身心都感到非常愉悦。可是莎莉文老师就不像我这样随遇而安了，自始至终她都觉得有些别扭。也难怪，起初我们的名字同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以及猴子、大象、鹦鹉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无论是谁心里都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不过，我扪心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既不低俗，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当然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中所遇到的人，比以往任何场合遇到的人都使我感兴趣。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性格豪爽开朗，对人热情、讲义气，他们的举动让我很感动。总之一句话，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里，我的确非常快乐。台下的观众亲切、热情，听到我说话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真正的赞叹。内容经常是，先由莎莉文老师讲明教育我的方式，接着由我给大家做简单的自我介绍。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通常会问道：“看不见钟表，你是怎样辨别白天和黑夜呢？”
“有没有关于结婚的打算？”
“既然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会相信有幽灵一说吗？”
“在梦里，你会看见东西吗？”
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当然有些更为滑稽。
我向来都很关心观众们对我演讲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几乎都很坦诚、热情，只要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是会令他们开心，就毫不在乎地拍手大笑，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因此，我也总会很轻松、愉快地给予他们最为真诚的答案。
提及听众们的反应，我想到了一个极端相反的情景，那次我在教会做演讲。当然，进入教会的听众和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是不同的，心情也很不一样。不过，那种极端肃静却使我感到慌乱，不知所措。纵然我听不见，也看不见，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表情，但是我却可以感觉到对于我的话，他们是没有反应的。台下一片寂静，我就这样站在高高的讲台上，真有种自言自语的感觉。如同我到广播电台演讲一样，四周是可怕的沉寂，没人走动，没有掌声，就连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味也在空气中荡然无存，仿佛自己就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显然，我宁愿在杂耍剧院中同观众们打成一片，也不想拘束地感受一个人的寂寞。
1921年，经过很长时间的组织策划，在许多人都认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的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这一计划的发起人是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的会长，这项决议是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的。
该会的会长是纽约的M.C.麦格尔先生，起初，他完全依靠朋友们的资助来经营这个协会，直到1924年，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他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能够与他一起承担起这项义举。
那种四处奔波，只为了募一点钱的日子，着实让我害怕。当我获悉他们的计划时，尽管觉得很好，但还是打心底里不太愿意。但是，不愿意归不愿意，我心里很明白，按照当时的情形，要是没有社会大众的帮助，任何慈善团体和教育机构都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的福利，无论多么难，我都要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开始了我的演讲和募捐之旅。
这笔募捐基金，是为了帮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并为他们提供发挥技能的场所；另外，也为了帮助那些有天赋但家境困苦的盲人，使他们的才能可以发挥出来，例如，那些本身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却买不起小提琴、钢琴等昂贵乐器。生活中，这样的天才已经埋没了很多。
从那个时候起，大约三年左右，我几乎跑遍了全国的角角落落，访问过123个大小城市，参加了249场集会，还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除此之外，我还动员各种团体、组织，例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以及狮子会等，他们大力赞助我们的运动，经常集会募捐。尤其是其中狮子会的会员，他们给予残障儿童的照顾更是不遗余力，对盲人也付出了同样的关爱，会员的主要活动就是募捐工作。
俗话说：“年过40的人，人生的大半事情都已经经历过，再也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了。”
但上帝似乎对我特别钟爱，在我度过40岁生日不久，就连续发生了几件出乎意料、值得高兴的事情。第一件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创立；第二件就是我们所发起的募捐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鼎力支持，成效斐然；第三件事就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原本各行其是的盲人协会得以统一。不止如此，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也成立了，政府为此还拨出一大笔经费供出版盲文书籍用。不久，各州的红十字会也成立附属的盲文机构，专门负责将书翻译成盲文，这以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争取福利。这样一来，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就逐一实现了，我的心中充满安慰和喜悦。
1926年冬，我们来到华盛顿进行游说旅行，恰逢有关拨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和出版盲人书籍的提案在国会中通过，听见这样的喜讯，我们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希望。
一天下午，我和老师去白宫拜见柯立芝总统，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还热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关于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将我的手拉到他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认为你们所做的工作很了不起，只要我能帮上的，就一定会全力协助。”
果然，这位总统说到做到，后来，他成为盲人协会的名誉主席，并且捐了很多钱给基金会，就连柯立芝夫人也多次表示要参与我们的服务工作，她对聋哑者特别关心，还为他们争取到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和赖辛浦夫妇，他们都尽全力帮助我。还有我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替我们向大众呼吁，这让我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在底特律，我多年的好友卡米尔先生是当地的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他义不容辞地向市民宣传，结果，尽管我们只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集会，却募捐了4.2万美元。不止这样，我们在会后又陆续收到捐款，多则4500美元，少则1美元，单说这一个城市的收获就非常可观。
募捐在费城也是很成功的，莱克博士是募捐委员会的委员，他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劝募，仅用一个星期，就募得2.2万美元。
不过，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这些大城市的反应非常冷淡，我们却在罗契斯特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募得善款1.5万美元之多。
大家都知道，电影明星的生活远远比一般人要富裕，我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但结果却让人很失望。我写了无数封信寄到洛杉矶，却只得到一封回信，那是一位叫做玛丽·白克福女明星的回信，其他的信件却都石沉大海。对此，我要感谢玛丽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还曾经走访过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鲁沙·巴本克先生是那里的负责人，他像是一位创造奇迹的农艺家，将本来在这里无法生存的许多水果、花草树木等栽培成功。巴本克先生不仅积极募捐，还非常热心地带领我们参观他的试验场。他让我用手去摸培植的仙人掌，并说，沙漠中的仙人掌有很多的刺，一般家庭在栽植的时候，就会意外把手弄伤，他对其改良后，也就是我所摸到的仙人掌是没有刺的。的确，他培植的仙人掌摸起来光滑平顺，还带有那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让我觉得这东西要是吃到嘴里一定很美味。
最近两年，为了写书，我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却没有完，距离原定目标还差150美元，所以等我整理完稿子就会再度出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曾经的奔波并没有白费，尽管两年内都没有募捐活动，但一般人都知道我们的存在，有人陆陆续续地汇款过来。就拿去年来说，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就都捐出了不少钱。到现在为止，有太多的人进行捐款，这里没有办法一一举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对每一位捐款善心人的感激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爱心将温暖着盲人的心，并且一代代地传下去。
实事求是地说，募款本身就是无数人点滴积累的结果，如果没有那么多好心人的帮忙，我们的协会是不会像现在这样按照计划展开工作的。每当汤姆斯小姐拆开信件的时候，都会有面额不等的支票滑落下来。信件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学生、劳工、军人等等；也来自世界的各个地方，有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其中也不乏像我一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上，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件被邮差送进来，署名为“一位贫苦女工”，她捐出了1美元。
就连孩子们的反应都很热烈，他们的真诚无邪让人感动得落泪。有些孩子是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到我的膝盖上，当场打开，全部捐出；有些孩子则给我写充满热情的信件，告诉我说，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也都被他们省下捐出来。
在纽约的安迪集会上，一位残障的少年捐出500美元，还附上一束美丽的玫瑰花。现在，这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间了，那束玫瑰花也早已枯萎，但是他的一番心意却像鲜花一样，永远在我心田的花园中绽放。
在一次演出前，我突然收到了母亲亡故的噩耗，那是我这一生中最为哀伤的时刻。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矶的一个地方进行表演。在我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那时候我并不能深入了解死亡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伤心。也或许，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比较久，感情深，有着更多的难以割舍之情。
就我而言，在莎莉文老师到来之前，对于母亲的记忆是空白的，只是听母亲后来经常说：“生下你的时候，我既骄傲又快乐。”
的确，母亲的话不假，因为她能够将我患病前19个月中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还经常会如数家珍般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呀，就喜欢去院子的花丛中追逐蝴蝶，你的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什么鸡啊、狗啊这些动物，你都不怕，还经常会用胖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你那个时候的眼睛比谁都尖，就连一般人不易发觉的针、小纽扣也都能很快找出来。所以算得上是我缝纽扣时候的小帮手呢！”这些都是母亲百说不厌的事情。她还说有一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着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的四周留有许多小洞，刚会说话的我既兴奋又好奇，总是爬到母亲身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还要做多久？”
母亲还说我特别喜欢壁炉中熊熊燃烧的火花，经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看到火舌从烟囱中窜出去的时候，尤为觉得兴奋。
母亲回忆之后，总会叹气下结论说：“唉，我们俩那个时候多么快乐啊！”
在母亲23岁的时候，我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变得又盲又聋。年轻的她自此就生活在了悲痛的辛苦岁月中，她的个性又天生内向、谨慎，不太开朗，这让她没有朋友。遭遇如此不幸的时候，她的心情就更加落寞了。我长大以后，尽量学着独立，好让母亲能够省心。母亲同我一起外出旅行或是来连杉陪我住的时候，或许会感到欣慰，但更多的情况下，应该会为我这样一个残疾女儿暗暗落泪吧！母亲的最后几年，我似乎能够感觉到她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曾经说过，每天早上一睁眼，她的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经常会为这件事担心。她的手患有关节炎，写信都会很吃力，但为了我，还会经常费劲地用盲文给我写信。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妹妹，5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普，两人的到来给母亲带来很大的安慰。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独自负担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终于熬到妹妹长大，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是我这里走动，来看望她最亲爱的孩子们。
实际上，母亲年轻的时候，对女红和家务事并不感兴趣，但出嫁后，却迫不得已挑起了家庭的一半重担。既要监督工人做工，还要帮着种菜、喂家畜，甚至还需要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等，孩子的衣服也要自己动手去剪裁，另外，还要招待每天父亲带回家中的客人。总之，南方家庭中所有的繁杂家务，都需要母亲操劳费心。
母亲所做的腌黄瓜和火腿是远近闻名的，吃过的人都会称赞不已，附近的一些人总会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我当时年龄小，并不懂得母亲的忙碌和辛劳，总会拉着她的裙摆，跟在她的左右，母亲也从来不会厌烦，只是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这么多的琐碎且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也经常为此表示惊讶而夸赞母亲。让人更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见过母亲的抱怨，她总会默默地做着，就好像除了工作以外，还是工作，只要这样一直做着就好。
母亲算得上是爱花的好园丁了，她知道应该怎样插苗播种，也知道要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木。尽管浇水除草这样的工作让人很累，但是她总会乐此不疲。对花草的极度迷恋，也说明她的心思是多么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怎料几天以后就遇到了来袭的寒流，新栽的蔷薇由于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件上表示十分悲痛：“就像是丧子的大卫王一样，我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母亲也非常喜爱鸟类。她每次来连杉的时候，都会去附近的森林里散步，身边还带着喂鸟的食物。她最感兴趣的就是，看见母鸟教小鸟飞翔时候的情形，即使看上几个小时，她也不觉得烦。
对时事政治，母亲也很感兴趣，并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那些政治舞台上伪善和愚庸的人，经常讽刺和批评那些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够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她曾经和卡莱夫人通过信。而在作家中，母亲很喜欢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人，他们的作品都被母亲诵读过好几遍，几乎达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
有一年夏天，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避暑，那里有我们喜爱的碧绿湖水、林木和清幽的羊肠小路。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望着在湖中划着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感慨万千，我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她当时的低落情绪。
母亲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闭口不谈关于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在外出的途中，母亲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帐篷露营，不禁感慨道：“唉，真是可怜啊！这么可爱的年轻人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了，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阻止他们呢？”
说到这儿，她禁不住洒下泪水来。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的时候，母亲发表看法：“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尽管隔着偌大的海洋，但是我真想伸出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会说，希望自己年老的时候，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宁愿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事实也是如此，母亲去世的时候正住在妹妹那里，她非常安详平静地离开人世，没有惊动别人，事后才被发现。在临上台表演之前的两个小时，我听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这之前，我未曾听到过母亲生病的消息，所以，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
“天啊，这个时候，我还要上台去表演吗？”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几乎，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要痛哭出声。但是，我的表现却很坚强，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刚听到了这样的不幸消息，莎莉文老师和我都对此感到安慰。
我还记得，当天一位观众问我：“今年，你多少岁了？”
“我多大了呢？”我将这个问题又问了自己一遍。感觉上，我已经很大了。可我没有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道：“你觉得我有多大年龄呢？”
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接着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听到这个问题，我的眼泪差点儿落下来，但我还是忍住了，努力平静地说道：“是的！因为我相信上帝，所以我很幸福。”
这一天的回答大概都是这样的。
当我回到后台，再也没有办法压抑住内心的悲哀了，一下子喷涌而出，我甚至激动得没有办法思想和工作。当然，我知道自己会在“永恒的国度”中见到母亲，但是眼前的世界里却不再有母亲的身影了，我会多么寂寞啊。无论在哪里的什么时间，我都会被每一件事物唤起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深处呼唤：“啊，要是我能够再一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家书，该有多好啊！”
直到次年的4月份，我来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中，才不得不承认母亲的确已经去世了！
亲爱的母亲啊！为了我，您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会很快乐吧！因为您应该知道我之所以会是现在的样子，都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这才是我最能感到安慰的事情。
“我觉得你真可怜，你所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经常会有人这样同情地对我说。但是我心里明白，这些人太不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了。他们当然不会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又去过多少地方旅行。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会忍不住暗笑。
我会请别人念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给我听。譬如每天的早报，老师或是汤姆斯小姐总是先念标题，接着我挑出一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们来细读。普通的杂志也是这样，由老师或是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每个月我平均要读7种至8种杂志。除此之外，我还经常会阅读盲文杂志，普通杂志的好文章多半都会被转载到这些书的上面。
一部分人会亲自给我写盲文信函，另一部分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笔，因此我经常能够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来说，我的确喜欢盲文，因为毕竟这是由自己直接去触摸感受的，印象也会更加深刻。
一位叫做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准备去环游世界的时候想得很周到，随身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个地方，就将他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我。这样一来，我就像是跟着他四处旅行了一般，一起聆听大西洋上冰山崩裂的声响；一同搭乘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一起在如梦如幻的巴黎大道上散步；也到过水城威尼斯，皓月当空的晚上，边欣赏着月光下的威尼斯，边听着船夫所哼唱的意大利情歌。多么浪漫的氛围啊！当看过维苏威火山以及几千年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去往神秘的东方了。
随着波达，我来到印度、中国，看到了很多新奇而有趣的事物。
在樱花飘落的季节抵达日本，那曼妙的樱花编织成一片奇妙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引发了我的许多遐想。
奇妙的是，波达还大惊小怪地对我说：“快看！快看！日本的妇女都是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里男子的脚下都登着四寸高的木屐，从马路上经过时，留下一串喀拉喀拉的声响。”
威廉·苏夫人是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最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很多慈善团体，只要哪个团体与我有关，总会收到她特别多的捐款。当我们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她总会对我说：“尽管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们之间的友情却不会被干扰。”她仍然不改初衷地爱护着我。
弗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25年前，他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还曾经出版过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我现在打算出续集，弗兰克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援。实际上10年前，弗兰克就多次鼓励我为这本书写续集，而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一直感觉到弗兰克就在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态度和善，个性活泼开朗，我们俩一见如故。当她回到法国以后，还曾给我寄来卡片，上边亲手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过连杉的名人很多，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他非常高大，头发蓬松呈灰色，跟脸上的络腮胡界限不分。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他的诗集，也读过不少他的作品，能够从中感觉到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能够见到这位诗人，真是我莫大的光荣。
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对他的尊敬和仰慕时，他说：“你能够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这样我很高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一位比爱自己更爱神和世人的人呢！”
谈到时局的时候，泰戈尔先生忧心忡忡，他用哀伤的口吻提及印度、中国还有世界强国：“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食鸦片，一旦他们拒绝，国土就有被瓜分掉的危险。处于这样的情况下，亚洲民族怎么能够不重整军备求自保呢？英国像是一只秃鹰，将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还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的军事基地。日本在亚洲站立起来，但是，中国非要等到城门被攻陷，盗贼闯到家中，才会惊醒……要记住，一个过于爱自己的人，通常就是灭亡自己的人，大概只有神的爱，能够解救世人了。”
他的话让我想到了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止是在嘴上说“爱”的人，他还会用行动来实践爱。
似乎艺术家们对我特别厚爱，艾连塔利和约瑟·杰弗逊等优秀演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让我用手指去摸索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高兴地屏住呼吸，唯恐遗漏什么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人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美妙的歌声。
曾经，我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领略那美妙的琴音。我深深地陶醉在戈德斯基所演奏的肖邦的小夜曲中，犹如置身在热带海岛上。
有时，我会把手放在收音机的共鸣板上“听”音乐。在所有乐器中，我喜欢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对于眼下流行的爵士乐却不敢恭维，那种几乎爆炸所发出的声响，让我感觉到似乎有东西正向我冲过来，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想要转身逃跑的冲动，就好像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于大自然的恐惧感，又一次出现了。
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实业大亨汤姆斯·爱迪生先生，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的时候，受邀去他家中。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严肃的。他的夫人对我说，爱迪生先生经常会把自己关在实验室中通宵达旦地工作，尤其是在他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最不喜欢被打扰，甚至连饭都不吃。
爱迪生先生把我的手放在唱机上，亲切地问我能不能听懂，很遗憾我实在是听不懂。我当时头上戴着草帽，为了不让爱迪生先生失望，我把草帽靠近唱机，让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没有办法了解。
一起吃饭的时候，爱迪生对我说：“你不能听见任何声音，也是有好处的，至少你能够集中心思，不被外界打扰，能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也很好吗？”
我回答他说：“我要是一位跟你一样了不起的发明家，就一定会发明一种可以使聋子得到听力的机器。”
他很诧异地说：“哦，你这么想？我才不做这样没必要的事情呢，人类所说的话多半都是没有意义的，听不听都一样。”
我把嘴靠近爱迪生先生的耳边，尝试着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但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爆炸的时候一样，使他不得分辨，他还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吧，由她讲给我听，她的声音就像是小提琴般悦耳动听。”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似乎带着命令的口吻。
我在内布达斯演讲后，又见到了汽车大王福特先生。
福特先生亲自带我们去工厂参观，他还很友好地对我们讲述他成功的经历：“起初，我的目的是要生产一种就连农夫都能够买得起的汽车，经过研究实验，我对汽车越来越了解……实际上，有好想法的人很多，只是多数人都不懂得怎样应用，这就等于没有。”
参观完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后，我不禁想到：这个世界要是都像福特工厂一样来进行管理，是不是会更有效率呢？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能用很少的工作时间，拿到很高的报酬。
假如一天中，人们只需要工作几个小时，就能够满足衣食住行，还可以拥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该多好啊！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是白日梦，固然福特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是他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整个世界，偌大的国家毕竟不是小小的工厂啊！
拜见福特先生10年之后，他还曾在一次盲人大会上捐出一大笔钱，他还说他的工厂中共雇佣了73位盲人，之所以雇佣他们，不是因为怜悯之心，而是他们的确有着优秀的工作技能。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当鼻子不舒服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会出现一阵不安，我知道我应该去纽约散心了。有着各种不同香味的纽约，能够刺激我的鼻子，热闹繁杂的地下铁沿线也是我喜欢逛的地方。只要去纽约走一趟回来，我的活力就会恢复过来，因为我能感觉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活着。
当离开繁华热闹的城市，回到宁静优雅的田园时，我会觉得自己的庭院尤为可爱，尽管有人称它为老鼠窝，但对我来讲，它却是这个世界上最舒适的场所。
我常常会自己走下前门的阶梯，沿着小路向前走，走到尽头拐弯，就是我平时散步的马路上。小屋的四周有着很美的景色，到了每年的6月份，郁金香和风信子就会展开笑靥，我们就如同住在花海中的小岛上一样。而在我走向小凉亭的马路两边，种满来自德国或是日本的菖蒲花。6月真是一个奇妙的月份，就连树木都舒展着四肢，那伸出来的枝丫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猛然间，我真的觉得树木在说：“你们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就这样站着不动呢？”有时候则会说：“快看那个不安分的小海伦，不停地在花丛中穿梭，如同一只风中的蝴蝶。”横生出来的小枝丫，对我指点着手指。
我经常会想：“人们怎么不能像树木一样，固定地站在一个地点上呢？虽然树木不能移动，但还不是生长得很好吗？甚至要比人类活得更快乐、长久呢！”
最近，我经常会为劳资双方的对立以及战争的问题失眠，真奇怪，人类为什么不能将花费在战争上的精力投注到研究怎样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迈向理想境界的方向上去？这样一来世界不就能够更美好了吗？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
我期望世界可以早一天实现和平，这样能够让人类更幸福，到那时候，人们就不用再期望去天堂了。
近来，我经常独坐在书房中沉思：“假如当初郝博士没有设计出这套教育盲聋者的方法，我的一生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据说，当郝博士试图教育萝拉的时候，当时还有法律明文规定：盲聋者视同为白痴。
在帕金斯盲校的时候，莎莉文老师同萝拉一个寝室，对她的事很清楚，萝拉还是第一个教莎莉文老师手语的人呢。
当莎莉文老师告诉萝拉，她就要去亚拉巴马州教导一位又盲又哑又聋的女孩时，萝拉高兴地嘱咐她说：“不能因为她有残缺就事事顺着她，由她任性，不要让这个孩子养成骄纵的个性。”
临行时，盲校中的那些女孩子们共同拜托莎莉文老师给我带个洋娃娃，洋娃娃所穿的衣服正是萝拉亲手做的。正是由于这个洋娃娃，我才学到了“doll”这个字。
我刚到帕金斯盲校的时候，莎莉文老师带我第一个见的就是萝拉。当时，萝拉正在房中编织，她很久都没有见到莎莉文老师了，因此格外欣喜地欢迎我们，还吻了我。但当我伸手想要去摸她所编织的花边时，她很快就把花边移开，还用手语对我说：“你的手太脏了！”
接着，我又想用手去抚摸她的脸，她却一闪身，暗示我的手脏。还问莎莉文老师：“你没有教会这个孩子要懂得礼貌吗？”接着，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当你拜访一位女士的时候，绝对不能太随便。”
我接连碰钉子，当然觉得很不舒服，索性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萝拉更不含糊，她立即很不给面子地将我从地上拖起来。
“绝不能穿着漂亮的礼服坐在地板上，会把衣服弄脏的。你真是个任性的孩子，没有一点儿教养。”
我们在告别出来的时候，我吻别她时又不小心踩到她的脚，不可避免地又被她训斥一顿。事后，萝拉告诉莎莉文老师：“这个孩子有些任性，但是脑筋却很聪明、灵活。”这就是萝拉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冷酷，犹如铜墙一样，让人没有办法接近。
我同萝拉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有很多人拿我俩做比较。
我们变成盲聋时的年龄相仿，起初的行为都很粗鲁，不容易管教也很相似。还有，我们俩人都是金色头发蓝眼睛，又都是在7岁的时候接受教育。仅有这些相似而已，所以萝拉绝对比我要用功。
暂且不说这些，萝拉的确是一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假如她能像我一样，开始有一位“莎莉文老师”来教导她，则她一定会比我取得更大的成就。
想到这些，我就庆幸自己的幸运。当我又想到自己已经活到40多岁，能够像常人一样说话，却对那些仍生活在黑暗荒漠中的人没有丝毫贡献，不禁懊悔惭愧。
应该做的事情的确是太多了，尽管调查仍在进行中，但是有以往的资料显示，在国内，除去年纪很大或是卧病在床的人员以外，有379个又盲又聋的人在等待着被指引走出黑暗世界，其中包括15人处于学龄阶段，但却没有学校能够收容他们。
经常有人问我：“我应该怎样安置这样的儿童呢？”
由于小孩子们智力、环境各不相同，所以我也不能十分肯定地告诉他是应该请家教，还是应该送到哪一所学校。我们只能说：“在儿童的眼、耳机能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应当尽快地送到附近的盲哑学校，否则，这样的孩子以后是不会愿意学习的。”
有一件很多人都感到好奇的事情，在这里，我向大家解释一下：即使一个人生活在黑暗或寂静中，但他也能够像常人一样回忆、想象，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当然，他也会尽力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不会自闭在这个世界之外。就拿我来说，由于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很热心地将所见所闻告诉给我，我才会拥有如此多姿多彩的世界。我怎么都不会忘记这些朋友们曾经对我的帮助，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勇气和快乐。
毋庸置疑，身体上的缺陷是一种遗憾，我认同这样的观点。我不能说我自己就从来都没有过怨天尤人或沮丧的时候，但是我也明白这样做根本就没有用处，我总是尽力控制自己，让自己的脑子不去进入这样的牛角尖。
我经常用来自勉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学会自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去叨扰别人。运用宗教上的说法就是：笑着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对命运的投降，而是面对命运，克服命运。
说说这种事非常容易，但是要付诸到实践中，如果没有深刻的信仰、坚强的毅力，以及友情的温暖、上帝的指引，是怎么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现在，回忆起我的过去，值得庆幸的是，我至少能够做一只“仅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所谓的“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代表着什么？作家爱德华完成《小洞的故事》这一本书以后，给他的朋友写信说：“我祖父养了很多鹦鹉，它们除了会模仿猫头鹰鼓动翅膀的样子外，就什么都不会了。客人知道鹦鹉的这个绝活，每次都兴致勃勃地观看。接着，还会追问它们是否会其他的新技巧。每逢这个时候，祖父就会严肃地说‘不要这样说，我们的比利会不高兴的，对吧？比利，快来，你接着模仿猫头鹰给他们看吧！’我经常想起小时候的这段往事。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是那只仅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一样。”
我也将自己比喻成比利，所以会很认真地模仿猫头鹰。由于我的能力太有限，也只能做这件事了，就跟那只小鹦鹉比利一样。
我在佛拉斯特家中的书房里写完了自传的最后一行，手很酸，就暂时停下来休息。
这里的院落有落叶松、山茱萸，可是没有洋槐，至于为什么没有，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出洋槐夹道的小路，正是在那条小路上，我流失了很多的时光，并同时享受到朋友们的温暖，那称得上是我的人生小路了。而现在，我的这些朋友们，有些人仍然走在人间的小径上，有些人则已经去天国的花园中游玩了，但是我对他们的思念还一如既往。
实际上，我曾经读过的许多好书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代表着智者的智慧结晶，对待它们，我同样怀着无比敬仰和感恩的心情。
虽然我的自传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作品，其有价值的原因也不在于我的才能如何，而是要归功于我身上所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或许神应当把我当做它的子女委托以重任，希望我的盲聋能够对其他人有些好的影响。
我的嘴、眼睛和耳朵都被神封住了，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话，神是希望通过这种残缺给世界上的残弱者一些启示。神并没有亏待我，他将莎莉文老师送到了我的身边，并由她将我带领出了黑暗而沉寂的世界中。
莎莉文老师自己的视力自儿时起就很差，她担任我的家庭教师时，也只看得见少许的光线。这样的一位不太健康的弱女子却远离朋友，来到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小村落里，如此大的勇气不能不说是受了冥冥之中的某种力量的支配。为了我，她不辞辛苦，还用微弱的视力为我读书，从而成为我同这个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桥梁。我们之间没有血缘亲情，她所为我做的一切，怎么能只是“喜欢我”所解释的呢。
直到现在，老师仍然需要依靠一副度数很大的特制眼镜来阅读，那副眼镜还是贝尔博士特意为她制造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阅读自己的打字稿，关于事后的修改工作，均是由老师用手语为我朗诵的。老师在帮我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贝尔博士还需要陪在老师的身边，观察着她的视力，随时加以调整。
为了我，老师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她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呢？
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只要莎莉文老师有这样的目标，她就会很轻易地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物，抑或是一名知名的女作家。可是她却宁愿将一生的精力都花费在我的身上。她鼓舞了我为社会人群服务的心愿，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用良好的表现来报答老师的良苦用心。
在最后，我还想说，尽管我的眼睛看到的只是黑暗，但是老师却给我带来了爱心和希望，并使我踏进了思想的光明世界中。我的四周是一堵堵厚厚的墙体，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隔断，不过在高高的围墙之内，却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我依然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奇妙。我的房子虽小，也没有窗户，但是同样能够在夜晚时分欣赏到满天灿烂闪耀的繁星。
尽管我的身体没有自由，但是我的心却是自在的。并且我的心还超越了我的躯体走向人群中，沉浸在喜悦里，追求着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