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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父亲。
他成长于抗日战争年代，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和周围的人，每天谈的都是民族大义，没有哪一个人是在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是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中长大的，也养成了凡事从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
爷爷是一位大将军，也是一位儒者。从小父亲就在一个儒家思想的环境中长大，学习四维八德。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还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中国读书人应有的抱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高中出国，后来读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在他那个年代，应该是全大学部唯一一位台湾去的学生。电机系大概200个学生，他是其中一位。之后又去读纽约大学的库兰特数学研究所，拿到数学博士。库兰特研究所一直是美国排名第一的应用数学研究所，早年由一群为逃避希特勒统治而到了纽约的德国犹太教授所建立，出了非常多的人才跟大奖得主。我父亲的同班同学里就有很多位担任过伯克莱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数学系主任。
之后他受两位蒋先生的邀请，回到台湾，在教育界服务，从校长进入“教育部”，成为“教育部副部长”，其间建立了台湾的专科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台湾国立科技大学。之后他进入政界，历任国民党“组工会主任”、“副秘书长”、“科技部长”、“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可以说是亚洲少数有教育、外交、情治、科技、经济、国防、监察经验的政治家，也是台湾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的政治经济的主要推手。
印象中，那时候父亲非常忙碌，总在工作，谈的话题都是“国家大事”。他为社会国家所做的贡献，我们从小耳濡目染，虽然对我们有相当大的教育功能，但也给我不少压力，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像他一样，以下简谈一些他做的事，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一代承受的期待和压力。
由于父亲的判断力超强，记忆更好，人缘好、人脉广，加上超强的执行力，因此总是临危受命，负责推动最重要的改革和创新。
当台湾这个没资源的小岛大量需要人才时，他被延请进入“教育部”，建立了台湾的职业教育体系，创办了台湾科技大学，成为“教育部副部长”。
当美国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台湾人心惶惶时，他被任命为“组工会主任”，推动政治和政党改革。
当台湾经济需要升级时，他又被任命为“科技部长”，推动台湾高科技发展，包括现在最知名的新竹科学园区。他接手时只有7家摇摇欲坠的公司，现在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当台币被美国逼得快速升值了40%，大量企业面临危机时，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成功地帮助大量的台湾企业升级转型。
当台湾的安定成为最重要的主题时，他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负责将军事升级现代化。
当台湾富裕了，人心浮躁不安时，他又被任命为“监察院长”，整顿公务人员纪律。他代表着政府清廉的形象，在全台湾演讲五百多场，推动禅修净化人心。
1996年大选，他希望以身作则，建立一个清廉的选贤与能的机制。他很忧心，如果领导人没有兼顾能力与道德，会成为台湾全民的灾难。
之后他离开了政坛，全心投入社会公益和佛法修行。在将近三十年的修行生涯中，他博览经教，向四五十位大修行人学习了各种深入的禅修方法，投入很多年的时间大闭关禅修，对心性和觉性有很深的体悟。这些精彩的故事，且容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详述。
父亲不只养我、教育我，还以身作则，树立了人生榜样。他带了我入佛门，教了我修行方法，甚至引领我认识觉性、熟悉觉性、深入觉性。他不只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导师，甚至可以说是上师。我时常想，不晓得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能有这样完美的爸爸。
他今年76岁，或许由于禅修功夫很深，看起来很年轻，精力比我还旺盛，头脑更是比我灵敏千倍。他年初告诉我：“年龄是心理作用，人心不老，人就不会老，从现在起，我要把自己当成38岁，你也该把自己看成24岁，我要开始重新活出一个新的人生，总结我30年来的禅修经历，推广‘觉性科学’，帮助中国，帮助人类。”
他说现在是他“第三个人生”的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是他的第一个人生；他的学佛修行是第二个人生；现在推广“觉性科学”，是第三个人生的开始。我常觉得，人一生能活出三个人生来，是一件很美妙圆满有趣的事。76岁仍有赤子之心，乐观积极地利益众生，更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
不过，现在我父亲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父亲了，也不只是我们一家人的父亲，而是一位大家的大爸爸，关怀着所有的人。
近年来我投入很多时间协助父亲完成他的心愿。他正在用非宗教化的方法，把禅修科学化、现代化、生活化，帮助想学的人很有效率地学到正确的知识，在生活中尽快应用，很快便能达到身心健康快乐。也想帮助已经修行多年，但是摸不到路的朋友们，能够体验到心性的实相。
有如此的父亲，又有这样的机会日夜一起工作，实在是非常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