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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路的大房子里人很多。印象中家里有三位司机、两位厨师、两位端饭洗盘子的、三位保姆、两位照顾我奶奶的老阿姨，还有一位看着我父亲他们长大的老家人，是我爷爷的副官，是我们孩子们最怀念的一位老家人。门卫那边还有大概一中队的兵，轮流守卫。
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我们从小觉得有好多家人。有些家庭把帮忙的家人当佣人，有的还规定佣人见到主人一定要弯下腰来，讲排场，讲尊卑，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去那样的家里做客就会觉得很奇怪、很拘谨，觉得好像什么地方不对。如果是在电影里，他们的生活可能是让人羡慕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这样和家人一起的感觉比较自在。
后来年纪大了些，尤其是开始学佛以后，就更加清楚，我们孩子们享受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爷爷早年为国家付出的恩荫，他经历北伐和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身上还有子弹孔。别人尊敬我们，是因为我爷爷在台湾实践了和平的土地改革，让全台湾的佃农们都有了自己的土地，让很多地主们投入了工商业界，成为今日的许多大企业家族。1949年，他将台湾安定下来，为保留中华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爷爷为台湾做了很多事情，工作一直累到胃出血，最后肝癌过世，真的是鞠躬尽瘁了。所以我们能得到这么多人的照顾，其实是爷爷的功德和福报，不是我们的。小的时候搞不清楚这点，糊里糊涂的，只是觉得在一个大家庭里，人很多很热闹开心，有叔叔伯伯阿姨一堆人在照顾。但是长大之后慢慢发现，这不是我的，我何德何能，它是在消我的福报，我不应该去承受这些福报。
我父亲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有一连真枪实弹的兵照顾我们，我们家院子围墙有很大两扇铁门，进门时总有卫士会帮着开门，后来我们就自己带着钥匙，停了车自己从侧门进去开大铁门，然后把车开进去停好，之后再自己关门，不让那些卫士为我们服务。
有一次玩到深夜很晚回家，我们把车开到门口，不想打扰卫兵，又刚好忘了带钥匙，我就爬墙进去，爬到墙头一看卫兵拿枪对着我，我吓一跳，他也吓一跳，还好他没开枪，要不然“国防部长”的儿子就在自己家围墙上被打死了。
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994年。虽然房子是我们的，但土地早年都是国家的，我们一直没想到要变更名目占为己有，也没有想到把地买下来。那段时间我父亲开始学佛，做了大量的捐献、布施、供养，把家中所有的古董、字画、礼品等都捐了。而这时那块地的地价也贵到我们买不起的地步了，他就跟我们说，这个地上的房子是我们的，但地是属于公家的，父亲和姑姑叔叔们就决定把这整个地方捐给国家做公益。
我们捐出去之后，房子做了一些整修变成了“副总统官邸”，后来有一位“副总统”住了，之后那个地方就空着了。当时我们捐出来是希望它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公益用途，没有想到还是别人在住。
后来有一个好笑的插曲，大概2011年，“国防部”又回来找我父亲，说我们当年办理捐献的所有相关文件全弄丢了，房子居然没有过户，还是我们的，那位“副总统”等于是没付租金，免费在我们家住了好多年！
长辈们得知这个消息，觉得简直是在开玩笑。我那时就建议我们不要捐了，应该拿回来作为陈诚基金会，做社会公益。父亲和姑姑叔叔们商量，都同意捐了就捐了。其实父亲的兄弟姐妹们也都不是很有钱，多半都是教授、学者、工程师，但是大家还是觉得捐了会比较符合我爷爷奶奶一辈子的心愿。我父亲在2012年办完了捐赠手续后，笑着说：“没想到捐一栋房子花了十八年！”
我爷爷交待的后事很简单：“诚死火葬，以不占地为原则。”但蒋中正为了纪念他，在台湾泰山建设了一个几千亩的纪念墓园。大约1991年，我父亲将爷爷的墓园也捐作了国家公园，将爷爷奶奶的骨灰灵位送到了佛光山。灵位在那里放了一段时间，现在暂放在辞修高中纪念我爷爷的一间小屋中，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大陆。
我父亲捐掉仁爱路大房子之后，租了一个大约150多平米的公寓，直到2009年，我二弟、三弟、四妹一起以贷款方式，帮我父母买了一个大概180平米的公寓，在台北我三弟家附近，因此他和弟妹可以方便照顾父母。父母住在那里很方便，去书店和超市都可以走路，有时候乘坐出租车、捷运，生活很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