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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个成语叫“人弃我取”，其意思是在别人舍弃的时候我买下来，等到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再卖给他。通过这种办法实现“低进高出”，从而大赚一笔。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在战国初期，魏文侯在相国李悝的辅佐下厉行改革，加强统治，他所实行的措施是“平籴”法。所谓“平籴”，就是当农民丰收时，国家以平价买进粮食，等到饥荒的年月，再以平价把粮食卖给农民，这样可以维持粮价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
有一个名叫白圭的商人从李悝的经济改革中受到了启发，经过反复思考，他想出了一种致富的办法，这个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当别人不要时，我就想办法要过来。按照这个办法，白圭在农民丰收的季节——大家都有多余的粮食，这个时候他就以低价将粮食买过来。等到饥荒年月，当人们需要粮食时，他再以高价把粮食卖出去，这样就可以实现致富的目的。白圭的致富办法总结为一句话，就叫“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其实，李嘉诚之所以能够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成为人们心目中成功富豪的典范，与他善于运用“人弃我取”的经商智慧有很大关系。有人曾问李嘉诚：“这么多年，你在投资上最成功的思路是什么？”李嘉诚是这样回答的：“要永远相信：当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赶紧出来，所有人都不玩了再冲进去。”换言之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
“文化大革命”时期，香港和大陆到处谣传“中国共产党即将武力收复香港”，这些谣言使整个香港笼罩在迷雾中，人们惶恐不安，于是引发了移民大潮。很多有钱人纷纷贱卖住宅、商铺、厂房、物品等，携带钱款远走他乡，楼市一片萎靡，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当时李嘉诚已经拥有了数个地盘、物业，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然后强行在香港推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想用武力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就会趁解放广州之际把香港收复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再说香港是内地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保留香港现状，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好处的，他们不会让香港局势动乱的。”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李嘉诚马上采取了惊人的举措：首先，他低价买下那些准备移民者的房子、商铺、厂房，然后把旧房翻新，出租给别人；其次，他利用地产低潮期建筑费用低廉的良机，在自己的地盘上大量兴建物业。
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已经摆脱了那种动荡的局势，百业复兴，地产市场从低潮期转入了旺季，而这个时候李嘉诚已经拥有了35万平方英尺的收租物业，每年收入租金达到390万港元。
就这样，李嘉诚从一个中小地产商迅速成长为香港房地产界的巨无霸。此外，他还以股市为杠杆，撬动了自己商业帝国的腾飞。在这个过程中，他“人弃我取”的思想尽显风采，他也因此获得了数不尽的财富。
还有一个类似的事情。那是在1972年，当时股市大旺，股民正处于疯狂之际，成交十分活跃，恒指高攀不止。李嘉诚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将长江实业集团上市，公开发行股票，每股溢价1港元。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价格就上涨了一倍多，这是典型的“高出”。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1973年香港股灾降临，到了1974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很多股民在这次股灾中损失惨重，有些股民甚至倾家荡产。到了1975年3月，股市才有了缓慢的回升。可是，深受股灾之害的股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谈股色变，把股票视为洪水猛兽。
与大多数股民不同，李嘉诚反其道而行之，他在这个时候安排长江实业发行了2000万新股，结合当时低迷的市价，长实将股价定为每股3.4港元。为了讨股东的欢心，也为让自己赢得实利，李嘉诚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从1975年开始，股市逐渐兴旺，上涨势头一直持续到1982年，在这段时间里，香港股市涨幅惊人，李嘉诚所获得的实利远胜于两年的股息。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李嘉诚的赢利方式永远都不会一成不变，唯一不变的是投资的思想精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在房地产和股市上的成功，充分证明了李嘉诚“人弃我取”经商智慧的绝妙，这不但使他的企业帝国迅速扩张，也使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实利。
事实上，人弃我取与低进高出有异曲同工之妙，“人弃”的时候，必然是买方市场，这个时候李嘉诚可以以低价购买进来，而当形势好转、供不应求时，李嘉诚再以高价卖出，这样一进一出，他就能赚足差价。
李嘉诚曾经说过：“低进高出，关键是眼光要准。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因素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要研究和掌握这个规律，就要密切关注整个国际时势。”同样的道理，人弃我取的时候，关键也在于眼光，只有准确地判断市场和行业趋势，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获得生意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