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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政治与经济就是一对紧密相关的孪生兄弟。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的重大政治决策，或政治上发生了重大事件，都会对商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也不例外，比如，改革开放的政策，加速了中国与国外的贸易联系；政府出台房产税政策，房地产业就会受到影响。
对一般人而言，政府出台新政策不会引起他们的关注，但对优秀的经商者而言，这些政策中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商机。有些商人善于从政府政策中嗅到商机，快人一步抢占市场，大赚特赚。在他们眼里，政策犹如一根播撒财富的魔棒，谁能紧跟政府风向，把握政策中的商机，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罗忠福是福海事业集团的老总，他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1995年度中国十大富豪之首。当人们问起他发家致富的秘诀时，他说：“领先政策赚钱。”他表示，如果说他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就是他比别人会利用政策。其实，李嘉诚也是这样的人，他做投资决策时，总是紧跟政府风向，顺应政府政策。
李嘉诚认为，要想把握经济命脉，就必须关注政局。如何了解政治局势呢？李嘉诚表示，看新闻、报纸、杂志等，都是了解政府政策的一种方式。他年轻时就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看半个小时的书。第二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看当天的新闻早报。通过阅读报纸，他很好地把握了政府的脉搏，从而为企业决策做好充分的信息准备。
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曾说：“政治是企业的天，天气好，出太阳了，被子才可以拿出来晒。如果外面刮风下雨，你却把被子拿出去晒，肯定不合时宜。企业要想做强，就必须顺应政治环境，千万不要逆风而行。”
在总结集团发展的历程时，南存辉表示，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缺一不可。什么是天时呢？南存辉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是天时，这是企业最大的政治。”正是有这样的认识，南存辉在经营企业时，才对政策非常敏感。他一直强调，企业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南存辉决定在柳市建造正泰集团的总部大楼。事实上，在此之前，南存辉也有建造总部大楼的实力，也有建造总部大楼的想法。但是他没有勇气去做，因为这种做法在当时显得太招摇。他甚至不敢向别人提及自己赚了多少钱。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南存辉才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很快，正泰的大楼就盖起来了。虽然不高，但在当时，是当地最气派的移动大楼。
其实，不仅是南存辉对政府政策有着独特的敏感，很多商人也善于从时局中捕捉商机。比如，当年中国恢复高考、香港回归、江泽民访问美国等事件发生之后，一般人觉得只是一则新闻，但一些商人则从中看到了商机，迅速制定了商业策略。
1979年，一家五金厂的老板李先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国内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立即意识到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李先生马上决定生产各个学校的校徽，并主动与各高校联系，没过多久，那些高校就寄来了订单。李先生通过生产铝制校徽标识发了一笔大财。
后来，李先生的徽标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做到了联合国，做到了五角大楼。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李先生通过当地的华侨，将江泽民访美的纪念币带回来，然后生产纪念币，又大赚了一笔。
在犹太人的商法中，有这样一个观点：“政治影响商业，政治家的活动也影响商业，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商人往往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很多中国商人也信奉这种观点，因为政治中确实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营企业关心政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有关心政治，关心政府政策，才能清楚并准确地理解政策，从而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
当政府做出政策调整或出台新政策时，往往会影响到经济局势。如果经营者只知道埋头苦干，对政策充耳不闻，不顾天气变化，或反应迟钝，势必会遭遇“滑铁卢”般的覆灭。就像股市一样，股市行情已经明显有了下跌趋势，股民却反应迟钝，依然持有甚至大力买进，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聪明的话，就赶紧抛出股票，最大限度地止损，这才是股民最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浙江人表现得一枝独秀。有人曾研究过浙商的发展轨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逢国内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时，浙江的经济往往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而且发展得比其他地方好。比如，无论是当年的“泡沫经济”和“软着陆”，还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SARS”危机等，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浙江经济却能相对平稳地发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主要得益于浙江商人比较关心政治，能够快人一步从政策和时局中嗅出危机。这种敏锐的嗅觉和判断力，很好地帮助浙江人在波涛汹涌的经济浪潮中稳稳开船，“呛水”的几率很小。所以，像浙商和李嘉诚那样关注时局、关注政策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