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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在巴塞罗那第一次与史蒂文·卓布尼和安德斯·卓布尼见面。在那次之前，他们邀请我在全球宏观对冲基金会议上做过主题演讲。那时，我对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还只有非常粗浅的了解，但还是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类活动的主题发言基本上就是一种娱乐方式。毫无疑问，我讲了一大通美利坚帝国行将衰亡，或是关于美国赤字不可持续性，或者由于某些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即将爆发的流动性危机。会议参加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宏观对冲基金经理，他们礼貌地听着，但是在后面的问答环节显示出了毫无掩饰的怀疑态度。即便在下个四年能够见证最伟大的金融改善，他们仍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怀疑。
这次大会的真正内容当然不是我的餐后演讲，而是第二天开始的以“我喜爱的交易”为主题的同行对话。我怀着不断增长的好奇心听着，一连串的“聪明小子”（这是卓布尼对宏观对冲基金经理的叫法）站起来，精确地解释着如何通过复杂的交易赚取天文数字的收益，以及诸如此类我从未听说过的东西。什么是“掉期”“固定期限掉期价差期权”（steepener）？每个人都在说的“瑞郎”（Swissie）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大学里度过了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期间除了在英格兰银行工作过一年以外，多年来我一直自负地认为学术界才是最聪明的人的圈子。尽管薪酬不是特别优渥，但是作为学者所得到的愉悦还是足以弥补收入上的不足。当然我也总是担心宏大的理论与实践存在隔阂。我和同事们经常谈到学术圈的小社会和实践中丰富多彩的大世界。很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称为经济史学家，装作非常了解这个金融世界的样子。在参加了卓布尼主办的大会后，我意识到自己近乎一无所知。
那些全球宏观“聪明小子”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从传统经济学中吸取理论精髓并将其应用于实证研究，形成某个特定的交易概念，进而执行交易并获取结果的方式。这通常是社会科学和人性中缺乏的一种方式，将其在实践中运用一年，通常是一个月，就能清晰地看到交易是否成功，是赚钱还是亏损了。
我在巴塞罗那看到的东西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心中暗下决心要参加更多这类活动，如果可能的话，更近距离地接触对冲基金管理业务。我认为这是了解经济理论和金融实践之间关系的更好的方法。
史蒂文·卓布尼的这本书因记录了一场非常特殊的金融革命而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对冲基金的崛起被认为是过去15～20年里金融市场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构性变革。未来的历史学者将会感谢卓布尼，至少是会感谢他记录了本书中提到的那些绝世少见的“聪明小子”的回忆。
尽管这本书写于2004～2006年
，离这场大规模次贷危机引发的信用崩溃以及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甚远。本书仍值得在今天重读，许多接受采访的基金经理涉足了这场危机，亲身感受了美国金融杠杆的爆炸式发展以及扩大赤字的不可持续的趋势。如果说谁早就洞察到了这次伟大的结构性变革，不仅仅是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东亚和南亚的崛起的话，那就是宏观对冲基金。
西方经济正面临衰退，很多传统金融机构因流动性和偿付能力出现问题而濒临破产，我们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动荡的经济时期。波动性又卷土重来了。然而这帮“聪明小子”中最聪明的人，早就看到了这个大趋势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确实从中赚到了钱。任何想以他们为榜样的人，都能从史蒂文·卓布尼汇集的这些“聪明小子”的卓越见解中获益匪浅。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哈佛商学院威廉·齐格勒讲座教授
哈佛大学劳伦斯A.蒂斯历史学讲座教授
《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和
《金钱纽带》（The Cash Nexus）等系列著作的作者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