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y-Z热爱和平队。他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一点。在他所演唱的二百二十四首歌曲，包括那首叫做《金钱、现金、锄头》的歌曲中，从来没有提及过“志愿服务”。但纳吉夫·戈亚尔相信自己了解这位说唱达人的真实心情。“Jay-Z和碧昂斯对于帮助和平队都具有浓厚的兴趣，”纳吉夫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纳吉夫说，他去年曾经跟一个人通电话，而这个人声称可以安排Jay-Z和碧昂斯来他在华盛顿组织的和平队集会上讲几句话。然而，他们最终没有露面，这也是纳吉夫一个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常见的结局。他曾经让Grateful Dead乐队的吉他手给佛蒙特州的议员打电话，最终石沉大海。他曾经想到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请他向美国国会写信，呼吁给和平队更多的预算，最终无功而返。有一次，他打算让莫林·沃思，也就是《名利场》的供稿人和蒂姆·鲁塞特的遗孀与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取得联系，但所采用的方式相当迂回，宛如从首都华盛顿开车出发，去美国南部绕一大圈最终到达巴尔的摩。“他让我找詹姆斯·卡维尔给比尔·克林顿打电话，再让克林顿打电话给米库尔斯基议员，”沃思告诉我。“我一天之内收到他四封电子邮件，这只是其中之一。”沃思没有给卡维尔打电话，但后来在一次开会的过程中用她的手机给一位议员打了电话。“这显得非常失礼，但我还是替纳吉夫打了电话，”她这样说道。跟大家一样，她提到他的时候都会直呼其名。沃思非常赞赏纳吉夫凡事都愿意尝试的精神，尤其是他来到华盛顿的过程，“仿佛从云端直接落地”。她说：“有谁愿意大老远地坐飞机去夏威夷看望奥巴马的妹妹？他做到了！真希望他能上一上真人秀节目。”

纳吉夫·戈亚尔三十一岁，但看起来就像个在校大学生。他身高仅有一米六八，皮肤黝黑，睫毛很长。身为移民的第二代，他的信心随处可见——不管身处何方，他总能找到作为外来者的种种便利。2001年至2003年纳吉夫在尼泊尔东部的某个地方从事和平队的志愿工作，有时候当地人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泪流满面。当地人把他看作是恒河之源的湿婆神。老人们一边扭开水龙头一边说道：“这都是他赐给我们的。”在国会的各个大厅，很多人都弄不明白他究竟要干什么。他来到华盛顿，为小村子的水井琢磨出了一系列路线图——廊道、听证室、咖啡店，每个人都可以在此徘徊，等着见到国会议员。“他一个个地筛选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告诉我。“我从未碰到过如此执着的游说者。”其他人则抱怨，说他的非正统方法太个人主义，但即便是批评者也不得不认可他所取得的种种成果。过去两年间，尽管国会内部存在党派之争，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但和平队的经费增长创造了历史记录。“我进入国会有十七年时间，经常为和平队当说客，但从来没像过去两届这么奏效过，”菲尔说。“我把这一点归功于纳吉夫。”

2011年3月，和平队即将迎来五十周岁。这一年喜忧参半： 尽管资金增加，志愿者人数可以大幅增长，但它派往海外的人数比1966年时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很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和平队依然存在。它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似乎变得微乎其微，近年尤其受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纳吉夫告诉我，如果以前的和平队员能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验教训应用到美国的政策上去，和平队的形象将会大为改善，这与很多人对和平队的看法刚好相反。非但不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引入某些摸黑前行的国家，纳吉夫还想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原来组织这一运动的方式，是问谁加入过和平队，谁愿意关注它。那是血脉相连，那是你自己的种姓。你的地盘你自己做主。”他说道。“华盛顿是一个村子。国会所做的各项决定，有些还是非常重大的决定，全都有赖于个人行为。”

纳吉夫·戈亚尔直到加入和平队才知道自己的种姓。他从小在长岛的曼哈塞特山长大，他的父母那文德纳·戈亚尔和达姆扬迪·戈亚尔于1970年代从印度拉贾斯坦邦移民来美国后定居在这里。他们养育的三个孩子都讲印度语，但一直没告诉他们属于吠舍阶层，这一种姓以经商而闻名。“在我们看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文德纳·戈亚尔对我说。他是一位心脏病专家，说自己很讨厌种姓制度。但在被和平队派往尼泊尔之后，因为这里有跟印度相似的种姓制度，纳吉夫给自己的母亲打来了电话。“他问我：‘我们是婆罗门、吠舍、首陀罗，还是别的什么？’”达姆扬迪告诉我。“他说：‘有人想知道我的种姓等级。’我就告诉他了。”

戈亚尔夫妇最开始反对儿子前往海外的念头。他们希望他当医生，于是他在布朗大学修读了医科大学的预科课程，后来又决定申请法学院。他们不明白，他怎么会为了去发展中国家生活的念头而推迟上大学的时间。前不久，达姆扬迪因患乳腺癌正在接受化疗，非常担心远离家门的儿子，但他的理由最终让她松了口。“他说这个国家给了我们太多东西，”她告诉我。“我们住着好房子，开着好车，生活在上好的社区。我们应该有所回报。他这样一解释，我便开始喜欢他的想法了。”

纳吉夫被安排去不到六百人的纳木杰村的一所学校教英语。纳木杰位于尼泊尔东部，所在的德赖平原刚好处于喜马拉雅山山麓。纳木杰村的海拔高度为一千五百多米，村民们主要种植香菜、黄豆、萝卜等蔬菜。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拿出很多时间取水。高山积雪给尼泊尔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但纳木杰这样的山区村镇往往远离河流。最近的水源在萨秋-科拉，在陡峭的山路上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这一处泉眼。人们一般每天往返三趟，用铝罐取回总共十六升水。“大家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洗，”纳吉夫告诉我。“肥皂不是必需品。肥皂很费水。当然，我的做法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生病了。”

他的疥疮很严重，手臂上布满了疤痕。前去加德满都看过医生之后，他回到了村子，接着便感受到用水短缺的其他后果。“一天，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没来上课，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要去取水。我把所有的村民召集起来，问他们：‘如果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愿意投入劳力吗？’他们都愿意。”

纳吉夫找到加德满都的工程师进行交流，又阅读了有关电泵、管线、过滤系统的书籍。他利用医科大学预科课程上所学到的技能，学着计算水的摩擦力。他终于算出，最佳选项是要修建一个两级抽水系统才能把水垂直提升三百九十六米的高度。来到达兰市之后，他找到一个名叫基尚·艾格拉沃尔的水管经销商，因为他的祖辈跟纳吉夫来自印度的同一个地方。两个人闲聊一番家世之后，基尚答应赊销数百根直径为七十六毫米的镀锌铁管，免收利息。为筹措资金，纳吉夫回了一趟长岛，因为来自印度的移民家庭经常利用周末时间举办载歌载舞的盛大晚宴。戈亚尔夫妇备好晚餐，请来了他的医生朋友，但并没有说那天晚上的娱乐节目要穿插纳吉夫的募捐活动。“我想过募捐的事儿，”达姆扬迪告诉我。“我知道，如果不搞募捐，所有的钱都要由我们来支付。”十分钟之内，纳吉夫筹集到了一万八千美元，和平队、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最终补齐了余额。

对二十二岁的纳吉夫来说，最令他感到气馁的挑战是组织劳力。村民们没有大型工具，全部建筑材料都需要人力通过山路搬运到工地。大量的活儿由妇女们承担，因为男人大都到了国外从事劳务。经过一番研究纳吉夫才知道，最大的威胁是一种叫做水锤的东西——也就是低端阀门关闭时水流在长长的管子里产生的压力。他咨询了多名工程师，大家都建议他修一道长达一点五公里的石阶，一来可以固定管子，二来便于检修。在对石阶和泵房进行设计时，纳吉夫主要依靠一位名叫卡纳·马嘉的村民，这位村民天资聪颖，但只上过九年学。学校的校长哈卡·拉玛把全体村民分成二十五个小组，大家一起协调整个工程的方方面面。

另一位名叫坦卡·布耶尔的老师负责村子里的政治事务。“我此时才明白，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纳吉夫最近告诉我。“我们一起出席会议，他会这样说：‘只要我们把这个人抓在手里，其他什么人我们就都有了。’而那个人有三个老婆，事情往往非常复杂。很多事情都要依靠家族和血统。这跟华盛顿一样，靠的是身份。”坦卡在村子里也是个外来者，隶属于某个情况不明的亚种姓，喜欢玩点政治手腕。“坦卡跟某些人交谈的时候本来用的是尼泊尔语，但有时候莫名其妙地改说起英语，‘政治是一种肮脏的游戏，’”纳吉夫模仿着尼泊尔语的腔调。“他不愿意做解释！他了解加德满都的意思，他了解激进分子的意思。对于军人政治和家族政治，他都了解。”

当时，尼泊尔因为政治动荡而四分五裂。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激进分子一直试图推翻君主政体，和平谈判于2002年遭遇失败之后，军队开始越来越多地遭到攻击。军队通常报之以血腥的暴力行动，派出士兵搜查村镇。数千人被杀，超过十万人被解除职务。人们主要的游击策略之一是引爆自制炸弹，这意味着任何带着管子的人都成了嫌疑对象。纳吉夫找当地武装的司令官签发了一份通告，说明村民们为什么需要搬运那么多管材设备，这份通告所有人每时每刻都随身携带。

有五百三十五人志愿参加工程建设。他们全凭手工劳动，修起了两个泵房、两个聚水池、三个蓄水池和一千两百三十六级台阶——据说是尼泊尔东部最长的一条石阶。所在县的工程办公室派来的人在走访时大吃一惊，纳吉夫这么一个美国人竟敢如此信赖卡纳·马嘉这么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人。“纳吉夫先生，你来自发达国家，建这个项目都没找个工程师什么的吗？”派来的人难以置信地问道。纳吉夫回答说：“我们这帮人不比工程师差。”然而，开工十六个月之后，他们合上电闸，没有反应。

纳吉夫在和平队还剩下一个月的服务期。在一次次让水泵转起来的尝试遭遇失败之后，他变得非常泄气，连当地一位电工说问题可能出在电压上的建议都听不进去。“这都怪印度那帮狗杂种，他们用电太厉害，”电工对他说。“我们得等到深夜，等全印度所有人都睡了再试。”

于是一帮人来到位置较低的那一间泵房，一边钓着火蝾螈，一边等印度人上床睡觉。纳吉夫心情沮丧，干脆待在了家里。凌晨三点，一个邻居把他叫了起来。“水来了！”他高喊道。“水来了！”纳吉夫跑到石阶那里，他听到了一种像是在下雨的声音： 这是水在管子里一点点爬升的声音。他和其他人一起，一步一步地跟着声音往上爬。到了山顶，随着水流进容量近九十立方的蓄水池，声音更响了。坦卡·布耶尔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就应该做出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反应，他立马跑出门去宰了一头羊。

人们一般认为，和平队源于伟大的理想，但实际上它在开始阶段更多地跟村镇政治的感情有关。1960年10月，总统选举的第三轮辩论期间，理查德·尼克松对约翰·F·肯尼迪展开攻击，说民主党总统应该为过去半个世纪把美国人拖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之后不久，肯尼迪于凌晨两点钟飞到密执安州，在位于安阿伯的大学校园发表了一段事先没有计划的演讲。他问学生们：“在你们想当医生的人中间，有多少人愿意去加纳待一段时间？”正如斯坦利·梅斯勒在《当世界召唤时》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身为助理，后来做了议员的哈里斯·沃福德相信，肯尼迪之所以发表这番讲话，是因为他对尼克松的含沙射影非常生气。

数千名学生给肯尼迪寄来了意向信，这个主意同时也利用了大众的一种心理，即美国需要更多的草根做出努力，以应对共产主义。竞选后，肯尼迪成立了和平队，并指派其妹夫萨金特·施莱弗担任主任。施莱弗的动作很快——不到六个月的时间，第一批志愿者就被派往加纳，并对当地的教育体系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没有和平队，加纳约六分之一的小学会因为缺乏教师而被关闭。很快，单是派往埃塞俄比亚的老师就接近五百名。截至1966年，全世界已有一万五千多名和平队志愿者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而当年收到的申请书达到了四万两千份。扩展计划雄心勃勃： 肯尼迪曾经说过，当志愿者人数达到十万时，和平队所具有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

结果1966年就是顶峰。越战期间，申请人数骤降，耽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不再愿意跟政府机构产生任何瓜葛。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仍旧有大批年轻人前往海外服务，并对当地的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个机构的美国身份在逐渐减弱。官方支持主要来自某位总统或者少数几个政客的一时兴起。尼克松力图完全扼杀和平队——他讨厌跟肯尼迪有关的任何东西。卡特任命了一个毫无能耐的人。里根于1983年与斐济总理举行会晤，后者对曾在该国服务的志愿者赞赏有加，于是里根对和平队采取了高度支持的态度。那次会晤后一个星期，一个工作人员向里根呈送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要求对联邦预算进行大幅度削减。“别减和平队的，”据报道，里根曾经这么说过。“这是我上个星期唯一一件受到别人感谢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队所得到的只是空洞的竞选承诺。很多人都听说过它的名字，印象勉强算得上正面，但并不知晓志愿者们做了些什么，也不清楚活动经费有多少。克林顿声称要进一步壮大组织规模，让志愿者人数由不到七千人增加至一万；乔治·W·布什说，他还想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奥巴马承诺，到和平队成立五十周年时，其规模将会增加一倍。但他们谁也没有多给钱的意思，志愿者人数依旧只相当于1966年时的一半，尽管申请者人数在“9·11”事件后有了大幅度的增加。2008年，和平队的预算经费是三亿四千二百万美元——低于联邦政府拨付给军乐队的预算。

在原来的志愿者看来，这有点像是在浪费资源。十七年来，和平队向阿富汗派去了美国人，在伊斯兰主要国家服务的志愿者超过了四万五千人，但这样的举动似乎对“9·11”事件之后的政策没有带来什么影响。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是为结束服务期的和平队员提供服务的机构，其主席凯文·奎格利认为，扩大组织规模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这项运动必须独立于和平队本身——根据法律规定，政府机构不能进行游说活动。奎格利告诉我，从前的和平队队员一直比较被动。“一定要组织起来，”他说道。“形成一种机制，这样才能让立法者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奎格利在尼日利亚见到了前和平队志愿者罗纳德·罗斯，他曾经替拉尔夫·纳达尔和其他人组织过几次公开活动。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之后，他们雇用了纳吉夫·戈亚尔。离开尼泊尔后，纳吉夫·戈亚尔进入了纽约大学的法学院。纳吉夫继续为纳木杰村的发展做工作，但从未跟国会山有过半点联系。一开始，他试图了解立法程序。“他们不是有很多书吗？《我们的政府如何运作》等等，”纳吉夫告诉我。“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他这才认识到，其中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民主成分——向和平队这类机构拨款是由一个预算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在宪法中只字未提。至关重要的是，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如何做出个人的决定，并且他们会受到选民、同事和其他人什么样的影响。

基层动员相对比较容易。前志愿者超过二十万人，纳吉夫最终列出的电子邮件清单有三万三千个。他安装了一个电脑软件，以侦测某一条信息是否被打开，由此知道什么样的电子邮件才能够激发人们阅读和转发的欲望。他还会追踪各个目标。我有一次去华盛顿拜访他的时候，他在对电脑进行一番查验之后告诉我，他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被某个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开了一百三十三次。“也就是说，我的做法没错，”他说道。依据那份电子邮件清单，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前志愿者的大量电话和电子邮件。在做出关键性预算决定的那个星期，很多人把电话打到众议院国家和对外事务拨款小组负责人尼塔·罗伊的办公室，直至罗伊的电话完全陷入瘫痪。一位助理终于找到一个中间人，并求他去说服纳吉夫立即停手。“别打电话了，”中间人请求道。“实习生也要去吃午饭的。”

与此同时，纳吉夫联系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因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被大家称为“草根领袖”。他为和平队四处找关系： 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曾经在斯威士兰担任志愿者，芝加哥熊队的主席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担任志愿者，吉米·卡特的母亲和孙子曾经分别在印度和南非担任志愿者。说到找人帮忙，纳吉夫毫不畏惧——他曾经尝试过让四位健在的前总统联合签发一封信给奥巴马，这激发吉米·卡特写了一封回信：“这么找美国前总统不合适。”不过，卡特还是替这场运动打了一个电话。（我第一次见到纳吉夫的时候，他要求我写封信，谈一谈我在中国担任志愿者的事情。）听说奥巴马同母异父的妹妹曾经考虑过加入和平队，他从另一位前志愿者那里要来了航空公司的里程兑换积分，飞去檀香山，然后穿上夏威夷衬衫，面见了玛雅·苏托洛-吴。离开夏威夷的时候，他的手里拿着她和奥巴马从前的一位高中老师写好的信件。作为额外收获，他还拜访了总统十分喜爱的刨冰店，并让店主写了几句支持和平队的留言。

玛雅·苏托洛-吴告诉我，她从来没给这样的活动签过名。但作为一个在印度尼西亚长大的教育者，她支持海外服务项目，而且纳吉夫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显得很专业，很友善，”她这样说道。“但还不够老练。他很自然，也很开朗。”她尤其强调，她不能代表自己的哥哥和政府，因为政府至今都没有发布过有关和平队的声明。但在纳吉夫的夏威夷之行一周后，米歇尔·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的丈夫将致力于大幅增加进入和平队服务的机会。”

还是在纳木杰村的时候，坦卡·布耶尔就让纳吉夫认识到，个人的力量往往大于系统的力量。“他的风格就是直接找到某位权势人物，并开口陈述其需要，”纳吉夫告诉我。一开始，他发现在华盛顿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关系的人很难被写进国会要员的日程表。不过，这时候纳吉夫已经在研究一本包含参众两院每一位成员的彩色影集。“一旦知道了某个人的名字，你就能跟他搭上话了，”他这样解释道。随着时间推移，每一张脸都印在了他的记忆里，这样，华盛顿也就变成了一个小村子。他在里根国际机场认出了鲍勃·柯克尔和克里斯托弗·多德这两位参议员。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星巴克咖啡厅与卢斯·卡纳汉议员搭上了话。一天深夜，他在科斯餐馆外碰到了彼得·韦尔奇议员，在每日面包店里碰见了丹尼斯·库琴尼科议员。每个人都有可能来参议院廊道转两圈——出入连身份证都不需要——于是纳吉夫在那里一连逗留了好几天。他参加了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以便中途休息的时候能够与重要的官员见上一面。他知道众议院里最好的位置是连接伽侬办公大厦和朗沃斯办公大厦的地下圆形大厅，便来到这里见到了好几个委员。他接受这份工作后的第二年，一百二十四位众议员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一封抬头为“亲爱的同事”的信件上，以支持增加对和平队的财政拨款，这样的签名数字超过了其他任何议题。

有人告诉他，这种套路叫作“贴身游说”。游说者很少这样做，因为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不愿意被公众看见跟任何特殊利益有所瓜葛，但和平队的威胁没有这么严重，尤其是它的代言人是纳吉夫。“很新鲜，大家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又小又黑的人，”他说。8月份，我陪着他在国会山待了一段时间。两天半的时间内，他未经邀约就和十五位参议员进行了交谈。政治圈仿佛突然间变得非常小，不过依旧具有明显的外来倾向——为了打开话题，纳吉夫总能找到跟尼泊尔有关的各种联系。他走到科罗拉多州参议员马克·乌代尔跟前，提起了乌代尔的母亲也曾在尼泊尔当志愿者的事情。参议员立马双手合十，略一鞠躬，然后用印度语说道：“您好。”纳吉夫向参议员戴安妮·费恩斯坦做自我介绍时，提到她的丈夫曾经在尼泊尔做过荣誉总领事。在与衣阿华州选民共进早餐的过程中，纳吉夫因为提及某位中西部人从加德满都进口藏式毛毯引起了参议员汤姆·哈金的注意。当他说到和平队时，这位参议员说：“我想知道我们在海地有多少志愿者。”

“没有，”纳吉夫说道。“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哈金说道。“那真说不过去！”

“没有钱嘛，”纳吉夫说道。“因为动乱，海地项目在前几年就被砍掉了，但现在需要恢复。所以我们才会要求增加经费。我知道你最近去过越南，他们那里也需要志愿者。”

“我刚从越南回来，”参议员说道。“他们那里没有和平队吗？”他给就在对面办公室的外交事务助理打了个电话。“汤姆！汤姆！橙剂与和平队！”助理赶紧跑了过来，他当然不知道这个矮个子印度裔跟橙剂与和平队有什么关系。“我要你去查一下，”参议员一边吩咐，一边提到了帕特里克·莱希的名字，他就是给和平队提供资金预算的参议院国家和对外事务拨款小组的负责人。“跟莱希说一说和平队和橙剂的事儿。”

我陪纳吉夫的那几天，他先后参加了一场派驻东帝汶大使的公开确认会、一次武装部队关于俄罗斯核武器的听证会，以及一次罕见和易忽视儿科疾病会议。在他看来，这都是背景音；他坐在会场后排，用iphone给选民们发送电子邮件，等着中场休息时跟谁来一个见缝插针的交流。不参加会议的时候，他给吉米·卡特的孙子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女儿各打了一个电话。他琢磨由众议院推出的预算提案，以确保自己理解其中的数据。他对一些事实胸有成竹： 和平队的全部预算还不够买两架F-22喷气式飞机。他计算过，向海外派出一名志愿者一年的费用大约为二万五千美元，而一名外交官员的费用是一百万。根据2011年的预算提案，提供给外国军队的援助经费是和平队的十二倍之多。当他就此找到费恩斯坦参议员时，费恩斯坦回答说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要有大的增长非常困难。

纳吉夫从口袋里掏出预算提案的复印件。“看一看外国军队的情况吧，”他说道。“差不多是五十五亿美元啊，其中竟然有十二亿美元的增幅。与之相比，我们的要求不过是九牛一毛，只有区区四千六百万。”

参议员扬了扬眉毛。“九牛一毛？”她问道。

“正是这样。”

“嗯，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你看这笔钱，”纳吉夫继续说道。“外国军队有十二亿的增幅，巴基斯坦镇压暴乱有九亿美元。”

费恩斯坦准备抽身走人，但这一连串数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多少？”

纳吉夫取出复印件。“十二亿，九亿。”

“给我看一下，”她要求道，他把文件递了过去。她把一个助理叫了过来：“把这个拿给瑞奇过过目。”

纳吉夫告诉我，他有时候会因为过于大胆而引火上身。在给罗得岛退伍兵举行的一次军人招待会上，他本想趁机见见某位参议员，却被人家赶了出来。当被人问及身份时，他自称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一名“和平队退役者”。“有时候要耍点滑头才办得成事儿，”他告诉我。他并不认为政治上非得有肮脏的事儿，但坦卡·布耶尔关于游戏的说法他倒颇为赞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人的游戏，”纳吉夫说。“跟所有的游戏一样，你得喜欢它，你得从中寻找乐趣。大家都觉得，只有变成政客，才能参与政治活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可能是没有任何级别的村民，但仍旧可以参与其中。”

纳吉夫在纳木杰村的时候也经常遇到麻烦。水管即将铺设结束的时候，他就知道会出现政治上的麻烦事，尤其有几个工人发现不知是谁在储水池里拉了一泡大便。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政治宣示： 邻村有人不高兴了。纳木杰村开了一次会，最终同意赠送邻村价值一万美元的水管子。纳吉夫在法学院读书期间继续筹集资金，村民在数年间逐步拓展工程项目，直至它能够满足七个小型社区。纳木杰村用收上来的水费雇了三名全日制维修工，并用剩余的收益给当地的学校请了一位支付薪水的教师。

纳吉夫还担心，一旦不必每天再花费六小时运水之后，纳木杰村的妇女们会干些什么。他在离开和平队之前建立了一个妇女合作组织，尽管他尚不清楚这个组织将来要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他走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们送了他一件礼物，那是一顶用传统手工编织的羊毛帽子。精细的做工给纳吉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敢保证，这东西在纽约肯定能卖到十五美元的价格。”

法学院开学的时候，他收到了第一箱帽子。箱子有一米多高，直接送到了那文德纳·戈亚尔和达姆扬迪·戈亚尔位于长岛的家里。没过多久，又运来了第二个箱子。这个箱子包装不太好，散发出被喜马拉雅季风吹干的一阵阵羊毛味儿。戈亚尔夫妇提出要求，今后的货物直接发往西村，也就是纳吉夫和他早已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哥哥瑞希的共同住址。他们居住的公寓有七十多平米，起居室很快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

每到周末，纳吉夫都会站在胡斯顿大街卖帽子。离这里不远就是法学院，他总会遇见同学和教授，大家都会问：“纳吉夫，你这是在做什么？”瑞希告诉我，他很不愿意让自己的公寓堆满发出一阵阵臭味的帽子，但看着自己的弟弟摆摊叫卖也就多少觉得有一些欣慰。“他没有许可证，”瑞希说道。“不知道他从什么鬼地方搬来几张桌子，然后就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开始打起了嘴仗。他喜欢跟人拌嘴，他觉得那才是生活。这样的场景很有趣。我会买一杯咖啡。他站在冰冷的寒风中，盯着成双成对的男女大打感情牌。”

纳木杰村却再也买不到帽子了，因为价格涨到了曼哈顿的水平。妇女合作组织的成员迅速增加，因为其他村子的人都赶过来一起制作帽子。最终，纳吉夫卖出的帽子总价值有五千美元——他还在纽约大学税收法课堂的后排摆过摊——坦卡·布耶尔为此画上了休止符。他在村子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这样说道：“这件事儿不可能持久。”五年后，我前往长岛拜访戈亚尔夫妇，他们家里还摆放着六百多顶尼泊尔帽子。

纳吉夫不喜欢法学院。他觉得很多课程非常无聊，只在刑事犯罪程序课程上得了一个D。但他还是毕了业，并轻而易举通过了纽约律师资格考试。然而，他还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筹款方面，并经常回访纳木杰村。到2004年时，激进分子的冲突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和平队撤出了全部志愿者，但纳吉夫却开始了一系列的校舍建设项目。当地一些社区的设施破败不堪，而纳木杰村的人只需要两万五千美元便能修起一栋七间房的教学楼。他们总能把哈卡·拉玛策略发扬光大，将全体村民分为志愿工作小组——尼泊尔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自此以后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卡纳·马嘉现在被当地人称作“工程师”，帮着大家解决各种技术难题。加拿大籍尼泊尔裔建筑专业学生普丽扬卡·比斯塔跟他一起设计了两所学校的图纸。通过这些项目，她结识纳吉夫并坠入爱河，之后他们在皇后大学举行婚礼，婚礼由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牧师共同主持。

纳吉夫的老乡水管经销商基尚·艾格拉沃尔对工程建设更加积极。基尚是达兰市的扶轮俱乐部成员，而纳吉夫的一个舅舅为新泽西州平原市的扶轮社员。新泽西州的某个人建议举行一次筹款会，并与扶轮基金会配套结对。唯一的问题是，扶轮国际有一项规定，反对将配套资金用于建筑工程，部分原因是出于法律和责任问题的考虑。但扶轮社成员都向纳吉夫保证，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仍旧可以修建各种设施，只要把名字改作“学校设备”即可。除非扶轮国际不远万里派人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举行听证会，否则没有人会知道这中间的差别。纳吉夫在纽约大学筹集到两万八千美元，扶轮社捐助两万美元，两所学校就建好了。坦卡·布耶尔购买了价值四十美元的校服、钢笔和笔记本，跟拿到这些东西的孩子们照了一张相，并将这些照片邮寄了出去，让人相信全部资金都用于了设备购买。

扶轮国际宣布，它将委派来自南印度的成员对该项目进行审计。一个炎热的日子，打着领带、穿着纽扣领衬衫和白色缠腰布的他来到了这里。我问基尚，审计员长得怎么样，他这样说：“身体很好。”这在尼泊尔人听来就是“极度肥胖”的意思。在卡基恰普镇，从新修的教学楼里鱼贯而出的孩子们给他戴上装饰性的花环，这让他大为感动。他勉力步行至扶轮社出资修建的第二所学校，但走了几分钟就因为身体太好而无能为力，不得不坐下来休息。那所学校的老师只好走到这里来看望他。“你真了不起，”基尚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一切都好吗？”基尚问道。

“不，我想你摊上麻烦事儿了，”扶轮社成员说道。“你们真不应该修建学校。”

第二年，想把资金要回去的扶轮国际跟纳吉夫进行了几轮含糊其辞的通信往来。他的舅舅不再出席平原市举行的各种会议，一同被暂停的还有达兰分会，直至争端得以解决。后来，纳吉夫和坦卡决定把这一切都推到激进分子身上。他们写了几封信，声称自己本想全部购买设备，但激进分子来到村子后，强迫他们修建一所学校。纳吉夫动用了法学院的贷款，连同舅舅和其他扶轮社成员一共给扶轮国际寄回了七千美元，扶轮国际终于了结此事。“我给整惨了，”纳吉夫说道。

我在尼泊尔见到基尚的时候，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不用再参加扶轮社的任何会议。“我原来参加过他们的会议，并不是遵照扶轮社的制度，”他说道。“而是遵照纳吉夫的制度。”他说，即使形势相当糟糕，纳木杰和周边的村子都一直没发生过暴力，因为大家都忙于发展。基尚说，是纳吉夫改变了他的生活。“我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参与，”他说道。“你得为其他人做点事儿。”

我拜访了卡基恰普镇的学校，学校看上去相当宁静，谁能料想它曾冲击到从达兰市到平原市的扶轮社呢。在碧蓝色的屋顶上，有人涂上了巨大的扶轮社标志，从低飞的飞机上就可以欣赏一番。校长告诉我，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扶轮社成员有时候会大老远的跑来参观校舍。图书馆的门用黄檀木做成，看上去非常漂亮，比红木的价值更高，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形： 知识女神萨拉斯瓦蒂、莲花、佛教万字符、尼泊尔旗帜、扶轮社的轮子。

纳吉夫来到山上的第一年就认识到，说到和平队的财政拨款，连总统的权力都不如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总统向众议院提出预算建议案，真正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是参议院委员会。乔治·布什执政期间，参议员莱希就已经对和平队的官僚体系深感失望。有人告诉我，和平队设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管理非常混乱，工作人员连莱希是谁都不知道。“他把电话打到和平队说：‘我是帕特里克·莱希，’对方竟然叫他把名字拼写出来，”纳吉夫说。“这个人还管着他们的预算呢。”

蒂姆·瑞舍是替莱希负责拨款事务的高级助理，纳吉夫听说这个人特别挑剔。瑞舍告诉我，和平队这个机构急需进行改革，尤其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几个国家。“贝宁这个国家这么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位于何方，可那里的志愿者人数只比中国少二十五人，”瑞舍说道。“我们想探讨的是： 这有意思吗？”他尤其强调，拨款委员会运作的预算极为有限。“拨给和平队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的，”他说。“从水资源项目中挤，从食品援助项目中挤，从难民安置项目中挤。”纳吉夫告诉我，瑞舍关于和平队需要改革的说法一点儿也没错，但他认为2009年夏季任命的新主任阿龙·威廉姆斯将会致力于做出一点变化。威廉姆斯之前成功担任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执行官，他告诉我，他的优先任务之一是要对接受志愿者的地方进行评估。无论如何，纳吉夫觉得莱希如果愿意在这个行当多花一点时间，他的观点将会有所改变。“大家不能仅凭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来评判和平队，”纳吉夫说。他希望预算资金是从军费，而不是从援助经费中挤出来。“把这么多钱送给巴基斯坦和其他的外国军队，你能想象这中间存在多么巨大的官僚浪费吗？”他问道。

但是，纳吉夫想不出办法来搞定莱希。他知道这位参议员喜欢Grateful Dead乐队，还是铁杆的蝙蝠侠迷，曾在电影《黑暗骑士》中客串露过一面。“我同一位跟随肯尼迪参议员很长时间的助理交谈过，我说我该怎么样才能把莱希说服，”纳吉夫告诉我。“她说：‘穿成蝙蝠侠，站在参议院的大门口。’她是认真的。我考虑过。”纳吉夫能够说服吉米·卡特给莱希打电话，却无法从Grateful Dead那里弄到一纸声明。他依次给两百多名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前志愿者打电话，请他们给这位参议员打一个电话。其中一位碰巧是给莱希的父亲提供临终关怀的托老院的首席执行官，她答应给他打电话。

至此，纳吉夫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开始每况愈下。这个机构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我听其他人说，它对纳吉夫的策略不太满意，在他和其他人公开发表针对莱希的评论员文章之后更是如此。对于这种非正统的方法，华盛顿人做出了迥然相异的反应。共和党人相当支持，他们似乎很喜欢纳吉夫的个人主义和外来者身份。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其他要人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胆识。负面反应好像多来自年轻人，尤其是国会的助理们。“他总是把事情搞得很私人化，”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讲，其他人则抱怨他时常骚扰他们，并且不遵守规则。纳吉夫告诉我，国会的每一间办公室都像一个微缩的小村庄，助理和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这些村子里，代际陈规被颠倒： 年轻的人往往最墨守成规，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处理着同样的事务。曾经在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身边工作过的职员马克·汉森告诉我，官员往往善于品味政治事务中私人和自然的一面，而工作人员一般会关注其中的操作次序。“他们会想方设法操控某个事件，”他说道。“而纳吉夫干扰了这样的程序，并强迫大家在没有写进日程表的日子里听别人讲和平队的事情。”

每当人们谈论和平队所发起的这场运动时，大家总会不怀好意地这样说：“你们都听说过冰淇淋联谊会，对吧？”这样的说辞我听到过无数次，直至“冰淇淋联谊会”这几个字听起来让人想起“猪湾”。每年夏天，都会在华盛顿以帕特里克·莱希的名义举办募捐活动，特征便是本杰瑞冰淇淋和佛蒙特州特产。2009年那一次，和平队的财政预算到了关键时刻。奥巴马要求做到三亿七千三百万美元，比现行的三亿四千万美元略有增加，但众议院响应和平队发起的运动，要求做到四亿五千万美元。纳吉夫和另一位曾在尼泊尔服务、当时已经是作家的前志愿者劳伦斯·赖默参加了冰淇淋联谊会。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赖默向莱希做了自我介绍。

“参议员，我恐怕得向你说点惹你不高兴的事情，”他这样说道，接着他拿出一份声明大声地读了起来，“你应该听从内心，真正进步的内心，而不是那些专唱反调的助理们。”莱希非常恼怒，说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讨厌受到别人的干扰。但赖默并不罢休。他又说道：“参议员，民主就应该是这样的。”

一位助理站到两人中间，结束了他们的争执。赖默做了书面致歉，但参与运动的人都觉得跨过了某一条界线。正如瑞舍最近跟我说的那样：“以这样的方式跟一个负责财政拨款的人对话，肯定是非常不明智的。”联谊会之后没多久，预算下来了，四亿美元——年均增幅最大的一次，但还是比众议院批准的四亿五千万美元少了很多。一位众议院的议员告诉我，莱希曾向他抱怨过前志愿者的粗鲁无礼，他说：“要让和平队付出五千万美元的代价。”莱希否认了这一说法。

人们大都觉得这一次运动大获成功，但纳吉夫的心情很复杂。冰淇淋联谊会之后，他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完全闹僵，竟然离开了这个组织。第二年，他独立开展工作，所需资金由前纳达尔的活动家唐纳德·罗斯领导的一个顾问小组提供。他所采用的方法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活动的结果是参议院将2011年的经费预算增加了两千万美元。但纳吉夫认为，重要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他之前一直希望对改革步伐比较保守的和平队施加更多的影响。

纳吉夫告诉我，他采用个性化的办法有点过了头。村庄政治可以不讲民主： 关键在于，某一具有权势的个体在听到那么多整齐划一的声音之后，会本能地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给莱希打电话的人，下至他爸爸所住托老院的管理者，上至前任总统。他还在本杰瑞冰淇淋联谊会上有过上述遭遇。那好像还不够，他又接到了本和杰瑞分别打来的电话。本·科恩告诉我，在纳吉夫联系他之后，他给莱希打去电话，建议给和平队而不是五角大楼更多的财政拨款。我问科恩，参议员的反应如何。“他的反应是‘够了！连同他的哥哥，每个人最近一直在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儿。’”

9月，我陪纳吉夫去了一趟尼泊尔。去纳木杰村的路上，我们在附近一个名叫贝德塔的小镇停下脚步，玛尼·塔芒迎接了我们。玛尼的眼神很犀利，黝黑的脸庞十分瘦削。他自我介绍说，在动乱年代，他是当地激进分子游击队的司令。2008年，君主政体被废除，联合国一直控制着全国的和平进程。激进分子现在变成了合法的政党，但他们这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抛头露面，所以玛尼显得有些神经质。他穿着肮脏的T恤，上面用英文印着“休闲风格”这两个词。

“你是不是多少对我感到有点失望？”纳吉夫问道。

“我跟你说过好多次‘谢谢你’，再多说一句‘谢谢你’也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玛尼说道。“像你给我们修的学校那种房子，全县找不出第二处。”

“有没有什么意见？”

玛尼觉得，激进分子一直被排除在发展之外。“你第一次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见见面，”他说道。“但纳木杰村的人一直拦着我。”他问纳吉夫会不会在附近的社区再修建一个水利工程，纳吉夫说自己再也没有从事这样的工作了。“我可以把这个想法跟本县主管灌溉的官员交代一下，”他说道。

纳吉夫不想再协调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他社区正在修建水利系统，他觉得这更好一些。“你把某件事情做好了，别人就会跟样学样，”他说道。“做这种事儿根本不需要大包大揽。”他也不再修建学校。他觉得自己的角色一直在变换之中，对自己非常挑剔。有些项目完全失败，比如羊毛帽子，妇女合作组织的生产能力也尚未得到展现。纳吉夫相信，学校的楼房太过于功利主义；他在一次典礼上发表讲话，说那些楼房“看起来像监狱”。他告诉村民们，楼房应该漆成亮色。即便水利工程也有副作用。有了水，人们可以用水泥搞建设，而村民们已经踏入了无序建筑的阶段。外面的投资者进了村，因为他们认识到，为了躲避德赖平原的高温炙烤，纳木杰村有可能成为大家的避暑胜地。他们置买了很多地块，价格在一年之间翻了十倍，当地人非常担心凝聚力正在一点点丢失。

就慈善事业而言，可复制性是至关重要的目标，但在纳吉夫看来，开发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很多地方重复同一件事儿，从不考虑长远后果，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他相信，建筑工程项目的价值往往被夸大其词，实际上更重要的在于花时间让某个社区能往前迈步。他说，纳木杰村的村民们用上了自来水，但跟村民们学会共同劳动相比，前者并不特别重要。“人们总会这样问我：‘和平队修建了多少所学校？多少家医院？’”他说道。“和平队很不善于玩这样的游戏。所以它的机构规模依旧比较小，人们对它也不怎么了解。”进了和平队，二十七个月的服务期比其他服务机构都要长，志愿者们对于传统的开发工作往往犹豫不决。他们乐于看见复杂的变化过程，却不乐于为大型项目和全面计划加油喝彩。小说家保罗·泰鲁曾于1960年代在马拉维担任志愿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开展工作有过至关重要的描述。他告诉我，宏大的计划往往具有破坏性。他对自己在哥斯达黎加所见到的，由村镇组织的小型项目所持的态度更为积极。“我们需要鼓舞人，而不是吓着他们，”他说道。“带有破坏性的援助项目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我跟曾经的志愿者们交谈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说：“我在从事志愿者过程中的收获远远大于我的付出。”还有一种说法也很普遍，和平队带给美国的益处远大于它带给全世界的益处。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些情绪性的说法——那似乎是在表达一种卑微和尊敬。我一直喜欢和平队略带颠覆性的元素，因为这往往寂静无声、富于个性。不过，和平队的失利似乎正在于前志愿者们回到国内之后很少——至少在政治方面——再打外来者这张牌。像纳吉夫这样的人能从纳木杰村来到国会大厦，用全新的视角打量这个地方，这使他的出现具有了一定的颠覆性。不过，他不是等闲之辈。美国极其善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搅起波澜，而对引发至反效果的事情却表现得无动于衷。

在纳木杰的最后一天，我们出席了农业培训新大楼的落成典礼。一年以前，纳吉夫筹集到资金，在位置最好的山头购买了五英亩土地，村民们希望在上面修建一个中心，全尼泊尔人都可以来这里学习有机农业。纳木杰村有了足够的水源，可以满足这样的发展需要，村民们因此满怀雄心。他们最近在达兰市举行了一次筹款活动，筹到的款项竟然达到十五万美元。然而，人们的计划似乎更宏大： 他们想从尼泊尔政府那里得到一百万美元，以把培训中心扩展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坦卡·布耶尔为典礼事项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处是硕大的帐篷和彩旗，全县的官员都赶了过来。他们拿到了精心准备的庆典礼物： 佛像和廓尔喀刀。纳吉夫发表了关于发展的讲话，只要他一提到钱，人群就会欢呼不已。

第二天，我们来到加德满都，拜访了和平与重建部长拉卡姆·泽姆琼的办公室。坦卡·布耶尔提前写好了三封信，要求政府支持新建一所大学，并让纳吉夫转交上去。但纳吉夫似乎心神不定；他告诉我，头一天的庆典仪式太过奢侈，他惹了麻烦，这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跟部长开口了。

我们在一间高大的房间里见了面，部长跟纳吉夫热情地打了招呼。陪着他的是两位助理，用尼泊尔语里更令人满意的外来词说，也就是两位“雇员”。还有一位激进分子官员，他正在帮着起草尼泊尔宪法。纳吉夫先讲了一段话，但没有开口要援助，反而说在纳木杰建一所全日制大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村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不管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听取，”他说道。

“我会提醒他们务必谨慎，缓慢推进，”部长说道。

“村里现在面临着很多危险，”纳吉夫说道。“我还是个和平队志愿者的时候，一英亩土地只值三百美元。现在呢，一千美元。这有点像狂野西部。”

“我明白，”部长说道。激进分子的手机响起了铃声——《国际歌》。乐曲就要演奏到“全世界受苦的人”时，他摁断了电话。

“我们需要在纳木杰村做点别的什么事情，”纳吉夫说。“不一般的事情。”

部长答应关注这一项目，然后大家握手道别。我和纳吉夫走到外面，坐上了出租车。他还有三封信没有转交，我问坦卡和其他人会不会感到失望。

“他们了解我，”他说道。“坦卡先生常被这样的事情逗乐。他会这样说：‘我们让纳吉夫去那里转交信件，他却兜了一圈，还说我们的坏话！’”出租车摁响了喇叭；我们在车流中蜿蜒前行，纳吉夫笑了笑：“说政治是肮脏的游戏的人就是他。” g49F/ZWU1/uUss+0bhkmtNQi1h1ZpMQLjYx3dVi4l/Etok26H37YXoGSfsBJaU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