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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
翻看抗战殉国的中国将领名录，有一位将军的大名赫然列在忠烈祠的第一位。抗战时他以中将加上将衔的身份，亲冒弹雨，与将士们拼杀在抗战救国的最前线，抱着牺牲救难的决心，怀有“我死国存”的坚定信念，与日军大小十余战，辗转几千里，终究求仁得仁，于湖北宜城这片热土舍生取义，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壮烈殉国，马革裹尸，实现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真正操守。更为难得的是，当他的灵柩被送往后方时，蒋介石扶棺痛哭，写下了“英烈千秋”的挽联；中国共产党也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1982年，人民政府将这位战将列为革命烈士，北京、天津、武汉、上海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道路。这位彪炳史册，得到国共双方如此高度认同的将军就是张自忠。
“白河流水日汤汤，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从此去，明朝便拟到家乡。”
——（明）归有光
烟波浩渺的大运河沟通南北，千百年来繁荣了两岸无数的市镇乡村，而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境内的临清县，就是大运河山东段的一座重要的码头。得益于便捷的水运交通条件，临清商业兴盛，物阜民丰，是山东境内一处人杰地灵的宝地，张自忠将军就是于1891年出生在这里。
张家在临清并非寒门，而是很有名望的官宦世家，张自忠的父亲张树桂就曾任江苏省赣榆知县，张自忠也是自幼随父亲在南方长大，受其言传身教，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但在1905年，张 父不幸因病殁于任上，留下了未及成年的张自忠与母亲相依为命。
少年失怙，让14岁的张自忠成熟了不少，家中的顶梁柱没了，以后的路一切都要靠自己。这一年也恰逢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全国各地废除科举，大办新式学堂，待陪伴母亲扶着父亲的灵柩返回故土安葬后，张自忠也放弃旧学，进入当时家乡唯一的新式学堂——临清高等学堂读书，两年期满后又来到了中国北方最现代化的大城市天津，考入北洋系开办的天津法政学堂攻读西方法学。法政学堂制度一律向西方看齐，天津又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故校园内部各种追求进步的新思想、新主张传播相当广泛，这给了来自传统士大夫家族的张自忠很大的冲击，原有的建立在孔孟典籍上的世界观逐渐被打碎，新的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价值观念在头脑中成型，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对他影响很大，“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张自忠一生的信条。
1911年，张自忠在学校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浪潮中。但现实的情况却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容易，虽然革命党人已经在南方诸省起事成功，但北方的直隶、山东等清政府统治核心的省份仍然被袁世凯控制在手里，尤其天津更是北洋系起家的大本营，革命党人很难在这些地区求得突破，一时全国陷入南北对峙的僵局。
当年年底，经过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丁惟汾的努力，山东各界的进步力量终于联合起来，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革命的曙光似乎出现于北方。远在天津的张自忠听闻此讯，兴奋不已，立刻启程南下，转入济南的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他踌躇满志，准备投身于家乡的革命事业之中。
然而好景不长，旧中国终究是靠实力说话，一场南北和议，革命党人的嘴上功夫终究没能敌过北洋军的快枪火炮，转过年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山东也落入了北洋军的手中。袁世凯的鹰犬们进入山东，大肆捕杀同盟会会员，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山东的革命之火就这么被迅速扑灭，张自忠也被迫出逃。
在这个过程中，北洋军阀的气势汹汹与革命党人的软弱无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强烈的现实感深深刺激了张自忠，同志们被捕后的鲜血也让他恍然明白，要想实现革命意愿，仅靠令人口干舌燥的奔走呼号是不够的，必须要伴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才能让革命的目标得以真正贯彻执行，正所谓“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那一年，刚满20周岁的张自忠决定投笔从戎，用手中的钢枪与剑，而不是学生的书籍和本子，来达成他救国的理想。
但是书生从军，又谈何容易？尤其张自忠想加入的是一支有理想有朝气的革命军队，而不是老兵油子充斥的北洋陆军，所以虽然有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但是蹉跎了一年多，张自忠还是没有找到 一支肯接纳他的队伍。
转眼时间到了1914年，张自忠从族中兄长口中获悉，有一位叫做车震的临清老乡，在驻扎奉天（今辽宁沈阳）的北洋军第20镇当标统（相当于后世的团长），这支部队思想进步，辛亥革命期间曾一度发动“兵谏”，要求清政府接受革命党人的主张，很多基层的军官和士兵也都有同盟会背景，去投奔这支部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年暑假，张自忠约了五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千里迢迢奔赴东北，当面拜会车震，提出要参军。阅历丰富的车震当然不会相信这六位白面书生的话，在他看来这只是青年人一时头脑发热而已，予以了婉拒，但是张自忠等人也是抱着信念来的，如何肯轻言放弃？一行人就在军营里赖了下来，坚决不走，车震也只好暂时让他们安顿下来，姑且听其言，观其行。
当时正好赶上麦收，第20镇的官兵要都下地去帮忙收割庄稼，学生们也主动提出要搭把手，车震笑着同意了。他暗想这些家庭条件都不错的洋学生怎么能吃得了这份苦？果不其然，有五个人干不满两天就败退了，嚷嚷着坚持不了要回家，却只有张自忠一言不发，顶着毒辣的日头把农活干到了最后，丝毫没有打退堂鼓的意思。车震见其人沉稳坚毅有恒心，也觉得人才难得，就同意他留了下来，世上从此有了军人张自忠。
但是考验远没有结束，在熬过了一年多脱胎换骨的新兵训练之后，张自忠的军人生涯又遇到了新的打击——老长官车震在1916年镇压护国军的战役中遭遇惨败，所部全军覆没，遇此打击心灰意冷，索性兵也不带了，辞了军职回乡隐居。他一走，张自忠在军营也没了去处，也只好带着不足两年的军旅生涯，饮恨回家。车震知道张自忠不甘心，也有心要帮他最后一把，眼下虽然车震已经无意于戎马生涯，但是驻扎在河北廊坊的老伙伴冯玉祥却是在招兵买马，摆出了一副延揽天下英才的架势。车震决定趁着去天津办事的机会，把张自忠推荐给冯玉祥。冯玉祥眼光老到，见张自忠体格魁梧，相貌堂堂，心中先有了八分欢喜，又听了老友介绍张为人沉稳坚毅，有大将之才，更是暗呼挖到了宝贝。于是，冯老总把那套笼络人的手段搬出来，当时就任命张自忠为中尉见习排长，下连队学习带兵。25岁的张自忠，在冯玉祥的麾下开始了正规的军人生涯。
应该说，25岁对一个军人，已经过了黄金岁月，别的且不说，单以军中资历论张自忠就已经落后年龄比他小的佟麟阁、刘汝明等人一大截，这也是后来这两位能列“西北军十三太保”而张自忠无缘晋身的原因。但志存高远的张自忠并不在意这些，他只是兴奋终于能找到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至于官位、职务之类，并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东西。
也许是读法律出身的缘故，张自忠带兵很注意军纪严明，执法极为严厉，当他的兵很少有不挨军棍的，但另一方面，张自忠每次体罚都有理有据，从不滥施淫威，让当兵的心服口服。所以虽然他有个“张扒皮”的诨号，但是在部下那里却是极得军心，他的部队每次考核，名次也是在全军前 两名。1918年，张自忠进入冯部军官教导团深造，对半路出家的张自忠来说这是难得的补习军事知识的机会，所以他的学习兴趣极为浓厚，勤勉刻苦加之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被教官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道：“在教导团中，他（张自忠）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张自忠
在承担汉奸污名后，张自忠将军一直想以死报国，以证清白，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生则国亡，我死则国存。”在枣宜会战前夕，他曾经亲笔写下文章——“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非我等为其而死，否则毫无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们五千年历史之民族，断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随着时间的流逝，张自忠在冯玉祥军中的地位也稳步提高，从连长、营长一路晋升到学兵团团长，这时已经是1924年，深刻影响到冯部未来命运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
应该说这场军阀混战的主角仍然是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大帅，冯玉祥虽然已经做到了一军司令官，但在战争初期还是没有资格跟这二位叫板的，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战争的最终结束却是因他这个直军第3军司令官抓住机会，趁吴佩孚在前线和张作霖作战的时候突然倒戈杀回北京，直接端掉了直系的老家，吴佩孚大败亏输，从此再也无力染指中央政权，而冯玉祥则借势而起，最终发展出了 一支能逐鹿天下的西北军力量。
张自忠于此战中接受的任务是率部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其缴械投降。因为直系军心已丧，所以此战并没什么难度，当然也体现不出张自忠作战的高明之处，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琐事，却彰显了他作为一个爱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当时张自忠部奉命移驻丰台车站，但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当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时，这群眼睛瞪到天上的英国人竟不准中国军人进入，双方发生争执。一般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人无权干涉！”英国人见交涉无效，干脆摆出帝国主义的架势，包围了丰台车站，并进行挑衅射击。但张自忠不为所动，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守军根据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坚决予以还击，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这群养尊处优惯了的英军士兵哪曾想中国人还敢还手，只好灰溜溜撤退。但驻守在铁路沿线的英军仍不准中国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词严地驳斥说：“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英军见碰上了强硬的对手，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军队之手。
“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的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但是很遗憾，当时控制中国的大多数军阀们是没这么高觉悟的，并非这些军阀们不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放在心上，只不过在他们的理念里，要想强国御侮，那也要在本大帅一统天下之后才行，翻译过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积弱的国势就在这些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一天天衰败下去，似乎没有终点。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又接连在国民政府组织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尝到了政治投机的甜头，麾下的西北军如滚雪球一般壮大，张自忠的职务也从团长提升到了第6师师长，成为冯玉祥帐下的高级将领之一。
到了20世纪30年代，冯玉祥俨然已经成为中国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尤其在北方，似乎除了占据东三省的张学良和在山西闭关自守的阎锡山外，谁也奈何他不 得。这自然引起了占据着“中央”名分的蒋介石的不满，一贯好耍弄权术的蒋介石便以裁军的名义搞了个“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把上述几路诸侯诳到南京，席间威逼利诱，妄图让中央军一家独大。但好不容易打出如今局面的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等人又如何肯撒手？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裁军终究没讨论出个结果。
既然谈不拢，那就只好打了。于是1930年5月，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了。北方的两大势力第一次联起手来，共同对抗蒋介石，冯玉祥这次赌上了全部家底，手下的精兵猛将配合以阎锡山的丰足钱粮，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双方的战斗基本就是沿着南北向的两条铁路大动脉——平汉线和津浦线的争夺开展的，再加上居中沟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整个战场就是一个“凹”形。
张自忠部的第6师最开始是在西边的平汉线打前锋，一路气势如虹，所向披靡，中央军在他手下很少有一合之将。当时蒋军徐源泉部已经占领许昌，把握住了平汉线的战略主动权，但是张自忠果断指挥部队发动夜袭夺城，用迅猛的攻势一夜翻盘，克复城池之后又据而死守，一月之内打退蒋军数次围攻，令对手士气丧尽。等到6月，冯部援军上来，张自忠又果断出城反击，转守为攻，打得士气低落的蒋军四散奔逃，全线溃退，眼见平汉铁路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冯玉祥在这个时候却把打得正顺的张自忠给调走了，第6师被重新安排到陇海铁路，预备阻击蒋介石的精锐援兵。从军事角度看，冯玉祥当然是下了一招臭棋，兵法所谓“攻其所必救”，如果张自忠能带兵持续攻击南下，直插信阳，那就等于是给蒋介石统治区域的腹心来了一刀，战略意义相当重大，后来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如此。然而冯先生没能看透这一点，只是对己方陇海铁路的安危忧心不已，甚至把在前线气势如虹的强军也要调回来加强守御，变外线作战主动进攻为内线作战消极防守，把战场的主动权交给了敌人。
这些统帅考虑的事情不是张自忠所能左右的，他唯一能干的就是尽好一个军人的职责，既然来了陇海路，那就在陇海路尽力打好。当时在陇海路与张自忠第6师对峙的是蒋军精锐的教导第2师，师长叫张治中，也就是后来国共谈判中被老蒋痛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的那位爱国者。张自忠这次是棋逢对手，教导2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远在6师之上，不能力拼，只能智取。张自忠经过仔细分析，决定还是祭出西北军擅长的近战、夜战这两大法宝，第6师用手里的刺刀、大刀和手榴弹与蒋军展开肉搏，硬是在实力占优的敌人中杀出一条血路，蒋军战线动摇，全面溃退。教导2师在担任掩护的时候又不幸被张自忠追了上来，生生被撕掉一大块肉之后才勉强撤退，元气大伤。经此一役，张自忠名气大噪，他作战勇猛，指挥若定，俨然已是一代名将的风范。军中同僚评价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西北军中从此又崛起了一员将星，只是冯先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再用他了。
战争进行到七八月份，冯先生开战以来一点儿一点儿犯的小错误终于累积到了质变的阶段，战争态势开始朝着不利于联军一方发展，而阎老西和桂系这两个队友不靠谱的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趋势，等到9月18日，一直在关外看风景的张学良也宣布支持蒋介石，冯先生便彻底大势已去，而且他这次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了。
由于冯玉祥一直以来的家长制作风，所以他在西北军的高层中其实并无多少人望。当他顺风顺水之时，众人尚能在他威风之下齐心，然而一旦他落魄，僚属们就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所以在中原大战败局已定的时候，冯军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接受改编；而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也宣布脱离西北军，自由行动。在这种大趋势下，张自忠的坚持就难能可贵了，中原大战结束时，张自忠的第6师尚有约五千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如果能自立门户或者投靠蒋介石，少不得升官发财。但是面对西北军的土崩瓦解，张自忠却选择了带领第6师跟随冯玉祥渡河北上。他对部下说：“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冯先生，但我张自忠不会这样做。”
有句老话讲“形势比人强”，虽然张自忠足够忠义，但是冯玉祥到底还是失败下野，西北军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从此不复存在。而那些不甘于归附蒋介石的残部则在后来相继进入山西，公推宋哲元为领袖。1931年1月，他们被张学良收编，给了一个军的番号，这就是那支后来以大刀出名，在抗日战场杀出威风的29军。
张自忠担任了29军38师师长，因为该部是杂牌中的杂牌，故装备水平极为低劣。虽然有一个整编师的架子，但部队甚至做不到人手一枪，火炮等重武器几乎没有，于是只好继续发扬老西北军的传统，用大刀等冷兵器作为补充。虽说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震慑效果，但是这种透着无奈的悲壮，还是令人不禁一声叹息。
此时国事日渐败坏，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志得意满，精锐尽数入关抢占地盘，老家东北的防务一片空虚，结果就被日本关东军抓住机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蓄意的阴谋过后是东三省尽数沦陷敌手，一年前张少帅捡了粒中原大战的“芝麻”，却没曾想在今天丢了东北老家这颗“西瓜”。东三省的轻易到手，让日军欲壑难填。1932年，势力已经渗透到长城沿线的日军频频向中国军队挑衅，妄图在华北再制造一个伪“满洲国”。这已经是完全触及了张学良和国民政府的底线，无论再怎么“攘外必先安内”，丢了故都北平和经济中心天津的责任他们也担不起，但是怎么打，打多大，政客们也是犹豫不定。
1932年1月10日，张学良下令，29军从山西阳泉出发，移防华北的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线。很显然，少帅是打了一手好算盘，想用这支不是嫡系的部队试探一下日军，到底是大举侵略还是试探进攻。在抗倭御侮的精神激励下，29军上下对于即将面临的战斗并无怨言，用张自忠的话讲：“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作为一个矢志报国的军人，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多时了，现在终于有机会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上一展身手，如何不全力以赴？
当年3月，在日军一连串的攻势下，前线的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只好据喜峰口关塞死守。当月7日，张自忠与29军另一位师长冯治安率部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三十千米，张、冯在此设立29军前线指挥所。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张自忠鼓励部下说：“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冯、赵二人甚为赞同。当然打仗光有决心是不行的，29军装备低劣的问题直到上前线都没人给解决，以枪都配不齐的两万人马跟日军硬拼是不行的，只有在战术上想办法抵消劣势，张自忠还是拿出了西北军夜战肉搏的看家本领，与冯、赵二人计划，组织一次大刀队夜袭。11日夜，王长海率领217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224团，李九思指挥226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混乱中日军顾此失彼，很多人睡梦中糊里糊涂被砍掉了脑袋，此役29军杀敌上千，同时110旅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正面攻势。
消息传出，全国一片欢腾，各界纷纷写诗作词赞扬29军的抗战功绩，尤其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更是唱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在河北保定督战的蒋介石也感到颜面有光，难得大度地决定电邀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一年前还与他作战的将领赴保定一晤。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
但是也正如上文所说，长城抗战到底只是蒋委员长的“面子工程”，29军打得不错，给他争光了，也就可以了，进一步反击收复沦陷国土，蒋委员长压根没考虑。所以1932年的抗战是虎头蛇尾的结局，中日双方以长城为界，包括热河在内的大片国土沦丧敌手。
1935年，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眼也不眨地又把在华北驻军、行政的权力给丢掉了，中央军全部撤离华北，不属于嫡系的29军再次临危受命，担当起了驻防华北的重责，张自忠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省主席、第38师师长，后又改任天津市长，第38师亦移防天津。
眼见中国军人严阵以待，局势一触即发，狡猾的日本人又放出了“和平”的烟幕弹，邀请冀察 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访问日本。这不过是日本人为全面的侵略战争拖延时间而已，但是为了“曲不在我”，宋哲元还是下令让张自忠率团访日。日本人这条计策可谓相当之恶毒，因为按当时的舆论情形，谁敢去日本，肯定会背上一个“亲日派”“汉奸”的骂名，属于往火坑里跳的行为，但是张自忠别无选择，因为不去就会给日本人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这种责任他担不起，老长官宋哲元也担不起，为了给这位西北军的老大哥分忧，这个黑锅只能他张自忠来背了。
1937年4月23日至5月29日，张自忠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地，虽然他一再强调此行仅仅是考察日本工业，但在日方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此行就变成了“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国内舆论也是一边倒，访问伊始张自忠就被国人骂为汉奸。当然我们不能指责媒体记者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终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张自忠、宋哲元那种在巨大政治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心境，又有几个媒体报人能心有戚戚焉？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虽然现在普遍认为这是全面抗战的起点，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发给宋、张二人的电报含糊其辞，强调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而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所以张自忠一时也不敢做主将38师拉到战场跟日军决战，结果这更坐实了他“主和派”的骂名，平津舆论界乃至29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8师看”的难听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
接下来的形势又峰回路转，认清形势的国民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全面抵抗。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拒绝对日方做进一步的让步，表示“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讲话虽然大快人心，但客观上等于是把之前严格遵循中央“不扩大”命令的张自忠给卖了，尤其老百姓看到佟麟阁副军长与赵登禹师长壮烈殉国，宋哲元带领损失惨重的29军撤到保定，而张自忠却毫发无损地出面代理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的“善后”职务。一时舆论哗然，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痛斥张自忠的文章，报界一度凡提及张自忠必称“张逆自忠”。这时，张自忠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昔日战友袍泽的鲜血让他不能辩解，也无力辩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早脱离虎口，南下抗战，用事实来回击舆论对他的误解和指责。
当年8月，待第29军的袍泽平安撤出平津之后，张自忠便试图逃离北平，但一直到9月3日才成功。据这时见到他的人讲，沉重的精神压力下，张自忠一直面黄肌瘦，疲惫不堪，常常一个人凝目 沉思，呆呆地坐在一旁一动不动。
10月10日，在29军副军长秦德纯与张樾的陪同下，张自忠在南京市与蒋介石见面，以军政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2月迁至武汉后，下令张自忠升任为第59军军长，编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张自忠终于有机会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了。
1938年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华北的日军第2军开始分东西两路南下向徐州开进，其中东路的板垣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出发，一路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战略要地临沂。而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名为一个军团，其实只有一个军五个团的兵力），也是老西北军出身，装备低劣，交战二十余日后伤亡近半，急需援军。看过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影迷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场面：张自忠来到徐州的五战区指挥部，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询问他是否可以增援庞炳勋，李宗仁却岔开话题，表示自己准备让廖磊的21集团军（桂系部队）增援临沂。而这时张自忠却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李长官，如果信得过我张自忠，可否让我增援临沂？”李宗仁听完后哈哈大笑，连说：“你能去就太好了，我是怕强人所难啊！”电影中之所以会这么讲述，其实是有原因的，按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记载，在中原大战期间，庞炳勋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叛冯投蒋，曾经袭击过张自忠的指挥部，张自忠身负重伤，全靠部下拼死抢救才保住性命，张、庞两人之间可谓有杀身之仇。然而在张自忠看来，私怨必须让位于国仇，他率领部队以一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仅仅休整了一天一夜，第59军就强渡沂水，向日军侧后发动猛攻，试图以攻代守，吸引板垣集团回军，减轻第3军团的压力。然而日军同样是孤注一掷，死战不退，张自忠所部经过3天苦战，伤亡超过七千人（第59军全军不过两万五千人），一半的营长因为伤亡被更换，连级军官伤亡近八百人。眼见张自忠部伤亡过大，徐祖贻询问张自忠是否需要后撤，停止进攻，张自忠却认为59军伤亡虽大，日军伤亡也不小，59军在苦撑，日军同样在苦撑，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能击溃对方。就这样，经过五昼夜激战，张、庞两部合力保住了临沂，日军第5师团最终被击溃，板垣征四郎不得不率残部向莒县方向逃窜。
由于第59军在临沂的奋战，日军第5师团与第10师团夹攻徐州的企图没有达成，这才有了矶谷廉介带着第10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最后被中国十万大军围歼的景象。对于台儿庄大捷，张自忠可以说功不可没。经过这次战役，社会舆论对张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汉奸”的帽子被彻底甩空，这是一位忍辱负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回击非议的大丈夫、真正的军人。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川与敌血战十日，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又被晋升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县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了周旋。
武汉会战过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基本就是中日双方沿着中国的地理第二棱线展开拉锯战，尤其在湖北鄂西山区，因为是进入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所以双方在这里的战斗尤其激烈。
从1939年往后，张自忠一直便战斗在此地，5月的随枣会战，年底的冬季攻势，张自忠都指挥部队给予日军很大打击，他本人也因战功加为上将衔，并颁四等宝鼎勋章。按常理来说，有这位悍将的存在，日军应该放聪明点儿，避其锋芒。但是因为突破鄂西攻入重庆的诱惑力实在太大，所以尽管一次又一次失败，但第二年鬼子总会卷土重来，大有不击败张自忠誓不罢休的意思。
∷张自忠墓
张将军忠骸运抵重庆北碚后，权厝于雨台山麓，冯玉祥亲题隶书“张上将自忠之墓”墓碑，立于墓前。同时，冯玉祥借用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墓于岭之义，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亲书“梅花山”三个大字，刻于墓前石栏。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打通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集六个师团，在飞机、坦克、重炮的掩护下，向张自忠部驻守的枣阳与宜昌一线气势汹汹地杀来，拉开了枣宜会战的序幕。此时张自忠部因为连续作战不得补充，缺编情况十分严重，虽然番号有五个师之多，但实际作战人员仅有两万余人，面对日军十几万人的大部队，兵力捉襟见肘，张自忠只好把部队集中起来，以集团军司令的身份捏合队 伍，四处“救火”。张自忠本来的计划是，以主力暂时规避日军南下的重兵集团，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但是在重庆的蒋介石被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居然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而张自忠的部队，其实却连敌人兵力的一半都不到。
但凡失败的军事统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好插手前线的军事指挥，希特勒如此，蒋委员长也是如此，这种瞎指挥的电文经常就断送了一员虎将和一次胜利。张自忠虽然知道命令荒唐，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只好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又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
得知张部兵力空虚，大喜过望的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15日，张自忠率领的一千五百余人被近六千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不得不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激战一直持续到16日拂晓，日军伤亡也很大，但是因为知道包围了张自忠，所以也攻势不减，一昼夜发动冲锋居然达九次之多，张自忠部损失殆尽，血战殉国的时刻已经到来。按照战后缴获的日军资料记载：在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一个名叫藤刚的日军一等兵和他所在的小队冲上了杏仁山阵地，忽然见阵地上一个大个子的中国军官站起，其人衣服已经被鲜血浸透，眼睛却死死盯住藤刚，后者被吓得愣在了原地。这时，藤刚身后的日军士兵向中国军官开枪，后者的脸上微微露出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刚也被枪声惊醒，向那个高高的身躯刺出了一刀，这位中国军官失去了最后的力气，像一座大山一样轰然倒地。这就是张自忠将军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段影像。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辨认出了他的遗骸，以一口上等棺木好生收敛，对这位壮烈殉国的将领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据说日酋还曾集合部队向将军鞠躬致敬，以示对其武勇的尊崇。随后，侵略者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停止了日常广播，播出了发现中国将领张自忠遗体的消息。蒋介石获悉后，命令前线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张将军的遗体。当天夜间，38师师长黄维刚亲自带领便衣队，突袭南瓜店，几进几出终于抢回了张将军的遗体。5月28日，张将军的灵柩运抵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于右任、孙科、宋子文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前往迎接，蒋介石扶棺痛哭，在场人员无不落泪。
同年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安葬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一代名将就此长眠于国土，而他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