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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
1913年6月18日的凌晨，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肃杀的操场上，全校两千余师生正面容严肃地聆听官长的训话。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面容清癯、略显文气的军人，此刻他正立在讲武堂前的石阶上，一脸沉痛地诉说着什么，声音清晰温润，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悲愤。突然之间，这位配着指挥刀的军人却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胸部猛然扣动扳机！全场大哗，年轻的官校生们一脸惶恐，都不晓得他们这位可敬的校长为何会有如此激愤之举，而一些明白内里的教官们则暗自叹惋，百里先生一代名士，却被这时代逼迫至斯，真乃民族之悲剧也！是的，这位性格刚烈的军人就是时任保定军校的校长、民国战略大家蒋百里先生，而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居然让这位才高八斗、文采风流的军中名士愤而自杀呢？他那跌宕的一生，又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
蒋百里，名方震，百里乃为其字号，取自《易经》中震卦“声闻百里”之意，后人叫百里先生叫顺了口，将军也就以字闻名，倒是原名蒋方震却要让人思量一下才能反应过来了。
百里将军的家乡是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海宁市，此地自古就是文风兴盛之地、人才荟萃之乡，从南宋起就声名在外，近现代鼎鼎大名的王国维、徐志摩、金庸等文化大师都是生长于斯，尤其徐志摩的家族更是与蒋家还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二人乃一生的挚友。
硖石蒋氏，在当地也是一个诗礼传家的名门望族，蒋百里自幼在乡里的私塾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国学教育，并在16岁那年通过科举乡试成为秀才，如果不是晚清的乱局，本来硖石蒋氏是又要出一 位纵横于官场的士大夫的，但是事世艰难，腐朽的科举制度已经不能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的根基，要想图存，必须开眼看世界，西学的传入犹如给近代的中国人打开了另一扇门窗，作为开风气之先的江浙，近代化教育的书院如火如荼地开办起来。刚刚高中秀才的蒋百里受到这些维新思想影响，果断抛弃了四书五经，转投西式的课堂，学习能够救国的“实务”。他先是求学于杭州求是书院（浙大前身），进而又在地方官员的资助下于1901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
在当时的中国，留日是一种时尚，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刺激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神经，一个素来为他们所轻蔑和鄙视的弹丸小国，却通过近代化的变法图强一夜间改头换面，转过身来就将自己所学习和侍奉近千年的“天朝上邦”打回原形——清王朝的太平梦到了该醒的时候了。心怀国事的士子们从日本的迅速崛起中依稀看到了国家变革的方向，于是一批又一批怀着强国梦的青年人纷纷远渡东瀛求学，希望掌握这个国家近代化改革的一切成果，来为自己多灾多难的父母之邦开出一剂救亡图存的良方。
那也是一个各种救国思想层出不穷的年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不同的青年各自选择了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前行，有致力于政治革命的，有埋头搞实业救国的，也有如鲁迅先生一般提起笔唤醒世人的，而秀才蒋方震的选择是投笔从戎。1904年他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准备学习军事以此报效国家。
这个选择，奏响了他未来传奇人生的序曲。
∷蒋百里
蒋百里先生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人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盖棺定论，他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
20世纪初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既是后来的“二战”甲级战犯诸如东条英机、荒木贞夫等恶魔的初级养成所，也是孕育未来中国革命先驱的摇篮，比如蔡锷、蒋百里、蓝天蔚、李烈钧等一大批未来在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在这一时期从陆士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蒋百里考入的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步兵科，同班同学里有个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便是日后被戏称为“东条上等兵”的首相东条英机，据说他上军校都是那个当陆军中将的爹走了门路，被陆军教育总监特批考了三次才考中的。
天分极高的蒋百里自然没有东条这么笨，虽然还有些语言上的障碍，但陆士的课程他基本上是学得游刃有余的。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科目分为“学科”与“术科”，前者是教授关于战术、兵器、地形及筑垒、交通等军事领域相关的理论教程，后者则是针对军校生的特点，在训练场进行的队列、刺枪、马术以及日本剑道等方面的体育操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文弱秀才出身，但是蒋百里在术科上的成绩并不逊色于那些一路从陆军幼年学校、陆军中学直升陆军士官学校的日本同窗们，尤其是他的骑术，在整个陆军士官学校都是出类拔萃的，甚至把一些骑兵专业出身的“善骑者”都比了下去。在当时的陆士，人们把浙江的蒋百里、湖南的张孝准和早一年入学的蔡锷并称为“中国三杰”。在学习军事的同时，蒋百里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联络同在日本留学的浙江同乡，办了一本叫做《浙江潮》的革命刊物，亲自执笔撰写一些倾向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时评论文，期间发表的诸如《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文章，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在旅日学生中传诵一时。其才情连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亦赞赏不已，后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受其勉励又捡起了学问，蒋百里后来所以成为一名能文能武的儒将型人物，与梁启超这种亦师亦友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
就在这种一边习武、一边写作的陆士留学生活过了整整一年的时候，爆发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越发激烈起来，前线日军官兵大量战死，连累着基层军官也匮乏起来，急了眼的日本军部就把主意打到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头上。1905年，随着大本营一声令下，蒋百里所在的陆士十七期学生和刚入学仅半年的十八期学生统统提前毕业充实军队，连带着同期的中国留学生也失了学。
虽然是提前毕业，但该有的毕业典礼总是不缺的，陆士的传统是毕业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可以得到皇室成员的接见并赐予怀表。网上有资料说这个荣誉属于蒋百里，而且他这个中国人的身份还很让日本人尴尬了一把。但据可靠的查证来看，陆士第十七期的首席毕业生应该是筱冢义男中将，没错，就是那个在《亮剑》里边屡屡被李云龙羞辱的侵华日军驻山西司令官。而蒋百里虽然也成绩优异，但毕竟是留学生的身份，碍于当时要上战场鼓舞士气的考虑，日本人也不会把这个首席的名 额给他的。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蒋百里将军的兵学研究是在陆士开始入门的，他独到而深邃的战略眼光此时也崭露头角，比如他在离开日本回国的时候，曾经对来送行的日本同学不客气地评价道：“贵国有两样东西最学不得，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
在当年留日学生普遍对日本的一切怀有盲目崇拜的大氛围中，蒋百里乃是难得的清醒者，岛国民族短视的特征注定培养不出有大气魄的政治家和合格的职业军人。而后来的历史走向也证明了他的预言是多么的精到：失败的教育政策使得日后的日本政界越发人才凋零，乃至最后让东条英机麾下的“三奸四愚”这类货色把持政府。而日本陆军则在保守、疯狂与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最终拉着整个国家为他们陪葬，而这些不合格的军人和政客，统统都是按照日本的军事和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精英”接班人！
从日本回国后，蒋百里暂时栖身于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幕府，担任督练公所的总参议，负责编练东三省新军的工作，其职责相当于盛京将军府参谋长，以不到25岁的年龄骤得此高位，即使在当时的留日“海归”中，也是相当难得了。
但很快，蒋百里就发现这份工作并不容易，首先他年纪轻轻便手握大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旧军官的嫉妒，而编练新军更是等于砸了这些“军头”的饭碗，所以他们群起而攻之，竭力阻挠蒋百里的施政工作。这里面闹得最凶的一位也是历史名人，日后赫赫有名的“东北王”张作霖。这位红胡子出身的张大帅虽然没有蒋百里的才情学养，但论谋略心计却是不输的，遇到这个强劲的对手，饶是蒋百里一时也无计可施，毕竟险恶而复杂的官场环境，实在不是他这样一位想做些实事的留日毕业生所能改变的。眼见官场是非多，蒋百里只好又把目光转向了他最爱的军事理论研究，当时世界公认的陆军第一强国是德国，那里的总参谋部是每一位有志于军事研究的人心中的圣殿，在日本的时候蒋百里就曾注意到德国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也多有涉猎，如今仕途不顺，难以施展，他又动起了去德国留学、跟这个军事强国“亲密接触”的心思。
当然给赵大人的话是不能这么说的，蒋百里提出的理由是他在日本陆士所学的都是连、排级军官掌握的军事知识，难堪军队改造大任，欲要高屋建瓴，还是要更进一步学习高级军事知识才可。正为新军建设头痛的赵尔巽深以为然，大笔签下了同意蒋百里留德的批文。于是1906年，任职于盛京将军幕府的蒋百里再次背起行囊远赴欧陆，与他同行的有张孝准等人，他们将一起在德国待满四年，于柏林的陆军大学学习更进一步的军事知识。
柏林的日子是紧张而充实的，除了孜孜以求地汲取这个陆军强国的军事知识之外，蒋百里还迷 上了欧洲的文学和美术，赵大人汇过来的留学经费，多被他花费在游历和读书上了，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他皆能朗诵，而对意大利各地文物古迹的实地考察，更是他日后写作《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第一手资料来源。以今人的眼光看，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贯中西，才高八斗，标准的民国名士范儿。
陆军大学的文化课程修满，蒋百里也跟其他学员一样打起背包下连队实习。恰巧他的军官团长居然是未来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当然这时候“一战”还没爆发，兴登堡还没遇到那位日后助他在东线名扬天下的天才参谋长鲁登道夫，所以蒋百里对这位体魄魁梧的普鲁士老军人并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实习期结束，二人也就分道扬镳了，史载兴登堡倒是对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下属青眼有加，多次称赞他的军事能力。通过在德国四年的所见所闻，蒋百里初步形成了根据中国实地情况、建立现代化国防体系的军事思想，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早在战略层面提出的建军理念，也是蒋百里一生最大的兵学贡献。后来他写出《国防论》，对这一思想做出了系统的总结和完善。
从德国归来，蒋百里已经是名声在外，盛京将军幕府这处浅滩自然已经留不住他，很快他就被陆士的学长，同时也是清廷的实权人物良弼调任京城禁卫军，“以二品顶戴听用”，这一年他也不过28岁而已。当然，已经在东西两洋接受了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蒋百里肯定不会再为清廷这个腐朽朝廷卖命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他便悄然南下，投奔了光复后的浙江都督府任参谋长。1911年民国成立，对其学问大为欣赏的袁世凯又把他请回北京，担任陆军部高等顾问及总统府的军事参议，第二年，又委任他为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
保定军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教学水平最高的军事教育场所，对这一任命，蒋百里满心喜悦，认为找到了一处可以尽展所学，初步实践他为中国培养合格的国防人才，实现“军队国家化”理想的地方。但是北洋“兵为将有”的军阀本质已经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尤其他还遇到了一位尤以揽权著称的顶头上司——时任国民政府陆军总长的段祺瑞。这位号称“北洋之虎”的人物，一生耿介清廉，酒色财气从来不碰，但就对一样东西瘾头大得很，那就是权力。早先当师长想抓兵权不惜给北洋同僚使绊子，后来当了总理想抓政权不惜跟大总统闹“府院之争”，而现今在陆军总长任上，自然一切培养、训练、提拔军官的权力统统都要归他段老总把持着。于是蒋百里这位有着巨大名望，深得人心的军校校长也成了段祺瑞的大敌——虽然这时候还没出另一位蒋姓名人靠当校长起家的案例，但是当了校长就等于掌握了军官的道理任谁都是明白的。
一心为公的书生蒋百里还没意识到他挡了人家的路，依旧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扑在军校教育的事情 上，恨不能即刻为国家变出成千上万合格的军官来充实部队。但是不久他就发现，军校的经费越来越难批准了，他在军校的各种改革措施也屡屡遭到陆军部的责难和非议，而军校内部也经常有一些阳奉阴违的举动让他愤怒不已，而这一切似乎都是针对他一个人来的……蒋百里虽然书生意气，但并不愚直，静心一想就明白了这里面的关窍，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绝望。眼前的场景又让他联想起了当年的盛京将军幕府，一个个把私心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旧军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彼此攻伐，钩心斗角，全然不顾国势倾颓，没人想到要做些什么，而且还会阻挠那些想做事的人！他绝望了，对当时军界、政界人士的所作所为，他充满了一种深切的无力感，他的公心受到了这群人无情的践踏侮辱！而作为一个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对春秋战国的士人精神充满向往的学者、军人，蒋百里很自然地想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气高骨硬的蒋百里用自杀表达他对社会的反抗，这是勇敢者对命运的自决，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所幸子弹偏出，蒋百里居然奇迹般生还，并在养病期间与看护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产生感情，两人终成眷属，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也许将军的气骨也影响了家人，这位改名蒋佐梅的夫人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将军去世后，不辞劳苦，在误解和怀疑中独自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甚至去世时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也是“蒋佐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当初的承诺。
既然矛盾已经激化到自杀的地步，那蒋百里与北洋的合作关系也到了头。伤养好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凝聚了他数载心血的保定军校，即使学生们数次挽留，并曾抵制段祺瑞派来的新校长“曲辫子”曲同丰，蒋百里也再没过问过保定的事务。但是毫无疑问，他在保定的短短半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中国初步具有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军官团，日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比如陈诚、白崇禧、薛岳、顾祝同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中央军中还形成了赫赫有名的“保定系”。虽然相遇时间很短，这些人还没有领会蒋百里先生高尚的理想，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在日后中国抵抗外侮的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6年，蒋百里辗转来到四川，投奔老同学蔡锷的护国军，共同讨伐窃国称帝的袁世凯。艰苦的战斗耗尽了蔡锷的体力，在护国战争取得成功的时候，蔡锷也重病缠身，不久不治身亡。蒋百里就这样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当年那个跟他一起发誓要建立现代化国防军的陆士同窗好友，随风而去，将军拔剑四顾，却发现四周已无一个知己，他只有孤军奋战，在建设十万国防劲旅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于是为了这个理想，蒋百里开始了一段在各路诸侯中颠沛流离的日子，先后就职于吴佩 孚、孙传芳、唐生智等或老或新的地方派系麾下，期待能借这些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夙愿，这段境遇颇类似创办黄埔军校之前的孙中山先生，也是期望借旧军人的力量来达成革命目标，但结果也是类似的，他们都失望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军阀。
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军人中，有好名声的并不多。无他，都沾了“军阀”二字，手里有钱有枪，就忽略了身为职业军人该有的操守，动起了干政的邪念，为一己之私擅动兵戈，闹得生灵涂炭，国事倾颓，自己也最终不免失败下野、遗臭万年的下场。
∷蒋百里和夫人蒋佐梅的合影
两人之女蒋英是著名音乐家，也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妻子。
在这种大趋势中，品性高洁的蒋百里将军便越发显得与众不同，遗世而独立，在那一片纷纷扰扰的乱世中独领风骚，也注定要一世蹉跎。固然，百里将军的才情韬略已令人激赏，但真正让他在民国诸人中出类拔萃的，还是将军那高尚的人格、过硬的风骨，以及贯穿一生的言行中散发出来的以国家为己任、为民族辛苦探索出路的精神。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国人已久违的上古时期“士”的气度。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为此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不图官位，不图钱财，一生流离于风起云涌的各路诸侯之间，帮理不帮亲，坚持在自己认为正义的那条道路上踽踽独行，即使为之身陷囹圄，兵败身亡，也虽九死而不悔，他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懂他的人不多，能帮助他实现心愿一展宏图的更少。可是将军就是这么执着地努力着，在这肮脏的乱世努力保持自身的清洁，以身作则，言必信，行必果，甚至不惜用极端的手段来向世人昭示“士可杀，不可辱”的铮铮铁骨。
1929年，在他的保定学生唐生智“通电”反蒋介石失败后，蒋百里作为唐的老师也受到牵连，被同样是保定门生的蒋介石“监视居住”。但因为百里先生名声在外，蒋介石一时也不知该杀还是该放，陷入两难。据说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出了个主意，建议让蒋百里“出洋”，这也是当时失败下野的军阀们惯用的伎俩。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资格亡 命！”并讽刺道：“没有刮地皮，无钱出国！”张群当即表示上海当局可以支付5万元，蒋百里余怒未消，以鄙视的口吻坚定地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看他蒋介石把我怎么办！”最终在国民党内部一些保定系的大佬斡旋以及社会各界名流的搭救下，蒋百里重获自由，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负责国防大纲的拟定事宜，开始了他晚年军事研究与著述的生涯。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蒋百里就对这个国家充满了警惕。在他看来，这个东亚近邻短视、冲动，军人权威太盛且爱走极端，现代化的军事和工业背后是仍停留在封建时代的僵化思维和决策制度，还有千年不变的对中国的野心，将来中日必有一战。在1933年赴日考察回国后，蒋百里更是坚定了这个信念，提出中日战争不可免，国民政府应及早备战，并拟就多项国防计划。而这些思想的总结，就是他那本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作《国防论》。
这本著作很薄，但思想内核却是很厚。将军借鉴了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的战略思想，结合民国以来中国军事战争的现状，力图把西方“总体战”的军事思想引入中国，建立全面的国防动员和战略防御体系，以御外侮。而主张持久战的思想也是贯穿全书的，将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面对强敌的侵略，只有避免过早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才是制胜的唯一方法（后来白崇禧将军将其总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另外将军也很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担忧，“清末编练新军以来，兵为将有，长于内争、怯于御外”——这些很不幸都在淞沪会战中被料中了，历经长期军阀混战，调去参战的中国军队从军官到士兵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居然在从未经历过实战的日军师团面前落了下风！可见将军强调“治兵首在择敌，为国要立必胜之志，策必胜之道”是多么的睿智！
至于具体的大战略，蒋百里的书中提出了建立民军和国防工事的组织大纲，其中一条提到了建设的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这是针对中国京汉铁路以东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现状，而以西正是处于中国地理的第二棱线附近，地势变得陡峻，有地利可借，这明显比南京国防部的德国顾问们在江南平原大筑堡垒的战术高明（长三角的堡垒群在抗日战争中几乎没发挥作用），而后来抗战时中国军队的防御态势正与将军的设想不谋而合！应该说，这本书是蒋百里一生兵学思想的总结，也是他作为优秀战略家的直接证据。兵学确实是讲究天分的，有人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战场上随机应变，但就是没学会从战争全局思考问题，例如沙漠之狐隆美尔。而百里先生正是另一个典型，一位了不起的军事战略家，却不是优秀的战场指挥者，虽然他当参谋长的时候在战场败多胜少（当然这里面有军事主官刚愎自用的因素，但确实也说明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但他的理论研究国内却无人可敌，一如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或者美国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而他们施展才能的最佳位置，也许就是军校校长，而非总参谋长。
相信从上文的讲述中也不难发现，笔者一会儿称蒋百里“将军”，一会儿又称呼他“先生”，这是因为后人实在无法分清这位到底是军人还是文人。也许是家庭出身的缘故，蒋百里一生热爱与名流结交，与文人雅士唱和，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将军虽然先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等职务，肩扛陆军二级上将军衔，但是他无论跟北洋那群军阀还是南方的黄埔系都合不来，一生的至交好友都是响当当的文化人，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任何一位的名头捧出来都够骇人的。尤其沾亲带故的徐志摩与将军最善，两人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娶了陆小曼、花钱如流水的时候，是蒋百里慷慨地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而转过年来，蒋百里受唐生智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义气大发，嚷嚷着要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报纸一登出，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南下效仿，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最终也是让南京总统府里面的另一位老蒋无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子放了自己这位既是同乡又是本家的军界前辈。早在中秀才的时候，蒋百里已经小有文名，这段经历给将军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底子，留学东西两洋的经历又让他能够学贯中西，所以将军的文才也很是了得，远不是一句“儒将”所能包含的。
1921年，欧洲考察完毕，蒋百里就将自己的游历心得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寄给老师梁启超请他为之作序，然而可爱的梁老先生一激动，笔下便刹不住车，待到停笔一看，比人家的原著字数还多！只好重新开笔另作短序，然后又把这篇巨长无比的序文加以整理，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相约共同出版。至今这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还是中央美院的教材。百里先生这样的天才，怕是只有一句“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可来形容了。就像《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说的：“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做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渊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1938年，抗战伊始，蒋百里随国民政府一路辗转迁移，因为事多繁杂，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终于心力交瘁，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享年57岁，终于没能活着看到抗战胜利那一天，但是抗日战争的种种格局，却早就是被他料定了的，也正在他的病榻外一步步变为现实。抗战胜利后，将军的遗体被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这里既有岳武穆、于谦双少保的铁骨铮铮，也有苏东坡、白居易的文采风流。也许，这里正是将军上佳的安眠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