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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重庆市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巴渝文化的发祥地，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古代的重庆就像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中国几千年的风云变幻都似乎与它关系不大；直到1891年重庆的开埠，才让这座“封闭”的城市走向世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钦定”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陪都，又使重庆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焦点。
早在前11世纪，重庆就是古代巴国的首都江州。前316年，秦灭巴国，设巴郡。隋朝在这里设置渝州，因为流经重庆的嘉陵江古时称作“渝水”，故重庆古名为“渝州”。这也是重庆简称“渝”的由来，此后的唐宋两朝便沿用此名称。北宋崇宁元年 （1102），改渝州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由于宋光宗是在这里先封的恭王，旋登帝位，所以他将恭州升为重庆府，自诩“喜庆双重”，重庆由此得名。
法国水师兵营遗址
重庆开埠时期建造的建筑物主要位于渝中区和南岸区，大多未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图为位于南滨路的法国水师兵营遗址，它几乎是现存开埠遗址中唯一还能使用的一处。主体建筑为典型的西式风格，而旁边伫立的传统中式重檐牌楼也揭示了其北洋水师营务处前身的历史。
南宋末期，蒙古军队和宋军在西南地区大战，成都被蒙军攻破，宋军退守重庆。出于防御作战的需要，宋军扩修了重庆城，将城池范围向西扩至今临江门、通远门一线，向北扩至嘉陵江边，由此奠定了重庆古城直到明清时期的大致格局。元明清三代，重庆归四川管辖，称为重庆府。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入侵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带入一个“开埠”的时代。“开埠”即开放通商口岸，因为当时的运输工具多为船只，因此开埠从沿海、沿江一带开始。先有《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后有《天津条约》开放长江中下游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但西方列强仍不死心，他们对中国内地市场虎视眈眈，因此将目光锁定在处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极力想让重庆成为通商口岸。
开埠时期繁华的南岸区南滨路，曾是外国机构最为密集的地带。如今这里变成高楼林立的商街，而通过街上伫立的西式钟楼仿佛还能看到这条街开埠时期的胜景。
当时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长江、嘉陵江、乌江、大宁河等大小河流都能沟通此处，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有得天独厚的水运之便，而重庆借此也成为各种重要物资的集散地。西方列强十分看重这块宝地，他们妄图以此为跳板，向中国的西南地区拓展。
1876年9月13日英国就以云南发生的“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清政府允许英国派员驻寓重庆，但前提条件是要轮船抵达重庆。清政府认为凭借三峡天险，重庆只能有木船进出，而轮船短期内不可能驶入重庆，于是想以此阻隔英国人进入重庆。但没想到，1898年，英国人的轮船“利川”号驶 入了重庆朝天门码头。其实在1891年，重庆就已经通过中英《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成为通商口岸了，只是那时用木船运输，开埠的作用并不显著。而随着“利川”号轮船的驶入，重庆开始了真正的开埠时代。
开埠之初，外国人就希望将重庆核心区嘉陵江和长江夹峙的半岛临江附近开辟为租界。但清政府只将南岸划给外国人做租界，于是连通外国人和清政府之间做生意、谈贸易的买办商人应运而生。他们选定在渝中区太平门内的白象街设办事处，英、美、日等国纷纷在这里开设洋行，使白象街成为当时的金融街。随着外国人的到来，大量稀奇古怪的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传统的市场，重庆的金融业和商业大门也随即打开。
随着金融业与商业的兴起、发展，以及国外技术的引入，重庆本土的近代工业也由此催生。火柴业、棉纺织业、矿业、电业等企业相继开办，重庆本土的轮船运输业也开展起来。这些开埠以来重庆经济大的变化，也是重庆日后工业、运输业发展的发端。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是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在原“重庆黄山陪都遗迹”（重庆黄山干部疗养院）的基础上修缮而成，是重庆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于2005年重新对外开放。
梁实秋旧居
抗战时期，大量文人学者在重庆定居，他们在重庆创作出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图为抗战时期梁实秋在重庆的旧居。
老舍旧居
在重庆的老舍旧居陈列馆内展示着各种中外版本的老舍作品，其中《四世同堂》就是在抗战时期创作的。
陪都是指因政治、地理或其他军事形势的原因，朝廷或国家在正式首都外再选择一个特定地理位置建立的辅助性首都。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就将重庆定为陪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淞沪会战打响，日军直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防止首都被攻陷后陷入混乱的局面，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颁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其属下人员开始清点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陆续连夜登船；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他们离南京而赴重庆。1937年12月1日正式在重庆办公，10天后重庆正式成为战时首都。
当时，随政府西迁的还有一大批工厂、企业。抗日战争打响后，沿海地区的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长江航运史上上演了中国式的“敦刻尔克”大转移，被视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意义重大的“铁血西迁”。这些企业、工厂、工人在重庆形成了一个新工业区，成为当时支撑国家抗战的工业脊梁，为前方战场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同时，企业、工厂、工人的西迁还使陪都重庆的工业结构从以轻工业为主转变成以重工业为主，兵工、机械、冶金、采矿等行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政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正式确立了重庆的法律地位，宣告即使未来还都，重庆陪都的 地位也永久不变。
重庆在抗战的八年时间里，从行政院直辖市上升为陪都，从一个地区性中心变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还是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四大指挥中心之一，与当时的华盛顿、伦敦、莫斯科等世界大都市齐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内乃至全世界的达官贵族、文人名流纷纷来到这里，或从事革命斗争，或从事文艺创作，或从事科学研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便设在重庆，美军的顾问团也常驻这里。这些都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发展。
重庆解放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革命家主政大西南，将重庆作为中央直辖市，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和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当时的重庆百废待兴，在成功稳定了物价之后，邓小平等人主持修建了大礼堂、文化宫、体育场三大地标性建筑。其中的大礼堂能容纳千人集会，至今仍是重庆的象征之一，被称为“重庆第一楼”。为了复兴重庆的文化事业，西南军政委员会主持建设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等一批大学，并把第三军医大学迁到了重庆。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的成渝铁路成为1949年以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线，成功拉动了重庆的经济发展，至今仍是重庆的经济大动脉之一。
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重庆改为四川省辖市，但依旧是全国性工业基地。1964年，北部湾事件爆发，三线建设开始了，重庆成为三线建设的核心城市，由此达到传统工业城市的顶峰。1964年下半年到1980年前 后三线建设的这段时间里，从北京、上海、辽宁等10余个省市迁入重庆地区的企事业单位达60余个；重庆市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净增量为70.8万人；1965年三线建设高潮期内，重庆地区三线重点建设项目就达107个，投资额达2.5亿元。重庆三线建设是复杂、庞大的工程，当初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起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虽然结果并不如预期，但三线建设无疑对重庆这座城市的工业和经济的转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83年，重庆被扩充为“9区12县”，并进入“计划单列”，开始以相当于一个省的经济管理权利，由市直接承担完成国家计划和上缴财政的责任。从这一年开始，重庆转向汽摩产业进军，出现了力帆集团、隆鑫集团、宗申集团等著名的大企业，诞生了全球闻名的摩帮老大，汽摩产业也成了重庆经济的支柱。计划单列还造就了重庆的百货帮，并吸引了外资企业入驻重庆。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位于渝中区人民路学田湾，兴建于1951年6月，建成于1954年4月。整体建筑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风格，气势恢宏，是重庆独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整座建筑由大礼堂和东、南、北楼四大部分组成，占地总面积为6.6万平方米。其中大礼堂占地1.85万平方米，可容纳3400余人，是重庆市举行大型集会和演出活动的中心。
解放碑
解放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商业区中心部位，是最能体现重庆人精神的地标性建筑。它是陪都时期的“精神堡垒”，更是庆祝人民解放的纪念碑。如今，“解放碑”是解放碑中央商务区（CBD）的代名词，是重庆重要的经济商圈。
1997年，重庆重新被确定为直辖市，全市区域扩展到8.24万平方千米。之后随着长江经济带开发、三峡工程建设和百万移民迁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重庆成了国家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的交会点，各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
虽然重庆是我国四个直辖市中最年轻的一个，地位却不容置疑，其1939年到1997年的三次直辖经历都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的重庆正以它独特的方式和节奏在生长，在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