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来，经过勤奋认真的努力研究，精神分析法已经与它刚创立的时候判若两样了。最初，医生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只需要将患者无意识 里的东西提取出来，并整理成完整的内容，然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将这些内容告诉他本人。这时候的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种解释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很快便出现了另一种治疗方法，即：强迫患者接受那些医生根据患者的回忆整理后的无意识里的东西。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于如何应对患者的抗拒心理。因此，这种方法的关键点在于尽快向患者指出这种抗拒现象的根源和动机，并利用具有“移情” 作用的暗示来消除患者的抗拒心理。

然而，人们渐渐认识到，这种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精神分析的根本目的——将无意识里的东西提升为能意识到的东西。患者回忆起来的被压抑的东西并不是完整的，而那部分缺失的内容或许正好就是关键性的东西。所以，他不会去相信别人告诉他的那些正确构架起来的完整内容。他只是重复医生刚才所描述的被压抑的内容而已，而不是像医生所希望的那样，把这些内容当作自己过去经历的情境来回忆。 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是以一种人们羞于面对的方式来细致入微地再现的。它们的主要内容，就是那些幼儿时期的关于性的东西，即俄狄浦斯情结 以及相关的衍生现象。在患者对医生产生了移情后，这些内容必定会表现出来。这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一种新的神经症——移情性神经症，已经取代了旧有的神经症。这时候，医生应当将主要精力用在控制移情性神经症的扩散上。尽量让患者进行回忆，但又不陷入重复状态。不同的患者，回忆内容与重复内容的程度之间的比例是不同的。正常情况下，这个治疗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医生必须强迫患者去感受那些他早已忘记的情境，无论如何，这将帮助他意识到，自己在现实中的一些状态似乎是过去生活的影子。如果实现了这一点，将会使患者产生信服感，那么这个以此为基础的治疗也就成功了。

我们想要更轻松地了解在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出现的“强迫重复”现象，就必须摒弃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所产生的抗拒是来自于无意识方面的作用。无意识里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被压抑的东西，是不会在治疗过程中起到任何抗拒作用的。事实上，无意识里的东西自身的努力无非就是为了战胜那个强大的压抑作用，尽一切可可能使自己进入到意识的层面，或者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中得以释放。在治疗中产生的抗拒现象，来自于产生压抑作用的那个系统的同类，一种更加高级的系统。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自己为什么要抗拒，患者是不知道的，在最初治疗时，患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抗拒。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应当尽力摆脱专业术语的混淆不清这一缺陷。如果我们是在显性的自我与被压抑的自我之间进行比较，而不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纠缠不清的话，那么一切都是清晰明了的。当然，人们所说的自我的核心部分，连同它其他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属于无意识的。或许只有一小部分是前意识 的。如果用不同于普通描述的系统的或者是动力学的专业术语来加以阐释，得出的将是：抗拒作用产生于患者的自我。这样一来，我们就应该明白，强迫重复属于被压抑的无意识部分了。强迫重复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压抑作用被治疗所克服之后才出现的。

自我产生的抗拒，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必然遵循着快乐原则：被压抑的部分在治疗中受到激活而导致了不快乐。于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快乐，患者产生了抗拒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努力使现实原则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对这种不快乐状态的暂时妥协。但是，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将之前提到的强迫重复的现象，也就是那种显现出被压抑的东西的能量的现象，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呢？显而易见，强迫重复过往的大部分经历必然会产生不快乐，因为这些经历都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具体体现。对这种不快乐的状态，我们是有预见的，而且它并不违反快乐原则：在某一种机制下处于不快乐的状态，在另一种机制下，却可能恰恰相反。现在，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那些绝不可能产生一丝快乐的经历也是强迫重复的作用对象，这些情境经历在早期就从未满足过被压抑的本能冲动。

幼儿时期的性萌芽注定难以维持，因为这种诉求与现实环境，以及与幼儿所处的未发育成熟的阶段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这种幻想的破灭会给内心带了极度的痛苦和悲伤。这种失恋感和挫败感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以自恋的形式持续不断地对自尊心予以重创。在我看来，这种重创对普遍存在于神经症患者之间的“自卑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马尔西诺夫斯基与我观点一致。儿童由于自身发育状况的限制，不能得到性诉求的满足，所以，他们今后就会习惯于这样抱怨：“我什么事都不会做；我什么事都做不好。”男孩与母亲，或者女孩与父亲之间通常的那条的纽带，那条通过爱联结起来的纽带，在从满怀期待到巨大的失望的过程中断裂，或者是在对弟弟妹妹的嫉妒中不复存在——一个新生婴儿的诞生意味着他爱慕的对象的不忠贞。他严肃、消极地亲自产生一个婴儿的计划，也在失败中羞愧收场。给予他的爱逐渐减少，对他的要求越来越高，语气变得严厉，偶尔还会受到惩戒，这些变化让他认为自己遭到了嘲弄。以上就是人们在幼儿时期的特殊爱情的最普遍的终结方式。

在移情过程中，患者竭尽全力地再现那些痛苦的情境。他们设法在进行到一半时中止治疗；力图使医生严厉冷漠地对待他们；他们刻意去寻找那些嫉妒的对象；他们会许下赠予别人贵重的礼物的承诺，以此来代替自己幼年时期盼得到的婴儿，但这种礼物往往仍是不切实际的东西。这些事情都不能使人产生快乐的感受，但我们假设，患者如果是在回忆或者是梦中体验的，可能他并不会感到多么不快乐。可以肯定，这些事情是为了满足本能的冲动。但是，患者并未从中吸取经验而得以改变，却似乎是在某种强大的力量的支配下，被迫重复着这些事情。

不光是神经症患者，在一些正常人的行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那种强迫重复的现象。似乎有一股魔力或者是某种命运的东西在主导着他们的生活。但是，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这种魔咒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并且幼儿时期的经历对此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即便是他们从未表现出某种对抗神经症冲突的症状，但却有着与神经症患者相同的强迫重复行为。比如，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结果总是千篇一律：以一个施恩者的身份，在每一次施恩后都会遭到对方的唾弃，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似乎是命中注定要饱尝背弃的苦果。再比如，有一个人，他的每一段友谊都以对方的背叛为终点。又比如，有这样一个人，他一生都在帮助某人坐上权威的宝座，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又会帮助另一个人来取代前者的地位。还有这样一种人，他的每一次恋爱都在阶段和过程上完全一样。对于这种“不断重复同一件事”的现象，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它是某人的主动行为，并且这个人身上总是具有某些经久不变的性格特点，而在不断重复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性格特点。然而，相比之下，下面这些例子带给我们的冲击，则要强烈得多：这些事例中的主角都是处于被动地位，同一种被动经历不断地在他们生活中重复。比如，有一位妇女，在她的三次婚姻中，均是丈夫重病缠身，并且在临终的时候都是她在旁边照顾。在塔索 （Tasso）的浪漫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这种命运被赋予了浪漫感人的色彩。在一次战斗中，主人公坦克雷德误杀了自己的心上人——身披铠甲伪装成敌人的克罗琳达。埋葬了爱人，坦克雷德闯入一片神秘的森林，克鲁萨德尔的手下曾在这儿魂飞魄散。他在用剑猛砍一棵大树时，树干淌下了殷红的血滴，并且，他听到了灵魂被囚禁在这棵树上的克罗琳达的声音，埋怨他再一次伤害了自己。

这些观察移情行为和人们的生活而掌握到的资料，如果我们对它加以研究，就会坚信，人的内心世界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重复的倾向，它超越了快乐原则。当然，我们现在很乐意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和儿童游戏动机的研究中，把强迫重复这一关键因素考虑进去。

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强迫重复原则是和其他动机共同发生作用的。在研究儿童游戏动机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将注意力集中在另外一些解释强迫重复的方法上。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强迫重复是与获取快乐的本能紧密联系并共同发挥作用的。移情现象，明显是被自我的压抑作用所利用，而强迫重复——这个我们在治疗工作中力图加以利用的原则，却好像是被自我所裹挟（同自我一样遵循快乐原则）。这样，那些我们称之为“命运”的强迫重复现象，似乎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因此，我们就不必再考虑用一些别出心裁的神秘动力去解释这种现象了。

关于这种动力，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了。但是，在经过更加严肃审慎的思考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为我们所熟知的动力并不能解释其他所有的事例。在对强迫重复原则的合理性的证明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相比于它所超越的快乐原则，强迫重复原则似乎属于更为原始的东西，且更与本能相契合。如果人的精神世界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强迫重复原则，那么我们对它的一些情况将会很感兴趣：它对应什么功能？它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它与快乐原则有着怎样的关联？毕竟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认为，是快乐原则在主导着心理活动的兴奋过程。 GbeUCdyjbqEsLWbjdITTNeg8xplWpwf2p9jnkasV2ZwpYXhVqD5QJ2AnmdnaqD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