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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在中国文化史上,自传的写作是非常缺乏的。留美的胡适,对此颇为遗憾,在1914年9月23日的札记中,这样慨叹:

东方无长篇自传。余所知之自传,惟司马迁之《自叙》,王充之《自纪篇》,江淹之《自叙》。中惟王充《自纪篇》最长,凡四千五百字,而议论居十之八,以视弗兰克林之《自传》尚不可得,无论三巨册之斯宾塞矣。

为此,胡适经常鼓励友人写作自传,但响应者多,实践者少。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四十自述》,就是胡适亲自操刀的作品。

这部《四十自述》,是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分批写成的,全书包括序幕在内,总共六章,从1930年6月动笔,陆续发表在《新月》杂志。胡适计划将四十年的生活分为三个阶段,但所记仅为19年间的经历,实际上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尽管如此,这本书正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样,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中国近现代传记文学名篇。

1933年,《四十自述》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钱玄同题字,到1939年就已经第五版了。据有关学者考证,在胡适生前,《四十自述》的版本已经有五种之多,《新月》连载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日语版(吉川幸次郎翻译)、台湾远东版以及香港华侨版。

具有自觉历史意识的胡适,虽然没有完成《四十自述》的写作,但是许多材料,连接起来却能够构成一部非常完整的胡适传记。早在《四十自述》出版之前,1931年初,胡适在美国的《论坛》杂志上就发表了《我的信仰》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胡适小型的“四十自述”。在1958年6月3日《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的序言中,胡适这样说:“这里的第一篇文字是民国二十四年写的,原来是专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册写的导言,是从来没有印过的。《逼上梁山》是我的自传的一章,是民国二十二年写的,原文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发表过。当年我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册,就把这篇收进去作一种史料。”此外,晚年的胡适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作的英文稿《口述自传》,也能补充《四十自述》的若干缺失。《口述自传》由唐德刚协助记录,并加以整理注解,后翻译成中文,由台湾《传记文学》月刊发表,但是此时胡适已经离世二十多年了。又,1939年,美国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推出的《我相信》一书,汇集了许多名流的作品,其中专辟一栏《生活哲学的修正》,时年48岁的胡适就自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我的信仰》给予了重新的反思,这可以看成是胡适自我看待《四十自述》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不过,按照胡适的看法,“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详见1930年6月28日胡适为董授经先生日记集《书舶庸谭》所作序言)这样,胡适的日记也构成了胡适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留学日记》最初名为《藏晖室札记》,时间跨度为1910年到1917年,最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39年首次印行。这样,胡适的日记,正好可以补充《四十自述》没有描写的国外生活。

胡适终其一生都表现出保存史料的自觉与注重。这种偏爱,甚至影响了胡适的学术,胡适曾说,“《红楼梦》写的是真的事情,经过我的一点考据,我证明贾宝玉,恐怕就是作者自己,带一点自传性质的小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就是胡适著名的《红楼梦》“自传说”,从而与蔡元培先生的“索引派”分庭抗礼。1953年,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发表题为《传记文学》的演讲,“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作为中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人,胡适实际上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这一独立的文学门类。

现在来看,这一部未完成的《四十自述》,仍旧有许多重要的价值。第一,《四十自述》是胡适生前唯一亲笔撰写的自传,是中国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是胡适传记中最富有文学情调的。第二,《四十自述》是难得的历史文献,“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只是被历史选择而截取了的片段的时代符号。早年的胡适,在安徽绩溪的乡下,赶上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班车,后来到了上海,又接触了当时新旧势力和思潮的激荡局势。胡适的每一次成长,都与那个特殊时代的脉动息息相关。有道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如果想要了解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什么能够孕育出“胡适”这样的人物,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四十自述》,可能是了解胡适的最好材料之一。第三,《四十自述》也是一本难得的教育材料。曾经担任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早就有为国人导师的志向。又兼,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参与了当时诸多的论战,胡适的许多主张和看法,例如“言论自由”,“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社会不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都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天读起来,还会引起许多有益的启发。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四十自述》其实经过了胡适有意的“取舍、渲染和淡出”,尽管如此,胡适不是在《四十自述》中也说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紧的是这本薄薄的小书至少为我们留下了四十岁的胡适如何看待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更何况这里面还记载着胡适未留学之前,受到了中国什么样子的影响,这为走近胡适,又增添了一个视角。现在,最为需要做的可能还是“动手动脚找材料”,尽量进入当时的“案发现场”。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四十自述》,以1939年亚东图书馆第五版为底本,同时参考欧阳哲生选编的《胡适文集》,增添了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所以这样编排,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胡适《四十自述》虽然只有从出生到在上海的岁月,但是正是这个时间片段,对于考察主张“全盘西化论”的胡适所受的“中国式影响”有了一个可供切入的难得片段。唐德刚先生对于胡适“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盖棺论定,要从《四十自述》中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秘密。其二,“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如果不能够真诚走近胡适,我们很难想象,几乎胡适所有的主张,都有中国文化的支点,即使这种文化的支点是牵强的,有现代格义的嫌疑。这种情形,在很多民国诸子那里都有鲜明的体现,暂且把这种情形称为“中国支点,西方杠杆”现象吧。“洋博士”胡适,是受到了留学的好处,但是在《非留学篇》中,胡适却设定了不能够好好学习、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的学生,不得与留学之列的标准。这些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深思。职是之故,在《四十自述》后面,附录了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相信经由他们的眼光,更有助于窥探中华文明的堂奥。

在编排方式上,本书做了以下特殊处理:

其一,为了更好地厘清胡适人生的前后联系,每一章节根据《四十自述》提供的生命线索,开设了相应的背景钩沉。例如胡适父亲胡传的诗词,这对于理解胡传的内在精神世界有诸多帮助。

其二,针对《四十自述》的文本内容,尽量一针见血地表达学习的心得。这种方式,可能更适合当今时代流行的“轻阅读”特点。

其三,本书的插图,与文本内容直接相关,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胡适。人物肖像的选择,也照顾了胡适四十岁之前的阶段性特点。

总之,从早年的胡适寻觅中老年的胡适,从西化的胡适发现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这可算是编排本书的两大目的。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期待与诸位书友在思想方面碰撞出灵感的火花。

期待与您一起走近胡适,倾听民国。

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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