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勤俭诚实，身体也好”，也就是身心都康健。大自然的清净、悠远与宏阔，本身就能给人最好的教育，花开花谢甚至风吹雨打，都是极好的教育，而且是“不言之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命教育。现代人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仅如此，还要长时间面对电脑的辐射和城市的喧嚣，在人造的世界里辛苦恣睢，不断竞争，永远外求，心境不得一日之安宁，这是工业革命与信息化社会带来的“现代病”，现代人不可不早日觉知，并想办法予以解决。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的父亲“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嫩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实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铜活久以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事死如事生”，这是一种情义，轻浮的现代生活，已经让人很难体会到这种深情厚谊了。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
陈鹤琴先生说:“习惯养得好，终生受其益，习惯养不好，终生受其累。”事实上，习惯是一种惯性，也是一种能量的储蓄，只有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潜能。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终身的幸福，每一个父母都需要高度重视孩子习惯的培养。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母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过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竽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的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以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中国的学问是以仁统智、仁智合一的，事实上，还可以说，中国的学问是以仁统勇、仁勇合一的，智、仁、勇被《中庸》称为三达德，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德行，这三种德行之中，“仁”又是居于统领地位的，有了“仁”、“智”和“勇”才有方向、才有动力。老舍先生的母亲和中国古代很多母亲一样，“并不识字”，并没有读多少书、并没有多少的学问，但是，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何谓“仁”何谓“慈”，也就懂得何谓“人”，也就懂得如何给子女最好的教育——“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圆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行孝与行善是不能等的事儿啊！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掷千金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二十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二十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做子女的，只要父母还在就可以孩子气、在父母那里撒娇得到安抚，而年老的父母，其实也可以因之而得到心灵上的抚慰。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若不是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母亲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母亲以爱来诠释“生命的教育”，以自己的生命来诠释这种最好的教育。“不言之教”，胡适之先生是接受过这种教育的，没有这种“生命的教育”，是不可能有中国历史上的胡适之先生的。但可惜的是，胡先生并未能弘扬此“生命的教育”。
背景钩沉
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幼儿园
“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幼儿园”的故事广为流传，其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也可以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与理念相呼应。
197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非常崇敬，有个记者问其中一位：“在您的一生里，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这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记者感到非常惊奇，又问道：“为什么是在幼儿园呢？您认为您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呢？”诺贝尔奖获得者微笑着回答：“在幼儿园里，我学会了很多很多。比如，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午饭后要休息；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我认为，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
事实上，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终生所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习惯。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叶圣陶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天生的一样牢固。中国人最初的教育，不是在幼儿园完成的，而是在自己最亲爱的人也就是父母的影响下完成的，这也就是中国的家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传统，这个传统断掉了，我们的教育就丧失了根基，也迷失了方向，在数理化等知识方面左冲右突，无法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做人。
仁者必有勇
西汉大学问家刘向的《新序》中记载了一个“仁者必有勇”的故事：齐崔杼弑庄公也，有陈不占者，闻君难，将赴之，比去，餐则失匕，上车失轼。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义也；无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闻战斗之声，恐骇而死。人曰：“不占可谓仁者之勇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齐国崔杼杀齐庄公的时候，有个人叫陈不占的，听说国君有难，要奔赴救援。要去的时候，吃饭拿不住饭勺，上车抓不住车轼，紧张得要命。他的车夫说：“像这样胆小，去了有用吗？”陈不占说：“为国君牺牲，是道义准则；胆小怯懦，是我个人的事。不能因私害公。”于是就去了。
听到武器碰撞兵员呼叫的声音，就给吓死了。人们说：“陈不占的勇敢是仁者的勇敢啊。”陈不占的仁者之勇，因此而被千古传诵。士大夫可能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其精神是强大无比的，他有信仰，有原则，讲道义，守信用，宁可杀身以成仁，不愿以私而害公，这种人固然需要多学习一些射御方面的技艺以便养勇，但其仁人之精神，则是万古不能磨灭的。这是中国人的精神，这是中国人的风骨！老子也讲：“慈故能勇”，真正有爱心的人，勇气就会被调动起来。
《中庸》所谓“仁者，人也”，陆象山所谓“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知识的多少并不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根本性征，是否懂得仁爱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征。
钱穆先生在《怎样做一个中国人》一文中也指出：“当知做人无条件，只要有志做人，连教育条件也可不必要。不识字，不阻碍我做好人；多识字，也不能阻碍我做坏人。”
钱穆先生多次讲到一个叫作丁龙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按照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文盲，但正是这个文盲，给中国文化增了莫大的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著名高等学府，该校有个固定的中国文化论坛，叫“丁龙讲座”。
丁龙，山东人，乃19世纪赴美的中国劳工，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位退休将军独居纽约。将军性格暴躁，好打骂人，凡用仆人，不久皆辞。丁龙也先雇后辞。丁龙辞后不久，将军家遭火，时无仆人，丁龙不请自到。
将军问他何以复来，丁龙答曰:“听闻将军受困厄，特来相助。因为我们中国孔子教人忠恕之道，我想我应该来。”将军大惊，以为丁龙是落魄他乡的读书人:“我不知道您乃是读过书的，竟知古代圣人教训。”丁龙再答:“我家积代为农，皆不识字。孔圣人的话乃历代口耳相传，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将军说:“你虽不读书，你父亲却是一学者。”丁龙答:“我父亲也不识字不读书，是我祖父讲给他听的。我祖父也不识字不读书，是我曾祖父讲给他听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了。总之我家都是不读书的种田汉出身。”
此后，主仆相处甚洽，犹如朋友。一日，丁龙得病，自知不起，嘱咐将军:“我在美国只此一身，无一亲人，此前衣食之需得您照顾，十分满足度过一辈子。现我将不久于人世，所积薪水，愿还回主人。这些钱本来也是你的。”
将军大为感动，思忖“中国社会怎么会出这样的人”？丁龙死后，将军将丁龙留下的历年积薪，再加上自己的一笔巨款，捐赠哥伦比亚大学，特设“丁龙讲座”，专供研习中国文化之用，一则纪念丁龙，二则光大中国文化。将军认为: 一个不识字的中国工人，竟有如此高尚的品德！那么孔夫子的道理，一定更高明，内容更丰富了。将军从此立下志，要在他毕业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内设立一中国讲座，请人讲述中国的孔孟学说。
丁龙的兴学之心感动了慈禧太后，她捐献了5000册图书给该系，李鸿章和当时的驻美官员伍廷芳也各有捐赠。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意见是以将军的名字命名汉学讲席，但将军坚持以丁龙的名字命名。该讲席是1901年设立的，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异数。接着美国的其他大学也相随创立中文系和中国图书馆，大多是以哥伦比亚的成就为蓝本。
胡适之先生等民国名流，救国心切，急于开启民智，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丧失了“仁”而专门求“智”，实在是丧失了固有文化之根本。这一点，正是我们今日重读胡适所必须要了解的，不然，受了误导，还不如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