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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七年五月
时人对适之先生此诗有评论，《汪长禄先生致胡适的信》中有几段这样的话：
平心而论，旧时代的见解，好端端生在社会一个人，前途何等遥远，责任何等重大，为父母的单希望他做他俩的儿子，固然不对。但是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和那“悌弟”、“信友”、“爱群”等是同样重要的。打个比方，有人昨天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凭父母的孝顺儿子。”久而久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于死，都有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他调换空气，不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闲的时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个字做个题目，细细的想一番。把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应该怎样报答的话（我以为一方面做父母的儿子，同时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会上一个人），也得咏叹几句，“恰如分际”，“彼此兼顾”，那才免得发生许多流弊。
背景钩沉
一个失败的父亲
胡适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多次承认，自己对儿子的教育是失败的。他还在美国的时候，就让这个小儿子胡思杜在美国留学，儿子“思杜”的名字就是思念他的老师杜威。结果思杜每学期考试都不及格，胡先生回北大当校长，只好把小儿子弄回北京读书，以后就留在大陆，成了“反叛”人物。
很有意思的是，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离开大陆时，其子梅祖彦尚在美国读书，1954年回到大陆，胡先生听了这个消息非常吃惊。梅祖彦先生一直在其父亲留下的北京清华大学从教，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2003年逝世，享年79岁。
梁启超先生九个儿女，除一个儿子于1932年病逝外，其他几个都于1949年后都留在或者返回大陆，其中三个成了院士。对比之下，他们比胡先生幸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