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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作“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作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我们的“穈先生”为名所累，只能放弃儿时的嬉戏，这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儿。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如是说：“胡适成名太早。二十几岁就已树立了一个学术宗派。弟子以次相授业，他这个宗派已传了好几代。因而到了晚年纵使他思想上稍有改变，在学术上要‘与昨日之我挑战’，他也不愿公之于世界了，牵涉太大，还是将错就错罢！”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慈母是最早的恩师，也是最好的恩师。“家和万事兴”，这是中国人历来的观点；而家庭教育特别是独树一帜的胎教，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更是从三千多年前的文王之母就开始了，孟母三迁、画荻教子等家教故事，千古流芳——印光大师（民国四大高僧中的虚云大师、太虚大师皆为印光大师好友，而弘一大师更是拜印光大师为师）曾经说过一番很透辟的话：“世少善人，由于家庭无善教；而家庭之善教，母教最要。以人之幼时，日在母侧，其熏陶性情者，母边最多，是以女人以相夫教子为天职。”
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部分。家庭教育主要靠父母尤其是母亲，学校教育主要靠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社会教育主要靠礼制和风俗。三者之间并非全然分离，而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根本精神就是，做人，做好人，至于成数学家、工程师还是思想家，这都要根据孩子们的性情来定——“先成人，再成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道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眼病。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人莫知其子之恶”，舐犊情深，自古皆然，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们要爱之有道、教之有方——曾子讲过：“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儒家是最重视做人教育的，也是最重视规矩教育即礼教的，20世纪以来，不少思想家激于时事、救国心切，看到西方人的“自由”，便将礼教说成是吃人的制度，将传统文化和教育斩尽杀绝而后快，“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因为这需要极大的智慧与耐心。我们今天要重建中国的家庭教育，营建良好的家风，弘扬吾族固有之文化。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很多人看了，都会觉得心灵一震，原来自己时常做“世间最下流的事”而不自知啊！ 孔老夫子说孝敬父母不难，“色难”。“色难”就是要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孔子认为这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其实不光是对父母，对任何人都是如此，没有人喜欢看到“一张生气的脸”。
胡先生从小深明此理，所以一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团和气而不失原则，一生朋友遍天下，不可谓不得力于小时家庭生活的经验。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旁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中国人重名声，也就是重视面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儒教也被称为名教，六经中的《春秋》主要就是“道名分”的，名教的信念是人皆可以自尊与自觉（也即“性善”）。一个好人必为爱惜羽毛之人。寡妇也是人，而且更应当爱惜名声。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二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闯荡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
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如是说：人类原是和黄蜂、蚂蚁一样的群居动物。动物群就必然要产生领袖。领袖之形成，原有其“不偶然”的“主观条件”——在幼年时期他们之中有的就真是“异于群儿”！他的聪明才智、品貌德行是可能高出“群儿”十倍以上的。
胡先生的“德行好、人缘好、气味好”，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容忍与大度息息相关。
背景钩沉
钱穆谈规矩
钱穆先生在《为学与做人——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香港苏浙公学讲演词》中如是说：“做人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起居饮食，坐立言行，一切的一切，都有一规矩。这不是赞成和不赞成的问题，而是应该想一想，究竟有没有这一个道理之存在。什么叫作规矩呢？圆的叫规，方的叫矩。圆的是自中心至四边的距离都相等，方的是四个角都成为直角。如果圆的不圆，方的不方，这就不像样子，这是不及格。做人要规矩，诸位一定想那是外面对你加上了束缚，其实不然。诸位当知，规矩乃是一种艺术。圆的应是圆，方的应是方。写一个字，画一幅画，要像字像画。人也要是一个像样的人，怎么可以不像呢？诸位在家对父兄，应该要像一个子弟。在学校对师长，应该要像一个学生。将来离开学校踏入社会，谋一项职业，做什么应该像什么，应该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模范。人有人的样子，也便是有规矩了，这是人生最高的艺术。如此说来，人要有最高的艺术精神，才能做一像样的人。”
钱先生在《人——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日在日本亚细亚大学讲词》中这样讲：
记得半年前到贵国，吉川教授举一例子说：日本人责骂自己的儿辈时，总爱用“你这样像个人吗” ？这句话只有日本人讲、中国人讲，其他各国人，似不讲这句话。
人要怎样才算是人呢？人一定要是好人，才算是人。人为何定要做一个好人？人又如何能都做得一个好人？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善良的。“性善”这一番理论，可以说是哲学，亦可说是宗教信仰，也只有东方中国及日本人才有此信仰。正如父母责备儿女，儿女却说：“那么你为何不送我进大学呢？”正因进学校不是做人的唯一条件，难道说，每一个人进入大学就算是人了吗？又难道无法进入大学的，就不算是人了吗？当知要做真正的人，但条件不在进学校。
父母认为儿子做好人，是儿子当下的责任，他却不做，责任便在他自身了。故能责备他：“你这样像人吗？”这是中国道理，也可说是中国文化。一切文化从人创始。
贺益德论家庭教育
当代塾师贺益德先生在其《家学兴 国运旺》一文中激情昂扬地指出：“家庭教育是由孩子们的父母做主，也就是由最深厚的爱心做主。凭这一份爱心亲自施教，会最自觉地任劳任怨；凭这一份爱心聘请老师，会请到最相投、最敬业的老师；凭这一份爱心选择教材，会使孩子们读到最精辟的典籍；凭这一份爱心设计教案，会最大限度地精益求精；孩子们的缺点，会最忧心地去纠正他们；孩子们的长处，会最欢喜地去鼓励他们；孩子们的前途，会最深远地去考虑他们；孩子们的焦虑，会耐心地去疏导他们；其他人的教学经验，会最虚心地去吸取；教学中的一切问题，会最善巧地去解决；孩子们的兴趣特长，会最周到地去照顾；人世间的美丑善恶，会最具体地去指明；最持久的恒心、最彻底的苦心、最精密的细心、最无我的道心……无不一一现成，来如泉涌。”
而现在的学校教育，“是由教育行政机关、校长和老师们做主，父母就一落千丈到什么发言权都没有了。在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孩子们处在‘父母双亡’的状态，也就是孤儿状态。”“孩子们的父母，因为长年累月被排斥在教学活动之外，就渐渐退化成了只负责孩子们学费和生活费的‘慈善机构’，退化成了全然没有教育意识：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身教全无；束书不观，自甘浅陋，言教全无。他们把孩子们的成长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学校，只在期末看看孩子的成绩单，分数好，就笑一笑、夸几句、奖励几张钞票或几件玩具；分数差，就打一顿、骂几天，如此而已。孩子们在家里的处境也几乎象个孤儿。”贺先生的话不免有所夸饰，但确实将当今教育的病灶讲得一清二楚。父母的焦虑、孩子的郁闷与孤独、老师的无奈、社会的抨击，究其根本，原因都不外乎此。
古人云：“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意思是说，如果只是说教而没有如说的去做，孩子们就会拿其他更“高级”的道理来与父母争论，只有父母做到了说到的，孩子们才会乐于模仿、乐于听从。所以说，言传身教特别是身教是父母影响子女的最重要的方式。
胡适的人际世界
胡适研究的著名学者欧阳哲生教授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胡适的人际世界》文章，文章指出：“从胡适私人档案保存的来往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其通信的人，从政治派系来分，既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廖仲恺、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也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诸人；还有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间派代表，如梁启超、马君武、林长民、丁文江、章士钊、张君劢、张东逊、梁漱溟、杨杏佛等。如要将其通信对象开列出一份名单，几乎可以说囊括了当时活跃在政治、文化领域影响力较大的重要人物。这不过是1949年以前胡适的通信来往对象，与胡适英文通信的外国人尚不在其中。”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也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台、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笔者在纽约和胡先生一起去吃小馆子——多半是他领我去的——即时常看到那遍手油腻的厨司匆匆地从厨房跑出，两手在围裙上大擦之后，来和‘大使’握手的。他二人谈笑风生，真像是他们学生时代一起打工的老朋友一般。”
唐先生总结胡先生的交友要术为：一、胡适具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这种性格实非俗话“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类成语所能概况，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是一种“上帝的礼物”。胡适的这种性格，这种禀赋不是修养功夫修养出来的，而是天生和化育的结果。胡适深得此道而为人们所普遍敬爱。二、胡适注意个人为人处世之修养，“他治学交友虽深具门户之见，但是他为人处事则断无害人之心”。这一点是世人能与之相交甚至他的敌人也能与他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三、胡适的交往层次高，“而他在各行各业里所交游的都是些尖端人物”，因而嫉妒他的也就不会太多。四、胡适从不卷入“害人”“防人”的环境，这也是他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维持一生最大清白的重要原因。
欧阳哲生教授认为：“除了唐先生所说的这几点外，我以为胡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使他深得人缘，这就是他乐于帮助人，受其接济、施惠的人不少。”林语堂先生曾回忆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林语堂：《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载台北《读者文摘》1963年10月号）林语堂也是当年受胡适帮助过的一位学人。对于有困难的人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能和善待之，这样的人岂能不深受人们的敬重和爱戴！
20世纪50年代，胡先生一度在美国做寓公，处境其实是很凄凉的，但是唐德刚先生忆起当年纽约“胡公馆”的盛况时说：“胡适在纽约做寓公期间，好多人都笑他是纽约的中国‘地保’。纽约又是世界旅游必经之地。途过纽约的中国名流、学者、官僚、政客……一定要到胡家登门拜访。过纽约未看到胡适，那就等于游西湖未看到‘三潭印月’、‘雷峰夕照’一样，西湖算是白游了。胡适之也就是纽约市的‘三潭印月’、‘雷峰夕照’……是纽约的八景之一。路过纽约的中国名流，如果未见到胡适，那回家去，真要妻不下织，嫂不为饮，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了！”“所以他底纽约寓所，简直是个熊猫馆，终日‘观光之客’不绝。”唐先生一支生花妙笔，将纽约“胡公馆”的盛况写得入木三分，令人神往不已，而胡先生的人格魅力则不限于一时一地，真正的是“近者悦，远者来”了。
胡适谈容忍与自由
胡先生晚年写了一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文章，文中如是说：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胡先生总结性地说道：
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可以说，胡先生一生提倡“自由主义”，其落脚之精髓却是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而这恕道，最先受教于他的母亲；他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其实也多得力于咱们的孟夫子——胡先生经常对其弟子罗尔纲先生讲：“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看应该再加一句，时髦不能跟！做学问最忌跟风，最忌人云亦云。”这也是唐德刚先生说胡先生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一个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