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诶！可怜呵！可怜我中国几万万同胞懵懵懂懂无知无识的生在世界上，给人家瞧不起，给人家当奴才当牛马，这种种的苦趣，种种的耻辱，究竟祸根在那里？病源在那里呵？照我看起来，总归是没有家庭教育的结果罢了。
什么叫作家庭教育呢？就是一个人小的时候在家中所受的教训。列位看官，你们不听见俗语中有一句话么：“山树条，从小弯。”（这是我们徽州的俗语）又说道：“三岁定八十。”可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儿子孙子将来或是荣宗耀祖，或是玷辱祖宗，也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看官要晓得这少年时代，便是一个人最要紧的关头。这家庭教育，便是过这关头的令箭，所以我今天便详详细细的说一番，列位且听我道来。
我们中国古时候，最注重这家庭教育，儿子还在母亲怀中没有生下来，便要行那胎教。做母亲的，席不正不坐；行步不敢不正；不听非礼之音；不说非礼之言，这便叫作胎教。儿子生下地来，便要拣一个好的褓姆，好好的教导他。做父母的，更不用说了。列位之中，大约有读过《礼记》的，你看那《礼记》上说的，六岁教他什么，七岁教他什么，八岁九岁教什么，到了十岁，才出来从师读书。十岁以内，便都是父母的教训，这便叫作家庭教育。看官须记清，我中国古时的人，都是受过家庭教育来的了。
看官要晓得，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因为做父亲的，断不能不出外干事，断不能常常住在家中，所以这教儿子的事情，便是那做母亲的专责了。古时的人，把娶妻的事情看得极重，女子教育还不致十分抛却。又把儿子看得极重，以为做父母的身后一切责任，都靠儿子，所以这家庭教育十分发达。只可怜一天不如一天，一朝不如一朝，女子的教育，一日不如一日，家庭教育便一日衰似一日了。做母亲的，把儿子看做宝贝一般，一些也不敢得罪，吃要吃得好，穿要穿得好，做了极狡猾极凶恶的事情，做母亲的还要说这是我儿子的才干呢！这样的事情，把做儿女的纵容得无法无天，什么事都会干出来。有时候，父亲看了不过意，说他几句，骂他几声，做母亲的还要偏护着儿子，种种替他遮掩。诶！这便是中国国民愚到这样地位的原因。这个问题要再不改良，我们中国的人，要都变作蠢蠢的牛马了。
现在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为什么呢？因为列位看官中，听了兄弟的话，或者有人回去要办起家庭教育来了。但是列位府上的嫂子们，未必个个都会懂得，列位要说改良，他们仍旧照老规矩，极力纵容，极力遮掩，列位又怎样奈何他呢？所以兄弟的意思，很想多开些女学堂。列位要晓得，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列位要想得到好儿子，便要兴家庭教育，要兴家庭教育，便要大开女学堂。列位万不可不留意于此呵！
开女学堂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地方办不到。所以兄弟很巴望列位看官个个回去，劝劝你们的嫂子们，说儿子是一定要教训的，儿子不教训，弄坏了，将来你们老了，倚靠何人？总而言之，这家庭教育在如今，格外要紧，格外不能不办，兄弟是从来不说玩话的呵！
适之先生生于1891年，撰写此文时年仅十七岁，其见识之深远、心胸之宽广与文笔之流畅，由此可见一斑。适之先生在成名之前的文章，颇值得好好研究。与其成名之后的偏颇相比，早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比较中正平和的——看得到问题，更看得到希望，此文即是典范。
背景钩沉
陶行知、杜威和鲁迅
陶行知先生（1891~1946）与适之先生是同龄同乡好友，而且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同受教于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杜威（1859～1952）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威的教育著作在世界很多国家被翻译和出版，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杜威，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也是杜威。杜威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强调知与行，主张“从做中学”。陶行知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对杜威的思想加以发展和扬弃，变 “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变“从做中学”为“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胡适与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先生是杜威最有名的三个中国弟子。陶行知在美国读书时，跟孙中山先生的大公子孙科住同一宿舍，但据说他最看不起两个同学：一是胡适，靠外国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1928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一般也认为，杜威最有创造力的学生，不是咱们的适之先生，而是陶行知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费孝通先生的话，我们不应该只了解胡适之先生，还要了解那些适之先生同时代的师友甚至论敌，不如是，则无法真正了解适之先生——适之先生非常推崇王安石的一句话：“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知人与治学的道理是相通的——这个办法也是一个老办法，也就是孟夫子所说的“颂其文，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可为百世之则。
鲁迅先生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随感录（《随感录二十五》），文章结尾如是呼唤：“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孩子之父和“人”之父有何分别呢？鲁迅先生在文中说：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生与养，一个是本能，一个却不仅仅是本能就能解决的，不仅仅孩子要接受教育，父母也该接受教育。“父范学堂”与“母范学堂”之开办，实乃当务之急！
一年之后，也就是1919年，鲁迅先生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有意义的课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如是说：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