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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钱学森老先生曾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教育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不能仅在教育界找答案。事实上,我们至少应当从钱老提示的民国开始思考。胡适之先生作为民国学人群体中最富灵魂性的人物之一,是20世纪中国历史无法绕开的一个大人物,理应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叶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天生的一样牢固。教育原本是个系统工程,要言之,应包含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国人最初的教育,不是在学校或社会上完成的,而是在自己最亲近的人,也就是父母的影响下完成的,这就是中国的家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传统,古人蔚为大观的家规、家训及家书就是证明。现在,我们的教育不仅丧失了家教的根基,学校教育也在应试教育中迷失了方向,在数理化等知识方面左冲右突,无法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相较之下,适之先生何其有幸!他有一位好母亲,这个母亲的好并不是因为她博古通今,而是她懂得做人的道理。适之先生受母亲影响,扎牢了“为人”之本,才有了“为学”的根基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宋代有位大儒曾经说过:“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中国的学问向来以人为中心,一切的学问都是为了成就人本身,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讲,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孔夫子有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时候的人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将自己当成工具、将学问当成手段,更重要的是,最终能为人群做出贡献的也正是他们;而那些一上来就为功名利禄而学习的人,只是将学问作为敲门砖,门敲开了就将砖扔到一边。在孔子看来,为学即为己之学,也就是成德之学、成人之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问,为学与为人,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历来的教育理念是:先成人,再成家。具体地说,就是先学习如何做人,若有可能,再成某方面的专家。学问既然是为了成就人本身,那么,这种学问必然强调通人之学,而不仅仅成为专家,汉儒所谓“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伎”,意思是说,学问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就是儒者,仅仅知道一些器物、科学道理的只能说是有技能的人。通人之学说起来似乎很难,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通人之学是更符合人性的,正如不偏食更符合常人之养生一般。古人说一个人博学,常常会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而懂得做人的规矩、通晓世道人心是更为根本的。有一次孔夫子跟四科十哲之一的子贡讲:“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了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疑惑地说:“是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难道不是吗?”孔夫子意味深长地说:“非也。予一以贯之。”由此观立之,孔子的“集大成”,并不是他把一个个的知识记住了,而是用一个根本之道将其贯彻始终。这个一以贯之的主线很重要。就像满屋子的铜钱,如果没有一根线贯穿起来,那么就会乱七八糟,徒乱人心,要用的时候也不好找到合适的取出来用。但是,这根线一定是基于国人的文化传统的,否则,如果是来自外在的强加,生搬硬套一种西方的思潮来断章取义、胡乱剪裁和填充古人的思想,这一定会水土不服且没有生命力的。

在孔夫子看来,这根线不是别的,就是“仁”,是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仁”。有了自爱(《荀子》有载:“仁者自爱”,这是在孔子心中比“仁者爱人”更为根本的思想)与自重,有了对父母的孝心,有了对天下苍生的仁爱,我们自然就会调动起智慧来学习,这就是中国以仁统智、以慈悲统摄智慧的学问,而不是西方哲学所谓的“爱智”的学问——在西方,仁心与慈悲的培养主要是宗教的责任,这与中国书院重智更重仁的架构是颇不相同的。“成家”只是某一方面的“智”,而“成人”则是“仁”,仁可以统摄智,智无法统摄仁,所以,要先成人,再成家。也就是说,先做一个合格的人,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古话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统的教育重视经典诵读、重视父母的言传身教、重视接触大自然培养良好情趣爱好与博大心胸、先种下通人种子的缘由。

《中庸》所谓“仁者,人也”,陆象山所谓“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知识的多少并不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根本性征,是否懂得仁爱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征。

钱穆先生在《怎样做一个中国人》一文中也指出:“当知做人无条件,只要有志做人,连教育条件也可不必要。不识字,不阻碍我做好人;多识字,也不能阻碍我做坏人。”钱先生还多次讲到一个叫作丁龙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按照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文盲,但正是这个文盲,给中国文化增了莫大的光,而这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所无法做到的。这个不识字的中国人被美国人评价为:“一个与生俱来的孔子追随者,一个行动上的清教徒,一个信仰上的佛教徒,一个性格上的基督教徒”,“虽然他是个异教徒,但却是一个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和友善的人”,“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丁龙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文化贵族,而丁龙所传承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孔孟之道,就是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流淌在他的血液中,铭刻在他的身心与言行中。

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大批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时也需要教育百姓讲仁爱、讲道义、有礼有节、智慧和诚信。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使命,识字不多的人也自有其责任,两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推动中国文化实现立于固有传统之上的全面复兴。

我们精选了胡适先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论,在于能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复兴的深刻意义。

适之先生是北大老校长,也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前辈,后生小子在此指指点点,实在是不得已——适之先生有适之先生的伟大,但也有其局限与偏颇,我们无法不正视之。

最后,感恩母亲和已经逝去的父亲,没有父母赐予的身体做底子,编书、写书、撰论文同时进行的压力是无法承受的;感恩岳母一直以来对小女的悉心照料及岳父对小婿的无比信任,感恩内子清婉为这个家庭的辛劳付出,“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感恩北大提供的学术环境;感恩小学同班同学余平女士及谋面不多的许蕾蕾女士,二位从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中拨冗为我敲键盘、打出几篇重要的文章;感恩中国纺织出版社的相关领导,感恩李猛兄的抬爱与细致工作——众缘和合,方能有此书的出版。

是为序。

萧伟光
癸巳孔诞初稿于燕园
甲午仲秋改于金台园 Npey9YEVssGyDJcjXvU4nF98sKJrRyAQwq87Sx6VqZrHpo/H0TIxHevgmFrhTM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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