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战国末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型。从社会结构上看，县和郡在列国已经出现和普及，作为地方政府，它们直接听命于国君，成为君主集权的有力手段。与此同时，传统的世族世官制迅速瓦解，出现了全新的官僚制度。经过不断升级的兼并战争，列国的经济军事优势逐渐集中到少数大国，结束诸侯混战、实现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化。所有这一切都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演进，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的大帝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面对这样的社会巨变和即将出现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各主要学派都在自己的学说理论上做出了反映。当时影响深远的，除了儒、道二家之外，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在当时的诸侯各国应用最为广泛。尤其韩非，其所著《韩非子》一书，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秦始皇在初见韩非的著作时就佩服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在韩非去世后，当时各诸侯国的君主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帝业。可以说，《韩非子》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韩非子》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有着极其广泛的思想渊源。重点阐述了法、术、势的法治理论，强调了专制君主的主张。

围绕“法、术、势”的理论来说，《韩非子》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商鞅和申不害之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未尽”商鞅和申不害之学说的第二大缺点是“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定法》）。韩非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想要得到治理，就需要君主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对“术”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术以知奸”方面。他认为，君主对臣下不可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的思想，强调“严刑”、“重罚”。除此之外，韩非还认为，仅仅依靠法和术还不足以治理好国家，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非常欣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由此可见，韩非的法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战国以来早期法家特别是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的法治思想，形成了一个法、术、势结合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说《韩非子》“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是有道理的。韩非在其《解老》《喻老》两篇，发展了老子的思想，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这意味着《韩非子》是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在韩非看来，道是变化的，天地、人、社会乃至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其相应的稳定性，而所谓的稳定，就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法依着道而建立，法必须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得到每一个人的遵守。因为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化，韩非同老子一样，也是反传统的。《韩非子》取《老子》“无为”的思想，在老子看来，处世不需要拘泥于固定的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此外，《韩非子》改造了老子的自然天道观，叫作“理定而物易割”，从而为其法理提供理论依据。韩非说“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解老》）。规矩是法家的逻辑根据。因此，在韩非那里，老子的“无为而治”，转而为“中主守法而治”；老子的非仁义的思想，转而为“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入主之必及仲尼”；老子的“去私抱朴”，转而为“去私”、“抱法”；老子的对立物同一的主张，转而为“执一以静”。可见，韩非这位法家的巅峰人物，从老子那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坚决而全面地推行法治是《韩非子》思想的基本特点。他在《问辩》篇中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除法令之外不再有别的东西，可见这种法治的全面。与此同时，韩非还认为立法应该因时制宜，因时变法：“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因而圣人立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韩非认为，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它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同时，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一哲学概念，并阐明了它与“道”之间的关系。在韩非看来，“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他认为“理”，即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遵循客观规律。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和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韩非子》还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韩非子》是一部立论鲜明、论谈犀利、文势充沛、气势磅礴的散文杰作，其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外加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许多寓言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我国文学创作史上的宝贵财富。

鲁迅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未来的命运。”虽然历史不能重演，但却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能给现实以启迪和借鉴。《韩非子》在千年的流行过程中，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价值观并存、多种道德观念碰撞的今天，重提韩非的“法治”思想非常有必要。虽然韩非与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同属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更替之际，我们也有必要把“法”放在首位，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辅之以权威和手段，即“抱法、处势、行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具竞争力，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

总之，历经千年的岁月，《韩非子》的著作和深邃思想一直熠熠生辉，它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之一。时至今日，《韩非子》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书对《韩非子》的原典作了精准的注释和翻译，便于您更好地品读国学精粹，感知先贤智慧。

愿本书能成为您全面感受和理解《韩非子》这部传世名作的良师益友！

解译者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