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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中国读者熟知，索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被许多人视为那次危机的“祸源”；另一方面，他始终在为西方世界构想一套新的秩序观念——他称之为“拯救资本主义”。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不是“亚洲的”，而是“全球的”。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直译为“2008年的危机及其意义”，副标题意味深远——“金融市场的新模式”。因此，我将这本书的标题译作“索罗斯模式”，为了某种冲击效应。
索罗斯模式，如他在本书及他以前发表的至少三部著作里阐述的那样，其实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至关重要的替代。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基于这一新的模式，理论家们可能找到拯救资本主义世界的良方。
我的解释需要从基础开始。盛行于当代的经济学，被称为“主流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端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奈特为思想领袖，经过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等人的发展和鼓吹，终于取代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派，成为主流，称为“新古典模式”。
在芝加哥学派传统内，经济学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建构起来的一门社会科学。这一核心问题，就是“定价问题”。万物皆可定价，虽然，未必每一物都有自由市场。关于定价问题的科学，称为“价格理论”。对诸如弗里德曼和张五常这样优秀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的唯一基础是价格理论。经济学的各门类，无非是价格理论的应用。例如，这一视角是2009年出版的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价格理论及其应用》中译本的视角。这部教材的作者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也是对张五常的经济分析能力起到塑形作用的两位老师之一。
价格理论，必以“均衡”为核心概念，才可展开各类模型。基于均衡概念的模型，最简单者，如“局部均衡”——单一市场里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较复杂者，如“一般均衡”——全体市场同时达到供求均衡的状态。更复杂者，如“动态均衡”及“复制”过程等。这些模型，在索罗斯看来均已失效，原因在于我们经历了且仍未摆脱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孕育着的足够漫长的全球危机，这场危机，因其延续时间足够长从而充分表明经济学家已经无能为力。从而索罗斯相信，这场危机本身否证了新古典模式。剩下的问题只在于，如本书结尾部分所言，主流经济学家拒绝接受索罗斯模式。而那些同情索罗斯模式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则因为不能深刻理解这一模式的思想或无力提供恰当的数学模型而保持沉默。
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即2009年增补的“第三篇”第12章“总体新模式的命运”，索罗斯描述了与他的新模式有着“家族相似性”的演化理论中的一个模型——“捕食者—被捕食者”循环。在生物演化的基本微分方程组的分析中，最常见于教科书的，是所谓“伏特加—洛特卡”周期解。这一周期解的特例，是二维（即只有两个变量的）周期解——它的现实世界的案例，是“捕食者—被捕食者”互动模型。
我需要从较二维情况稍复杂些的三维情况开始介绍这一互动模型。请对数学完全外行的读者想象：在一片与世隔绝的草原上，有一群狼和一群羊，狼吃羊，羊吃草。于是，我们可以推测，当狼的数量Y极少时，羊的数量X正比于草的数量Z（假设草的质量不变），故若草的生长速度足够快，羊的数量将迅速增加，随后，要么草的数量减少，要么狼的数量上升。这里出现了三个变量（X、Y、Z），故情况可以很复杂。假如我们对这片草原上的物种演化的基本微分方程组进行计算机仿真，所得结果将依赖于我们假设的初始条件。例如，上述推测所采取的，是一套初始条件——狼的数量极少而草的数量足够多。这时，羊的数量开始增加。当羊的数量增加至某一足够高的水平X 1 时，狼捕羊便足够容易，这将使狼的数量增加。当狼的数量增加至某一水平时，羊的数量将下降至某一足够低的水平X 2 ，此后，狼捕捉羊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以致狼的数量开始下降。依此类推，读者可以想象X和Y的周期变动，这就是索罗斯描述的周期解。虽然，在这里，我们简化地假设草的数量始终充足——不论羊的数量增加至何种水平，这就使我们的三维情况简化为二维的——只须考察X和Y两个变量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初始时刻就有很多狼，那么，羊的数量会迅速下降至某一水平，此后，狼的数量将逐渐下降，直到某一水平，然后，羊的数量才可回升……依此类推，以致无穷，仍是周期解。
关于稳定的周期解，庞加莱之后的数学家都知道，只要是二维情况，那么，周期解就是“X-Y”平面（例如，X是羊的数量，Y是狼的数量）内的一条封闭曲线，它将平面划分为“内域”和“外域”这样两部分。并且，从任何初始条件出发，演化的路径只可能要么始终在内域之内并趋近于周期解，要么始终在外域之内并趋近于周期解。周期解的稳定性意味着，不论狼和羊可能有何种初始比例，它们的数量，要么从内域要么从外域，最终表现为周期波动。在索罗斯看来，这一机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机制类同。
现在，让我解释索罗斯模式包含的核心思想。我希望读者有基本的类比能力，将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比做捕食者（狼），将值得购买的股票、债券或各类衍生品（金融工具）比做被捕食者（羊）。注意，是“值得购买的”，不是“不值得购买的”——后者不能称之为“羊”，或可称为“毒”——投资者因承受不住亏损而退出市场，相当于狼服毒而死（即因无法捕到羊而饿死）。一只值得买的股票，可因价格迅速攀升而转为不值得买的股票。这就是“羊”与“毒”的关系，没有什么市场机制可以限制它们之间相互转换的速率。那么，狼怎样找到羊，或狼怎样避免服毒呢？
在新古典模式里，我们假设狼的理性能力足够高，以致没有狼不知道羊在哪里。换句话说，在新古典模式内，任何一项金融资产必须是值得买卖的，否则就不会有人设计和销售它。一项金融资产的价格，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并据此建立了至少三大经典金融定价模型）价格永远要趋近于它的均衡水平。今天，沿袭奥地利学派的看法，我们称商品的均衡价格为“价值”。任何政策或制度创新，只要有利于价格更快地收敛到价值，就可认为是改善了市场的效率。以往的经济学家，以此为己任……直到不久前。
在索罗斯模式里，事情有了本质的不同。狼不再能够知道羊在哪里，它们必须搜索。这意味着任意一项金融资产的价格，可能偏离它的均衡价格（价值），并且没有什么力量必然让价格趋近价值。当羊的数量很多而狼很少时，狼很容易发现羊。这意味着许多投资者将进入金融市场，或更通俗一些，许多货币追逐有升值潜力（从而值得购买）的股票。随着狼的数量增加至某一高水平，许多羊因为太贵而变成了毒，从而，狼很难找到羊。于是越来越多的狼服毒死去，这意味着投资者陆续退出金融市场。然后……我认为读者已经可以自己描述这一周期变动的图景了。我只想告诉读者，最早指出这一图景的是马克思。我们知道，韦伯是要与马克思对话，才发表了那些更深刻的看法。
关键是，在索罗斯模式里，犹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盲目性的批判一样，这里，没有救世主，没有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假设的“全知全能的拍卖人”。市场机制不是天然完美的，它不能将关于金融资产及其企业的充分信息完美地传达给投资者，它也不能将关于投资者的信息完美地传达给企业或金融资产的出售者。因此，那些敏感地发现了制度漏洞的人，要么借此机会牟取超额利润从而成为企业家，要么借此机会改革制度从而成为政治家。这些人履行着“企业家创新”的职能。其实，市场机制从来就是企业家（和政治家）创新的结果，这是奥地利学派的看法。社会不应指望“上帝”的拯救。哈耶克指出，伟大的社会，它的特征就是鼓励一切社会成员在一切可能方向上的一切创新。
在本书第12章和结语部分，索罗斯继续说服我们。他不相信市场机制的天然完美性质，他指出，与自然的演化机制不同，社会的演化机制可以不遵循它的设计初衷同时还可能长期生存。更深刻一些的表述是：资本主义制度可能错误适应由它自己造就的错误环境——这意味着一环套一环地错下去，直到无法挽回。让我从记忆中随意选取一个故事吧：华尔街最初的金融市场，完全没有基金经理的参与，只有一群或多或少相识的人，定期在一棵树下面约会，交换他们的企业股份。此时，在某些事务上，有一些人远比其他人更敏感，犹如在其他事务上另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敏感一样。于是，股票逐渐集聚到对股票所代表的事务更敏感的人手里。后来呢？经历了几代人的演化之后，学校里开始讲授华尔街交易的技巧，学习这些技巧的人，被称为“职业经理人”。再后来，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毕业求职并占据了华尔街，他们被称为“基金”经理或其他类型的经理。关键是，基金经理的行为越来越官僚化，他对手中的事务未必比其他人更敏感，他只要求自己的每一次交易都有所依据，每一次决策都要有人负责，于是每一个行为都不再是他自己做的，为每一个错误负责的，不再是人，而是制度——错综复杂到难以辨认个人职责的全部规章、法条、契约条款。在中国最近一次资产价格膨胀高潮中，当金融资产的价格持续高于它的价值时，只要每一位经理人相信其他经理人都在买入，他就有了依据继续买入，因为这将避免他的客户转移到其他基金去。这一行为模式，被基金经理称为“散户挟持基金”，这表明官僚化过程正在摧毁市场机制的自纠错能力。那些不循规蹈矩的经理人，要么被监管机制惩罚出局，要么被他们的代理人解聘。至少，这样的事情以越来越高的概率发生在他们身上。
在我的故事的中间某一时段，曾有一份著名的期刊，我记得是《职业投资人杂志》，这份杂志根据基金经理人的表现为他们排序。由于这份杂志的评级受到公众信任，经理人在这份杂志上的排序向上提升若干级，就意味着薪金提升若干倍。久而久之，经理人的薪金居然不再取决于董事会对他们的评价，而是取决于董事会订阅的这份杂志对他们的评价了。再后来，这份杂志被某家机构收购，它的评价的客观性也逐渐消失。但是，类似的评级机构替代了这家杂志的工作——只要社会需要，就会有这样的服务。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指标来“量化地评价”其经理人，不仅基金，还有医院、法院、学校、企业、乡村、夫妻、子女……在每一个角落，只要当地的人希望“理性化”自己的生活，就会涌现出各类数据和模型，目的就是要“客观地”评价。整个社会，陷入越来越多的原本由它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不确定性中，却要因此而强化秩序以降低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随着秩序感的增强，社会便无可挽回地陷入韦伯所谓的“官僚化的铁笼”。原因在于，任何官僚机构及其文牍系统，一旦确立，就如同利维坦怪兽一样，很难取消。不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任何系统，都有求生存的本能。有些系统不稳定，有些系统稳定。后者生存能力远远强于前者，故被称为“稳定的”。官僚系统必须是稳定的，否则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可是因为它是稳定的，它的生存能力远远超过任何社会成员的预期及对抗它的力量，它如攀附在大船底部的寄生物，最终使大船沉没。
索罗斯相信，只有恢复“自由创新”的社会制度，才可能拯救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我们鼓吹自由，就意味着我们从不承认自由市场是完美的。唯其如此，我们才必须珍惜并尽可能地发挥人类的创造精神，使市场机制（以及政府机制）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演化，虽然，我本人对人类在这一方面的能力与前途持悲观态度。因为，韦伯最早意识到……并因此而有了我现在持有的悲观态度。
在韦伯看来，西方世界的演化路径，因“西方理性”的实质，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条死路，他称之为“官僚化的铁笼”。我认为，索罗斯多年来奋力抨击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是韦伯当年批判地描写过的：“……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整个世界有朝一日将只充斥一种小齿轮，亦即孜孜于一官半职并朝思暮想升迁的小人……它在我们当今行政系统的精神中，特别是对学生——这种系统的后代——的精神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对官僚制的热情……足以使人绝望……在政治上，我们似乎要刻意变成除了‘秩序’别无所求的人；变成一旦秩序动摇，就神经紧张、不寒而栗的人；变成一旦脱离沉醉其中的秩序就六神无主的人。整个世界将只剩下这种人，因为我们已深陷于这种演变当中。因此，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推进它，而是怎样才能对抗这种机器，以使部分人类摆脱这种对灵魂的切割，不受这种官僚生活方式的支配。”
这就是我对索罗斯模式提供的演化论的韦伯式解释，写在这里，以警世人。
我一直以赞赏的态度阅读索罗斯的著作——包括他和杨小凯在中国改革初期的那次对话。也许是那次对话，影响了杨小凯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思路，使他们不再沉迷于“体制内改革”。中国近代史表明，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是来自体制内的力量和来自体制外的力量联合作用的结果。由邓小平主导的这一次社会变革，来自体制外的影响显然超过了来自体制内的影响，至少在变革的初期，“开放”比“改革”更重要。目前，我们面临的是更复杂的问题。求解这些问题，不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就可以奏效了。因为，我同意索罗斯的论断，西方的新古典模式已经失灵，而新的模式有待确立。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将来自中国，最近，百岁老人科斯如是说。中国的读者和青年们，或可因此而警醒，不再迷信西方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