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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
我第一次和索罗斯先生见面，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当时高盛公司副董事长霍马兹（Bob Hormats）在纽约为我组织了一个小型早餐会。根据安排，我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情况，特别是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索罗斯先生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提很多问题，但我感到他非常关注亚洲地区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索罗斯先生关心亚洲，不仅是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亚洲发展的强劲趋势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创造高额利润的良机，更因为他个人被卷入危机的浪潮。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被归因于对冲基金的疯狂袭击，索罗斯管理的对冲基金当然被认为难辞其咎。在一些人的眼中，索罗斯不只是管理对冲基金，他简直就是对冲基金的化身。当年他预测英镑贬值，成功地利用这一机会赢得丰硕的收益，从而名声大噪，被视为杰出精明的金融家，而亚洲金融危机则使他的名声打上了一个特别招眼的烙印。
我在早餐会上虽然没有直接评论对冲基金的作用，但谈到资本账户的开放和金融市场管理的问题，且强调了一点：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缘由很多，有关国家有必要认真审视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华盛顿共识”以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制定的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资本账户管理等，以便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宏观管理水平。相比之下，中国政界和学术界对于国际上对冲基金及其他游资引起的市场动荡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静的，没有偏激。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冲击和重大损失而无动于衷，原因在于中国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困国家存在着宏观经济失衡，目睹了国际游资、对冲基金和其他热钱摸准了这些国家的政策漏洞，巧妙得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许多国际会议上，我们始终强调把对冲基金纳入监管范围，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投资机制。
早餐会后，霍马兹对我说：“索罗斯非常注意你讲的话，他是极聪明的人，你的言外之意他都听明白了。”在和索罗斯先生握手道别时，我表示，期待有一天在中国再次和他会面。无论他本人的投资活动如何，无论对冲基金受到怎样的评论，至少我们欢迎索罗斯到中国进行交流。毕竟，这种交流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今金融市场，加深对其运作的理解，我想，索罗斯先生一定会体会到中国的开放和务实态度。
最近我见到他，是在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背景之下，200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主持的一次小型讨论会。我知道索罗斯将于6月访华，在会上我告诉他，我会参加他在北京的一些活动。我说：“你的大名在中国真可谓家喻户晓”，他似乎很严肃地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感到他对自己名声的敏感性不减当年。在这次会上，索罗斯先生谈到了危机对中心和边缘经济体的不同影响。显然，他现在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慈善家，而不是一位金融市场角斗士来观察国际经济问题，这反映了他全新的、更加宽广的视角。
事实上，索罗斯先生在中国受重视和欢迎的程度，远超过他的想象。他被视为一位敏锐机灵的金融家、睿智的学者、慈善家。他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的这部著作在中国出版，将会热销，恐怕很难在各家书店的书架上待得住。索罗斯先生无疑是一位被很多人所误解的人物，哪怕是善意的误解，也许只有认真阅读他的书，才能真正了解索罗斯先生本人的立场和观点。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分析和观点，但你应认真思考他在本书中提出的非常有见地的论述。但是，谁又料到令人最为惊讶的却是太平洋彼岸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历史的发展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或惊恐。十几年前发生的那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似乎证明了被索罗斯等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看法，亚洲受困国家之所以发生这场灾难，不是由于自由市场经济执行过头，而是实施不力。可是，十年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在内的很多人，包括政界和学术界的人开始对市场万能论表示怀疑。
索罗斯先生此书前一版的中文版书名译为《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事实上，索罗斯先生想表述的是带你走出导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模式。也许这样更直接地点出了本书的主旨。索罗斯先生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全过程扫描一遍，以探究其缘由。通过对2008年金融市场的大崩溃的分析，他更是坚信了自己对危机爆发根源的认识。他认为，2008年的危机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完善市场经济均衡论的终结。他的立论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也许很多人会同意，这次危机表明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终结。但这场危机是否会使很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挖掉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石，却是一个大问题。
索罗斯先生是金融市场的直接参与者，而且其出身为前台操盘手，对于熊市、牛市、暴涨、暴跌等自然有更多深切的感受。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终年格斗于金融的竞技市场内，是熟谙此道的专业人士。因此，他对经济学和市场的认识，不同于传统式的经济学家，这并不奇怪。促使他对主流经济学模式大胆挑战的，是其几十年从业经验的感悟。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无疑增强了他要创建全新经济模式的决心。
索罗斯先生向西方现代经济学挑战，不见得像是堂吉诃德独自战风车，经济学确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责难。2009年7月18日出版的一期《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赫然印着一幅漫画，“现代经济理论”形象地表现为一本沉甸甸的书，并且变成了一块正在融化的巧克力蛋糕。下面是醒目的两行字：“经济学的问题出在哪里？危机又怎样在使之演变？”该杂志的编者认为，在所有破灭的经济泡沫中，最抢眼的无非是经济学本身这个泡沫的破碎。而对经济学作为救世理论提出责难的，恰恰来自于经济学家本身。这场危机似乎使经济学家队伍阵脚大乱。本来，像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那样，经济学阵营内部从来就不缺乏争论。但问题是，现在的争论，似乎已经不是学派之间的对峙，而是关系到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公信力。保罗・克鲁格曼2009年6月10日在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说：“过去30年来，宏观经济学最出色的表现无非是明摆着毫无用处，最糟糕的表现则是绝对有害。”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出自2008年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经济学家，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上来讲，西方现代经济学也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别。改革开放后，中国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并且拥有了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当今世界，不少经济学教授把这门学科作为纯数理学科来处理，力图通过数学模型来诠释经济现象，以解答社会问题。经济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就方法论而言，更应有广泛探讨的自由。
这场金融危机当然不会宣告经济学的灭亡而使之彻底退出学术领域，从大学的课程里被清除。相反，“经济学的贫困”似乎应该使经济学受到更大的重视，以丰富“贫困的经济学”。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的方法论和模型：他们是应该更加看重自己设计的模型，还是在模型上运行的实际内容？是应该更相信假设，还是更多地考察现实？
索罗斯先生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几乎无人予以理睬。他承认自己也曾怀疑过这一理论的意义，并且其分析论证都很粗浅，但他确信自己的理论优于现有的经济模式。他坦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希望有人来帮他完成其新理论的建构，用中国人常用的话来说就是“抛砖引玉”。
索罗斯先生想要颠覆的是被主流经济学家认可并至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般均衡理论，因为金融市场均衡理论无非脱胎于一般均衡理论。而索罗斯矛头所指直接触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发端。一般认为古典经济学始于18世纪50年代的重农主义者，终于19世纪70年代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一言以蔽之，可称为剩余学说，因为其关注的是对消费剩余产出的生产和分配。而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则是受制于技术和现有产权约束条件下，一定量的资源在竞争性的目的之间的分配。
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竞争条件下的经济随着时间推移趋于均衡的经济理论。均衡有两种，一种是即时均衡，另一种是长期均衡。虽然长期均衡包含着特定时间的即时均衡，但一系列的即时均衡并不构成长期均衡。长期均衡的特性是，经济活动当事人根据预期未来发生的事件，在当期采取一定的行动，以使未来不会对此项行动感到懊悔。这就是所谓的“合理预期均衡”。但事实上，长期均衡，即稳定状态均衡，是否能实现，一直备受质疑，即使可能实现，也很难证明一系列短期的均衡最终归宿于长期均衡。
金融市场最终趋向均衡的理论假设：偏离均衡是市场在突发的外部冲击之下，超过市场自身调整能力所造成的。索罗斯先生认为，金融市场不能准确地反映当前的市场环境，总是和现实发生偏离或曲解现实。而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说明金融系统本身存在着制度缺陷。索罗斯先生提出的“相关反射论”（reflexivity）
否定市场均衡论。他指出，市场行为事实上和市场趋于均衡的传统理论完全对立。按相关反射论，市场当事人在市场中对价格体现的曲解，会影响市场价格的最终实现。相关反射论揭示了市场价格和现实之间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他认为暴涨—暴跌的周期是相关反射论的明证。按照索罗斯先生的看法，人的偏见和误解使事件的过程发生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事件的最终结果。因此，相关反射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现象。他也指出，尽管相关反射论能够更加确定地解释事件，却不可能用于准确地预测未来。他认为，不必去寻找提供准确性预测的理论。然而，市场当事人最关心的是：明天市场会怎样？
金融市场均衡论和“有效市场假定”（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论是密切相联的。其实，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对于“有效市场假定”不是没有挑战的。按照这一假定，一项金融资产的价格，反映了与其价值有关的所有信息。经济学家历来认为，支持这种假设的实际证据非常充分，在经济或金融理论的任何假定中，没有什么比这一假定经受过更多的测试。经济学家在用计算机模拟测试这一假定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偏离均衡的情况，也总是想找到各种原因来揭示导致偏离的因素。现代金融工程，正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定之上，并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设计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诸如资产证券化、信用违约互换（CDS）和债务担保债券（CDO）等。毫无疑问，2007年开始暴露的金融市场的巨大风险使整个金融市场均衡理论遭到毁灭性打击。金融泡沫的破产，象征着“有效市场假定”的破产。
新古典主义者进行经济分析的核心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假设也是理解金融市场的出发点。要研究市场供求关系，那么假设市场均衡是必然的，否则就没有立足点。但是，正如索罗斯自己所清楚的，要推翻现有的经济理论，创立一套能量化的、基于数学模型的现代经济理论，并非易事。在目前，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难推翻现代经济学家数理模式的研究途径。难题不在于某一理论，如一般均衡理论是否正确，而是从根本上建立新的方法论，创建全新的模式。在经济学领域内有一条潜规则，即必须要建立一种新模式，才能推翻既有的模式。因此，首先就要创建一个严密的数理模式。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就不接受这种理论模式，那么无论创建什么模式，首先就被推翻了。这就陷入了“第22条军规”（Catch 22）的束缚。毕竟，经济学离不开数量。
因此，索罗斯挑战的对象，可以归结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不管这是否出于他的本意。经济学历来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但经济学又离不开数量。20世纪以来，精确描述经济活动和经纪人（或曰市场参与者）的观念与反应，即经济活动过程，几乎完全是被作为自然科学来对待的。尽管大家都从内心承认经济学不是“导弹科学”（rocket science），但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是将经济分析当做物理学来处理。经济学的定律应该像牛顿或爱因斯坦的定律一样，经得起推敲和实践的检验。诺贝尔基金（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68年创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后，1969年首先授予弗里希（Ragnar Frisch）教授和丁伯根（Jan Tinbergen）教授这一殊荣，因为他们是把经济学发展为数学和定量科学的先驱。
新古典经济学要对市场活动进行精确的描述，要找到其复杂的活动定律，就不得不像自然科学采取“控制实验”那样，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就一种纯粹形态（完善竞争市场）作为分析的前提，并假设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充分理性、掌握完全信息的人。即使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充分驾驭理性的市场参与者，也会假定自己是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理性地做出市场的判断和决策。无论是效用函数还是生产函数，都是驱动经济当事人做出理性选择的依据。问题在于，金钱逐利的“本能冲动”及其一发不可收拾的活动，应该是被看做市场当事人的理性活动还是市场外部冲击？
索罗斯先生的另一重要观点是“超级泡沫”（super bubble），超级泡沫的发展是由于信贷和负债的不断增加所引起的。房地产泡沫只是超级泡沫的一部分。超级泡沫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对市场均衡的错误认识。如果市场均衡的偏离只是因为外部冲击引起，那么，信用的扩张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外部因素呢？如果不是外部因素（因为信用的扩张和收缩是金融市场最根本的因素），那么追逐自我利益不受约束和放松管制的制度安排是无可非议的。索罗斯先生认为，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所极力推崇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才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危机。
但是，现实又告诉我们什么呢？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赖以产生的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无论其计算出来的利润如何极大化，都酿成了罕见的金融灾难，致使百年老店在华尔街轰然倒下，整个西方市场一片混乱。要求彻底改造金融市场，改革金融监管的呼声成为时代的主强音。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疯狂逐利的当事人所依赖的金融杠杆和衍生产品，就像F1中的高速赛车，虽然迅猛无比，但只要受到一点外力，就会突然翻车，摔得粉碎。这个外力，并非来自于竞技场外的任何力量，而是恰恰来自于竞技场内斗士们相互之间的碰撞。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垄断下不断演变的，并且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迅速地被克隆到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是不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种扩散的方式，得益于“华盛顿共识”。这一称谓具有巨大的道德约束力量。因为是共识，所以不趋同者就是异教徒，就会被放逐，没有资格分享国际社会在这一共识下创造的财富。如果一个国家不接受这种共识，而又要参与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从中获利，这是一个规模有限、贫困落后的国家不敢奢望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推动这种思潮的政体，自己却成为其牺牲品。
我们不乏各种思潮或理论的名称，一种比较温和的提法是新自由主义经济（Neo-Liberal Economics）。在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看来，竞争市场机制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市场机制是自发的、非理性的、个人充分享受自由决定的产物。由个人自己判断而形成的市场机制一定会优于权威机构的设计。金融危机不仅对市场均衡理论，而且对该理论的重要基石——人的完善理性提出了挑战。理性的市场经济意味着追求利润极大化，因为市场当事人的理性选择必然导致市场均衡。事实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就对这种理性表示了否定。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在于人摆脱了宗教关于获利的罪恶感。而一旦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理性是难以保持的，非理性才是普遍现象。
韦伯撰写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04年）通过统计数学说明了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文化变迁的关系，他承认资本主义在加尔文以前就已取得了高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心理等先决条件都已具备。但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过程，始终受到教会主导思想的制约，遭到声讨、杀伐、蔑视和冷漠。宗教信仰历来限制人们对财富的渴求，而不是使人们想到财富的积累是上帝永恒的恩赐。韦伯在方法论方面强调学术上的客观性，注重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分析。但是，韦伯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分析使他进入了一个极为敏感、充满争议的领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实实在在地看到，一个失去道德标准和精神境界的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的混乱和灾难。
市场当事人的非理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获得三项新闻奖的《金融时报》助理主编吉莲・泰特（Gillian Tett）在其新著《傻瓜的黄金》（Fool’s Gold，2009年）中，对这场危机中人们表现出的贪婪、疯狂做了详尽、入木三分的描述。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罗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的《疯狂、惊恐和崩溃》（Manias，Panics and Crashes，2005年）一书对金融危机的历史做了全方位的叙述。历史揭示，市场当事人在充分相信自己理性的心理状态下，从事着最不理性的经济活动。也许，市场确实需要一个冷冰冰的、严格的监管体制来调节人的行为。索罗斯先生对此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既然哈耶克否认理性是市场趋于均衡的原动力，而市场当事人非理性行为的驱动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优于权威机构的设计，那么，当市场崩溃时，又该如何解释呢？是因为市场当事人过于理性吗？反之，如果承认是理性驱动，那么，市场崩溃的解释只能是非理性行为。在同一市场条件下，理性就是非理性，两者没有区别。索罗斯先生在书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理性和非理性的争论，他强调人类认知的缺陷，以及由于这种缺陷，认知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的差距。于是，我们经历的是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在一种不确定性之中，迂回于认知和现实之间。
我在这里讨论的许多问题已经超出了索罗斯先生命题的范围，甚至触及他所无意涉及的领域或表达了他无法同意的观点，但正如任何理论家都不可能控制其理论的诠释、发展和影响一样，索罗斯先生也不可能左右其理论的发展命运，也许这正是他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