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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这位科学哲学的奠基者和终结者，为科学探讨/对话和实验精心设计了一套标准。举例说明，要想称之为科学，其定律需要经过证伪，实验应该能够得到复制。科学方法的标准不能直接用于政治领域，但可以作为建立政治规则的例子进行参照。
我们认为科学和政治之间有两个关键的差异。一是政治更关心对权力的追求而非对真理的追求。二是在科学的衡量上，有客观独立的标准，例如可以依据事实来判断一个陈述的真理性或正确性。在政治上，事实常常随着参与者的决策变化而变化。相关反射性概念的出现，使波普的科学方法模型出现了破绽。
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我反对波普的方法统一性原则。我认为，相关反射性的存在使得社会科学无法满足自然科学的标准。既然事件过程本来就是不确定的，怎能期望用科学方法得出可以反过来提供确定性预测和解释的命题呢？我们有时必须诉诸于直觉，接受各种不同的结果，而不是非要达成确定的预测不可。回顾过去，我可能在探求社会科学家的作用方面花了太多精力，而对社会环境参与者的作用重视不够。这也是我为什么没能发现波普开放社会概念缺陷的原因，那些缺陷包括政治更关心追求权力，而非追求真理，等等。我现在正在纠正错误，提出把诚实和尊重事实作为开放社会的明确要求。
不幸的是，我没有一套精巧的公式来求证这些要求如何得到满足。我只能把这当成一个尚未求解的题目。其实这并不奇怪，这个问题不是单个人能解得了的，它需要社会公众态度的改变。
我相信，与现在相比，在美国民主社会的前200年里，政治探讨/对话遵循了更高的真理性标准，对敌人的观点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我发现老年人通常对往昔时光有着比现今更好的评价，但就这个问题我想我可以用启蒙期谬误来证明我的推断。只要人们信仰理性的力量，人们也就信仰对真理的追求。由于我们发现现实是可以受到操控的，所以这种信仰也就动摇了。
这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果，政治上的高标准建立在错觉之上。现实是可以受到操纵的，我们发现了这个真理，但它却破坏了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高标准。考虑到罗夫所说的话，更加重了这种荒谬性。罗夫所强调的竟然是些陷于启蒙期谬误中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流行，靠的是逻辑推论，而不是诉诸于事实以外的情感。反恐战争之所以成为最有效的标语口号，原因在于它触动了民众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对死亡的恐惧。
为了重建那些过去曾经广为流传的高标准，人们应当认识到，尽管现实可能受到操控，但是现实是不可忽视的。换句话说，人们必须向相关反射性概念妥协。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相关反射性角度下观察的现实要比启蒙运动思想所追求的现实复杂得多。现实实在是太复杂了，人们根本无法完全弄懂。但是，与启蒙运动时代一样，对我们来说，寻求一种对现实更透彻的理解一直都很重要。因此，接受相关反射性概念将使我们向前迈进一大步。这就是我在上一本书
里想要表达的观点，当时我说，我们需要从理性的时代走向易错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