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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认为终极真理是无法通过理性获得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坚信他所谓的科学方法统一性原则，即社会事务和自然现象的研究方法和标准应该是一致的。为什么要这样？社会事务参与者的行为建立在错误理解的基础上。因为他们容易犯错误，所以致使社会事务中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但对自然现象研究却没有影响。我们应该看到此间的差异。
我试图用相关反射性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差异。罗素和其他哲学家已经广泛分析过自我参照的概念，但自我参照仅仅属于陈述的范畴。如果说陈述和事实的分离是对现实的扭曲，则在事实的范畴也必然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相关反射性概念想要表达的关系。J.L.奥斯丁（J.L.Austin）和约翰・瑟尔（John Searle）在他们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著作中，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探讨过这个概念，而我是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概念。相关反射性是个双向反馈机制，不仅对陈述有影响（表现为真理价值无法确定），也对事实有影响（通过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事实过程）。
尽管我专注于相关反射性概念，但我还是没有在波普的开放社会概念中找到一丝破绽。政治话语的使用不一定是为了追求真理。我相信我和波普在追求真理上都犯了错误，因为我们都对追求真理太过全神贯注。幸运的是，这些不算致命性错误，因为批判性思维并未被削弱，而且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我们能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把追求真理作为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对现实的态度上，后现代派的观点要危险得多。这派观点胜过启蒙运动观点，他们认识到现实是可以受到操控的，但他们并未把追求真理作为必要条件。其结果是，对现实的操控得以顺利推进，不受任何约束。为什么说它很危险呢？因为如果理解不正确的话，往往导致操控结果与操控者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举一个有关操控的实例，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利用向恐怖主义宣战的机会，捏造借口侵略了伊拉克，其后果与他当初预期的恰恰相反，他曾冀望在战争过程中宣扬美国至高无上的优越感，在政治上获得支持，但结局却导致美国的实力和声望急剧下滑，在政治上也丧失了拥趸。
为提防操控的危险性，对卡尔・波普当初提出的开放社会概念做些修正是非常重要的。对波普视为当然的东西应该作为显性的必要条件。波普认为，批判式思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这对科学来说是对的，但在政治上未必如此。使用政治探讨/对话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权力并保住权力。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太可能登上权力宝座。要想说服政客更多地关注现实，唯一的途径就是让选民去坚决主张这一点，对那些选民认为诚实守信、见解深刻的人给予奖赏，而对那些故意欺骗的人施以惩戒。换句话说，选民需要比现在更加坚定地追求真理。如果没有这种坚持，民主政治就不会产生期望的好结果。一个高尚的开放社会，需要它的人民也一样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