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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哲学挺感兴趣。年轻时，我就想知道我是谁，我所生存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甚至最早听说死亡是怎么回事时，我还在心里描摹了死亡的那一刻。十几岁时我就开始阅读哲学经典。对我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德国纳粹1944年占领匈牙利之后的那段日子。1947年，我移居到英国。
塑造我一生的是1944年的那场经历。我在此不想详述那些事情，因为我父亲比我做得好。
想想看，一个成长于中产阶级家庭的14岁少年，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就可能横遭被驱逐或杀戮的命运。幸运的是，我父亲对可能面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在西伯利亚经历了俄国革命，那段日子也是塑造他一生的经历。当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志愿到奥匈联军中服役，后来被俄国人俘虏押解到西伯利亚坐牢。他在狱中雄心未泯，成为狱友所办的一份报纸《木板报》（The Plank）的编辑。之所以称为《木板报》，是因为手写的文章都张贴在一块木板上。作者会躲在木板后面倾听读者的阅读评论。我父亲那时深受狱友喜爱并被选中当他们的代表。当附近的集中营有一些俘虏越狱逃跑时，其代表就会被枪毙以示报复。我父亲没有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坐以待毙，而是组织领导了一群人越狱逃亡。他们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顺河道漂流到大海。可惜他的地理知识掌握得并不好，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的河流都将流入北冰洋。顺水漂流了几个星期后，他们才发现是在向北冰洋逃亡，于是他们又花了数月穿越西伯利亚的亚寒带针叶林才回归文明世界。同时期，俄国爆发了革命，他们又被卷入其中。经过不少艰难险阻，我父亲最终还是设法回到了匈牙利。然而如果当初没有越狱还留在集中营的话，那么他早就返回家中了。
到家后，我父亲完全变了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对他影响很深。他已丧失斗志，除了享受生活外别无他求。他教给孩子们的价值观与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不想赚钱，也不追求社会地位。相反，他工作只是工作到有钱买柴米油盐就行了。我还记得我被派去他的大客户那里借了些钱，然后我们去度假滑雪，我父亲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总爱发牢骚，原因是他必须把钱还给人家。尽管我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富足，但是我们家还算不上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然而我们却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十分自豪。
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意识到非常时期到来，已不能用寻常规律解释了。他找人为全家人，也帮别的一些家庭伪造了身份证明，有些家庭付了钱，有些家庭父亲也没要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幸免遇难。那些日子是我父亲最闪亮的经历。
揣着假身份证的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我们面临灭顶的威胁，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但我们却设法幸存下来，且颇有成就感，因为我们能帮那么多人保住性命。我们与天使并肩拯救人类，我们战胜了无边的苦难。我能感受到危险，但我不认为我们会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场十足的冒险，就像经历过《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的幻境一样。对一个14岁的少年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呢？
纳粹迫害时期的冒险经历过后，随后苏联占领时期的日子开始变得枯燥乏味。起初，冒险经历仍在继续，我们还能在危险的处境中成功地转危为安。瑞士领事馆雇用我父亲成为与苏俄占领军联系的联络官。当时，瑞士负责管理盟军的财产利益，因此那是份很重要的工作。当各派盟军力量都设立其自己的代表机构后，我父亲就隐退了，因为他觉得如果继续为盟军工作就会太出风头。这还真是个明智之举——他躲过了后来的迫害。但对一个习惯冒险的小伙子来说，后来的形势变得很单调、压抑。我也想过，让一个15岁的少年像他50岁的父亲那样去行事有些不利于身心健康。于是我对父亲说我想出去闯闯。他问我：“你想上哪儿？”我回答：“我想去莫斯科了解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要不去伦敦，那里有英国广播公司BBC。”我父亲说：“我太了解苏联了，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我就可以告诉你”。那就只剩下伦敦可以去了。虽说去那里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47年9月抵达伦敦。
伦敦的生活有些让人失望。我一没钱，二没朋友。因为以前新奇冒险惯了，我有些自命不凡，但伦敦人并不买账。在人家眼里我不过是个前来谋生的外乡人，我备感孤独，有时还到了钱囊空空如也的境地。一次我到Lyons Corner House吃快餐，结完账就一分钱也不剩了。我对自己说：“我跌到了谷底，我必须站起来，这是份宝贵的经历。”从那时起，我下决心不再跌入谷底。
我到英国布伦特福德市（Brentford）的一家游泳池做服务员，边工作边读书思考，直到后来被伦敦经济学院录取。在我读的书中有一本是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那本书打动了我，使我深受启迪。波普提出了一个社会组织原则，该原则基于一种认同，即人类无法获得终极真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拥有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的制度。波普称之为开放社会。由于我这一段时期的经历，我对开放社会的观念深信不疑。
我也深入研究了波普的哲学思想。波普首先并终归是位科学哲学家。他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是无法得到证实的（verified），必须被当做假说去接受证伪（falsification），只要它未被证伪，那么我们就可暂时认为它是真实的。证实和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为使用其他方式无法解决的归纳法问题提供了一个解，这个问题就是：用一些离散的观测结果怎么能证实一个普世真理呢？但是用证伪取代证实，就无须使用这种归纳逻辑了。我认为，这是波普对科学哲学的最伟大贡献。
虽说我深受波普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我也大量阅读了其他书籍。对波普的立场观点我也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我尤其不同意他提出的统一方法论原则——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用相同的方法和标准。我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本质上不同，例如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由有思维的人参与的活动。这些参与者的决策建立在其不完整的认识的基础上。这种不可靠性使了解社会境况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自然科学则不存在这种问题。为此，社会科学应使用一些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然而在两者之间仓促地硬性画一道杠杠也是不可能的，例如，进化心理学或药学到底算哪一边？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之间存在差别这一认识在我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想法不断发展，虽然早在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一哲学观。我的数学不太好，这也使我对经济学家们采用的数学模型所依据的假设产生了怀疑。完全竞争理论假定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完整充分的，而这一假设与波普的论点直接发生冲突，波普认为人对社会的认知与生俱来是不完善的。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放弃完备知识的假设，代之以其他假设，从而形成了经济学理论普遍接受的一般性原理，堪比牛顿物理学。这些假设越来越令人费解，用这些假设所虚构出的世界也仅仅反映了片面的现实，且常常顾此失彼。用数学模型推断出来的市场均衡就是这样的虚构世界。与数学模型相比，我对现实世界更感兴趣，从而促使我提出了相关反射性的概念。
与牛顿物理学相比，相关反射论不是给出确定的结论，而是找出参与者认知不全面情形中的不确定因素。金融市场的走势并不会趋向公认的均衡状态，而是遵循一个单向的过程。尽管走势图有时候看起来是存在重复的，但实际的过程却是不确定且唯一的。因此，相关反射论又像是一个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也断然不会成为科学的学说，原因在于它没有给出确定性的解释或预测，它只是一个概念性框架，用于理解人类的活动，但它对我后来的市场交易经历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再后来，我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功使我有能力设立一个基金，我的历史观又一次引导我发展慈善事业。
我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对我的学业有多大帮助，我的考试差点都不及格。我倒是挺愿意安全地守在学术围墙之内，曾经我还差点在密歇根大学的卡拉马祖分校谋到一个助教职位，但我的成绩不够好，不得不到社会上打拼。经历起初的几次失败后，我最后找了一份套利交易员的工作，先开始是在伦敦，后来在纽约工作。
起先，我为了守住工作，不得不忘掉所有学生时所学的东西，但后来我发现大学所学的东西对工作很有帮助，尤其是我可以把相关反射论运用到金融市场交易中，建立一个非均衡情景或是一个涨跌循环的投资形态。当市场出现我所说的远远偏离均衡状态时，我的投资受益颇丰，因为此时公认的一般均衡模型失效了。在发现和利用远离均衡的机会方面我很在行，也受益匪浅。后来我在1987年总结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在该书中，我详细阐述了我的方法论。之所以称其为炼金术，是为了强调我的理论与当下流行的科学方法的要求格格不入。
我在金融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我的哲学思想，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很明显的一点是，我的理论并未很肯定地拿出预测结果。我在管理对冲基金时，面对高风险的境况，经常需要做出主观判断，压力很大，曾因背痛和身心失调症备受煎熬，我从背痛中获得的灵感并不比从我的理论中获得的东西少。不管怎样，我对我的哲学尤其是相关反射论高度重视。我认为它的意义实在重大，对它倍加珍视，同时，我也觉得很难通过文字、书籍向别人去阐述这个理论。无论怎么说、怎么写我都觉得不满意。
要是只用几句话来表达我的这种理念，就像我在本书里所要做的，似乎是对这个理论的大不敬了，好像必须要用一整本书才能说清楚。我对观点的长篇大论，愈发错综复杂，令人费解，直到我连昨晚自己写的东西都看不懂了。我之前说过好多遍，就是在此刻，我放弃了对哲学的探索，回归了生活实际，开始认真地赚钱，但这也让我陷于不利。我后来又重新开始思索哲学问题，一些想法体现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但其中的哲学思索部分受到不少批判，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投机家的自我沉迷和放纵。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的原因。无论如何，我还是坚持我的哲学思考。一次我在维也纳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卷土重来”的演讲。我身处一间偌大的报告厅，在一个高出观众席的讲台上俯视观众，那是个权威人士发言的场面，我深受感染，即兴道出了易错性原理（doctrine of fallibility），那成为我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
我在阐述理念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难题，有些是易错性概念和相关反射性概念本身与生俱来的问题，还有一些是我自己造成的。回顾起来，我对理论的阐述显然不够精确，且往往过多讲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的理论对一些职业人士的固有观点形成了挑战，于是他们就在技术层面上对我的观点弃之不顾，没有给予任何真正的考量。但同时，也有一些读者能透过我那马马虎虎的修饰性语句，看到背后所要表达的理念和思想，并表示赞赏，尤其是那些金融市场人士，我在投资上所取得的成功令他们希望挖掘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恰巧我模棱两可的表述更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我的出版商巴不得这样，所以对我的手稿不加编辑就付印出版，希望这本书成为读者顶礼膜拜的对象。到如今，《金融炼金术》这本书市场人士在读，商学院也在教，但在大学经济系里却一本也找不到。
不幸的是，“失败的哲学家”这一说法被那些写我的人采用了，他们中包括我的传记作家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 Kaufman）。他在书中引述了我儿子罗伯特的话：
我父亲会坐下来，用他的理论向你解释他为什么做这做那。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想，天哪，他讲的一多半都是胡说八道吧。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知道，他对市场或其他东西的立场观点发生了变化，原来都是因为他的背痛让他难受不已造成的，跟理性啊什么的根本没一点关系。他会很认真地讲他的想法，还时不时激动地发一下神经，而这就是背痛的早期预警信号。
如果你在他身边待久了，你就会发现他多半还是个性情中人，但他总是试图在他的情感外面罩上理性的外衣。他生活的常态并不是克制自己，而是为自己的精神状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实在是很可笑。
我内心存有很强烈的疑问。对我自己的哲学思想，我是很认真的，但我一点也不敢肯定别人也会认真对待。我知道它在主观上对我意义重大，但我不知道它在客观上是否对别人也有所助益。相关反射论只涉及一个问题：思维（thinking）和现实（reality）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经年累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新意和原创上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吗？不管怎么说，既然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在现实生活中随处都能看见，那么相关反射性概念还有什么原创性可言呢？它一定以其他名字存在过。我不精于写作，这更令我很难推导出一个很肯定的结论。但我渴望别人认真地把我当成一个哲学家，而这一热望最后也变成我最难过的一道关。我觉得我有责任不断阐释我的哲学，因为我知道它受到误解。所有我写的书都存在这个问题。别人引用我的历史观（我通常都把它写在书末，以免挫伤读者的阅读热情）并运用它来观察历史上的现实。随着时光流逝，我逐渐克服了不愿意放弃相关反射性概念的想法，把我的哲学思想包装成一个简洁的版本，篇幅缩短了，我相信表达也就更清晰了。在我上一本书《易犯错的年代》（The Age of Fallibility）里，我在书的开篇就提到了我的哲学。我下决心无论好坏我都把它当做最后一次面对世人，但是我的哲学思想是否值得别人认真对待，我还是没有把握。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当时正在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奥威尔（Orwell）在小说《1984》中讲述的宣传手法在美国当代社会还能取得如此成功。在小说《1984》中，“老大哥”（Big Brother）时时盯着你，还有用于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真相署”（Ministry of Truth）和“镇压机器”。当今的美国，思想自由，媒体多元，但布什政府还在设法用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言（Orwellian newspeak）误导民众。后来我突然意识到，相关反射性概念对回答我的问题有所帮助。在那之前，我想当然地以为，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言只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所描述的封闭社会中才会出现，因此，我虔诚地信奉卡尔・波普提出的开放社会，即自由的思想和不受限制的表达往往能促成对现实的更透彻的理解。他的观点围绕着一个未表明的假设，即政治探讨/对话（political discourse）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但相关反射性概念中存在着一个操控功能（即前面所说的参与功能），既然用政治探讨/对话来左右现实是行之有效的，那么为什么政客在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间还倾向于前者呢？如果说社会科学家这样做是为了获取知识，但对政客而言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当选和维护权力。
这次领悟促使我重新思考什么是开放社会，而此前我几乎是不加批判地就接受了卡尔・波普的这一概念。这次领悟也有些其他好处，它让我坚信我的概念框架具有客观价值，远超出我个人的喜好范围。相关反射性和易错性的概念非常有助于我们加强理解判断，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新奇性或原创性，而是通过它们，我们能够发现并驳斥那些广为流传且影响不小的错误观念。其中一个错误观念我称之为启蒙期谬误（enlightenment fallacy），它假定理性的目的是产生知识。我之所以说它是错的，原因在于它忽略了操控功能的存在。启蒙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从我自己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来。当初我接受开放社会理念时，曾赞同过启蒙期谬误，尽管那时我已经提出了相关反射性概念，并且认为操控功能非常重要。
我曾经怀疑过我的哲学是否具有客观价值，这一结果让我不再怀疑。此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给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威胁到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错误观念具有破坏性的生动写照。相关反射论在当下流行的模式之外提出了真正全新的模式。如果相关反射论站得住脚，那么金融市场趋向均衡的认识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向公众推出我的概念框架供大家思索评判，我坚信它值得人们关注。我知道我此前的表述中存在诸多缺陷，但我希望在这里已经纠正过来了，我相信读者花些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一下我的哲学是值得的。如果真是这样，不用说，我将非常高兴。我赚了很多钱，也花在了该花的地方，我觉得很幸运。但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哲学家，也许我最终能够如愿。人对一生又能有多少奢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