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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看似毫无规律可循，充满着神秘色彩，就仿佛如果没有普林斯顿大学就不会有先锋集团的诞生，抑或不会存在其他有可能创建该集团的人。当然，我并不是说先锋集团有多么重要，其实它在人类辉煌的历史进程中微不足道，甚至不足挂齿。然而，我们为金融世界所做出的贡献着实给投资者们带来了改变，诸如我们独创的共同结构、共同指数基金、三层债券基金，还有简单易懂的投资理念，以及我们一贯推崇的低成本策略。1947年9月，当我忐忑迈出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步时，上述一切就悄然拉开了序幕。
我初次接触经济学是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我翻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所写的《经济学》第1版首页的那一刻。一年后，主修经济学的我苦于为毕业论文开题，然而，我偶然看到《财富》杂志上一篇名为《波士顿的巨大财富》的文章，并被其深深吸引。该文章介绍了虽小却极具争议的共同基金行业。出于兴趣，我毫不犹豫地将其定为自己的论文主题。后来，这篇论文不仅使我在毕业时获得殊荣，还让我拿到了来自1920级校友沃尔特L.摩根的聘书（他是共同基金行业的先驱者，并于1928年建立惠灵顿基金）。现如今，先锋集团旗下100多只共同基金中的经典平衡型基金依然在共同基金领域保持重要地位，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平衡型基金。
回溯到20世纪前叶，经济学的理论性很强，同时也十分保守。我们所研究的领域包含经济理论的基本知识点，还有18世纪以来著名哲学家的观点，诸如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而今天所说的数量化分析在当时并不盛行（我记得那个时候，微积分连专业必修都不算）。我不知道是该肯定还是否定电子计算机在研究经济体和市场运转时所起到的突破性作用，但我不得不承认，伴随着个人电脑的诞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化在当今处于极具重要的地位并驾驭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所以，有了电脑之后，即使你不会计算，看起来也没什么影响。
不过，我并不推崇数字化，我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是一样的：“并不是所有应该予以考虑的因素都会被人们关注，也不是所有能被考虑的因素都值得人们关注。”我在结论处引用的另一段文字中，你依然会看到类似的话语：“认为不能被衡量的东西就不重要的做法未免有些盲目。”然而，暂且先撇开那些本不能被衡量的事物（诸如个性、道德观以及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和灵魂），我将在谈论数字化缺点前先阐述我们所使用的一些测量方法所存在的问题，然后为保持与主题一致，我再介绍给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投资者们带来负面影响的数字化缺点。
我个人认为，在当今社会、经济和金融领域，人们对数字太过信任了。然而，数字并不是现实，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现实的苍白写照，甚至有时完全扭曲了我们试图解释的真相。据此，首先我将向大家展示我们如何过度依赖经济和市场的历史数据。其次，我将讨论乐观偏见如何使得我们歪曲数据，甚至还十分荒谬地信任它们。再次，我将揭示更为糟糕的一面，即我们盲目信任那些枯燥的数据并认为股票的即时价格是投资真谛，然而，对于投资至关重要的是企业内在价值。此外，由于未能躲开数字经济的陷阱，我们着实让实体经济遭受到摧残。最后，我认为抵御数字化错觉最有力的武器是那些无法衡量却又无价的品质，包括远见、经验、常识和决断力。
把普通股作为投资标的而非投机工具的概念产生于1924年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Edgar Lawrence Smith）写的《用普通股进行长期投资》一书，而近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的《股市长线法宝》。这两本书毫不隐讳地推崇股票，并宣扬其刺激了随后出现的大牛市。可惜，两书所面临的也都是接踵而至的大熊市。另一个殊途同归之处在于两书都堆积了大量数据，只不过得益于当代计算机技术对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作用，西格尔书中那些看似无穷的数据让其前辈们的著作稍显逊色。
然而，困扰我的并不是西格尔书中所传递的无比庞大的信息量，而是其深层的内容。俗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又有谁能与知识抗衡？虽然我们十分清楚对于股票未来收益率而言，唯一确定的正是它的不确定性。可依然有很多人假设股票市场会历史重演。其实我们无法预期未来，并且必须接受股市的历史收益率和一张张精算的表格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这一不言而喻的事实。
凯恩斯就曾明确指正上述观点
，他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推导未来变量是非常危险的（这显然对投资而言很不利），除非我们能界定事件发生的显著理由（这倒有利于投资者）”。现阶段只有两个显著因素能解释股票收益，而且仅需简单的加减就能看出它们如何影响投资回报，这两个因素就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现实，即经济因素和情感因素。
从经济角度分析，投资收益（凯恩斯称之为企业收益
）等于股票初始股息率加上后继的利润增长率。从情感角度分析，投机收益产生于公司估值或者投资回报折现率的差异。这里的估值仅仅通过股票收益率来计算，或者采用市盈率。
例如，如果一只股票的初始股息率为4%，接下来10年的利润增长率为5%，则其投资收益率约为9%。如果市盈率从15倍涨到20倍，则其33%的增长将使得投机收益随之出现，且每年的收益率约为3%。把两者简单相加，得到该股票的总收益率为12%。
于是，当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大牛市时，我们发现每十年的股票收益率都很类似，其中股息率约为4%，利润增长率约为6%，即投资收益约为10%，再加上其间由市盈率增长所带来的极为可观的投机收益率7%，不难得出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为17%，这个数字在美国股票市场近200年的历史中算是最高水平了。
你可能会好奇，谁会这么愚蠢地用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收益呢？毫无疑问，的确有很多个人投资者，包括一些投资专家，都是这么做的，甚至连老练的首席财务官以及他们的养老金投资顾问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典型的企业年度报告都会明确表明“我们的资产回报推论源于我们精算师和资产管理团队对长期历史收益率的详尽研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方法使得企业会基于历史收益率的增长而相应调高对未来收益率的预期，当然这似乎也顺理成章。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牛市刚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企业假定养老金的未来收益率为7%。直至2000年年底，就在大熊市到来之前，绝大多数公司大幅提高其未来预期，有的提高到10%甚至更高。由于养老金的投资组合既包含股票又包含债券，所以实际上他们将投资组合中的股票预期收益率提高到近15%。
时至2000年1月1日，一个崭新的年代拉开帷幕之际，有两件事情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其一，随着股息率跌至1%，即使之前6%的利润增长率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这绝对有可能达到），之后十年内的投资收益率将是7%，而不是10%。其二，投机收益率不可能永远上涨（这已经被证明）。如果市盈率从31倍回调到市场平均水平即15倍，那么接下来十年的投资收益率将每年减少7%，于是合理的预期股票年收益率在2010年后将减少到零。
如果2000年年初时，我们相信历史重演，即继续在接下来的十年拥有11.3%的股票收益率，那么，股票市场看似会一切安好。然而，如果我们聆听凯恩斯的观点，并想想先前支撑股票收益率维持在11.3%的显著理由——投资和投机，我们不难推测即将发生的事情：由所有诸如乐观、积极和贪婪的情感因素引致的泡沫必然会破灭，这些情绪来源于对千年转折的万分激动，来源于对信息时代的美好憧憬，来源于对“新经济体”的充足信心。然而理性预期只能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却无法告诉我们何时发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2000年3月下旬，投资者们与熊市不期而遇。很明显，如果投资者不是按照股票市场的历史收益率，而是基于当时的市场状况去设置预期的话，会显得略为高明些。至此，你认为用历史收益率代表未来收益率的做法英明或者理性吗？别指望它！
忽略当前形势而依赖股票市场历史数据制定投资策略的错误方法很容易带来高成本，但这只不过是增加成本的一个原因。人们的乐观偏见同样会产生危害，事实上，股票收益率本身充满未知。无论投资者评估过去还是预测未来，他们都抱着过于乐观的心态，因为当其致力于研究市场理论收益而非投资者实际收益时，他们都严重高估了股票投资回报率。
首先，通常我们在计量时采用名义货币值，但若考虑长期复利，那么，这和采用实际货币值的差异是惊人的。例如，在过去50年里，股票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1.3%，也就是说如果最初在股市中投资1000美元，那么至今它的价值将上升到212000美元。然而，一旦除去4.2%的通胀率，实际收益率便立即降到7.1%，那么，先前的投资如今只能获得31000美元的价值，资产这般缩水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其次，人们假定若把所有投资者看成一个群体，则他们可以获得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但这个假定使得投资错觉越发严重。事实胜于雄辩，投资者们并没有获得市场平均收益，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不得不面对现实与其设想一次次偏离。不错，如果市场平均年收益率为10%，则作为整体的投资者可以享受10%的回报率，但减去美国金融中介收取的费用（诸如经纪人佣金、管理费用和行政费用）以及相应的税款（收入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他们的净收益将大打折扣。
假定中介费用每年至少2%，税率也为2%，那么相对于10%的市场收益率，投资者的净收益在缴税前最多为8%，缴完税就只剩6%了。这便是现实：成本占了市场名义收益的40%！慢着，这还不算什么，我们只不过从名义收入中减去了费用和税收，投资者最终获得的实际价值还得经过通胀调整。在年通胀率为3%的前提下，10%的名义股票市场收益率将变成7%的实际股票市场收益率，当再次减去4%的中介费用和税收，投资者的实际净收益下跌至3%。成本并不仅仅吞噬市场实际收益的40%，而是57%！
考虑到长期，乐观偏见（表现为理论收益远远高于市场能实现的收益）将产生惊人的差异。还记得之前提到的1000美元的投资故事吗？让我们继续对它做出合理的调整。首先，扣除2%的费用，终值将由31000美元降至11600美元；接着，再扣除2%的税项，最终初始投资1000美元如今只能获得4300美元的实际价值，这个数字与你刚刚看到的212000美元的名义总收益着实相差甚远。可见，采用复利计算名义收入或者成本是多么不可思议！从212000美元到4300美元，将近98%的收益仿佛不翼而飞。你还会相信投资者能把市场收益纳入怀中吗？别指望它！
毫无疑问，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金融咨询师或者共同基金经理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上述差异。坦诚而言，杰里米·西格尔的《股市长线法宝》中虽然忽略了成本和税收，但也展示了历史收益在名义算法和实际算法上产生的偏差。人们不仅仅迎合投资者的乐观偏见，还进一步加强了它。然而，如果不考虑通胀，则我们极有可能将投资成本和税收降到最低点，只要股票投资者的确有此意愿。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投资低成本、低换手率的指数基金获得整个股票市场的收益，从而最终赚得名义市场年化收益的100%，而不是上文中的60%。你可以指望它！
乐观偏见还渗透到了商业领域。公司管理者展望公司未来的时候始终会给予最乐观的可能性，当然大多设想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在过去的20年内，华尔街的券商研究员通过其所覆盖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定期估计公司未来五年的利润增长率，平均下来约为每年增长11.5%。但相对于20个预期值而言，这些公司的实际增长率中仅有3个与之符合，而且数值约为6%，只有原始预期值的一半左右。
然而，我们怎能惊讶于上市公司的预期财务数据和实际数值间的差异呢？事实上，美国公司的总收益与宏观经济增长紧密相连，几乎是绑定的关系。公司税后总收入的增长几乎不可能小于美国GDP的增长率4%，当然也不大可能超过8%。自1929年以来，公司税后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6%，较每年增长6.6%的GDP而言略有滞后。尤其是当今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自由且激烈，同时顾客又是上帝（这点在信息化时代更为明显），这让公司如何做到利润增长快于美国的GDP增长？别指望它！
人们的乐观偏见还带来另一个严重问题，也就是我们改变了对利润的定义，这一点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多年前，当标准普尔500指数刚开始收集数据时，报告利润被其作为参考标准，然而，近些年来，标准普尔指数开始采用营运利润，其从报告利润中剔除了诸如资产减值类科目。这类科目多是早年投资或者收购失败遗留下来的冲销项，即我们所说的非经常项目，但若把所有公司作为整体的话，该科目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在过去的20年里，假定标准普尔指数的公司营运利润约为567美元，发放完229美元的股息之后，剩下338美元用于再投资。然而，若考虑高额的资产减值项，累计报告利润则减至507美元，所以实际上只有278美元能再投资到公司中，减少了将近20%。记住，反映公司最终业绩的是报告利润，而不是营运利润。
预测利润进一步扭曲了公司的真实盈利水平，因为它并未考虑未来发展不利的可能。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利润表被重估，即使审计通过的利润值也开始受到怀疑。在最近的4年里，有632家公司重估了它们的利润，而10年前的相同时间段内只有139家重估利润，短短时间竟然猛增了4倍。你还会认为公司的财务报表十分精确吗？别指望它！
宽松的会计准则使得会计手法创新成为可能，并悄无声息地运用于利润核算中。最流行的方法是通过企业并购把大量费用划到非经常项目下，直到未来需要改善营运业绩时才会进行相应调整。然而，美国会计准则的漏洞远不止这些，例如把大量科目划归到“其他项”；提高养老金计划的预期收益率；把消费者从供应商借钱而购买的产品依然记到销售项；在每个会计季度末通过一些特殊交易冲抵这些销售记录等。如果你的业绩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那就在数字上做做手脚，我们所谓的“创新会计手法”只不过是欺骗的一种手法而已。但公司能够一直欺骗下去吗？别指望它！
即便如此，我认为基于预期营运利润计算市盈率的时候倒没什么害处。采用较高的收益值（尽管这些数字不大现实）会使得市盈率的最终结果显得更为合理，股票价格看似更为便宜。于是，以2002年的估计值为准，我们可以得到：通过营运利润计算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市盈率大概为18倍，而通过报告利润计算的市盈率约为25倍。而我们的金融中介更乐于公布较高的市盈率。
但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的，我们不应该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盲目相信高市盈率，毕竟公司长期的价值不仅仅由现行运营水平决定，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如投资决策、并购项目等，但这些因素往往并不能推动利润增长。《商业周刊》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不久前的经济泡沫中发生高达4万亿美元的收购案件，其中61%的收购项目损害了股东财富。我们真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投资决策根本没有极大地促进公司发展。别指望它！
美国金融机构是投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融资环节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需要有效的、流动的市场并需要其为股票提供合适的流动性变现未来现金流，只有这样，投资者才能随时实现未来收入流的现值。但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公司股票的估值每时每刻都在变动必然有着一定的弊端。于是，我们需要硬性指标来计算投资报酬，而且现在就需要！当市场恢复其本身时，当然，我们也获得了想要的指标。
但结果却不一定总是好的。凯恩斯就看得很透彻，他曾指出：“资本市场中，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财富所有者，公募股权基金的持有人更加需要拥有胆量、耐心和毅力……一些投资者选择购买那些不大可能滞销的投资品，但若其报价总是在变，那么这或许会使他们头疼不已。”换句话说，就是投资不常比交易的品种更加省心。
如此明智的投资策略经常被人们谈及。格雷厄姆就曾有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市场先生”每天都围绕在投资者身边，并给予其用即时价格成交的机会，投资者必须对危险的“市场先生”提高警惕。由于短期波动可能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因此要注意“市场先生”可以使这种情绪支配下的投资在短期内超越考虑经济情况的长期投资。正如某位著名投资家说的，“股票市场在短期内就像投票机，而在长期就是称重机”
。
信息时代，作为我们这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让大家开始相信股价变动反映出的短暂的准确性比评估一个公司内在价值的永久的非准确性更重要。换句话说，投资者似乎极其乐意承担“完全错误”的风险，而不愿意接受“大体准确”。近期的经济泡沫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并加强）该观念战胜了现实，而我们如今经历的痛苦的股市大跌意味着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现实。股价能准确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吗？别指望它！
关注股价的人群中，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主要受益人，因为他们手上有巨额的股票期权，所以，即使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他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让公司数据变得好看。一旦有数据支撑，公司的股价就会上升，然后首席执行官们便在授予期权时立即出售自己的股票，往往采用由公司为他们提供过桥贷款的无现金交易方式。但是不同于其他补偿激励，固定价格期权所形成的补偿并不被记录在公司费用项上，相反，该期权被认为是免费的，但为了避免股权稀释，大多数公司会在公开市场上以高于行权价的价格回购那些股票。其实，给予管理者类似的股权激励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不仅仅因为附带期权的股票有被管理层在可以行权时立即抛出的危险，或是因为它们不需要上缴资本利得税，或是会影响股价水平，最关键的是因为在通常意义上说，这些激励意在提高股价，而不是增加公司的内在价值。股票期权到底是应该和管理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还是和长期股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别指望它！
多年以前，凯恩斯担心“按照广大无知者的大众心理对股票估值”会对社会造成影响，他认为这将导致股价会伴随大众心理发生剧烈波动，而且会促使专业人士修正估值，并遵循大众心理，尝试预测大众估值的变化。于是，凯恩斯形容股市是“一个斗智的场所，人们致力于预测几个月后的股票价值，而不是某项投资在若干年后的预期回报率”
。
50年前，我也曾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引用了这些文字，并很轻率地与其持不同意见。那时的我认为，一个大规模共同基金公司的投资组合管理者会“满足市场对稳定、成熟、具有可分析性证券的需求，同时在投资时以公司真实业绩为评价标准，而不是关注公众对股价的估值”。50年后的今天，不得不感叹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明智，而那个羽翼未丰且颇为理想主义的博格着实错了。但二者的比赛还未结束！投资机构从长期投资转战为短期投机真的让他们获得更高收益了吗？别指望它！
早在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投资受托人（是他们使得资金管理游戏被越玩越大）大约每年变换其投资组合的15%，而当今的投资组合管理者（如今该资金管理游戏的玩法）每年更换其基金组合的比率超过110%，也就是每只基金中的股票仅仅拥有平均11个月的持有期。用凯恩斯的话说，“企业”已沦为“投机漩涡中微不足道的小泡沫”，情感因素完全战胜了经济因素。
长期而言，经济因素战胜情感因素是不可争的事实。自1872年以来，通胀调整后（未剔除中介费用）的股票市场实际平均年化收益率为6.5%，由股息率和利润增长率贡献的投资收益率为6.6%。诚然，在20世纪70年代投机收益曾一度使得投资收益减少50%，在接下来的80年代和90年代却使之翻了3倍！但在股价经历惊人下跌之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计算时，投机收益在整整130年间的年化收益率降至-0.1%，既没有为投资收益做出突出贡献，也没有明显降低它。如此看来，认为投机收益会在未来增加市场收益是明智的想法吗？别指望它！
事实上，当感知（即时的股票价格）远远脱离现实（公司内在价值）的时候，二者的差距只可能由现实来调和。任何短暂的时间范围内，试图让现实符合感知的可能性都很小；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创造企业价值是一项艰巨又费力的工作，需要长期的过程。然而，近期的泡沫中，当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相脱节时，太多市场参与者仿佛期待公司价值赶紧调整到和股价相符合。可当投资者明白“别指望它”这一教训时，为时已晚。
当我们迷信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当我们始终倾向于看数字乐观面的时候，当我们盲目崇拜股价短暂波动的准确性而忽略公司内在价值的非准确性的时候，危害远远超过了不幸的数字化误区。这些误区对社会造成了很多影响，而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消极的。
比如说，当投资者认为股票收益率来源于某种精算表格时，他们就不会为投资收益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做准备，也不会为更不确定的投机收益做准备。于是，他们很容易迫于股票波动带来的情绪因素而做出不明智的资产配置方案。养老金计划就出现了类似错误，当面临现实的介入，它就不得不增加资金。投资者在设计个人退休计划的时候，自认为金融市场会慷慨到将所有收益都拱手相让，而没有意识到要缴纳巨额的中介费用和税收，于是他们为能有个安逸的晚年仅仅准备了极少的储蓄。但聪明的投资者完全能够避免成本和税收的蚕食，他们可以自我学习，也可以采纳专业人士的建议，抑或参加学术界的活动，从而提高理性投资能力。
我们偏好将股价（可以轻易得到）而非公司价值（很难有准确结果）作为投资真谛，其实这个误区并不容易得到解决。如同凯恩斯的经典论断那样，“当企业沦为投机漩涡中微不足道的小泡沫时，很可能因为资本形成这项工作没有顺利完成”。在后泡沫时期，该工作就的确没做到位。虽然国家杜绝了一些投机可能，日交易员的消失也显得格外明显，但是共同基金业依然会集体冒险，并最终在未来重新用短期投机策略代替长期投资策略。
并非只有我们的资本市场遭到数字化误区的破坏，真正受到影响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通过玩转数据来操纵公司引致的经济后果是巨大的，并且十分严重。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体系反对公司出现不可维持的利润增长率，于是，当公司没能通过提高生产力、完善老产品、生产新产品、要求员工高效工作或者提供更亲切、更及时、更有效的服务来实现预期利润增长的时候，公司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来达到目标。
当然，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收购与兼并战略。暂且撇开多数收购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的现状，先让我们看看近期《纽约时报》专栏上一篇文章是如何形象描述的，它指出收购方通过收购为自己创造无比光鲜的财务数据，使得不乐观的长期管理绩效很容易被掩盖。
以美国泰科国际有限公司为例，其收购了700家公司！但也如文章所说，这些战略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一旦市场开始整顿，收购者宣传得天花乱坠的那些数据便会立即失效”。你还认为收购兼并会给公司带来美好的前景吗？别指望它！
令人吃惊的是，现今很多公司的收益主要来源于金融活动而不是经营活动。道琼斯工业指数中有30家公司的养老金资产高达4000亿美元，接近其7000亿美元的账面累计价值。同时，表外金融类项目数近几年激增，通过出售看跌期权降低回购股票的成本，同时避免股票期权的潜在稀释，这样可以避免公司在经济繁荣时出现利润下滑，但在经济不景气时会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另外，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借钱给消费者买自己的产品。显而易见，当今经济环境下的这些手段并不显得高明。
太多所谓的工业公司已经转变成金融公司，前者靠实业发家，后者靠投资发家，一个似乎需要卖力赚钱，一个似乎只需要数数钱（不难发现，首席执行官的高级助手几乎总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这常被投资委员会称做“幕后操纵者”）。再次援引《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这些公司“并不在理解其公司业务的基础上制定战略规划，而是认为通过划算的交易，它们能够超越现有的金融市场，更好地配置自有金融资源”。该策略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经历着十分痛苦的教训。别指望它！
你或许还记得孩提时代的“石头剪刀布”游戏，石头胜剪刀，剪刀胜布，布胜石头。经济疯狂时，价值与价格相脱离，布着实胜了石头。靠投资发家的“布”公司开始收购靠实业成长的“石头”公司，结果简直是灾难。若我提起美国在线服务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奎斯特通讯公司和美国西部公司、世通公司和美国微波通信公司（MCI），估计你们不会感到陌生，也很清楚谁是“布”，谁是“石头”。这些案例是历史上最有名最深刻的案例之一，随后它们都狠狠冲击了社会，成千上万名忠实员工失去工作，而且其退休金账户也不幸遭受大幅削减。
《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极具洞察力的文章，认为金融狂热引发一片狼藉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我们的社会。文章中写道：“股票价格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它影响到公司实施战略的性质，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的发展前途、资本成本率、借债能力及收购其他公司的能力。那些因为缺少公司潜在真实信息而做出的估值会掠夺投资者的储蓄，使得那些无辜的员工而非高级管理者付出丢掉工作的代价，并且损害供给者以及社会大众的生存能力。”
这就是人们过度依赖数字造成的后果，众所周知，无比残酷。
过度数字化形成的误区远不止这些。纵观市场，甚至部分优质公司也总是惦记着那些可以被测量的指标，诸如市场份额、生产力、效率、产品质量及成本，并专门制定预期目标。然而，当测量过程具有主观性时，这些公司往往无法实现先前设定的目标。大多数测量值都是基于短期的，而更为持久的品质才能在长期推动公司走向成功。虽然这些品质难以被衡量，但我们绝不可低估诸如个性、正直、热忱、信念和激情对公司的重要作用（类似于六西格玛管理法）。在实施公司战略的过程中，最关键的角色是人类自身，如果公司高管拥有雄心壮志并且勤奋肯干、积极上进，同时又有合作精神和创造力，那么股东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近几年的事实向我们展示，那些敢作敢为的首席执行官在制定公司目标时会把能否达到乐观高估的财务目标作为首要任务，为此甚至可以不顾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表或者公司本身的特点。这种不论是好是坏，尽一切手段使自己公司达到预期目标的现象比比皆是。当今的社会规则已经转变为“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于是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开始广泛流行于企业界。
“靠会计管理公司”很容易做过头。前不久我看到某首席执行官要求每股收益从2001年的6.15美元在2005年
增长到10美元左右，即年均增长率约为15%，但如何实现该目标他却只字未提。老实说，我根本不相信这种看似精确实则抽象的数字能够让公司股东更加受益，当然我也不是说这些数字无法达到，只不过认为它们的实现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在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或许只有通过操纵财务数据，甚至依靠裁员、人为节省开支，调整一切可以被调整的资源（包括不得不服从任务的员工），才有可能使得公司实现预期目标。可这样做的成本有多大？公司越快停止其激进的计划越好。我相信从现在起25年后真正成为行业领先者的公司一定是那些以公司运营状况为利润增长源泉的公司，而不是把抽象的增长率作为战略目标的公司。你觉得数据操纵者和产品生产者谁能登上胜利的宝座？别指望它！
然而，为避免有人指责博格是数字盲，这里我有必要澄清：我并不是说数字不重要，它的确对我们认识财务目标和成果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过去28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家独树一帜的金融机构，使得它更注重那些常规的投资理念能否得以顺利执行，更注重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不是刻意去追求数量化目标或统计上的结果。我无数次说过，市场份额对先锋集团而言只是一个量度，而不是目标，并且是凭实力获得的，而不是花钱买来的。事实上，在过去的22年，先锋集团的基金资产规模一直在增加，从未减少过（作为一个共同基金公司，我们做出很多贡献，不论是对个人股东，还是对公众股东）。
最佳的公司成长驱动力是通过为客户勤勤恳恳做事来拉动公司收入，先锋集团的投资策略正是来源于该信念。我一直认为增长应当顺其自然，而不是出于被强制的状态。下面的话是我在1972年给惠灵顿管理公司（后来我成为其主席）员工写的年度总结，有关大家过于信任数字计算的那段：
第1步，计算那些容易被数字化的指标，这没什么问题；第2步，直接无视那些不能被衡量的指标，或者人为地给它们设定数值，这就容易产生虚假和误导了；第3步，假设那些不能被衡量的指标一点儿也不重要，这么做显得愚昧无知；第4步，认为那些不能被衡量的指标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简直是自杀性行为。
接着，对数字过分依赖的无意义现象诞生了，同时也出现了尝试计算不确定世界中不可测事物的荒谬行为。于是，当“计算”变成这些游戏的名字，我们的金融市场、公司以及社会不得不付出代价。别指望它！
诚然，数字是必要且必需的工具，但它们是手段而非目的，是评估公司业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不考虑经验、判断力和个性这些更有价值却不可测的因素时，坚信数字完全反映现实的观点着实是当今金融和经济系统的巨大缺陷之一。聪明的金融专家和学者应该去寻找一套更高级、更高明的价值标准。
我用自己如何踏上学界作为本文的开头，那么，现在我将引用200年前古罗马著名抒情诗人贺拉斯描述学界角色的文字作为结尾：
美丽的雅典为我的作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我们视线触及的领域中寻觅本质
在学术界博大精深的丛林中探索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