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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亲那边来说，我是移民的后代，但在母亲这边却是另一回事，我是17世纪90年代来美国的一个家族的后裔。
母亲祖先中第一位抵达北美海岸的人是伊萨克·罗德里格兹·马奎斯（Isaac Rodriguez Margques），在过去的文件中，他的姓也有写成马奎兹、马奎伊斯、马奎赛的。他大约于1700年之前某个时候来到纽约，作为船主确立了地位，他的船只往来于三个大陆从事海运生意。他与富有传奇色彩的威廉·基德（William Kidd）船长身处同一时代，这位船长因海盗行为被处以绞刑，不过现在很多人认为他被判处绞刑是因为有人伪造了证据。基德遗孀居住的地方与马奎斯的家仅为一街之隔。她受到上流社会交际圈的接纳，最终再婚，嫁给一位家资殷实、受人尊敬的市民。
马奎斯选择居住在纽约这个城市并从事海运生意，说明他有着敏锐的商业判断力。当时的纽约城区在其木板城墙的北边只有两三条街道。不过，这可是个熙攘喧闹的所在，有居民3500人。纽约所具有的蓬勃发展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皇家任命的该殖民地总督本杰明·弗雷切尔（Benjamin Fletcher）对海上生意包括海上抢劫采取自由放任态度的结果。
弗雷切尔欢迎每一位海员，其中包括著名海盗托马斯·图（Thomas Tew）。弗雷切尔曾在行政公馆款待过他，还美其名曰“一个和蔼可亲、与人为善的人”。托马斯·图投桃报李，实际上放弃了纽波特（Newport），而将纽约作为自己的常驻港口。
在弗雷切尔总督的治理下，纽约逐渐发展起来，成了纽波特和查尔斯顿的有力竞争对手，人们在这里处理海上贸易事务极为便捷，不会有人问起货物原产何地之类令人尴尬的问题。一直有传说，弗雷切尔在位期间，几乎每个在纽约城之外经营的船主都有从事海盗的嫌疑。
如果我可以说自己是某个海盗的后代，一定能为家族历史增添光彩。甚为可惜，迄今为止我收集到的所有文件都不能让我声称自己是海盗后裔。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均表明，马奎斯把他的海上冒险生意都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还有一点间接证据支持上面的结论，证据源自一个事实，即在马奎斯成为纽约城的自由民一年之后，海盗行为突然间不再时兴了。海盗行为之所以偃旗息鼓，是因为新来了一位叫贝勒蒙伯爵的总督，这位总督推翻弗雷切尔的政策，发起强有力的反海盗运动。基德船长便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牺牲品。
贝勒蒙的改革措施，挫伤了纽约一些最杰出市民精心架构起来的商业组织，这些市民包括我的祖先马奎斯的好几位朋友。但马奎斯本人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他的财富增长了，进行改革运动的贝勒蒙的黑名单中也未出现他的名字，通过这些你可以判断出他没受到牵连。
马奎斯的确切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都没有记录可查。家族里传说他原是丹麦人，也传说他是牙买加人，后面一种说法可能更切实些。不管怎么说，他的祖先是西班牙裔葡萄牙犹太人。
关于第一个在美国的这位先祖，我至今能找到的最早文件所记载的日期是1697年9月17日。这一天，马奎斯登上市政厅的台阶，经过适当审查之后，站在市长和市政委员会委员的面前，成了纽约市的自由民。有了这一身份，他在当地选举中便享有投票权，同时也有在军队服役的义务。
马奎斯接受自由民的这些权利和义务之前在纽约居住了多长时间，现在仍不清楚，但看来他走这一步可能并未拖延太久。那时，人们尽管并非市民身份，还是可以居住在这个城市，但法律明文规定：“除自由民之外的任何其他身份的个人或集体在上述城市不得……不得从事任何……行当，不得出售或致人得知出售任何类型商品。”而在马奎斯成为自由民之前，他就已经在忙碌地从事海上生意这种“行当”了。
据说马奎斯拥有三只海船。我已发现的记录是一只，即“海豚号”；看上去它有两条常规航线──一条往返于纽约和英国，一条从纽约到英国，然后至装运非洲奴隶的西印度群岛海岸，最后返航纽约，这是著名的三角贸易航线。有时马奎斯也会辟出从非洲至纽约的直达航线，因为奴隶劳动力当时正大规模地引入纽约殖民地。
值得一提的是，“海豚号”至少在一次海上航行途中载有一名外科医生，这表明其关心海员和奴隶的健康状况，而这种关心在商人和奴隶贩子当中是不常见的。还有一点也值得一说，无论马奎斯通过非法而残酷的贩运奴隶的贸易获得了多少财富，他的子孙后代在南北内战中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们在南方和北方都遭到人身折磨和侵害，财产遭受损失。
马奎斯成为自由民一年之后，妻子拉切尔（Rachel）产下一子，取名雅各布（Jacob）。此前他已有一个女儿，叫伊斯特尔（Easter），马奎斯自己是这样拼写女儿名字的。
马奎斯发达起来时，花费550英镑在女王街购置一处房产，房契上将其描述为“一座大砖房”，房子所占土地一直延伸到东河。这座房子所在的位置现在已变成了珍珠街132号。
我查看了记录，看到那个时代治理纽约的一些规章制度，觉得非常有意思。纽约城市管理条例上载明，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女王街须用灯笼提供照明，每隔六座房子须在房前的杆子上悬吊灯笼，由居民按实际接受的照明服务支付费用。夜间，一名看守人手执铃铛沿街巡逻，报告天气状况和钟点。每隔一段时间，烟囱和壁炉会接受官方检查，以防发生火灾事故。
马奎斯遗留下来的文件显示，他生活在一个富裕又有影响力的社交圈子里。他在女王街的家与以前的一位市长亚伯拉罕·德佩斯特（Abraham DePeyster）的府邸只有一个街区之遥。食糖进口商尼格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是这一城区的市政委员会委员。
在马奎斯遗嘱上签名的见证人有如下几位：市长伊本内兹·威尔森（Ebenezer Willson）、第一位出生于美国任纽约殖民地总督的里普·万·达姆（Rip Van Dam）、威廉·皮尔特雷（William Peartree）。皮尔特雷本是一名水手，发家后拥有一只海船从事奴隶贸易，再后来成了纽约市长，在市长任上建了第一所免费学校。
亚伯拉罕·德·卢森那（Abraham de Lucena）是海狸街上（Beaver Street）犹太教堂的拉比
，鲁伊斯·高梅兹（Luiz Gomez）也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市民，他们两位似乎是我的祖先马奎斯特别信任的朋友，因为马奎斯在自己的遗嘱中指定他们俩协助其妻子管理遗产。
这份遗嘱上注明的日期是1706年10月17日，遗嘱开篇用令人好奇的花体字写道：“由于……，由于航海前往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鉴于生死的不确定性以及死亡到来时间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便是清楚记述的马奎斯遗嘱正文。他指示为他母亲购买一个女奴作为佣人，他母亲也分割他的遗产。遗产剩余部分须由他妻子和两个孩子伊斯特尔和雅各布等额继承。另外，伊斯特尔须“享有50英镑，年届18岁或婚嫁时经其母亲同意购买一件珠宝。”
文件记载，马奎斯立好遗嘱之后就突然去世了。我一直未能了解到他的孩子伊斯特尔和雅各布及妻子拉切尔的任何信息。
我常常想起马奎斯，当乘坐的轮船进入纽约港而我站在栏杆边的时候，更会想起他。抬眼眺望整个海湾，看见纽约在天空下轮廓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与马奎斯当年在此登陆所见的木板城墙已迥然不同，我便慨然惊叹世间的沧桑巨变。
然而，在城市轮廓的背后，没有发生变化的是这个国家的象征意义。在马奎斯的心中，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250余年来，这片土地也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本色未变。
这个国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保持得如此长久──即使面临巨大的物质变化亦未嬗变，我相信这正是美国国民性经久不衰的明证。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变革，而我们这片土地仍是自由的岸边。
***
根据我持有的记录，在马奎斯之后，我接下来的母系祖先便是伊萨克·马科斯（Isaac Marks），他本人就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在记录上，他被列为马奎斯的儿子，但因他出生于1732年，所以更可能是马奎斯的孙子。
在独立战争期间，当大陆军撤出纽约城开往阿尔巴尼时，马科斯跟随军队走了。他在阿尔巴尼加入阿尔巴尼县民兵第四团。
马科斯的儿子萨缪尔（Samuel）正是母亲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第一位祖先。他于1762年出生于纽约城，长大成人后搬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此成了一家小商店的业主。他的一个孩子德波拉（Deborah）嫁给查尔斯顿的犹太教拉比哈特维格·科恩（Hartwig Cohen）；从我母亲这边说，德波拉便是我的曾外祖母。
曾外祖母德波拉年过80岁，我才认识她。她年事已高时还是个穿戴过分讲究的人，肩上披着整洁的大围巾，手上戴着“半只手”
。
与大多数老年人一样，她对于遥远的往事总比新近发生的事情记得清楚。那时候，我11岁，听着她忆起往事，我总是全神贯注、欣喜若狂。她心中最珍爱的记忆是，1825年拉法耶特（Lafayette）于全国巡演期间在查尔斯顿的一次舞会上与她跳过舞。1812年美国对英国的战争则属于她童年时期的记忆。她讲述的童年故事栩栩如生，就像她母亲给她讲的故事一样历历在目，她母亲孩提时住在纽约，当时纽约正处于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占领之下。
当我想起这位曾外祖母时，便不禁想到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年轻了。通过我自己的观察和她告诉我的那些故事，我仿佛荣幸地目睹了国家自获得独立以来很大一部分历史。
我的外祖母萨拉·科恩（Sarah Cohen）是德波拉和科恩拉比夫妇的女儿，受到萨林·沃尔夫（Saling Wolfe）的追求。萨林是一位年轻商人，也是一个种植园主，家住南卡罗来纳州人烟稀少的“内地”温斯伯勒。1845年11月，他们结婚。婚约用希伯来文起草，要求遵循犹太教堂的婚礼仪式，并订明新娘的嫁妆和新郎应履行的义务：
“根据摩西律法和以色列律法，犹太日历5606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17年）2月26日星期四，伊萨克之子泽埃布（即萨林·沃尔夫）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请求牧师后代泽比之女萨拉（即萨拉·科恩）为其妻子……上述萨拉现已同意为其妻子，为其带来的陪嫁之物包括饰有金银的服装、床上用品和家具，共计价值1000美元；上述新郎在此基础之上添加其财产2000美元，作为上述新娘的信托财产支付给财产信托人即牧师后代耶切尔之子泽比（即哈特维格·科恩）和伊赛亚之子耶胡达（即L.I.摩西），以便自此日直至永远约束新郎及其继承人、财产受让人和财产执行人，上述财产合计本城流通货币3000美元……”
萨拉和沃尔夫夫妇共生育13个子女，其中3个孩子夭折。我的母亲伊萨贝尔·沃尔夫（Isabelle Wolfe）出生于1850年3月4日，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年龄最大的女儿。家里用的《圣经》上有一行字记录了母亲的出生，这行字是“上帝赐福予她”。我乐于认为这行字预示着母亲与父亲将来会缔结婚姻，因为“巴鲁克”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得到赐福”的意思。
南北内战爆发时，外祖父还是个富有的蓄奴者。战争让他倾家荡产，同时也摧毁了他生活在其中的整个社会结构。4年战争之后，他所剩无几的那点儿财产也被谢尔曼的突袭部队毁灭殆尽。
为了留下一些珍贵财物，外祖父沃尔夫把银子藏在井里。当北方佬的军队出现并开始洗劫房子的时候，站在井边的黑人有几个号啕大哭：“不得了，他们会找到银盆子的。”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房子、其他建筑和棉花都被付之一炬，牛也被赶走了。
当地圣公会的那位牧师和一些女士，包括我的外祖母，向谢尔曼将军提出申诉，要求他们中止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行径，但传回来的消息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我小时候认识了外祖父，当时他正挣扎着重置自己的家产。他拥有的好几座种植园这时都在恢复往日的兴盛，但自南北内战以来压在身上的旧债实际上使他所有的财产都丧失了。尽管奋力拯救家业，他84岁去世时仍是穷困潦倒。他生病期间，家人允许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火堆前烤火，他坐的椅子倾斜着好让自己能烘暖脚。椅子翻倒，他跌入火堆，身上烧伤得厉害，失去了生命。后来我得知，他以前的财富一无所剩，只有大衣柜的一只抽屉里装满了南方邦联时期使用的旧钞票。
外祖父的家在战后重建了，每每想起孩提时去他家玩，我心中就涌起温馨的回忆。每天早晨，外祖父看起来就像从前英国乡村的大地主，跨上名叫摩根的那匹马，骑出去巡视他的庄稼。有时，他会让我和我的几个兄弟帮他给黑人帮工分发按周配给的食糖、咖啡、咸猪肉和稻米。我们得到一把食糖作为犒劳。
我铭记于心的是一条铁路──就是那条古老的夏洛特—哥伦比亚—奥古斯塔铁路。这条铁路从外祖父的房子后面经过，火车开过时，我总是朝车厢扔石块。每当看着火车司机在歪歪斜斜疾驰而过的车厢中来回走动时，我就想：长大了要是能经营一条铁路该多棒啊。想拥有一条铁路的雄心一直伴随我度过了整个金融生涯。有好几次我都动手收购一条铁路的控制权，但这个梦想实现起来总是那么困难。
有个发生在母亲老家的故事，家族里的人都津津乐道。在南北内战爆发之前，父亲就曾到沃尔夫家做客，他对沃尔夫的大女儿伊萨贝尔产生了兴趣。战争期间，父亲回家休假，经常与她见面。有一次会面时，贝尔（Belle）
还给父亲这个年轻的外科医生画了一幅肖像。
当谢尔曼的突袭部队纵火焚烧沃尔夫的房子时，年龄大约15岁的母亲从火中救出了这幅画像。她拿着这幅画像跑过院子，突然一个北方佬士兵猛地从她手中夺过画像，拿刺刀对画像一阵乱捅。她抗议时还遭了他一记耳光。
一个名叫坎廷（Cantine）上尉的北方佬军官急忙奔过来，用剑面拍打那个胆小懦弱的士兵。贝尔小姐自然很欣赏上尉这种骑士般的高尚举动。北方联盟的军队尚未离开温斯伯勒，一段恋情便悄然萌生。
父亲从战场返回时发现自己与贝尔的感情处于危险之中。这时她和坎廷上尉正在不断地鸿雁传书，联系已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父亲不久便掌控了情势。1867年，父亲作为一名乡间医生开业之后，与贝尔喜结良缘。
父母共有四个孩子，全是男的。哈特维格（Hartwig）年龄最大，生于1868年，两年后，我出生了，赫尔曼生于1872年，塞林（Sailing）生于187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任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主席，有个陌生人来找我，在华盛顿办公室里他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帮助他赴海外到前线参加战斗。他随身带来一封介绍信，信上的字是母亲的笔迹。
“持此信的人，”母亲信上写道，“是坎廷上尉的儿子。我知道你会尽力帮助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