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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8月19日，我出生于一座两层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镇那条主街上。不过，当时住在这儿几乎像是住在空旷的乡间。房子后面有菜园、马厩和谷仓，再往后面便是伸展开去的一块三英亩
的田地，父亲将这块地变成颇像“试验农场”一样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年地里种上了甘蔗，父亲为栽培甘蔗不辞辛劳，仿佛这块地是一个赚钱的棉花种植园，值得那么辛苦。
父亲经常在他的这个“农场”里劳作，而母亲以为，他本该把花在地里的时间用于给人看病疗伤。可不，他当时是本州最成功的医生之一。南卡罗来纳州医疗协会推举他担任会长时，他才33岁。他还在州健康局任职，是那里的头儿，在南北内战后重建时期，他积极参与纷扰又时而充满血腥的政治活动。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翻阅父亲早年行医时的一本病例记录。看着那一页页潦草字迹，就知道他当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给黑人看病，也给白人看，不管是小病微恙还是意外受伤，他都给予治疗；有小孩腿上扎进鱼钩的，有贫苦的老年黑人在主人死后拒绝吃喝18天几近饥渴而死的，什么样的伤病都有。
父亲穿行于乡野给人治病，常常带着我坐上他那辆两座轻便马车一道前往。有时我会把着缰绳，他坐在旁边读书看报或是打盹儿。有一回，我们来到一个粗陋的小木屋前停下来。我等在车上，父亲走进屋里。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急忙跑出来。他拿着把斧子，朝木窗板一阵猛砍，一边大声叫着：“没有新鲜空气，这男人快要死掉了！”
父亲在他那“试验农场”里耕作，这反映了他有兴趣改善本地区的生活，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他终生不渝。我十岁零六个月的时候，我们举家迁至纽约，他开风气之先，在布满拥挤不堪公寓楼的城区开设公共浴室。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州里尚未建立州办农业服务机构来试验更好的耕作方法，但父亲看到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试验。尽管先前没受过任何农耕培训，他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在父亲的诊所里，医学书籍的旁边整齐地叠放着一摞黄色封皮的农业杂志。他从杂志中吸取一些理论，将理论应用在那三英亩田地上做试验。他收获的棉花、玉米、燕麦和甘蔗还在县农贸展会上获得了头等奖。
父亲把作物种子赠送给别人，再怎么忙碌也会帮助农夫解决具体问题。有一次，父亲买了几英亩低洼处的土地，想表明可以通过铺设砖瓦来给田里排水。我想这在当时是我们那个地区所进行的第一次同类试验。
父亲是个标致的男人，看上去挺养眼──身高六英尺
，挺拔而有军人的英气，蓄着黑黑的络腮胡子，一双蓝眼睛温和又不失坚毅。他的穿着相当正式，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见过他衬衫袖子露在外面的样子。可他举止友善，嗓音柔和，从口音里一点儿也听不出他出生于外国的痕迹。
***
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是父亲的名字。1840年7月29日，他出生于一个名叫什未森的村庄，这个村子靠近波森，那时候属于德国。他难得说起自己的祖先。有人提到这一点时，他总会说一个人来自何处并不比现在去向何方更为重要。
我20岁时，父亲带我去欧洲看望他父母，直到此时我才对巴鲁克家的祖先有所了解。伯恩哈德·巴鲁克（Bernhard Baruch）是我的祖父，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我的名字。他有一件老旧的家族遗物，那是一个颅骨，上面记录着家族谱系。看起来，虽然巴鲁克家族在世代繁衍中曾混有波兰人或俄罗斯人的血液，但它最初还是源自一个拉比家族，有着葡萄牙裔西班牙人的血统。
祖父也声称，自己是古代编纂档案的巴鲁克的后裔，此人曾编辑过《耶利米预言》一书，多卷本的《次经》（Apocrypha）有一卷名字就叫《巴鲁克》。对于祖父的说法，父亲沉默不语，不置一词。
祖父巴鲁克和我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他不会说英语，但我的德语相当熟练，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身高超过六英尺，棕色的头发纤纤细细，面颊红红润润的，厚厚的眼镜使黑眼睛显得更加深幽。祖父颇有学者和空想家的气质，喜欢坐在某个露天花园啤酒屋里，抽着雪茄，与人谈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就这样度过了，这时候父亲就待在家里陪着他的母亲。
祖母则是另外一类人──勤劳、节俭、做事要求高、讲究实际。她身材矮小，有一双很蓝的眼睛，父亲和我都继承了这一特点。她的头发从中分开，纹丝不乱地梳向两侧。她做姑娘时的名字叫特雷莎·格伦（Theresa Gruen），我想她的祖先是波兰人。
父亲于1855年来到美国，目的是为了逃避普鲁士军队的征兵。半遮半掩地启程前来美国的时候，他仅有15岁，是波森的皇家体育学校（Royal Gymnasium）的一名学生。只身来美国是要有点儿勇气的，他当时在这儿举目无亲，只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曼内斯·鲍姆（Mannes Baum），也是什未森村人，在卡姆登镇开了一个小杂货店。
曼内斯·鲍姆成了父亲的保护人。年纪轻轻的父亲给曼内斯干活，做记账的工作，同时还在手边放着本翻译词典，通过阅读美国历史自学英语。鲍姆先生的妻子是母亲的姨妈，正是通过她，父亲和母亲才相互认识。母亲的姨妈很快就意识到父亲这个聪明男孩会有前途，非常赏识他。她劝说曼内斯把他送到位于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医学院去读书，后来又劝说曼内斯送他到位于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
父亲从来没忘记过曼内斯·鲍姆的友善仁爱。我的中间名就是曼内斯，我对此感到自豪。曼内斯身材矮小，按当地人的说法，他有着“裘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勇气”。
父亲喜欢讲一个故事，说一个恃强凌弱的家伙如何跑到杂货店里逼迫曼内斯收回曾经说过的话。曼内斯拒绝了，那家伙就用锄头的铁头打他。曼内斯的头被打破，流着血，但他仍然拒绝收回自己的话。那个恶棍把曼内斯掀翻在地，两只手的大拇指紧紧抵住曼内斯的双眼，威胁着要抠出他的眼睛。
“你收不收回？”那个欺负人的家伙声色俱厉地问道。
“不收回！”曼内斯喊道。
那个欺负人的家伙动手抠他的眼睛，果真将威胁付诸实施。曼内斯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挖人眼睛的家伙两根大拇指滑脱开来，曼内斯趁机咬到一根，一直咬住不放，那个恶棍嗷嗷大叫，要他松开嘴巴。这可能是一只眼睛交换一只大拇指的一个事例，但那个恶棍可不愿意接受对《摩西律法》（Mosaic Law）的这一不对等修改。
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是有他的用意的。为了捍卫个人尊严和荣誉，如有必要，哪怕是决斗也在所不辞，这种传统行为在那个时候的南卡罗来纳州依然盛行不衰。父亲赞赏曼内斯的勇敢，建议我说：“孩子啊，绝不能忍辱负屈。”
1862年4月4日，父亲加入南卡罗来纳州步兵第三营，这天他穿在身上的制服和别在腰间的佩剑都是曼内斯·鲍姆送的。父亲刚刚从医学院毕业，被任命为助理外科医师；他过去常说，这时候的他“连疖子都未曾切开过”。
对父亲来说，报名参加南方邦联军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人性的人都会这样做。包括罗伯特·李（Robert E.Lee）将军在内的其他很多人既不拥有奴隶，也不赞成奴隶制，但像他们一样，父亲第一次感到要对自己选择居住的州心怀忠诚。另外，他在卡姆登镇认识的年轻人几乎全在报名应征。
父亲身着戎装开赴北方前严肃地告诫17岁弟弟赫尔曼（这时他已从德国过来），叫他远离战争，不要沾边儿。九个月之后，兄弟俩又见面了，赫尔曼已是南方邦联军队的一名骑兵。父亲呵责赫尔曼，赫尔曼解释说：“我再也受不了了。那些娘儿们的脸上挂着鄙视，我看都不敢看一眼。”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父亲看到了战争中最悲惨、最恐怖的一面。他很少谈到他在军队里的经历。当我和三个兄弟央求他“给我们说说打仗的事儿”时，他通常会打发我们去学习，或者给我们布置些家务杂活。
不过，当四个儿子围挤在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有时也会追忆往昔的军旅生涯。有个故事我们最爱听，说的是他如何在塞达河试图阻止南方邦联部队退却，谢里登（Sheridan）将军从温彻斯特驰马赶来，这使故事更加难以忘怀。
“我看见厄尔利（Early）将军挥着一面旗子，恳求士兵不要再四散溃逃，”父亲回忆说，“我一面快马加鞭向前疾驰，一面高声呼喊：‘振作起来！伙计们！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振作起来！’北方佬的炮弹在四面八方隆隆炸响。有一颗在我头顶上方爆炸。我骑乘的那匹母马执意不听使唤，驮着我跑开了。我身后的那些人大喊大叫：‘见鬼！你怎么不振作起来？’”
还有一个我们最爱听的故事，说到父亲第一次作为战地医生在马纳萨斯第二次战役中的经历。父亲到达野战医院报道时，正赶上一名资格老的外科医生准备给一个伤员做截肢手术。这位外科医生估量父亲没有经验──还真没猜错，把手术刀拿出来捏在手上，阴阳怪气地挖苦说：“医生，或许你想来操刀。”父亲接受挑战，实施了手术──这是他第一次拿刀动真格儿的。父亲做的手术很成功，足以赢得这位外科医生的称赞。
尽管父亲亲临了战争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些战役，但他常常评说的却是战争双方展现出的如同中世纪骑士般高尚仁慈的品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评价说，相形之下，美国的南北内战属于“绅士之间的战争”。有一个例子说明战场上这种高尚仁慈的精神，给父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1921年临终弥留之际还记得起来。
在怀尔德尼斯战役阵亡的北方联盟军人中就有詹姆斯·沃兹沃斯（James S.Wadsworth）少将，他的孙子后来成了来自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沃兹沃斯少将头部中弹身亡。南方邦联的李将军递信给北方联盟防线，说乐意送还如此英勇的敌军的尸首。当救护车插着飘扬的休战旗载着沃兹沃斯将军的尸体穿过南方邦联防线的时候，穿着破烂灰军装的军人都摘下了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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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战争中的点点滴滴时，父亲从未对北方联盟表示过强烈敌意。这也许说明他每次被俘后受到的待遇对他产生了影响。
父亲第一次被俘是在安蒂特姆战役中。在南山发动初步猛攻时，南卡罗来纳州第三营伤亡惨重，三营的指挥官乔治·詹姆斯（George S.James）上校战死沙场。南方邦联部队蜂拥着潮水般向后撤退，父亲受命负责在布恩斯伯勒的一个教堂墓地照顾伤员。一扇门板匆忙卸下来权当手术台，下面支着两个炮管用来保持平衡，一个伤势严重的军人被抬上台子。伤员正在接受三氯甲烷麻醉剂注射，父亲刚刚拿起手术器具，这时一阵弹雨呼啸而来，打断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伤员被转移进教堂接受手术。
父亲还没做完手术，教堂外面的路上就挤满了北方联盟的骑兵。父亲和给他打下手的医护人员继续做着手术，而在几英里
之外的夏普斯堡，猛烈的炮声连续不断，震得天摇地动。北方联盟的一位外科医生顺路走过来，问父亲是否需要帮忙。这一主动提出的援助实在出人意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50多年之后他仍然记得这人的名字。他叫戴利（J.P.Daly）。
接下来，助理外科医师巴鲁克成了军事囚犯。但他知道很快就会获得释放，因为南北交战双方尽快交换被俘军医是两军定下的规矩。他在布恩斯伯勒差不多滞留了两个月──他一直说这两个月是他在北方联盟军队中度过的最自在的日子。随后他和另外好几个医务人员被带上开往布恩斯伯勒的火车。在火车行驶途中，这些军事囚徒得到消息，在前方小车站同情南方邦联的人会迎接他们，安排他们到声誉杰出的平民家中寄宿、等待交换。
但是，负责押送的北方佬中尉军官不喜欢这样的亲善安排，强拉硬拽着把他拘押的囚徒带去见宪兵司令。结果，宪兵司令就没那么谨小慎微，他给父亲和同行的一位军医官放行，同意他们在城中自由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得发誓保证第二天来宪兵司令部报到。这两个南方邦联的年轻人被带到一个富有的平民家中，他们在舞会上受到款待，舞会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
用过早餐，他们在许多年轻女士的要求下，乘坐一辆没有围护的马车前往一个摄影师的照相馆，在那里每位女士都摆了个姿势与父亲合影。仰慕父亲的这些异性付钱拍的照片中，有一张还挂在我幼时的卡姆登家里。第二天，这些被俘的南方邦联外科军医踏上前去弗吉尼亚州的路途，在那里他们将被交换。
10个月之后，父亲在葛底斯堡第二次被俘。我长大成人后，父亲和我去了一趟葛底斯堡，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将那场战役做了一番描述。父亲一边谈着战况，一边手里拿着顶黑帽子打着手势比比画画，长长的白发在风中拂动。他描绘的皮克特（Pickett）将军部队向皮奇奥查德推进的画面真是让人惊心动魄。父亲回忆说，几乎所有的伤员都被北方佬的纵射火力击中身体的侧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方邦联部队接到命令改变了进攻冲锋的方向。
南方邦联的野战医院先前已设在黑马酒馆。父亲指给我看位于马什一带的地方，说当年医院里的勤务兵就是从那儿给外科医生取水。他告诉我，自己连续两天两夜都在做手术或是密切照看伤员。
后来，当南方邦联部队开始令人心碎的撤退时，传来李将军指示，他命令父亲和另外两名医生留守医院直到接悉下一步通知──这个命令意味着留下来的人必被敌军俘获。
在等待北方联盟部队过来的同时，父亲和另外两名医生忙着烤一只雄孔雀吃，这只孔雀此前一直在附近的一块草地上招摇地走来走去。这可是父亲他们三天里第一次好好地大吃一顿。他们刚把最后一块骨头啃干净，北方联盟的一队骑兵就出现了。
北方佬对待父亲的方式让他惊得目瞪口呆。几乎不一会儿工夫，一个名叫温斯罗的文书模样的人文质彬彬地顺便过来见父亲，主动要提供急诊医药用品。然后，他指给父亲看设在葛底斯堡的公共卫生委员会的仓库，仓库里的军需用品多得漫到了街上──在南方军人的眼里，这真是罕见的景象，他们在部队里过的日子可是温饱不保。
这位文书建议父亲向军需官申请一辆马车。父亲将信将疑地去了军需官总办事处，在那里受到的待遇又一次让他感到大为惊讶。
“坐吧，医生，”一位年轻军官礼貌地说，“这是一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面可以看到李将军的近况。看吧，等我们的一辆马车过来。”
不久，一辆骡拉的马车停在那里，任由父亲使用。他往车上堆满医疗和军需用品，足足可以维持一个月。这些东西里还有一桶埋在锯屑里的鸡蛋、一些葡萄酒、柠檬和放在冰块中的黄油。
两位马里兰州妇女和一位年长的英国护士过来看护伤员。布恩斯伯勒的一名医生给父亲带来一套精良的外科手术器械，装器械的箱子上面还刻着父亲的名字。后来父亲把这些器械寄到卡姆登镇，他想等战争结束之后，凭这些东西开始行医生涯。
六个星期就这样以战俘的身份度过了。突然间，父亲与其他南方邦联军事囚犯一起被带上一架牛车，拉到位于布恩斯伯勒的麦克亨利堡。原来，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父亲和其他南方邦联医生要作为人质扣留在那儿。
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有位名叫拉克尔（Rucker）的医生，同情北方联盟，此前已被判犯有谋杀罪，将被处以绞刑。他的妻子申诉到联邦当局，声称丈夫未受到公正审判。华盛顿方面已中止交换南方邦联的被俘军医官，直到拉克尔获得释放，交换才能重新开始。
父亲总是很肯定地对我们说，拘押在麦克亨利堡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恼人。事实上，他经常把这次拘押的经历称为“在海边度假胜地度过了一个夏天”。他和其他医生可以在要塞内的地面上自由活动。他们踢球、下棋、教语言课、开展辩论。而最能提起精气神儿的事就是，每天都有年轻女士来要塞，为他们这些俘虏加油鼓劲，逗他们乐；他们为了外表更好看，会讨价还价要买新做好的纸质衬领。
要塞看守队的一名军士得到贿赂，允许一些囚犯在夜间去布恩斯伯勒。这样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好几个医生一天早晨未能赶回报到才出了事。其他的被囚军医想替外出未归的人喊到，但这个伎俩很快就露了馅。于是拘禁更加严厉；最后，留下的军医官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企图逃跑，拘禁才松下来。两个月以后，南北双方政府之间的僵局因拉克尔医生逃脱而得以打破。麦克亨利堡的囚犯均被遣返南方。
在麦克亨利堡期间，父亲撰写了一篇论文，文章后来以《胸部两处刺刀穿透性刺伤的救治》为题公开发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方公共卫生部的部长梅里特·艾尔兰（Merritte W.Ireland），告诉我说父亲写的论文对外科军医仍然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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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故事讲的是父亲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次战争经历。1864年7月，他晋升为外科医师。次年3月，他被派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维尔，为南方邦联军队准备野战医院设施，此时南方邦联军队正努力阻止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向北推进。
作为外科医师的父亲组织一个由半职军人构成的独立小分队，指导他们将两个小型工厂的厂房和一家旅馆改建成医院病房。当传来消息说280名在埃弗里伯勒战役中负伤的军人正赶往这里时，父亲派出一名武装警卫到附近寻找人员帮忙，只要是男人和半大男孩都要强制来干活。让他们干的活就是赶紧将两座教堂里的长木椅拆除，以便给伤员腾出更多的空间，同时收集松树枝和松树节。松树枝塞进麻布袋中当做床垫；松树节则点燃起来，伤员在夜间乘火车抵达临时医院时好为他们照亮路面。
伤员的伤势令人怜悯，他们躺在车厢里痛苦地呻吟、诅天咒地，身下松散的棉花和着血凝成了污块。
这天早些时候，父亲已挨家挨户请妇女给伤员烘焙面包、准备黑麦咖啡和熏猪肉。他思虑周到，确保每个能进食的伤员都有人喂食、所有的伤员都尽量被照顾得舒坦。父亲睡了两个小时后便开始做手术。
无论是父亲还是两位协助他的医生都一直忙碌着，直到每个伤员都包扎好才歇下来。这是整个战争期间父亲度过的最精疲力竭的一次经历。所有手术都做完后，父亲给战区医疗首长拍电报。他感到头部阵阵作痛，难以忍受，请求暂时告假休息。拍完电报，他就昏厥了。
结果查出来，父亲昏倒是因为伤寒突然发作；其实，他先前已染上了此病，只是一直在做手术没有意识到。两个星期后，父亲苏醒过来，战争也结束了。父亲病倒躺着神志不清时，北方联盟军队穿过医院所在地区──父亲“被俘”了，并得到正式假释，这些他都一无所知。
父亲能动身上路时立刻就返回曼内斯·鲍姆在卡姆登的家中，这是父亲一直以来在美国熟悉的惟一的家。父亲伤寒症突然发作，身体非常虚弱，回到家时不得不拄着拐杖。与南方邦联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此时他已非常贫困。为了让自己开始乡间的行医生涯，他本指望布恩斯伯勒那位朋友送的医疗器械能派上用场，但谢尔曼的部队把这些东西都洗劫了。
战争对父亲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未能释怀。要是有乐队奏响南方“迪克西爵士乐”，无论身处何地，他都会蹦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发出反叛者似的呐喊。
旋律一响起，母亲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几个男孩子也知道。母亲总会抓住父亲手中的鸡尾酒杯，恳求说：“安静，医生！安静！”但这从来都不管用。父亲平素是个不苟言笑、庄严自持的人，可我曾见过他在大都会歌剧院里纵身跳跃、扯着嗓子尖利地嘶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