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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上旬，一个冰冷的早晨，标志着我投资生涯的开始。画面中，一个23岁、服过水兵兵役、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站在托莱多市的高速公路入口的坡道上。这条路通往新近完成的俄亥俄收费公路，他正想要搭便车到纽约市。这种暗淡无光的登场今日看来不免有些奇怪，如今大规模的学生军团刚出校门，便开始四处寻找有声望的工作和高薪的待遇。当时没有人来好心为我买张公共汽车票，更不用幻想飞机票和高档旅馆了。我的随身物品只有一个休闲背包，一包点心以及口袋中仅存的20美元。为了能赶得及隔天的几场招聘会，我唯一负担得起的就是一路搭车到纽约。
对于早期的州际公路的那些司机来说，我猜自己看起来应该比较老实，那时的交通状况相对现在也不太拥挤，而且犯罪这个“字眼”还没有深入他们的脑海，总之不管如何，搭便车的旅行者在他们那里得到的更多是同情。我没等多久便搭上了车。关于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大清，但由于我告诉了他，我的行程是从俄亥俄到纽约，自然就引出了1954年世界杯赛事的一些话题。那个时候的纽约巨人队在四场比赛中横扫了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作为一名底特律老虎队的铁杆球迷，我对球队的前景感到怅然若失。
那时我对棒球可比投资知道得多。我对股市的一切知识加起来也寒碜得丢人，它们充其量只是大学中与此有关的两门课程。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也没有想到要靠投资这个行当来牟利，更没有意识到其实那并不比找一份其他工作差。那时，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的灾难和大萧条仍然让证券市场不寒而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虽然最终还是上升到了1929年的前期高点，却是经历了26年的漫漫岁月。他问我去纽约干吗，我只说是要找一份工作。
在途中横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小段旅程，我搭上了一个卡车司机的车。他以前是记者团的司机，在距离我上高中的地方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很近的南得克萨斯过了些时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被放逐者，不过我的放逐是自找的。他把自己的离开归咎于一个名叫乔治・帕尔（George Parr）的得克萨斯行政长官，乔治・帕尔靠拉选票在1948年美国内阁竞选中最终以令人怀疑的94票的极微弱优势帮助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赢得了选举，击败了科克・史蒂文森（Coke Stevenson）。那一场竞选势均力敌，相反的几百张选票就足以颠覆美国的总统史。选举结果出来后，政治评论家们给这位未来的总统起了个带嘲讽色彩的雅号：一边倒林登（Landslide Lyndon）。
经过16个小时960多公里的奔波，第5次搭车才把我留在了泽西市（Jersey）的一个卡车停车场，当时已近午夜。我要顺利赶到大苹果（Big Apple），所以进行了一整夜的步行，并且得依靠一些公共交通设施，结果当我最终走进34号街的YMCA旅馆时，迎接我的只是晚班接待员的问候。住宿条件也远没有密歇根大急流村（Grand Rapids）Y酒店的那种魅力。我高中毕业后同时苦干两份工作时曾住过Y酒店，但值得庆幸的是，不早不晚基本按时，我终于到达纽约了。我只需要足够的睡眠，在隔日约定的四场面试中保持头脑清醒就可以了。
自1955年找工作以来，摩天大楼的遍地开花让这个金融区容光焕发，信息时代也让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厅今非昔比，但华尔街和百老汇交叉路口还维持着老样子。交易所大楼依旧独霸一隅，稍远处耸立着联邦议会大厦，在那里乔治・华盛顿曾进行了第一任总统就职宣誓，而第三座气势宏伟的建筑里面是著名投资金融家摩根（J.Pierpont Morgan）建立的银行，它的正面依然展示着无政府主义者的炮弹留下的斑痕，1920年9月的一个繁忙星期四，这枚炮弹曾使华尔街惶恐不安。
一个杀伤力稍弱但触及面更广的爆炸则真正撼动了华尔街，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从事我的投资职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近十年，华尔街睡眼惺忪，似乎要被人遗忘。没人想到过将来竟会有议付佣金，更没人能够预见个人也将可以使用电子交易账户即时成交买卖股票。那个时候，有一群衣冠楚楚的男性股票经纪人，他们组成一个有条不紊的体系，专门为富豪、望族以及某些信贷机构服务。投资者要进行股票换手，必须经由股票经纪人提交委托才行。实际上，其中许多证券经纪人本身就是豪门贵族的成员，要不就是有不可一世的靠山。自1929年股灾后人们惊魂未定，一个个都变得保守起来，不敢轻易购买普通股股票。大部分养老退休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开始把主要目光放在债券和那些最安全的股票上。那时根本还没有所谓的共同基金。
极少人家拥有电视机，而拥有电脑能够及时获取CNBC财经信息和股票即时交易数据的人更少。1955年投资者监视股市依赖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动收报机纸带，这种打点纸带间断操作，往往它们打出10个字符，然后就不动了，然后突然又打出10个字符。以这样的节奏，纸带显然会滞后于交易活动数据，尽管那时的每日成交量极少超过500万股——如今单个的热门股或者还不那么热门的股票一天的成交量就可以和它一样多。买卖股票的指令需要手写到小纸片上，并通过气动导管传送装置把这些小纸片运往处理室集中进行指令执行。为了在交易大厅内展示价格波动，有专门的报告员在展示墙上固定锯齿形状的价格标度盘，并不断调整价格。当委托单一拥而上时，要始终维持最新价格怕是强人所难。在交易所之外，大多数经纪公司雇了“粉笔工”和“张贴工”，让他们随着报价变动不停地擦去旧的报价，写上新的报价。
今天的大投行除了在纽约金融中心之外就基本上一点儿也不为人所知了，那些比较出名的叫做“经纪商行”（wire house），是它们支配了华尔街。它们在外地各市都有办事处，并通过线缆传送买卖指令。其中美林银行（Merrill Lynch）是最大的经纪商行，它一旦推荐某只股票，那只股票肯定会有强烈的动作。如果美林让它的股评队伍建议客户买宾州中央铁路（Penn Central Railroad），可能一下子就会出现50万股的买单，让交易室处理不过来。而在偏僻地区，比如托莱多或是克利夫兰，独立经营的地方经纪公司则各霸一方。
经此回顾，我会说当时我做出去华尔街的抉择真实反映了一种投资理念，一种最终让我的整个生涯蓬荜生辉的哲学。投资业务在1955年备受冷落，更谈不上吃香。最优秀、最聪明的求职者通常会投奔诸如福特汽车和通用电气之类的大公司，期望某一天能在这个行业中崭露头角。
我却无此雄心壮志，相反，《巴伦》（Barr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使我去了四家国家证券经纪公司参加培训，这四家公司是美林公司、Blyth公司、美邦（Smith Barney）以及培基公司（Bache＆Co.）。我对自己成为股票经纪人的前景很有信心，我还带了一封一位金融学教授的推荐信，他曾经劝我考虑从事投资职业。如果不是希德尼・罗宾斯（Sidney Robbins）教授，我只能说要取得投资事业的成功还真需要个人的运气和象牙塔里拿来的高文凭了。
我的投资生涯正好在市场开始活跃的关键时间点启动。股票市场虽然名声依旧晦暗不明，但实际上正在逐渐恢复往日的光彩。投资者对联合碳化（Union Carbide）、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Manufacturing）以及伊斯曼-柯达等行业龙头公司的成长预期明显较有信心，以至于其股价重新回到历史的高点。市场对普通股信心的恢复激励着投资者，他们愿意牺牲一部分收入来追逐资本收益，上市公司慷慨的股份分红更不待言。
战后经济复苏，整体向好，物价稳定。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高尔夫也热起来了，休闲玩家纷至沓来，这又是一个经济繁荣的信号。根据美国1954年对高尔夫球的统计数据，当年共有380万高尔夫玩家，高尔夫球场增至5000个，总占地面积达150万英亩
。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第4年，同时也是延续物价没有显著上涨的第6个年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物价下跌44%，经济学家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反差，所有的信号都是积极向上的，各类商品供求两旺。1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报告说，许多公司管理层对经济预期乐观，各自都在筹划新建制造工厂。
作为对这些鼓舞人心信号的反馈，1955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冲至408.89点，刷新了历史记录。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克莱斯勒汽车、通用汽车、伊斯曼-柯达以及新泽西标准石油也都在1月3日这一天大步走高，换手量达到了500万股——当然按今日标准仍然微不足道，不过在1955年这可几乎是五年来最高的成交量了。杜邦公司跳高了4个点，收盘至1711/2美元/股。看来我一来到纽约，纽约似乎就热情似火了。
我的面试并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在海军部队待过两年，听过两门金融课，在俄亥俄托莱多的领先男士服装店做过销售员，我想这些对于一个证券经纪人已经足够了。我每次一停下，就会有一大串的问题向我袭来，可能是要发掘我是否具备所需的基本素质。我可不懂害羞，也不会让人轻视，他们的问话无法让我抬不起头。面试结束后，我猜我做得相当不错，不过我没有留下来等待张灯结彩的款待。我还没等到获知我给纽约留下了什么印象就匆匆赶回了家，我要为克利夫兰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的一个职位接受面试。为了使旅途更加愉快并且能保证按时到达，也为了善待自己，我给自己买了张灰狗长途汽车的车票，谁想车上那群卡车司机彻夜放歌。
我没有受到纽约的优待：美林和Blyth没给我任何的婉约之词，而是平白地拒绝了我；美邦请我回去参加进一步的测试和面试；培基则得出结论认为我的声音缺乏必不可少的权威，做股票经纪人恐怕不合适，不过做证券分析师倒还可以考虑。培基提供的工作一开始让我感到不自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更加适合做证券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而不是为了生计而歇斯底里地骗取别人的资金推高股市。股票经纪人干好的话收入可以不菲，但他们花费大多数时间就是为了持有股票，很少考虑投资组合的问题。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看来庸庸碌碌，愚笨又徒劳，且又受制于人，而我需要激情。如果我想成为证券分析师，克利夫兰就已然可以满足我——对我刚结婚四个月，一直没离开过托莱多的妻子莉莉（Lilli）来说也更为方便，我决定去这家银行。
我不知道，或许是对冷淡接待我的报复，我一离开纽约回到克利夫兰后，华尔街就受到了严惩，可能是因果报应。1月6日星期四，这是美联储宣布将购买股票的保证金从50%上调到60%的第二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2.2%。这是自五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对股东最惨烈的一次打击，隔夜《华尔街日报》对此做了报道，而且自这天起股市愈加恶化，直到1月14日才探底反弹。
虽然这些事件构成了我最初担任专业投资者的市场背景，但那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太多。我的深谋远虑、我的恒久策略（可能有些人要骂我傲慢自大了）此时还暂时埋没在俗世尘埃中。
我喜欢购买被冷落的股票，这种方法对我来说自然而然，但仅此还不足以战胜市场，成功还需要足够的恒心。当流行观点说你错了的时候，你需要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这可不是本能或天性，相反，这是和人的天性相抵触的。
说起恒心，我回想起了我家地下室的那个火炉。我家住在密歇根州大急流村，那时我至多不过5岁，但是对我祖父往火炉里加煤的情景记忆犹新。他用铁锹把煤块铲到一个类似踏车的传送装置上，然后由它把煤块送入火中。那是项烦热而且肮脏的工作，但是我的祖父却能一心一意，直到工作完成。我时常羡慕他能够有本事让我们在密歇根的寒冬中依然获取温暖。
我对过去回顾得愈多，我学到的东西也愈多，对我最终选择的职业的帮助也愈不可估量。毅力、同情心、节俭、倔犟以及诚信，连同打破传统的倾向和追根究底的爱好——所有这些品质构成了成功投资大厦的砖砖瓦瓦。
所谓的捷径不过是在前进的铁轨上涂润滑油，但一不小心就要倒退滑落，最终总不免让人失望。许许多多投资者似乎都相信要在证券市场上赚钱，就是看到哪个行业的走势线上升得最快就去搭船，从20世纪50年代末人造卫星带动的电子产品热到90年代的科技股爆发都是这样。确实，不少股票每次都能给予投资者丰厚的回报，但更多的却是如海市蜃楼般的凭空捏造，来得快，去得也急。
生活从没告诉我成功可以守株待兔。我父母的婚姻恐怕本来就没什么希望，在我4岁那年他们就离了婚。我的母亲芭芭拉・布朗（Barbara Brown）生于密歇根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她还没念完高中就嫁给了我父亲。她后来向我坦白，她嫁他，主要是为了逃避父母。两年后的1931年9月19日，她有了一个儿子。
在婚姻完全破裂之前，我们时有变迁。在底特律，我父亲把公司生产的汽车润滑设备出售给加油站和修理站，如果说这是我父母重新开始的计划，那么结果就是没用。我们离开了公司，我母亲带着我，同父亲分道扬镳，而我再次见到我父亲是14年之后了。那时我母亲除了大急流村她父母那里，拖着个东倒西歪的小家伙她竟无处可去，这恐怕是生活对我母亲最尖刻的嘲讽。
我们的住处位于大急流村麦迪逊大街，屋子地下室有暖气锅炉。我们的生计全赖外祖父维持，他做人寿保险推销员有些收入。以前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曾在芒特普莱森特经营过一个人造煤气公司，后来又在俄亥俄的布莱恩（Bryan）经营。这项业务专门把煤炭转换为煤气，那个时候天然气不怎么多。大萧条时期虽然人们仍然需要煤气来提供温暖和烧菜煮饭，但这并没有阻止这样的公司和许多其他公司一样衰落倒闭。甚至看似稳固的公用事业公司，还有共同基金都在大萧条中日渐枯萎凋亡，只因为20世纪20年代借了太多的债务。尽管如此，多亏了我外祖父不知疲倦地辛劳，我们在经济上还算过得去，大萧条也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们在大急流村日复一日地平静度日，周围都是荷兰人社区和波兰人社区，他们的香火日渐旺盛，可是那对我却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聂夫（Neff）原本是一个德国人的名字。
后来，我们搬到了相邻的东大急流村居住，那是一个迎合高消费阶层的郊区。我在东大急流村离家大约3千米的一所学校上了一二年级。街道上往北相隔六栋房屋处的一个大消防栓把大急流村和东大急流村分隔开来，就是这个市政疆界让我无法去一所好得多而且离家也更近的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我时常不自觉地把各种可能情况加以比较分析，心中会有所不满。
住在附近的弗里茨小姐教我一年级。我想感谢她在我的报告单上的评语，从很小我就学会了“好斗”这个词的含义。我要是和别人争论起来从不放弃，甚至面临极大的权威也依然故我。我母亲常常说我适合做一个律师，因为我走路遇到一个路标都会和它辩个不休。她或许是对的。长期来看，我干得还要更加出色，因为我会和整个证券市场争辩。
我的外祖父在家中担当了不在场的父亲角色，直到1939年他病倒为止。他去世时我正上二年级。这之后，我母亲、外祖母和我搬到了芒特普莱森特，那是密歇根州中部的一个地方。我们不算毫无收入来源，这得多亏节省下来了一些存款以及通过人寿保险获得的部分收益。不幸的是，外祖母没能明智地投资她的养老金，她把祖父遗产的一部分，或许是全部，拿给了她儿子，也就是我的多兹舅舅，让他经营超市。
我也算是在企业家的家庭中长大的，不管怎么算，多兹舅舅也不是我家最早创办企业的人。约翰・乔治・聂夫（John George Neff）出生于1834年，那时宾州的老股票不错，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时期。他先是教了一段时间书，后来到一个砖厂工作。没过多久，他就买下了这个砖厂——这可能是一种早期的以小博大，如果他为此借了钱的话。在赚了足够的钱之后，1873年他开始饲养马匹，还买了一处应属上流社会的田园家产。约翰・乔治把公司出售给了他的儿子们，其中包括我的曾祖父本杰明・弗兰克林・聂夫（Benjamin Franklin Neff）。三兄弟在俄亥俄布莱恩附近经营着他们的砖厂。
我母亲的姑妈姓普拉姆（Plumb），他们家族也有成功的企业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在大急流村以及附近地区建立了连锁超市，这种销售模式那时还处于婴儿期，它被叫做食品城（Food City），我至今还记得童年时那些商店的模样。按照今天的标准它们称不上是大型超市，实际上，它们比现代一个熟食铺也大不了多少。每当价格和广告要做更改时，就会请来一个广告油漆工，然后我会观察他在橱窗上画上各种有趣的东西。食品的价格数字被他标得龙飞凤舞，让我惊讶不已。除了有机会观赏艺术家工作以及和紧紧相挨的邻居们磕磕碰碰外，零售店的讨价还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从没买过一股股票，但在我看来，它已经在出售了。
我母亲曾在貂熊香料店（Wolverine Spice）做记账员，那个店是食品城旗下的一个批发部，就是在那里多兹舅舅接受了百货业务的基本训练，但是正当他有机会接手食品城的时候，伯祖父夫妇却把公司一分为二，自己拿了西密歇根的一些商店，而把大急流村的商店留给了他们的合伙人。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们的儿子把持有的股份兑成现金，并建立了联合超市，那是一家位于底特律的连锁超市。现金是明智的选择，联合超市最终破产了。这个时候，多兹舅舅显然是去了我外祖母那里，寻求自己开办商店的启动资金，然后她就屈服了。任何成功都是短命的，很难说是因为业务开始下滑所以舅舅开始酗酒，或者相反，反正，前后次序没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一样，多兹舅舅饮酒过度而死，公司也走向了破产。幼小的我从中又学到了三个教训：①一旦涉及金钱，情感纽带都是幌子；②一个公司不行了，再去投资另一个恐非明智之举；③过度饮酒不能算是公司业务，也不能算个人优点。
尽管我来自一个落魄家族，但我从没有什么不幸的切身体验。我母亲和外祖母的辛劳和努力渲染了一种舒适的氛围，迄今为止我一直这么认为。感激她们沉默中的强力支持，我的自信得以迅速滋长，我的行为在五年级也荣获了缺乏自制的美誉。以后我的挑战传统的倾向一发不可收拾，这可能反映出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在这个无父亲家庭中为了防御世俗侵犯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反正，既然我基本没有和父亲一起生活过，那么在我成长过程中对他的离席自然也少有知觉。
对于一个家庭中应有的父亲形象，多兹舅舅以他自己的方式弥补了部分空缺。我们对地图都很痴迷，有很多地图都是他给我带来的。我们还一起沉思1940年人口普查的深远意义。直到如今，我还记得大急流村1940年的人口是164592人。多兹舅舅告诉我找到国外城市的诀窍，布达佩斯的寻找出于某种原因充满了戏剧性。每到星期六，我们会花11美分购票看电影。对于标这个价位的票，我们足可以看两小段喜剧以及至少两场由吉恩・奥特瑞（Gene Autry）和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参演的西部牛仔片，他们每次出场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是每次他们身处险境，最后却总能以某种方式化险为夷。
我在语法学校上学时，曾有两次机会让我接触到了股票。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但密歇根海湾市（Bay City）的麦金利小学（McKinley Grade School）就是在六年级时安排我们学习和股票市场有关的知识，我想应该是学校的许多特别工程中的一项。（我们还以同等的热忱学习了有关阿拉斯加的知识，但至今我还没去过阿拉斯加。）更为激进的股票事件甚至发生在更早时期，也就是我在大急流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一学年假期，我们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本行游戏：追人游戏、投篮，诸如此类。出于偶然，我们开始交易篮球卡片。由于卡片供应量不足，最稀有的卡片通过不断叫价，其价格可能会相当高——三张、四张甚至五张卡片才能换这么一张！接下来游戏场上甚至可能上演一段真正的疯狂。这真是很奇怪的事，匪夷所思。随着卡片变为货币形式，心理因素统摄了我们的行为。某人愿意出高价，但心里边想的却是如何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这时我才五年级，但是宁出高价的诱惑已经显而易见。即使发现了价格一路飞飙的卡片同样也会跌得最惨不忍睹这个事实之后，我依然乐此不疲。价格飞涨过后的回落可能不是立即发生，但一般来说或早或晚总会发生。
除了这些仍留在脑海中的关于市场粗枝大叶的肤浅教育外，我还记得曾有过这样的幻想，那就是不用真正工作也可以赚到很多钱，或者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你必须预先测算出哪些篮球卡片会吸引最多的注意力，然后先于大众把它买下。但更让人惊奇的是，本不受青睐的卡片有时也会突然发狂，身价倍增。这至少是值得每夜深思的事，再加上其他一些出奇制胜的手段，零花钱便有了出处。从11岁开始，我开始挣自己的零花钱，并用自己的钱买衣服穿。
1941年正值我读完五年级前后，我母亲遇到了一个叫吉姆・哈顿（Jim Hutton）的颇有创业才干的得克萨斯人。经过两个星期的相互示爱之后，他们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接着我们搬到了托瓦斯市（Tawas City），也就是那时的海湾市，然后又回到了底特律。吉姆曾在密歇根的油田附近转悠过，并在那里和别人打赌，他赌这些油井前途有望，并发誓要取得特许权。那时，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有些神秘色彩，甚至还有些诱惑的因素在里头。他还想和当地农民及土地所有者讨价还价，以期获得他们土地的开发权。他如果持有股份，他还可以留着它或者卖给别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或者他也可以等待这块土地被勘探，也许能发现石油。然而现实中的他从未真正涉足，相反，最后他只凑合找了个不冒险的工作，要不是薪金稍为高一点，这类工作普通得一抓一大把。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工资水平处在冰河时期。
1944年夏天，我白天做球童，到了晚上就去送报。每周都能带回家40美元——对于一个12岁的小孩已经算是不菲的收入了。我赚的钱差不多和流水线上的全职成年工人一样多。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只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开放，在那里做球童意味着有机会为当地的社会名流搬运球具并不时给他们提供参考建议。这些人中包括底特律的梅耶・杰弗瑞（Mayor Jeffries），此外我还有幸接待过埃德加・格斯特（Edgar Guest，1881—1959，英国出生的美国诗人，曾在《底特律自由报》上每天发表一首宣扬凡人道德观念的诗，得到各报广泛的转载，深受他称之为“老乡亲”的读者喜爱），他的诗歌经报业辛迪加在许多报刊广为发表，他是第一位这样的诗人，据我所知，恐怕也是最后一位。我从没想过靠诗歌创作可以负担得起这家高尔夫俱乐部的昂贵会费，但他玩高尔夫的次数可不怎么少。他是个让人愉快的家伙，我也非常乐意陪他玩一轮18洞，不过等到该付小费的时候他却不那么大方。他给25美分我就很满足了，要是给个50美分我可要感激涕零了。偶尔，我收到的小费能达到75美分或是1美元，但从来不是来自德加・格斯特
。
更加让人兴奋的还在后面。高尔夫手吉恩・萨拉森（Gene Sarazen，1902年出生于纽约，意大利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罗马的木匠，16岁的时候，萨拉森把他的名字从Eugenio Saraceni改成Gene Sarazen，因为他觉得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位球手）来这里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为他们四人组中的一个业余球员做球童。9年前，萨拉森在名人赛中挥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杆，球从平坦的球道上飞行了235码
，最终落入球洞，得了个双鹰球（double eagle，高尔夫用语，双鹰球是指低于标准杆三杆入洞的球）。我至今仍记得他挥杆时那种近乎完美的流畅，不管他按照标准杆推球，还是要让球腾空飞出，都远远落到那另一边的青草地上。
后来，由于我继父家庭状况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再次搬迁。对于吉姆来说，得克萨斯可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土地。于是在1944年11月，我们举家搬到了科泊斯克里斯蒂，吉姆在那里继续他对财富的追求。我不知道他如何以及为什么选中科泊斯克里斯蒂。他来自这个州的中部地区，大约在瓦克（Waco）附近，他的家人在那里有个农场。我们有些东西没办法装上拖车，所以只能把它们就地拍卖掉，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些珍藏。虽然我把玩具和游戏放在地下室展示，但好像没有人表示兴趣。结果，我只能随便送人——这算得上是严酷市场机制的一个早期教育。
我们坐车赶往得克萨斯，一路不停歇。到达科泊斯克里斯蒂之后，我们在一家汽车旅馆暂时歇息下来，因为我们还得等待建筑工对我们多少显得朴素的三居室房子做最后的打理。我们的房子就在该市郊外，购买时一共才花了5500美元。
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在一家便利店打工，便利店附带一个制冰厂。制冰厂专门生产冰块，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这些冰块投进一个巨型碎冰机，把大冰块敲成碎冰块。这些冰块用于出售，主要是郊游和野餐的人会对它们感兴趣。当店主有事离开的时候，他就让我全权负责店里的生意。我既是出纳员，又是仓库管理员和洗瓶工，甚至还要求我剔鱼骨头。做这份工作不仅可以拿到每小时50美分的慷慨工资，而且可以尽我所能地大饱口福，包括价格不菲的冰淇淋。这可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我的父亲在我的生活里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他的母亲——俄亥俄州布莱恩市的一个图书管理员——跟我保持联系。她在圣诞节给我寄了一本书，在我的生日又给我寄了一本书。冒险家理查德・哈里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
的那本《世界奇观全书》（Complete Book of Marvels）就像是我那个时候版本的《星球大战》（Star Wars）。我记不清楚当时我究竟读了多少个来回，每次温故都勾起我无限的旅游渴望。书能够把我带到陌生的王国，而不只是在密歇根州中部或得克萨斯州东部这些地方转悠。哈利伯顿热情邀请读者一起加入他的奇妙旅程，并以这样完美的方式表达了当时我作为青少年的心理状态：
亲爱的读者：
当我还是一个在学校念书的小男孩时，我最喜欢的课程是地理学，而我最宝贝的财富是我的地理书。这本书放满了世界各地宏伟的城市、山川和寺庙的照片，还有标明它们地理位置的巨大地图。我珍爱这本书，因为它把我带往一切充满神奇和浪漫的土地。在书中，我看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法国的大教堂和古老的巴比伦废墟。伴随这些东西的传奇故事让我充满幻想，迫切渴望能够身临其境地看到和触摸这些奇迹。
有时，我梦想拥有传说中的魔毯，不用买票、不用破费，也不用烦心与人告别，如同火箭一般，瞬间我就能从纽约飞到罗马，飞越大峡谷，还要飞到中国，跨越沙漠、海洋和高山，然后，当下课的铃声响起之时，我又突然之间飞回家里。
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或是其他任何人，能够把我带往所有这些神奇的地方。如果不能亲眼见到，又怎么能知道它们究竟有什么好？”
顺理成章，吉姆扮演了我真正父亲的角色，只不过到中西部去开阔眼界总提不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直到1949年我离家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成果，但是一有机会他就会努力尝试。吉姆给我灌输了一种真正的工作态度。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显得固执己见——有些时候这将引起麻烦。每到星期天晚上7点左右，他开始收听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的广播节目，此时他不让我们发出任何声音。温切尔用他独一无二的方式播报世界新闻。每期节目的开场都如出一辙：“晚上好，美国北部、南部的女士们、先生们，所有在海上航行的同胞们，下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然后就是噼里啪啦的正式播报，一条内容跟着一条内容，你甚至可以听到他手中新闻稿翻动的声音。只要温切尔还在空中，吉姆绝不允许我们发出任何声音，就好像我们收听的是来自上帝的声音。在他那些暗淡无光的年月里，“上帝的声音”还经常散布和推荐股票信息，不过质量实在值得怀疑。
我自己也喜欢听收音机。上中学的时候，要我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超过10分钟而不走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从来没有完全融入到班集体里，然而我也从没有感觉到有同学瞧不起我。我除了交际方面有些欠缺，就学业方面我也称不上是个优秀学生。他们告诉我，我的北方口音听起来很特别。北方口音有一个音很高，但我可以很好地发出来。我记得，我还参加了一些本地的广播表演和戏剧表演。我在克里斯迪中学里做播音员，宣读学校的通知启事。那时，这所中学是这个拥有12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唯一的一所中学。
克里斯迪既是战争时代的海军装备基地，也是一处难得的海边旅游胜地，所以和得克萨斯内地的穷乡僻壤有些不同。这个地方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驻扎着六七个海军航空兵营，所以视野中随时会出现水手们的身影。学校里，虽然那些注意到我北方口音的学生给我起了布鲁克林（Brooklyn）这个古怪的绰号，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佬并没有给我造成真正的麻烦和痛苦。那个时候，听广播成了我一个极好的逃避方式。那些人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传达到我脑子里，然后幻化成各种景象，栩栩如生，这是我最了不起的成就。我一听广播就忘了时间，结果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些想象中的景象和电影动作片里强加于人的汽车追逐场景不同。我的这些景象由我心灵的眼睛创造，或许是《神秘剧院》（Mystery Theatre）对我施了某种魔法。不过我也嗜好看电影，只要有机会溜进去，我一般都不会错过。
我母亲可能希望我将来在剧院工作，她试图培养我对表演的鉴赏力。如果你住在克里斯迪，那么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就可说是个“大城市”了。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吉姆、我母亲，还有同母异父的妹妹海蒂（Heidi）曾经一起去过那里看滑冰运动员索尼娅・海妮（Sonja Henie）的表演。
我母亲是个大影迷，许多年来，她订阅的杂志《电影剧》（PhotoPlay）定期地给她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她也从来不让我错过收听吉米・费德勒（Jimmy Fiddler）的节目。吉米是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的当红广播播音员，他的节目在每个周日晚紧跟着温切尔播出。从那个时候起，我外向的一面开始跃跃欲试，但学校中我还是不善交际，显得有点儿腼腆。我没有表演的冲动，除非时不时有人暗示我不敢接受挑战。我的成绩中下游，这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值得称道的成绩，但那个时候正是我开始成就今天的我的起点：一个同时具备密歇根州人和得克萨斯人特质的人，就像某种合金。
后来中学毕业了，我没有对克里斯迪的留恋，也没有继续念书的念头。于是一毕业我就跳上了一辆灰狗长途汽车，回到了大急流村，那里还住着我的家人，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最永久的记忆。
从大急流村的灰狗长途汽车站出来，我直奔卢（Lou）姑姥住的地方。卢姑姥是我外祖父的妹妹，她和丈夫埃尔・普拉姆（Al Plumb）是密歇根州超市的所有人，当时他们让我住进了他们家，但不久之后我又不得不搬走。
他们让我住下的一个可能的重大原因是，卢姑姥迫切想要从我嘴里挖出一些我家的闲言碎语，而且她坚定的决心已经不容动摇。从这个目的上讲，我是只完美的信鸽。我母亲曾告诫我，要对卢姑姥，尤其是无关卢姑姥的事守口如瓶。但是未经世事的人总经不住天然本性的诱惑，对这个家庭中长辈的任何询问，我都给予了迫不及待、对答如流的回应，就像是尽一种义务，像箭一样直截了当，不时还要加入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很快，我的所作所为就让我尝到了自作自受的恶果。在卢姑姥从我口中榨出了她想知道的所有消息后，她才让我在他们那装饰华丽，但却古板沉闷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起居室坐下。在那之后，我能和卢姑姥以及埃尔姑姥爷一起相处的日子——精确地说是两天——屈指可数。
初中的五年如梭飞过，刚离开校园才两天，我从母系亲属这边寻找避难所。我觉得我的出现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普拉姆一家跟我父亲或是母亲一方的任何人都有着相似的严肃而又体面的出身。他们有拉下铃便可以叫唤到餐桌前的佣人。他们让我睡在一间原先为女佣准备的空余卧室里。
19世纪90年代早期，埃尔姑姥爷就已经和他的父亲一起在密歇根的北部做硬件生意。三年后，他们险些不能捱过1893年的大恐慌。这个经济逆转的信号加剧了大部分倡导黄金准则的共和党人与威廉・珍尼斯・布莱安（WilliamJennings Bryan）的倡导的自由货币的民主党人（free-silver Democrats）之间的猛烈冲突。这一事件一直到1896年美国民主党大会上布莱安（Bryan）发表著名的演说时达到高潮。在演说里，他斥责共和党人是要将美国人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但是在这场斗争中，他失败了，民主党也失败了，而黄金准则却慢慢深入人心。我没看到有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不管怎样，埃尔姑姥爷多多少少代表了和1893年群体思维导致的疯狂市场有一种联系。大规模的共同行为加速了反转的发生，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类似的事例也不鲜见，每一次它们都会创造丰厚获利的投资机会。
在普拉姆家住了两个晚上之后，他们让我搬到了大急流村的YMCA旅馆，我在这个旅馆的房间虽然很难说上是宽敞，但总比在普拉姆家的住处大些。后来我发现那里倒是一个让我身心愉快放松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我刚搬进去不久后，一次警方的突击行动在我的楼层揪出了两名常住房客。那阵子地方当局认为追查同性恋是自己的职责。
除了这些小插曲，在旅馆的生活以平静为主。大急流村城区有一所名叫达文波特（Davenport）的营利性经济类学校，旅馆则为该校学生提供住宿房间。那所学校教室成排，却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旅馆正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这些学生都是些同龄人，都一门心思地想找一份好的职业——总而言之，对我来说这里的氛围不错。
毗邻旅馆有一所城市图书馆，那个地方成了我的又一个新家。每天我都去那里看报，除了当时不可开交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个很小的经济栏目也开始吸引我的眼球。1949年我开始找工作，那时候的经济正处在战后的第一个萧条期——没有人会认为那时找工作是巧妙的时间安排。在当时的环境下，广大职工迫切希望的只是大萧条快点儿结束，根本不敢奢望之后几年经济出现快速的发展。那些失业的工厂工人以及瘫痪的面包生产线的景象仍然侵蚀着他们的记忆。
这之后我遇到了卡尔・哈特曼（Carl Hartmann），不久，我又认识了绰号为“克里斯”（Chris）有时也叫“瑞典人”（Swede）的尤金・克里斯坦森（Eugene Christenson）。他们两个人都在和旅馆相隔两栋大楼的大急流村青少年学院学习。那个时候我一跟姑娘讲话，就紧张得几乎语无伦次，但卡尔却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比我大几岁，也有一套娴熟的社交经验，而那正是我所欠缺的，至少在约会这事上是这样。卡尔已经在军队服过役，只要有人想听，他那些当兵时的趣事可是层出不穷。他曾经给我介绍了个女孩，甚至还把他的车借给我，好让我们去大急流村的荒郊野岭约会。有几次，他邀请我到他60多公里外的家里去度周末。他的两个已婚姐姐也都怂恿我多花点儿时间和女孩们在一起。
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我感到最陌生的任何事也比不上投资。当我的同龄人在高等经济学院里接受高等教育之时，我却在另外一个极端的角落里学习什么是金钱。旅馆的经理雇佣了我，我每周有几个晚上需要照看底楼的苏打水饮水机和零食柜台。我们还有台球桌和一张乒乓球台，它们很能吸引客户，不过价格不便宜，每小时需要付60美分。除这之外，我还负责出售三明治和混合奶昔。卡尔有个女朋友在隔壁自助餐厅工作，她经常来我这儿打探卡尔的不轨行为。可我已经从卢姑姥那里吸取了教训：祸从口出。卡尔的女友没能从我这里打听到任何消息。
卡尔、我还有两个从密歇根北部边远地区来的、在达文波特念书的学生一起搬出了旅馆，并搬进了一套公寓。学期结束后，学生们作鸟兽散，我也只能再搬回旅馆。那个时候我就遇到了克里斯，他为我提供了放纵生活是愚蠢之举的现实教材。在和他一样经济困难的人看来，克里斯的生活实在有点儿不计后果。虽然他有点儿个人魅力，但他的生活方式过于冒险，而且动不动就负债累累，时不时又深陷破产边缘。
克里斯天生是生活的催化剂，脑子中满是奇怪的想法。他找了份推销新车和二手汽车的工作，但这样的薪水也没有使他能够按时交纳旅馆的租金。这就是克里斯——风趣幽默，只是老会破产。我和卡尔失去了联络，却和克里斯不期而遇。他一直保持着他的作风，在20世纪60年代，他驾驶一辆蒸汽动力车游遍全国。
当地的工作中介给我安排了一大堆临时工作，这是一项补充，晚上我还得看着苏打水饮水机。这些工作从搅拌水泥到饮料装瓶一应俱全。由于我接受过投资业务的培训，几乎所有一半的收入都直接进入了储蓄账户。最后，我在一家叫美国音乐器材（American Musical Instrument）的公司谋到了个职位，其简称AMI更为人熟知，它专门生产自动唱片机。在那个时代流行音乐已经出现，但是电唱机还非常少见，所以这种自动唱片机当时很受欢迎。刚开始我在AMI的职务是货运办事员。
自动唱片机是个奇妙的发明，它们色彩斑斓，某些部件能灵活旋转，上面的小灯也不停闪烁。作为办事员，我似乎前途有望，但很快我就开始厌烦。于是，我主动申请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职位，并期望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虽然我很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愿望，但他们只是不予理睬，事实上也没有人想要给我晋升的机会。接下来我旷了两天工，因为我要去挨家挨户推销一种百科全书。两天后，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于是要求辞去在AMI的工作。可他们却说：“别这么快就走”，并向我提供了一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次可真有了一些事业潜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辗转于该公司的不同部门，包括专门负责生产部件的机械车间以及组装自动唱片机的装配线。我没有大学学历，我感觉自己在音乐行业有这样的发展前景已经应该满足。当然，出于天生的节俭，每周60美元的收入几乎有一半留在了银行账户上。
我在AMI工作大约9个月的时候，我久违的父亲突然现身，自此我在制造车间地板上的新生活开始了突如其来的转折。自从四岁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事实上他几乎没有让我留下一丝痕迹的印象。后来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接触是我初中毕业时他曾寄给我一块手表。
他从我母亲那儿了解到我目前在大急流村的境况后，大概是想对14年前就离开的儿子做些补偿，也许他是认识到在我孩童时期没有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因此而有些愧疚，现在不过是考虑周到了些。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作为父亲的失职做任何解释。我只能猜测他大概以为外公外婆能够负担得起母亲和我的生活，并且他也认识到那里毕竟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嫌弃之意。我母亲一有机会就为此振振有词，说他欠了我所有的抚养费。我不敢确定在这关头有一个父亲相处是否对我合适，我母亲也不确定。她在父亲抵达大急流村的同时也到来了，她要来为可能影响我生活轨迹的任何交易做全权策划。
母亲为我们的重逢做了精心的安排，而我则在电话里跟父亲说话，但是直到一天晚上我们三人一起进晚餐的时候才得以真正见面。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有辛酸或是气愤，反正我倒没怎么觉得，不过我从母亲那里多次听说了父亲的酗酒问题。他和所有酗酒的人一样，只有喝酒之后方能快活一些。显然，酒鬼们都是这个样。不管如何，他几杯酒下肚之后倒还是挺风趣的。费城在元旦举行每年一度的哑剧节（Mummer's Day）游行，他总爱回忆他那次著名的喝醉之后又跑到了那游行队伍中去的场景。
我的父亲约翰F.聂夫（John F.Neff），虽然有着众多的瑕疵，不过仍然是一个头脑聪明和有些见解的人，此外他还是个出色的销售员。他知道如何激发我的创业热情，那种我在AMI时才刚刚崭露头角的创业热情。而在这方面，根据他的提议，我被安排加入聂夫仪器设备公司（Neff Equipment），而且，据说我还可指望将来某一天自己运作这家公司，他这次的提议正是为此而来。我父母双方的家庭中都有许多企业家，因此，有时候我怀疑这是不是会以某种方式在我身上磨损褪色。在跳槽之前，我谨小慎微的性格又干预了进来。我拜访了托莱多市，在那里见到了我父亲那边的第二个家庭。
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朱蒂（Judy）那时才有大约10岁左右，她发现突然冒出了个大哥哥可高兴极了。不过我的继母则对我缺乏那么一点儿热情，作为我父亲第一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孩子，我的存在会分散父亲对她的关注。她和我父亲在1938年结婚，就是我父母分手的5年之后。当时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喝酒，而她得小心翼翼地防止父亲情绪激动。1945年，我父亲收到了我奶奶（那个在我童年时代一直寄书给我的俄亥俄州布莱恩市图书馆的管理员）过世后给他留下的少量遗产。接着，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于是参加了戒酒协会，并把资金投入到新的业务上。这个业务主要是批发和销售由Aro设备公司生产的润滑设备和空气混合器，而Aro设备公司早在1931年就由我奶奶的兄弟成立。虽然这家公司险些落入我那些堂兄弟们之手，不过最终它还是得以在纽约的场外证券交易所交易（Curb Exchange）。该交易所是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早期一片混乱的雏形。
我当时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放在父亲这边。我赶回到了大急流村，并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以收拾行李，同时给AMI公司递交辞职通知。虽然在那儿我为了拿到一天的报酬需要付出全天候的劳动，但是失去我对于AMI公司来说并不算一件多么稀罕的事情。我们好言告别，我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还不确定有父亲的生活是否能符合我的期望。
1950年9月，我开始在父亲的公司聂夫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工作。同时，父亲二居室的房子经他改造，竟变成了三居室的房型，这是他特意给我安排的住处。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但恐怕这不是最主要的。我是他唯一的儿子，而且随着生意的蒸蒸日上，他也开始为后代有所考虑。
公司生意很好，汽车经销商、加油站、汽车维修店都需要空气压缩机以驱动润滑设备、抬举设备、打气设备，诸如此类。随着与日俱增的汽车数量，需求量从没有发生过不足。父亲的销售才能让我大开眼界，俄亥俄州以及仅仅相隔一条边界的密歇根州的农民们也开始购买我们的仪器。真正让人深感意外的是，他竟然投标并最终赢得了位于托莱多市附近的罗斯福军需库的订单，而这个机构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采购局。当时朝鲜战争正不断升温，而罗斯福加快了对空气压缩机和其他工业设备的采购。能够向他们出售设备我父亲当然喜不自胜。
我的任务是陪我父亲以及另外两个业务员一起拨接销售电话。他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客户在他的利齿之下极少能够空手逃脱——如果拿不到空气压缩机的大订单，那么至少要让他们买些空气压缩机的附件，或者是用来紧固连接的小配件。当故障求助电话响起，我就和杰克叔叔一同跳上卡车，奔赴现场。杰克叔叔专门负责设备的安装与维护。有一回，我们向位于密歇根州特库姆塞（Tecumseh）的特库姆塞工厂出售一台空气压缩机，由于他们急需这套设备，我们要了个最高的价钱。
为我父亲工作至少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赚钱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魅力。实际上，如果你可以找到沉闷乏味但同时又有利可图的业务，那么你肯定可以轻松赚取大把大把的钱，因为这样的行业吸引不了太多竞争。同时，对于任何商品，买得好才能卖得好！他和供应商们讨价还价也很有一套，这让他在顾客面前享尽有利地位。多年后，我也深入领会了砍价的精髓，因此能够得心应手地和市场不依不饶，为股票讨个好价钱。
只是，我并不是出售润滑设备的可造之材。那种初来乍到的新奇感很快消失殆尽，而厌烦的情绪与日渐长。这主要还是怪我父亲。当然必须承认，也许我并不是那种最好对付的孩子，但他确实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他的那些人拼命为他工作，但即便只发生轻微的违规，也会被他骂个狗血喷头。他的那些行为不符合我对文明的定义。虽然他很讲道理，为人坦诚，但他有时太咄咄逼人，不是很有同情心。在某种程度上，我恐怕也继承了他得理不饶人的倾向。我可以变得执拗，只是，我父亲过得不很快乐，而他的痛苦体现在他责备别人时的态势上更加毛骨悚然。
我用了好一段时间来酝酿我的魄力，我告诉他不干了。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接着我成了一名汽车销售员，我通过当地的报纸找到了这份工作后，事实上我还是和他住一起。Lee汽车公司是福特汽车的特许经销商，归属于坦克兄弟（Tank Brothers）旗下。我猜想他们可能自以为慧眼识宝，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材，只是缺乏了些训练。我一到那里，他们就把我当做一个前途有望的新人培养起来。这次我要销售的产品比我父亲的润滑设备可像样得多。
我到了服兵役的年龄，而且当时的朝鲜战争正打得火热，我应该属于最好的前线战场的饵料。在义务兵役机构来找我之前，我主动自愿参加了海军为期两年的兵役。上中学的时候我参加过海军预备役的训练，所以现在正式服役没让我怎么不舒服。比起要直接卷入朝鲜战争的陆军士兵，我这里显然更让人心动。没想到，我参加海军这件事倒真的让我父亲有了触动。当时我加入他的公司，后来又离开他公司的时候，他的内心可都没有多大的起伏。当我要和他告别，和这个之前14年没来看过我而不知愧疚的男人挥手告别的时候，他居然动真格地哭了，这恐怕是上帝嘲讽世人的极致安排了。他乞求我千万不要参加潜艇部队，这事我听从了。不过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反感水下部队，我只能大致猜测他是否患有幽闭恐惧症。
在我出发前，他向我提供了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建议：如果我购买Aro设备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只要我有任何损失他都将给予补偿。我当时可不是证券投资市场的行家里手，但我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个绝好的提议，我无法拒绝。我把所有的存款凑起来，全部用来购买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就这样，在参加海军服役的路上，我第一次成为证券投资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我们前往位于伊利诺伊州五大湖地区的新兵训练营，这个海军基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离两个大洋都很遥远。不过，那儿也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在完成训练任务后我们还得到允许去芝加哥逛逛。这个时期，连同参加飞行员培训学校学习的时间持续了5个月。然后海军部门做出了一项英明决定，他们决定把我派送到航空电子技师学校学习。在那个地方，我得过且过，过了一段了无生趣的苟且生活。事实上，为期28周学习下来，我有一部分考试还没有通过，我只能再花一个星期重新学习。学习结束之时，我在班上的成绩几乎垫底，这让我不是滋味，我得了个末奖！接下来我被安排去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和大约40000名水兵一道。在诺福克军区与一群穿着水兵制服、漫无目标的家伙呆在一起可没有好事情发生。只是大家经常提起城市公园里有一标牌，上面的文字警告说水兵与狗不得踩踏草坪。此标牌作者形迹可疑，况且我没有亲眼目睹。
谁都可以看出我对航空电子学根本不感兴趣，谁知海军部队又把我派往高级航空电子技师学校参加学习，他们居然觉得这是合适的安排。看来他们的军事情报也不过如此，真是自相矛盾。
上次加上这次在高级航空电子技师学校的培训，我已经在教室中花费了大半个年头。如果把这段时间再加上在新兵训练营和飞行员学校学习的时间，总共就是14个月左右，而整个服役期为24个月。海军部队给了我教育，虽然不过如此，但接下来他们决定让这些知识发挥作用。他们把我安排到了航母舰队的飞行小组，我们的任务是维护海盗战斗机（Corsairs），这是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鹞式战斗机，不过后来军方逐渐用第一代黑豹（Panther）战斗机把它们替换下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度过了剩下的海军生涯。我的工作对象先是螺旋桨推动的海盗战斗机，最后是黑豹战斗机。那时的我已经完全有资格维护黑豹战斗机。然后我退伍了，我在海军部队呆了整24个月，却从没有正式踏上过任何一条船。
海军每两周给我们发工资。一般到发薪日之后第一天晚上，准会出现六七帮人一起玩扑克游戏的场景，再下一天就只剩下一两帮人玩了。就像证券投资市场中的资金一样，扑克游戏中的钱会逐渐转移到技艺高超而有理财意识的玩家手中，这些人中通常会包括我。多次观察后我发现，那些回家时口袋中装满钱的水手们玩牌时都沉着冷静，对胜败得失有着很好的判断力。除非他们拿到了好牌，否则他们不会轻易跟较大的赌注。如果这些水兵能把相同原则运用到股票上，他们中一些人就是今天非常成功的投资者了。
不知怎么的我搞到了一本谈论投资的小册子，我也拥有大量工作间隙的时间，一有空闲我就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我还读到关于普通股和优先股的一些知识，我不知道我持有的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属于普通股还是优先股，所以我给父亲写信询问我拥有的股票属于哪种类型。后来我得知是普通股，它的价格随公司的业绩表现上涨下跌。这就是我的股票理论和实践的入门，我开始了解股东为何有时能够收获最大的潜在收益，有时又会承担巨大风险并付出了惨重损失。
我对股票的兴趣开始萌芽，这是我的投资生涯的最早标志，但那时对我来说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对别人也是一样。与此同时，海军生活越发让我厌倦，再加上水手长们无来由的破口大骂，我不能再在海军部队里待下去的事实已经再清晰不过。为了在正常人的世界里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是该尝试一下大学的时候了。抱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由美国空军学院——更著名的名称为USAFI——提供的两门相关课程。我很快掌握了大学一年级的英语课程。另外，我听了一堂心理学入门课，这对我起了催化作用，让我忍不住想象虽然追溯起来我在中学时成绩平平，但或许我可以应付得了大学。在一个周末，我和我的一个好友得知附近的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Mary College）正提供是否适合念大学的天资测试，便一同从诺福克搭车前往。结果显示，毫无疑问我可以应付大学。
1953年1月我被获准离开，重获自由让我激动万分。在24小时之内，我就一路从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驱车来到了托莱多。三天之后我成了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的一名大学生，并且再次住进了我父亲的房子。《退伍士兵权利法案》（GI Bill）会为我支付大学学费和部分生活开支，而且，我又在一家高档男子服饰用品店找到了一份卖鞋的工作，这可以为我带来额外的收入。这份工作需要我每周干30个小时，因为在学校我尚有全额的学习任务，所以这么干下来，我都快要累趴下了。不过这份工作给了我两个好处：首先，我可以用优惠价买到鞋子和男式服装；其次，我可以抽出一半坐柜台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
恰逢其时，我遇到了祖籍为匈牙利裔的莉莉安・图拉克（Lillian Tulac）。那时我的舌头可以不怎么打颤了，我成功得到了她的注意，一举把一名专业三A棒球运动员以及其他追求者挤出门外。不过我们需要克服宗教信仰差异的问题，莉莉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随着结婚的准备工作一步步就绪，她忽然发现我还从没有接受过洗礼。当然，洗礼只不过是走一个过程，一种形式而已，那很容易解决。但我还有更大的疑虑，信仰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宗教信仰尤其如此。对这个问题我当时真有点儿手足无措。不过不管如何，长达12个月的约会之后我们正式订婚，并于1954年9月举办婚礼。
进入大学以后，我的众多优点逐步显露，我有着决不妥协的好奇心，对数字有着特殊的敏感，能够很好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拥有严格的自我约束能力。虽然我的中学荒废了，成绩普普通通，但到了大学里我变成了一飞冲天的云雀。我的成绩极少落到A以下，毕业时我是优等生，获得了最高的荣誉。据我现在分析，我在大学和中学的表现相比之所以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有了自己的动机，而且所学的课程正好激发了自己的兴趣——尤其是金融和投资教授希德尼・罗宾斯（Sidney Robbins）教的那两门课程。
罗宾斯博士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来才转到托莱多大学。他是基本面分析学派的掌门人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Craham）和戴维・多德（David Dodd）的坚定追随者。不过最后，罗宾斯博士又返回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那里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对金融教育如此投入，所以写了许多投资方面的书，却很少谈投机。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几个永久认沽权证——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以预先规定的价格买进对应股票的权力的证明——上栽了跟头。通常的认沽权证有一个行权期限，但在大萧条前途暗淡的市场背景下，公司不得不对这条定律动手脚以吸引新鲜资金。如由于现在有投资者还拥有当时的那些权证，只要对应的正股还存在，或者说这些权证没有归零撤销，那他仍然可以以60年前定下的行权价买入这只股票，当然也可以以一个反映正股未来价格预期的价格进行出售交易。假如正股公司在经济萧条中幸存下来，那么基本可以肯定这个权证在今天的市场上会有高昂的溢价。虽然罗宾斯马上注意到了这些永久认沽权证的价值，但他并没有在市场上收集所有他能够买到的永久认沽权证，相反，他只是在《巴伦》财经杂志上给出了自己的评论。
我大学的主修科目是工业营销（industrial marketing）。因为我在海军当兵的时候花了不少在教室学习的时间，他们对这些学分表示认可，并允许我随便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对股票的兴趣把我带到了罗宾斯教授的投资课堂。正是在那里我学到了什么是投资的基础面分析：销售额、每股收益、营业利润、现金流量——只要你能列举出来，罗宾斯教授一并为你讲授。他对投资的热情和深刻理解把我吸引到他的讲堂之上。他曾对我说，要想成为专业投资领域的一员，你并不需要非得是名门望族的纨绔子弟。
接下来登堂入室的讲解则更加引人入胜，他上课的方式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他的导师是本杰明・格雷厄姆，一位有着传奇投资经历的著名投资大师兼剧作家。作为投资大师，罗宾斯和他的导师并无不同。他用来消遣的兴趣爱好同样包罗万象。在金融课上，讲着讲着话题就开始打岔，最后简直就变成了一派天方夜谭。下课铃响的时候，他讲得兴起的可能正是哈林（Harlem）的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re），让我们的头脑塞满与此有关的各种信息；抑或从探讨现金流量的新视角扯到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是19世纪的著名歌剧作家）。他眉飞色舞、绘声绘色，他的热情如此热烈，所以其他东西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幸亏所有课程都安排在了连续的24个月内，再加上海军服兵役获得的学分，我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学士学位的课程。虽然我只修了两门和金融及投资有关的课程——均由罗宾斯博士任教——我还是获得了学校的金融优秀毕业生奖。然而，对于一个想在证券行业谋求职位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托莱多提供的机会少之又少。或许当时我可以选择为奥托莱特电气公司（Electric Autolite）工作，这家公司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生产汽车部件；或许也可以选择较小一些的汽车部件供应商，他们遍布在托莱多的各个地区，说不定我可以同时为六七家这样公司服务。然而，我脑子里记住的只有希德尼・罗宾斯教授的鼓励，此外还沾光了他和华尔街培基公司的关系，所以我决定向东进发，去往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