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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华尔街没有人盛情迎接我的到来，也没有人愿意接受我的服务，因此，我接受了位于克利夫兰国家城市银行的工作机会。这家银行是克利夫兰最著名的金融机构，有一定优势，此外，这家银行还离莉莉的家乡托莱多近得很。
我有着与生俱来的怀疑精神，接受过希德尼・罗宾斯的熏陶，还身怀一本翻旧了的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这本书里生动描述了直接导致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很多事件——靠着这些东西的武装，我孤身挺进专业投资领域，既自以为是又一无所知。银行把我安排在信贷投资部门做投资分析师。这个部门在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成立，目的是为了保护私人和公司财产免受市场侵蚀。
我一来到那里，该部门就一下子把六个行业的分析任务扔到了我面前。这家银行总共只有六名分析师，所以他们把整个投资领域划分为六块。还没等我找到去冷水机的路怎么走时，他们就要我马上拿出对化工行业、制药工业、汽车及汽车部件制造行业、橡胶行业以及银行和金融公司充满才智的评估。这个时期，我对美国工业领域中这些宽范围的行业进行的深入研究给了我一个理想的背景，为我的投资生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这是一个学习投资过程的解禁开放期——如此开放，事实上，所有公司的档案资料和投资资料就放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限制我们不出卖信息只是银行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服从的道德标准，后来银行他们不得不安装所谓的防火墙以防止内部信息的泄露。
仅仅说我喜欢这些新挑战不足以表达我的满腔热情。过了漫无目标的适应期，我成功找到了我的事业航图上那个最重要的坐标。每一个细节都使我兴奋不已。汽车行业最好理解，我向来对这些四个轮子的创造物有好感。我父亲是汽车狂热分子，因此我怀疑我对车的亲和力源自于基因。1955年早期，汽车制造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行业，它支配着华尔街和调控部门的注意力。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报道称，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司法部门的官员担忧通用汽车公司规模过于庞大而垄断市场。几天以后，这个汽车制造业巨头发行了5.25亿美元的股票。
化工和制药公司的分析比汽车公司困难得多。在科学方面我没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初中时我学过化学和物理，但大学里这些课程和我是完全不搭界的。为了克服对这个领域的一窍不通，我开始学习化学，产品搭配、聚氯乙烯物及它们的前体。我如饥似渴地探索每一个细节，后来对化学加工过程也日渐熟悉。所有以上这些林林总总的东西都会对股价造成深远的影响。在那个时候，化工行业被认为是成长工业，所以，它们的股价对应的市盈率要高于市场平均。
科技不是我擅长的，后来也没有成为我的强项。不过，我当时不知道花费了多少时间深入研究它们的年度报告和其他业绩记录，因为它们揭露了远程公司运作的某些细节，于是我渐渐对科技公司也产生了门道。除了对财务报表倾注大量精力，我还研究证券交易刊物，甚至某些技术手册，以此深入了解企业的内部运作机制。显然，这些知识被我完全弄通了。有一次我去调查伊士曼・柯达公司——那时它还是一家主要的化工公司，除了生产摄影胶卷的有关试剂外，它还生产许多其他的产品——我不时给公司向导提出难以回答的棘手问题。“哎呀，”一位陪同我们的经理不无感慨地说，“毫无疑问，你肯定拿到了化学工程专业的学位。”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夸奖。
我在银行工作的第一年，是我不断对优秀公司成长策略的所有方方面面有所领悟的一年。后来，在对福特汽车公司的一次考察中无意激起了我的雄心壮志，我不能只做一个投资分析师。我第一次参观福特汽车的引擎工厂时，陪同我的是一位资深汽车分析师。我看见他过来时开的车破破烂烂，像这样的车几乎已在马路上销声匿迹。从他的老年昏聩可以看出，他肯定买不起一辆好点儿的车。
作为一名职业投资者，我对市场的第一次投资呼吁却是个错误，不过永远让它留在记录里吧。大约正式工作六个星期后，我开始对股票价格感到急躁不安。在我看来，在1954年飙升了45个百分点以后，气势汹汹的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A）已经高得太离谱了，并且即将面临回落的局面。其他人都很有信心，认为市场能够从1月份的恐怖下跌中反弹并恢复过来，但我无法分享他们的乐观。虽然新闻报道称钢铁、铝业、橡胶、石油和造鞋行业（几乎包含了那时所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发展势头良好，但我担心一系列的新高已经充斥了太多泡沫。我向我老板提出警示，等待暴跌机会的降临，即我后来所说的反转点。
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投资分析师，我的声音没有多重的分量。没有人会因此对我们管理的投资组合大动干戈。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如果真有人大发慈悲地问我：“好吧，约翰，那依你看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也将无言以对，因为我并没有可值得推荐的对策。好在我的警告没人理睬，结果是皆大欢喜。股市1955年没有遇到艰难险阻，而是不断震荡上升，到年末上涨了17个百分点，1955年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收在488.4点，创下历史新高。
小组的判断没让我落入巨大的困窘境地，暂不讲谁更聪明，但很明显他们对市场有着更敏锐的洞察力。因此我再次投入了双倍的热情，让学习的曲线爆发式地向上延伸。使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在信息的海洋中狼吞虎咽，寻找股市内新鲜的深刻见解。那是一个新发明、新思想、新趋势层出不穷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每天都能看前所未见的新奇事物的相关报道，从通用电气建立第一个彩色电视演播室，一直到斯克里普托（Scripto）公司的液体铅笔，即如今圆珠笔的祖先。
工作的第一年，股市日平均交易量保持快速上升态势。无可辩驳，那时的交易量充其量只是现在交易规模的一个零头，但是在那时，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的交易量标志着股市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发展，这是可追溯来自大萧条时期的绝望和消沉中爆发出来的尖利呼喊。随着投资者们逐渐放弃过分强调工资收入和抵御资本损失的心理，交易的时代终于到来。1955年2月1日是我第一个完整工作月的第一天，那天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最活跃的10只股票中，到今天为止已经只剩下3只股票仍在继续交易。它们分别是：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和埃克森美孚（那时被叫做新泽西标准石油）。需要补充的是，后面两家公司已经经过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吞并、收购和剥离。那一天的最活跃股票名单上的其他公司不是被大公司兼并收购，就是自发破产消亡。当时地位突出的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America）后来卖给了通用电气。其他的包括胡普公司（Hupp Corporation），钱斯沃特航空器公司（Chance Vought Aircraft）以及两家铁路公司，即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和位于芝加哥明尼苏达的圣保罗太平洋公司（Chicago Minnesota St.Paul＆Pacific）都破产了。
至于美国博世公司，这个1955年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表现最活跃的股票，其股票交易量也不过仅占总股本350万股中的22.5万股。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样的交易量提供的佣金已足以支持那个时代相当原始的投资技术设施。我们没有科特龙证券行情报价机，也没有可以即时连接市场的桌面方案。所以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会顺道去下培基公司，它是纽约投资公司的一家本地分公司。各种杂七杂八的资料都会摆放在被我们称为“花生走廊”的地方：在那里你总可以看到某人在某个椅子上打盹。然而，和我们在托莱多时使用的市场信息获取方法相比，这里至少有了巨大进步，托莱多可是更加偏僻的角落。为了全面地传达行情走马灯纸带上的价格，粉笔工必须在交易大厅内跑来跑去，不停地擦掉原先的价格，并把最新的股票交易价格写上去。不足为奇，大多数负责修改价格的粉笔工均是充满魅力的年轻女性，由于她们迷人的三围，投资者密切关注股价从来都不失为一项愉快的任务。
接下来，我在银行里有了制作统计表单的任务。这种表单类似于《价值线》杂志中给出的报告，但包含的数据更多。那时公司的信息并不像今日计算机输出的财务表格那样多种多样而且易于理解，我们必须主动挖掘信息，然后给出研究报告。最新的信息除了靠自己的体力劳动获得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但是通过建立统计表单，我们可以创建公司的完整历史记录。这是真正的苦力，不过这倒让我得到了最好的培训。即使是现在，如果要真正理解公司的业绩表现，除了用铅笔和稿纸在各类资料中寻寻觅觅、勾勾画画之外，我仍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随着我们对公司进行入木三分的特写研究，自然而然各种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当然要去询问管理层，这些相同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们还是一直在问。为什么营业利润率会下滑？为什么管理费用比销售额增长得更快？为什么派发的红利比往年少了一截？
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真相毕露。1954年最后一个季度，美国工业（U.S.Industries）的董事长以坚定的口气宣称该公司前途一片光明。可结果是不光也不明，事实就摆在那里。20年过后，美国工业成了温莎基金买过的最让人痛心疾首、悔恨交加的一只股票。1975年，在亏损了一半的投资资金后，温莎卖掉了美国工业的最后一批股票，而此时继任的董事长还在对公司前景信誓旦旦。
纺织品制造商凯塞尔公司（Kayser Inc.）收购凯特琳娜（Catalina）之后，从新闻公告中我们得知凯塞尔野心勃勃的管理正在酝酿进一步的计划。文章所用语句和今天的某些如雷贯耳的习惯性措辞如出一辙。“公司领导曾不止一次暗示，他们将继续考虑新的兼并和收购的可能”。1955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如此报道，“公司有着优秀的管理层，出色的业绩表现和响亮的产品品牌。在它普通股最近的宽幅震荡的背后，各种兼并的传闻也不绝于耳，然而，据目前所知公司的这些重大举措还不会在近期实施。”公司之后确实进行了多次收购和兼并，20年后，凯塞尔・罗思（Kayser-Roth）对温莎基金的资产增值给予了不少帮助。
1955年，一家名为Reynolds Spring的公司自己更名为联合电子工业（Consolidated Electronic Industries），而那时正是“电子繁荣”的科技泡沫初现端倪之时。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科技股泡沫正式进入全速膨胀阶段，部分原因是因为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激发了投资者的过多热情。当这种疯狂到达顶峰的时候，仅仅和电子稍微沾点儿边的任何一件产品都会让一只股票直冲云霄，这直接导致许多公司将公司名称的后缀改为“电子”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变形，而它们的依据只不过是他们的机器用电力驱动——这跟今天互联网"com"的投机泡沫没有什么区别。
在那时，美国国家城市银行财务异常稳健，在可以获得高速发展的放贷诱惑下，它的各个分行依然经营良好，任何出轨都是非典型的。美国国家城市银行在国内战争的16年前由美国消防保险公司（Fireman's Insurance Company）的两个经验丰富的员工创立，它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市场恐慌和崩盘后仍能保持毫发未损。1933年，全国数以千计的银行竞相关门大吉，而国家城市银行是克利夫兰唯一一家仍然可以用100美分来履行1美元的存款义务的银行。而其他本地金融机构的存款人1美元的存款当时只能取出5美分，另外一些银行则干脆永远关上了大门。
我在这家银行的工资其实相对比较低，即使以1955年的标准来看也很一般。我做专业投资顾问的第一年拿到了4200美元的丰厚工资。（43年之后，我做一个晨间股市点评，银行和当地的报纸支付给我的钱是它的两倍。）幸好，莉莉和我都习惯俭朴的生活——虽然有些时候以她的品位也实在是太俭朴了。婚礼之后，我坚持让她把对我们没有使用价值的婚礼礼品退还商家，那一次我恐怕让她伤透了心，我还记得有只火锅就是那些牺牲品之一。我们坚持不动用储蓄，从不侵犯基本性原则。
虽然现在看来节俭在那个阶段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那样生活。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银行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在仅仅依靠工资过活。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帕特里克（Patrick）的时候，我还只能把莉莉背到阁楼上去住。不久之后，我们花10200美元买了套房子（一套联排式住宅的一半）。那看起来是划算的交易。1960年我们终于有了足够多的钱，于是花了上次两倍的价钱买了一套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这一次有四个卧室，三个卫生间。
除了经济情况很一般之外，我的新职位让我们可以和这家银行的高级社会阶层稍微有些接触。该银行的历史和马克・汉纳（Mark Hanna）的利益和财产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马克・汉纳是19世纪投资采矿和铁路的实业家。在汉纳去世不久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该行新董事长刘易斯B.威廉姆斯（Lewis B.Williams）和马克A.汉纳公司（M.A.Hanna＆Company）的执行官员乔治・汉弗莱（George・Humphrey），即后来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的财政部长之间有一次不愉快的电话谈话。“做好两件事，我们将再也不找你们麻烦，”汉弗莱对威廉姆斯喊道，“每年提高收益和提高股票分红。”
由于银行悠久的传统，适应工作环境就意味要和克利夫兰当地富有的上流阶层接触。我们的高级董事和从大学出来的高学历的新雇员实质上就属于那一类。不过有传闻说我们的总裁希德尼・康登（Sidney Congdon）读完10年级后只是自学了点儿东西。除了他这个特例（如果传闻属实），我所有的同事可都是出生高贵。而莉莉和我明显与他们不同，在我们最先住的地方，四周的邻居都属于蓝领阶层，而且大部分人资历高深，年龄都至少比我大30岁。我敢断定自己25岁时仍然缺乏社会性，也不够成熟，但我受过教育，因此和任何人交流观点也无法让我畏缩和胆怯。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们的社会活动活跃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还在于我是我们那支自吹自擂的银行垒球队里出色的投球手，但我们从没有被列入过银行A-List。那不是我和莉莉所关心的，事实上我不愿意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玩。我偏不穿银行职员穿的细条纹工作装，相反，我穿了运动服。
工作虽然很吃力，不过进展倒很顺利。我在投资分析上的技巧日趋娴熟。首先得出大量数据，按照某种方式排列，结果和判断自然就产生了，这足以让我赢得一连串的快速晋升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挑选股票越来越保守，银行那些迟钝的信用投资委员会的人最后对我的方法产生了兴趣。通常情况下，投资报告要不厌其烦地罗列6~7页细致分析，但是我对宝丽莱（Polaroid）发展前景的分析报告只有一页，对于这种直观的彩色图表，观者只要看上一眼就足以心领神会。使我的同事比尔・罗（Bill Roe）大为惊奇的是，我简明扼要的论据竟然让宝丽莱荣登银行的投资候选股列表。更奇妙的是，宝丽莱的股价正如我彩色图表预示的那样逐渐上涨，我们通过宝丽莱获得了巨大收益。不过几年之后这只股票就不行了，而且之后再没有爬起来。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西部储备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现今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里努力攻读银行和金融方面的硕士学位。我大约花了三年半时间来完成这些学业，几乎是我大学所花时间的两倍。同时上学和工作极大地考验了我的精力，不过我可以把来自学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讲师的内容完美地衔接起来。他们包括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的职员和其他本地行业领袖。
继希德尼・罗宾斯之后，对我影响最深的教育还是来自国民城市银行中的工作团体。这家银行的投资部门对于投资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深度和实践经验。比尔・罗加入这家银行比我稍早一点儿，他对待投资既深谋远虑又思路开阔。
亚特・伯纳斯（Art Boanas）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的导师，他经常能把新鲜观点带到投资中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亚特从本质上说就充满智慧、诡谲、逆向。他在联邦储备系统里任过职，后来顺便来了这家银行。他和希德尼・罗宾斯不同，他觉得格雷厄姆和多德没什么可值得称道，对他们的投资分析理论也丝毫不感兴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嗅探出他们可能会推荐哪些股票。
除了向我传授他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思考外——他认为宏观经济学就是经典经济原理加上人类天性中的悲观视角二者的混合物——亚特还教授我逆向投资的原则。由于我自小就有和路标争辩的倾向，我很快就学会了和市场争辩。我们一起进行智慧上的战斗，有时候并肩作战，有时候相互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少年英国绅士的亚特曾经在约克郡的旷野中巡逻，不过他也用事实向我证明在智力上的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关于市场或者股票的观点和判断，如果和大众想法不谋而合，那么很容易为之辩护并实施。但是走自己的路永远要忍受孤独的心理折磨，它不仅让投资者沦为流行观点的敌人，甚至还要违背内心情感的声音。当你走上逆向投资这条道路，亚特经常说，“投资市场会把你驳得体无完肤”。如果第二天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同样的股票（和投资者最基本的愿望完全对立），那么只能说明你第一天的决定大错特错，但那只是凡夫俗子的庸俗见解。为了支撑他的自信，亚特坚持一个简单的观点：“再说，我不是和一个人在战斗，”他说，“我是和整个市场在战斗，我一个人和整个的市场。”他的这种自我安慰的方法对于像我们这种古怪的人倒是再合适不过。
亚特作为一个证券分析员的弊端就是他的意见太无足轻重了，这只是因为他太聪明、太超前，以至于银行那些冥顽不灵的家伙根本无法理解。有一回，他研究了钛金属的投资前景，并写了一份非比寻常的详细报告，用以说明这是极好的投资项目——那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年后会出现钛金高尔夫球棒。很多年后，随着事实的演绎和铺展，一切都证明亚特是对的。但是让投资委员会为此付诸行动却连一丁点儿机会都不会给。在这个行业中，你必须要有明确的立场，你也必须要对投资范围和投资边际保持现实的心态，聪明的投资者会把这个观点谨记于心。
亚特的失意并不让人意外。在国民城市银行工作的八年中，有机会和出色的投资精英相伴并分享投资经验是我最大的荣幸，但令人失望的是，投资者的才能并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该银行为信贷投资组合选择的多是本已持有的知名股票，这些股票将一直存在于投资组合中，除非投资者破产和这些股权被撤销充当税收为止。把这些过了全盛期的股票更换为增长潜力正旺股票的机会总是从我们身旁一溜而过。
依我看来，这种投资方式就像是打球的后脑
。银行的信任投资委员会有权利许可或反对任何投资意见。虽然该委员接受了宝丽莱和其他一些有先见的投资推荐，但那种墨守成规的组织制度终究妨碍了任何有创造性地选股。为了获得所研究股票的投资许可，你必须到委员会提交申请和解释，而委员会的头是一个不好说话的傀儡独裁者，他除了知道规避风险之外对股票毫无创见。据我判断，他的所有行为反映的都是市场中已经被广泛认知的事实，已经严重超买的股票他见一个爱一个。看到如此光景，没多久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不管发现多少投资机会，我永远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投资才能。投资光靠聪明的脑袋还不够，你还需要运用一些想象力并拥有一双慧眼，但是这二者信贷投资委员会都不具备。
不过，管理我的个人投资组合让我试验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加入银行不久，我就把父亲鼓励我购买的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和自己的积蓄加到一起，凑了大约3000美元。通过管理这一点儿资金可以并不定期地增加少量资金，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让它升值到了20000美元。等到我1963年去温莎之时，它几乎已经变成了100000美元。
虽然我对银行往后看的投资风格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但在1958年我却成了信托部门证券分析师的头。那时我27岁，多少更加成熟了点儿，我是这家银行最年轻的高级职员。在这个职位上，我目睹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成长股的欣欣向荣，结果却在1961年再度跌入无底深渊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期间我拒绝了威灵顿管理公司的邀请。这家公司管理着威灵顿股票基金，也就是幼年状态的温莎基金。威灵顿向我发出邀请的时候我大约在银行工作了六年，他们和克莱斯勒的分析师有过接触，而后者推荐了我，并把我作为汽车行业分析师的才能大大夸耀了一番。威灵顿正想补充这个方面的人才空缺。我向他们解释说我现在的投资范围更广，因此我的职业生涯已经让我满意了。对一系列的行业进行跟踪之后，我开始感到或许只投资一个行业增加一些限制也未必不可。
约翰・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月举行就职典礼后，尽管那时我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我非常确信搬迁已经不可避免，甚至莉莉也被说服如果条件需要就往东部搬迁。对于某些喋喋不休地嚷着核心价值分析的人，我必须承认，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工作调动，依赖的就是不那么严格的替代可能性分析。我从一大堆公司名称开始挑选，最后把目标范围缩小到三家共同基金公司：德莱弗斯（Dreyfus）、国民投资者（National Investors）和威灵顿。
我对共同基金并不十分了解，只是觉得它们可以把民众中分散作战的资金集中到一块儿构成资金军团。当时我想，共同基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只是价格太高了点，因为那个时候销售佣金占投资金额的8%，而且还是预先收取。尽管如此，我还是认识到不管是这三家管理公司的哪一家，他们的投资理念一定比银行更富有弹性。
我先给德莱弗斯和国民投资者打了个冷不防的电话，我告诉他们自己正在考虑换份工作，现在正在随机寻找工作机会。在电话中我们谈得很融洽，只是最终都没能面对面坐下。
好在以前已经和威灵顿有过交流，这时我也给他们拨去了电话。这家公司管辖的股票基金即威灵顿股票基金，自从1958年发行后大幅下挫。这一次，他们寻找的不仅仅是汽车行业的分析师。他们想找一位有主见，能够把威灵顿股票基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人。股市在1961~1962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而诞生了5年的威灵顿股票基金也在这段时间里彻底崩溃。这次工作机会的性质看来不像上次那样狭隘了，再说银行已经不值得留恋了。所以，在莉莉的热情拥护下——毫无疑问，由于纽约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她大松了一口气——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直投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