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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急流村的灰狗长途汽车站出来，我直奔卢（Lou）姑姥住的地方。卢姑姥是我外祖父的妹妹，她和丈夫埃尔・普拉姆（Al Plumb）是密歇根州超市的所有人，当时他们让我住进了他们家，但不久之后我又不得不搬走。
他们让我住下的一个可能的重大原因是，卢姑姥迫切想要从我嘴里挖出一些我家的闲言碎语，而且她坚定的决心已经不容动摇。从这个目的上讲，我是只完美的信鸽。我母亲曾告诫我，要对卢姑姥，尤其是无关卢姑姥的事守口如瓶。但是未经世事的人总经不住天然本性的诱惑，对这个家庭中长辈的任何询问，我都给予了迫不及待、对答如流的回应，就像是尽一种义务，像箭一样直截了当，不时还要加入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很快，我的所作所为就让我尝到了自作自受的恶果。在卢姑姥从我口中榨出了她想知道的所有消息后，她才让我在他们那装饰华丽，但却古板沉闷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起居室坐下。在那之后，我能和卢姑姥以及埃尔姑姥爷一起相处的日子——精确地说是两天——屈指可数。
初中的五年如梭飞过，刚离开校园才两天，我从母系亲属这边寻找避难所。我觉得我的出现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普拉姆一家跟我父亲或是母亲一方的任何人都有着相似的严肃而又体面的出身。他们有拉下铃便可以叫唤到餐桌前的佣人。他们让我睡在一间原先为女佣准备的空余卧室里。
19世纪90年代早期，埃尔姑姥爷就已经和他的父亲一起在密歇根的北部做硬件生意。三年后，他们险些不能捱过1893年的大恐慌。这个经济逆转的信号加剧了大部分倡导黄金准则的共和党人与威廉・珍尼斯・布莱安（WilliamJennings Bryan）的倡导的自由货币的民主党人（free-silver Democrats）之间的猛烈冲突。这一事件一直到1896年美国民主党大会上布莱安（Bryan）发表著名的演说时达到高潮。在演说里，他斥责共和党人是要将美国人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但是在这场斗争中，他失败了，民主党也失败了，而黄金准则却慢慢深入人心。我没看到有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不管怎样，埃尔姑姥爷多多少少代表了和1893年群体思维导致的疯狂市场有一种联系。大规模的共同行为加速了反转的发生，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类似的事例也不鲜见，每一次它们都会创造丰厚获利的投资机会。
在普拉姆家住了两个晚上之后，他们让我搬到了大急流村的YMCA旅馆，我在这个旅馆的房间虽然很难说上是宽敞，但总比在普拉姆家的住处大些。后来我发现那里倒是一个让我身心愉快放松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我刚搬进去不久后，一次警方的突击行动在我的楼层揪出了两名常住房客。那阵子地方当局认为追查同性恋是自己的职责。
除了这些小插曲，在旅馆的生活以平静为主。大急流村城区有一所名叫达文波特（Davenport）的营利性经济类学校，旅馆则为该校学生提供住宿房间。那所学校教室成排，却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旅馆正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这些学生都是些同龄人，都一门心思地想找一份好的职业——总而言之，对我来说这里的氛围不错。
毗邻旅馆有一所城市图书馆，那个地方成了我的又一个新家。每天我都去那里看报，除了当时不可开交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个很小的经济栏目也开始吸引我的眼球。1949年我开始找工作，那时候的经济正处在战后的第一个萧条期——没有人会认为那时找工作是巧妙的时间安排。在当时的环境下，广大职工迫切希望的只是大萧条快点儿结束，根本不敢奢望之后几年经济出现快速的发展。那些失业的工厂工人以及瘫痪的面包生产线的景象仍然侵蚀着他们的记忆。
这之后我遇到了卡尔・哈特曼（Carl Hartmann），不久，我又认识了绰号为“克里斯”（Chris）有时也叫“瑞典人”（Swede）的尤金・克里斯坦森（Eugene Christenson）。他们两个人都在和旅馆相隔两栋大楼的大急流村青少年学院学习。那个时候我一跟姑娘讲话，就紧张得几乎语无伦次，但卡尔却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比我大几岁，也有一套娴熟的社交经验，而那正是我所欠缺的，至少在约会这事上是这样。卡尔已经在军队服过役，只要有人想听，他那些当兵时的趣事可是层出不穷。他曾经给我介绍了个女孩，甚至还把他的车借给我，好让我们去大急流村的荒郊野岭约会。有几次，他邀请我到他60多公里外的家里去度周末。他的两个已婚姐姐也都怂恿我多花点儿时间和女孩们在一起。
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我感到最陌生的任何事也比不上投资。当我的同龄人在高等经济学院里接受高等教育之时，我却在另外一个极端的角落里学习什么是金钱。旅馆的经理雇佣了我，我每周有几个晚上需要照看底楼的苏打水饮水机和零食柜台。我们还有台球桌和一张乒乓球台，它们很能吸引客户，不过价格不便宜，每小时需要付60美分。除这之外，我还负责出售三明治和混合奶昔。卡尔有个女朋友在隔壁自助餐厅工作，她经常来我这儿打探卡尔的不轨行为。可我已经从卢姑姥那里吸取了教训：祸从口出。卡尔的女友没能从我这里打听到任何消息。
卡尔、我还有两个从密歇根北部边远地区来的、在达文波特念书的学生一起搬出了旅馆，并搬进了一套公寓。学期结束后，学生们作鸟兽散，我也只能再搬回旅馆。那个时候我就遇到了克里斯，他为我提供了放纵生活是愚蠢之举的现实教材。在和他一样经济困难的人看来，克里斯的生活实在有点儿不计后果。虽然他有点儿个人魅力，但他的生活方式过于冒险，而且动不动就负债累累，时不时又深陷破产边缘。
克里斯天生是生活的催化剂，脑子中满是奇怪的想法。他找了份推销新车和二手汽车的工作，但这样的薪水也没有使他能够按时交纳旅馆的租金。这就是克里斯——风趣幽默，只是老会破产。我和卡尔失去了联络，却和克里斯不期而遇。他一直保持着他的作风，在20世纪60年代，他驾驶一辆蒸汽动力车游遍全国。
当地的工作中介给我安排了一大堆临时工作，这是一项补充，晚上我还得看着苏打水饮水机。这些工作从搅拌水泥到饮料装瓶一应俱全。由于我接受过投资业务的培训，几乎所有一半的收入都直接进入了储蓄账户。最后，我在一家叫美国音乐器材（American Musical Instrument）的公司谋到了个职位，其简称AMI更为人熟知，它专门生产自动唱片机。在那个时代流行音乐已经出现，但是电唱机还非常少见，所以这种自动唱片机当时很受欢迎。刚开始我在AMI的职务是货运办事员。
自动唱片机是个奇妙的发明，它们色彩斑斓，某些部件能灵活旋转，上面的小灯也不停闪烁。作为办事员，我似乎前途有望，但很快我就开始厌烦。于是，我主动申请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职位，并期望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虽然我很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愿望，但他们只是不予理睬，事实上也没有人想要给我晋升的机会。接下来我旷了两天工，因为我要去挨家挨户推销一种百科全书。两天后，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于是要求辞去在AMI的工作。可他们却说：“别这么快就走”，并向我提供了一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次可真有了一些事业潜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辗转于该公司的不同部门，包括专门负责生产部件的机械车间以及组装自动唱片机的装配线。我没有大学学历，我感觉自己在音乐行业有这样的发展前景已经应该满足。当然，出于天生的节俭，每周60美元的收入几乎有一半留在了银行账户上。
我在AMI工作大约9个月的时候，我久违的父亲突然现身，自此我在制造车间地板上的新生活开始了突如其来的转折。自从四岁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事实上他几乎没有让我留下一丝痕迹的印象。后来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接触是我初中毕业时他曾寄给我一块手表。
他从我母亲那儿了解到我目前在大急流村的境况后，大概是想对14年前就离开的儿子做些补偿，也许他是认识到在我孩童时期没有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因此而有些愧疚，现在不过是考虑周到了些。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作为父亲的失职做任何解释。我只能猜测他大概以为外公外婆能够负担得起母亲和我的生活，并且他也认识到那里毕竟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嫌弃之意。我母亲一有机会就为此振振有词，说他欠了我所有的抚养费。我不敢确定在这关头有一个父亲相处是否对我合适，我母亲也不确定。她在父亲抵达大急流村的同时也到来了，她要来为可能影响我生活轨迹的任何交易做全权策划。
母亲为我们的重逢做了精心的安排，而我则在电话里跟父亲说话，但是直到一天晚上我们三人一起进晚餐的时候才得以真正见面。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有辛酸或是气愤，反正我倒没怎么觉得，不过我从母亲那里多次听说了父亲的酗酒问题。他和所有酗酒的人一样，只有喝酒之后方能快活一些。显然，酒鬼们都是这个样。不管如何，他几杯酒下肚之后倒还是挺风趣的。费城在元旦举行每年一度的哑剧节（Mummer's Day）游行，他总爱回忆他那次著名的喝醉之后又跑到了那游行队伍中去的场景。
我的父亲约翰F.聂夫（John F.Neff），虽然有着众多的瑕疵，不过仍然是一个头脑聪明和有些见解的人，此外他还是个出色的销售员。他知道如何激发我的创业热情，那种我在AMI时才刚刚崭露头角的创业热情。而在这方面，根据他的提议，我被安排加入聂夫仪器设备公司（Neff Equipment），而且，据说我还可指望将来某一天自己运作这家公司，他这次的提议正是为此而来。我父母双方的家庭中都有许多企业家，因此，有时候我怀疑这是不是会以某种方式在我身上磨损褪色。在跳槽之前，我谨小慎微的性格又干预了进来。我拜访了托莱多市，在那里见到了我父亲那边的第二个家庭。
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朱蒂（Judy）那时才有大约10岁左右，她发现突然冒出了个大哥哥可高兴极了。不过我的继母则对我缺乏那么一点儿热情，作为我父亲第一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孩子，我的存在会分散父亲对她的关注。她和我父亲在1938年结婚，就是我父母分手的5年之后。当时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喝酒，而她得小心翼翼地防止父亲情绪激动。1945年，我父亲收到了我奶奶（那个在我童年时代一直寄书给我的俄亥俄州布莱恩市图书馆的管理员）过世后给他留下的少量遗产。接着，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于是参加了戒酒协会，并把资金投入到新的业务上。这个业务主要是批发和销售由Aro设备公司生产的润滑设备和空气混合器，而Aro设备公司早在1931年就由我奶奶的兄弟成立。虽然这家公司险些落入我那些堂兄弟们之手，不过最终它还是得以在纽约的场外证券交易所交易（Curb Exchange）。该交易所是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早期一片混乱的雏形。
我当时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放在父亲这边。我赶回到了大急流村，并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以收拾行李，同时给AMI公司递交辞职通知。虽然在那儿我为了拿到一天的报酬需要付出全天候的劳动，但是失去我对于AMI公司来说并不算一件多么稀罕的事情。我们好言告别，我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还不确定有父亲的生活是否能符合我的期望。
1950年9月，我开始在父亲的公司聂夫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工作。同时，父亲二居室的房子经他改造，竟变成了三居室的房型，这是他特意给我安排的住处。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但恐怕这不是最主要的。我是他唯一的儿子，而且随着生意的蒸蒸日上，他也开始为后代有所考虑。
公司生意很好，汽车经销商、加油站、汽车维修店都需要空气压缩机以驱动润滑设备、抬举设备、打气设备，诸如此类。随着与日俱增的汽车数量，需求量从没有发生过不足。父亲的销售才能让我大开眼界，俄亥俄州以及仅仅相隔一条边界的密歇根州的农民们也开始购买我们的仪器。真正让人深感意外的是，他竟然投标并最终赢得了位于托莱多市附近的罗斯福军需库的订单，而这个机构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采购局。当时朝鲜战争正不断升温，而罗斯福加快了对空气压缩机和其他工业设备的采购。能够向他们出售设备我父亲当然喜不自胜。
我的任务是陪我父亲以及另外两个业务员一起拨接销售电话。他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客户在他的利齿之下极少能够空手逃脱——如果拿不到空气压缩机的大订单，那么至少要让他们买些空气压缩机的附件，或者是用来紧固连接的小配件。当故障求助电话响起，我就和杰克叔叔一同跳上卡车，奔赴现场。杰克叔叔专门负责设备的安装与维护。有一回，我们向位于密歇根州特库姆塞（Tecumseh）的特库姆塞工厂出售一台空气压缩机，由于他们急需这套设备，我们要了个最高的价钱。
为我父亲工作至少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赚钱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魅力。实际上，如果你可以找到沉闷乏味但同时又有利可图的业务，那么你肯定可以轻松赚取大把大把的钱，因为这样的行业吸引不了太多竞争。同时，对于任何商品，买得好才能卖得好！他和供应商们讨价还价也很有一套，这让他在顾客面前享尽有利地位。多年后，我也深入领会了砍价的精髓，因此能够得心应手地和市场不依不饶，为股票讨个好价钱。
只是，我并不是出售润滑设备的可造之材。那种初来乍到的新奇感很快消失殆尽，而厌烦的情绪与日渐长。这主要还是怪我父亲。当然必须承认，也许我并不是那种最好对付的孩子，但他确实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他的那些人拼命为他工作，但即便只发生轻微的违规，也会被他骂个狗血喷头。他的那些行为不符合我对文明的定义。虽然他很讲道理，为人坦诚，但他有时太咄咄逼人，不是很有同情心。在某种程度上，我恐怕也继承了他得理不饶人的倾向。我可以变得执拗，只是，我父亲过得不很快乐，而他的痛苦体现在他责备别人时的态势上更加毛骨悚然。
我用了好一段时间来酝酿我的魄力，我告诉他不干了。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接着我成了一名汽车销售员，我通过当地的报纸找到了这份工作后，事实上我还是和他住一起。Lee汽车公司是福特汽车的特许经销商，归属于坦克兄弟（Tank Brothers）旗下。我猜想他们可能自以为慧眼识宝，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材，只是缺乏了些训练。我一到那里，他们就把我当做一个前途有望的新人培养起来。这次我要销售的产品比我父亲的润滑设备可像样得多。
我到了服兵役的年龄，而且当时的朝鲜战争正打得火热，我应该属于最好的前线战场的饵料。在义务兵役机构来找我之前，我主动自愿参加了海军为期两年的兵役。上中学的时候我参加过海军预备役的训练，所以现在正式服役没让我怎么不舒服。比起要直接卷入朝鲜战争的陆军士兵，我这里显然更让人心动。没想到，我参加海军这件事倒真的让我父亲有了触动。当时我加入他的公司，后来又离开他公司的时候，他的内心可都没有多大的起伏。当我要和他告别，和这个之前14年没来看过我而不知愧疚的男人挥手告别的时候，他居然动真格地哭了，这恐怕是上帝嘲讽世人的极致安排了。他乞求我千万不要参加潜艇部队，这事我听从了。不过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反感水下部队，我只能大致猜测他是否患有幽闭恐惧症。
在我出发前，他向我提供了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建议：如果我购买Aro设备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只要我有任何损失他都将给予补偿。我当时可不是证券投资市场的行家里手，但我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个绝好的提议，我无法拒绝。我把所有的存款凑起来，全部用来购买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就这样，在参加海军服役的路上，我第一次成为证券投资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我们前往位于伊利诺伊州五大湖地区的新兵训练营，这个海军基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离两个大洋都很遥远。不过，那儿也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在完成训练任务后我们还得到允许去芝加哥逛逛。这个时期，连同参加飞行员培训学校学习的时间持续了5个月。然后海军部门做出了一项英明决定，他们决定把我派送到航空电子技师学校学习。在那个地方，我得过且过，过了一段了无生趣的苟且生活。事实上，为期28周学习下来，我有一部分考试还没有通过，我只能再花一个星期重新学习。学习结束之时，我在班上的成绩几乎垫底，这让我不是滋味，我得了个末奖！接下来我被安排去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和大约40000名水兵一道。在诺福克军区与一群穿着水兵制服、漫无目标的家伙呆在一起可没有好事情发生。只是大家经常提起城市公园里有一标牌，上面的文字警告说水兵与狗不得踩踏草坪。此标牌作者形迹可疑，况且我没有亲眼目睹。
谁都可以看出我对航空电子学根本不感兴趣，谁知海军部队又把我派往高级航空电子技师学校参加学习，他们居然觉得这是合适的安排。看来他们的军事情报也不过如此，真是自相矛盾。
上次加上这次在高级航空电子技师学校的培训，我已经在教室中花费了大半个年头。如果把这段时间再加上在新兵训练营和飞行员学校学习的时间，总共就是14个月左右，而整个服役期为24个月。海军部队给了我教育，虽然不过如此，但接下来他们决定让这些知识发挥作用。他们把我安排到了航母舰队的飞行小组，我们的任务是维护海盗战斗机（Corsairs），这是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鹞式战斗机，不过后来军方逐渐用第一代黑豹（Panther）战斗机把它们替换下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度过了剩下的海军生涯。我的工作对象先是螺旋桨推动的海盗战斗机，最后是黑豹战斗机。那时的我已经完全有资格维护黑豹战斗机。然后我退伍了，我在海军部队呆了整24个月，却从没有正式踏上过任何一条船。
海军每两周给我们发工资。一般到发薪日之后第一天晚上，准会出现六七帮人一起玩扑克游戏的场景，再下一天就只剩下一两帮人玩了。就像证券投资市场中的资金一样，扑克游戏中的钱会逐渐转移到技艺高超而有理财意识的玩家手中，这些人中通常会包括我。多次观察后我发现，那些回家时口袋中装满钱的水手们玩牌时都沉着冷静，对胜败得失有着很好的判断力。除非他们拿到了好牌，否则他们不会轻易跟较大的赌注。如果这些水兵能把相同原则运用到股票上，他们中一些人就是今天非常成功的投资者了。
不知怎么的我搞到了一本谈论投资的小册子，我也拥有大量工作间隙的时间，一有空闲我就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我还读到关于普通股和优先股的一些知识，我不知道我持有的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属于普通股还是优先股，所以我给父亲写信询问我拥有的股票属于哪种类型。后来我得知是普通股，它的价格随公司的业绩表现上涨下跌。这就是我的股票理论和实践的入门，我开始了解股东为何有时能够收获最大的潜在收益，有时又会承担巨大风险并付出了惨重损失。
我对股票的兴趣开始萌芽，这是我的投资生涯的最早标志，但那时对我来说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对别人也是一样。与此同时，海军生活越发让我厌倦，再加上水手长们无来由的破口大骂，我不能再在海军部队里待下去的事实已经再清晰不过。为了在正常人的世界里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是该尝试一下大学的时候了。抱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由美国空军学院——更著名的名称为USAFI——提供的两门相关课程。我很快掌握了大学一年级的英语课程。另外，我听了一堂心理学入门课，这对我起了催化作用，让我忍不住想象虽然追溯起来我在中学时成绩平平，但或许我可以应付得了大学。在一个周末，我和我的一个好友得知附近的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Mary College）正提供是否适合念大学的天资测试，便一同从诺福克搭车前往。结果显示，毫无疑问我可以应付大学。
1953年1月我被获准离开，重获自由让我激动万分。在24小时之内，我就一路从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驱车来到了托莱多。三天之后我成了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的一名大学生，并且再次住进了我父亲的房子。《退伍士兵权利法案》（GI Bill）会为我支付大学学费和部分生活开支，而且，我又在一家高档男子服饰用品店找到了一份卖鞋的工作，这可以为我带来额外的收入。这份工作需要我每周干30个小时，因为在学校我尚有全额的学习任务，所以这么干下来，我都快要累趴下了。不过这份工作给了我两个好处：首先，我可以用优惠价买到鞋子和男式服装；其次，我可以抽出一半坐柜台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
恰逢其时，我遇到了祖籍为匈牙利裔的莉莉安・图拉克（Lillian Tulac）。那时我的舌头可以不怎么打颤了，我成功得到了她的注意，一举把一名专业三A棒球运动员以及其他追求者挤出门外。不过我们需要克服宗教信仰差异的问题，莉莉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随着结婚的准备工作一步步就绪，她忽然发现我还从没有接受过洗礼。当然，洗礼只不过是走一个过程，一种形式而已，那很容易解决。但我还有更大的疑虑，信仰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宗教信仰尤其如此。对这个问题我当时真有点儿手足无措。不过不管如何，长达12个月的约会之后我们正式订婚，并于1954年9月举办婚礼。
进入大学以后，我的众多优点逐步显露，我有着决不妥协的好奇心，对数字有着特殊的敏感，能够很好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拥有严格的自我约束能力。虽然我的中学荒废了，成绩普普通通，但到了大学里我变成了一飞冲天的云雀。我的成绩极少落到A以下，毕业时我是优等生，获得了最高的荣誉。据我现在分析，我在大学和中学的表现相比之所以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有了自己的动机，而且所学的课程正好激发了自己的兴趣——尤其是金融和投资教授希德尼・罗宾斯（Sidney Robbins）教的那两门课程。
罗宾斯博士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来才转到托莱多大学。他是基本面分析学派的掌门人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Craham）和戴维・多德（David Dodd）的坚定追随者。不过最后，罗宾斯博士又返回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那里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对金融教育如此投入，所以写了许多投资方面的书，却很少谈投机。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几个永久认沽权证——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以预先规定的价格买进对应股票的权力的证明——上栽了跟头。通常的认沽权证有一个行权期限，但在大萧条前途暗淡的市场背景下，公司不得不对这条定律动手脚以吸引新鲜资金。如由于现在有投资者还拥有当时的那些权证，只要对应的正股还存在，或者说这些权证没有归零撤销，那他仍然可以以60年前定下的行权价买入这只股票，当然也可以以一个反映正股未来价格预期的价格进行出售交易。假如正股公司在经济萧条中幸存下来，那么基本可以肯定这个权证在今天的市场上会有高昂的溢价。虽然罗宾斯马上注意到了这些永久认沽权证的价值，但他并没有在市场上收集所有他能够买到的永久认沽权证，相反，他只是在《巴伦》财经杂志上给出了自己的评论。
我大学的主修科目是工业营销（industrial marketing）。因为我在海军当兵的时候花了不少在教室学习的时间，他们对这些学分表示认可，并允许我随便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对股票的兴趣把我带到了罗宾斯教授的投资课堂。正是在那里我学到了什么是投资的基础面分析：销售额、每股收益、营业利润、现金流量——只要你能列举出来，罗宾斯教授一并为你讲授。他对投资的热情和深刻理解把我吸引到他的讲堂之上。他曾对我说，要想成为专业投资领域的一员，你并不需要非得是名门望族的纨绔子弟。
接下来登堂入室的讲解则更加引人入胜，他上课的方式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他的导师是本杰明・格雷厄姆，一位有着传奇投资经历的著名投资大师兼剧作家。作为投资大师，罗宾斯和他的导师并无不同。他用来消遣的兴趣爱好同样包罗万象。在金融课上，讲着讲着话题就开始打岔，最后简直就变成了一派天方夜谭。下课铃响的时候，他讲得兴起的可能正是哈林（Harlem）的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re），让我们的头脑塞满与此有关的各种信息；抑或从探讨现金流量的新视角扯到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是19世纪的著名歌剧作家）。他眉飞色舞、绘声绘色，他的热情如此热烈，所以其他东西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幸亏所有课程都安排在了连续的24个月内，再加上海军服兵役获得的学分，我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学士学位的课程。虽然我只修了两门和金融及投资有关的课程——均由罗宾斯博士任教——我还是获得了学校的金融优秀毕业生奖。然而，对于一个想在证券行业谋求职位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托莱多提供的机会少之又少。或许当时我可以选择为奥托莱特电气公司（Electric Autolite）工作，这家公司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生产汽车部件；或许也可以选择较小一些的汽车部件供应商，他们遍布在托莱多的各个地区，说不定我可以同时为六七家这样公司服务。然而，我脑子里记住的只有希德尼・罗宾斯教授的鼓励，此外还沾光了他和华尔街培基公司的关系，所以我决定向东进发，去往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