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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购买被冷落的股票，这种方法对我来说自然而然，但仅此还不足以战胜市场，成功还需要足够的恒心。当流行观点说你错了的时候，你需要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这可不是本能或天性，相反，这是和人的天性相抵触的。
说起恒心，我回想起了我家地下室的那个火炉。我家住在密歇根州大急流村，那时我至多不过5岁，但是对我祖父往火炉里加煤的情景记忆犹新。他用铁锹把煤块铲到一个类似踏车的传送装置上，然后由它把煤块送入火中。那是项烦热而且肮脏的工作，但是我的祖父却能一心一意，直到工作完成。我时常羡慕他能够有本事让我们在密歇根的寒冬中依然获取温暖。
我对过去回顾得愈多，我学到的东西也愈多，对我最终选择的职业的帮助也愈不可估量。毅力、同情心、节俭、倔犟以及诚信，连同打破传统的倾向和追根究底的爱好——所有这些品质构成了成功投资大厦的砖砖瓦瓦。
所谓的捷径不过是在前进的铁轨上涂润滑油，但一不小心就要倒退滑落，最终总不免让人失望。许许多多投资者似乎都相信要在证券市场上赚钱，就是看到哪个行业的走势线上升得最快就去搭船，从20世纪50年代末人造卫星带动的电子产品热到90年代的科技股爆发都是这样。确实，不少股票每次都能给予投资者丰厚的回报，但更多的却是如海市蜃楼般的凭空捏造，来得快，去得也急。
生活从没告诉我成功可以守株待兔。我父母的婚姻恐怕本来就没什么希望，在我4岁那年他们就离了婚。我的母亲芭芭拉・布朗（Barbara Brown）生于密歇根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她还没念完高中就嫁给了我父亲。她后来向我坦白，她嫁他，主要是为了逃避父母。两年后的1931年9月19日，她有了一个儿子。
在婚姻完全破裂之前，我们时有变迁。在底特律，我父亲把公司生产的汽车润滑设备出售给加油站和修理站，如果说这是我父母重新开始的计划，那么结果就是没用。我们离开了公司，我母亲带着我，同父亲分道扬镳，而我再次见到我父亲是14年之后了。那时我母亲除了大急流村她父母那里，拖着个东倒西歪的小家伙她竟无处可去，这恐怕是生活对我母亲最尖刻的嘲讽。
我们的住处位于大急流村麦迪逊大街，屋子地下室有暖气锅炉。我们的生计全赖外祖父维持，他做人寿保险推销员有些收入。以前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曾在芒特普莱森特经营过一个人造煤气公司，后来又在俄亥俄的布莱恩（Bryan）经营。这项业务专门把煤炭转换为煤气，那个时候天然气不怎么多。大萧条时期虽然人们仍然需要煤气来提供温暖和烧菜煮饭，但这并没有阻止这样的公司和许多其他公司一样衰落倒闭。甚至看似稳固的公用事业公司，还有共同基金都在大萧条中日渐枯萎凋亡，只因为20世纪20年代借了太多的债务。尽管如此，多亏了我外祖父不知疲倦地辛劳，我们在经济上还算过得去，大萧条也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们在大急流村日复一日地平静度日，周围都是荷兰人社区和波兰人社区，他们的香火日渐旺盛，可是那对我却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聂夫（Neff）原本是一个德国人的名字。
后来，我们搬到了相邻的东大急流村居住，那是一个迎合高消费阶层的郊区。我在东大急流村离家大约3千米的一所学校上了一二年级。街道上往北相隔六栋房屋处的一个大消防栓把大急流村和东大急流村分隔开来，就是这个市政疆界让我无法去一所好得多而且离家也更近的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我时常不自觉地把各种可能情况加以比较分析，心中会有所不满。
住在附近的弗里茨小姐教我一年级。我想感谢她在我的报告单上的评语，从很小我就学会了“好斗”这个词的含义。我要是和别人争论起来从不放弃，甚至面临极大的权威也依然故我。我母亲常常说我适合做一个律师，因为我走路遇到一个路标都会和它辩个不休。她或许是对的。长期来看，我干得还要更加出色，因为我会和整个证券市场争辩。
我的外祖父在家中担当了不在场的父亲角色，直到1939年他病倒为止。他去世时我正上二年级。这之后，我母亲、外祖母和我搬到了芒特普莱森特，那是密歇根州中部的一个地方。我们不算毫无收入来源，这得多亏节省下来了一些存款以及通过人寿保险获得的部分收益。不幸的是，外祖母没能明智地投资她的养老金，她把祖父遗产的一部分，或许是全部，拿给了她儿子，也就是我的多兹舅舅，让他经营超市。
我也算是在企业家的家庭中长大的，不管怎么算，多兹舅舅也不是我家最早创办企业的人。约翰・乔治・聂夫（John George Neff）出生于1834年，那时宾州的老股票不错，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时期。他先是教了一段时间书，后来到一个砖厂工作。没过多久，他就买下了这个砖厂——这可能是一种早期的以小博大，如果他为此借了钱的话。在赚了足够的钱之后，1873年他开始饲养马匹，还买了一处应属上流社会的田园家产。约翰・乔治把公司出售给了他的儿子们，其中包括我的曾祖父本杰明・弗兰克林・聂夫（Benjamin Franklin Neff）。三兄弟在俄亥俄布莱恩附近经营着他们的砖厂。
我母亲的姑妈姓普拉姆（Plumb），他们家族也有成功的企业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在大急流村以及附近地区建立了连锁超市，这种销售模式那时还处于婴儿期，它被叫做食品城（Food City），我至今还记得童年时那些商店的模样。按照今天的标准它们称不上是大型超市，实际上，它们比现代一个熟食铺也大不了多少。每当价格和广告要做更改时，就会请来一个广告油漆工，然后我会观察他在橱窗上画上各种有趣的东西。食品的价格数字被他标得龙飞凤舞，让我惊讶不已。除了有机会观赏艺术家工作以及和紧紧相挨的邻居们磕磕碰碰外，零售店的讨价还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从没买过一股股票，但在我看来，它已经在出售了。
我母亲曾在貂熊香料店（Wolverine Spice）做记账员，那个店是食品城旗下的一个批发部，就是在那里多兹舅舅接受了百货业务的基本训练，但是正当他有机会接手食品城的时候，伯祖父夫妇却把公司一分为二，自己拿了西密歇根的一些商店，而把大急流村的商店留给了他们的合伙人。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们的儿子把持有的股份兑成现金，并建立了联合超市，那是一家位于底特律的连锁超市。现金是明智的选择，联合超市最终破产了。这个时候，多兹舅舅显然是去了我外祖母那里，寻求自己开办商店的启动资金，然后她就屈服了。任何成功都是短命的，很难说是因为业务开始下滑所以舅舅开始酗酒，或者相反，反正，前后次序没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一样，多兹舅舅饮酒过度而死，公司也走向了破产。幼小的我从中又学到了三个教训：①一旦涉及金钱，情感纽带都是幌子；②一个公司不行了，再去投资另一个恐非明智之举；③过度饮酒不能算是公司业务，也不能算个人优点。
尽管我来自一个落魄家族，但我从没有什么不幸的切身体验。我母亲和外祖母的辛劳和努力渲染了一种舒适的氛围，迄今为止我一直这么认为。感激她们沉默中的强力支持，我的自信得以迅速滋长，我的行为在五年级也荣获了缺乏自制的美誉。以后我的挑战传统的倾向一发不可收拾，这可能反映出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在这个无父亲家庭中为了防御世俗侵犯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反正，既然我基本没有和父亲一起生活过，那么在我成长过程中对他的离席自然也少有知觉。
对于一个家庭中应有的父亲形象，多兹舅舅以他自己的方式弥补了部分空缺。我们对地图都很痴迷，有很多地图都是他给我带来的。我们还一起沉思1940年人口普查的深远意义。直到如今，我还记得大急流村1940年的人口是164592人。多兹舅舅告诉我找到国外城市的诀窍，布达佩斯的寻找出于某种原因充满了戏剧性。每到星期六，我们会花11美分购票看电影。对于标这个价位的票，我们足可以看两小段喜剧以及至少两场由吉恩・奥特瑞（Gene Autry）和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参演的西部牛仔片，他们每次出场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是每次他们身处险境，最后却总能以某种方式化险为夷。
我在语法学校上学时，曾有两次机会让我接触到了股票。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但密歇根海湾市（Bay City）的麦金利小学（McKinley Grade School）就是在六年级时安排我们学习和股票市场有关的知识，我想应该是学校的许多特别工程中的一项。（我们还以同等的热忱学习了有关阿拉斯加的知识，但至今我还没去过阿拉斯加。）更为激进的股票事件甚至发生在更早时期，也就是我在大急流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一学年假期，我们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本行游戏：追人游戏、投篮，诸如此类。出于偶然，我们开始交易篮球卡片。由于卡片供应量不足，最稀有的卡片通过不断叫价，其价格可能会相当高——三张、四张甚至五张卡片才能换这么一张！接下来游戏场上甚至可能上演一段真正的疯狂。这真是很奇怪的事，匪夷所思。随着卡片变为货币形式，心理因素统摄了我们的行为。某人愿意出高价，但心里边想的却是如何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这时我才五年级，但是宁出高价的诱惑已经显而易见。即使发现了价格一路飞飙的卡片同样也会跌得最惨不忍睹这个事实之后，我依然乐此不疲。价格飞涨过后的回落可能不是立即发生，但一般来说或早或晚总会发生。
除了这些仍留在脑海中的关于市场粗枝大叶的肤浅教育外，我还记得曾有过这样的幻想，那就是不用真正工作也可以赚到很多钱，或者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你必须预先测算出哪些篮球卡片会吸引最多的注意力，然后先于大众把它买下。但更让人惊奇的是，本不受青睐的卡片有时也会突然发狂，身价倍增。这至少是值得每夜深思的事，再加上其他一些出奇制胜的手段，零花钱便有了出处。从11岁开始，我开始挣自己的零花钱，并用自己的钱买衣服穿。
1941年正值我读完五年级前后，我母亲遇到了一个叫吉姆・哈顿（Jim Hutton）的颇有创业才干的得克萨斯人。经过两个星期的相互示爱之后，他们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接着我们搬到了托瓦斯市（Tawas City），也就是那时的海湾市，然后又回到了底特律。吉姆曾在密歇根的油田附近转悠过，并在那里和别人打赌，他赌这些油井前途有望，并发誓要取得特许权。那时，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有些神秘色彩，甚至还有些诱惑的因素在里头。他还想和当地农民及土地所有者讨价还价，以期获得他们土地的开发权。他如果持有股份，他还可以留着它或者卖给别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或者他也可以等待这块土地被勘探，也许能发现石油。然而现实中的他从未真正涉足，相反，最后他只凑合找了个不冒险的工作，要不是薪金稍为高一点，这类工作普通得一抓一大把。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工资水平处在冰河时期。
1944年夏天，我白天做球童，到了晚上就去送报。每周都能带回家40美元——对于一个12岁的小孩已经算是不菲的收入了。我赚的钱差不多和流水线上的全职成年工人一样多。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只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开放，在那里做球童意味着有机会为当地的社会名流搬运球具并不时给他们提供参考建议。这些人中包括底特律的梅耶・杰弗瑞（Mayor Jeffries），此外我还有幸接待过埃德加・格斯特（Edgar Guest，1881—1959，英国出生的美国诗人，曾在《底特律自由报》上每天发表一首宣扬凡人道德观念的诗，得到各报广泛的转载，深受他称之为“老乡亲”的读者喜爱），他的诗歌经报业辛迪加在许多报刊广为发表，他是第一位这样的诗人，据我所知，恐怕也是最后一位。我从没想过靠诗歌创作可以负担得起这家高尔夫俱乐部的昂贵会费，但他玩高尔夫的次数可不怎么少。他是个让人愉快的家伙，我也非常乐意陪他玩一轮18洞，不过等到该付小费的时候他却不那么大方。他给25美分我就很满足了，要是给个50美分我可要感激涕零了。偶尔，我收到的小费能达到75美分或是1美元，但从来不是来自德加・格斯特
。
更加让人兴奋的还在后面。高尔夫手吉恩・萨拉森（Gene Sarazen，1902年出生于纽约，意大利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罗马的木匠，16岁的时候，萨拉森把他的名字从Eugenio Saraceni改成Gene Sarazen，因为他觉得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位球手）来这里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为他们四人组中的一个业余球员做球童。9年前，萨拉森在名人赛中挥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杆，球从平坦的球道上飞行了235码
，最终落入球洞，得了个双鹰球（double eagle，高尔夫用语，双鹰球是指低于标准杆三杆入洞的球）。我至今仍记得他挥杆时那种近乎完美的流畅，不管他按照标准杆推球，还是要让球腾空飞出，都远远落到那另一边的青草地上。
后来，由于我继父家庭状况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再次搬迁。对于吉姆来说，得克萨斯可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土地。于是在1944年11月，我们举家搬到了科泊斯克里斯蒂，吉姆在那里继续他对财富的追求。我不知道他如何以及为什么选中科泊斯克里斯蒂。他来自这个州的中部地区，大约在瓦克（Waco）附近，他的家人在那里有个农场。我们有些东西没办法装上拖车，所以只能把它们就地拍卖掉，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些珍藏。虽然我把玩具和游戏放在地下室展示，但好像没有人表示兴趣。结果，我只能随便送人——这算得上是严酷市场机制的一个早期教育。
我们坐车赶往得克萨斯，一路不停歇。到达科泊斯克里斯蒂之后，我们在一家汽车旅馆暂时歇息下来，因为我们还得等待建筑工对我们多少显得朴素的三居室房子做最后的打理。我们的房子就在该市郊外，购买时一共才花了5500美元。
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在一家便利店打工，便利店附带一个制冰厂。制冰厂专门生产冰块，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这些冰块投进一个巨型碎冰机，把大冰块敲成碎冰块。这些冰块用于出售，主要是郊游和野餐的人会对它们感兴趣。当店主有事离开的时候，他就让我全权负责店里的生意。我既是出纳员，又是仓库管理员和洗瓶工，甚至还要求我剔鱼骨头。做这份工作不仅可以拿到每小时50美分的慷慨工资，而且可以尽我所能地大饱口福，包括价格不菲的冰淇淋。这可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我的父亲在我的生活里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他的母亲——俄亥俄州布莱恩市的一个图书管理员——跟我保持联系。她在圣诞节给我寄了一本书，在我的生日又给我寄了一本书。冒险家理查德・哈里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
的那本《世界奇观全书》（Complete Book of Marvels）就像是我那个时候版本的《星球大战》（Star Wars）。我记不清楚当时我究竟读了多少个来回，每次温故都勾起我无限的旅游渴望。书能够把我带到陌生的王国，而不只是在密歇根州中部或得克萨斯州东部这些地方转悠。哈利伯顿热情邀请读者一起加入他的奇妙旅程，并以这样完美的方式表达了当时我作为青少年的心理状态：
亲爱的读者：
当我还是一个在学校念书的小男孩时，我最喜欢的课程是地理学，而我最宝贝的财富是我的地理书。这本书放满了世界各地宏伟的城市、山川和寺庙的照片，还有标明它们地理位置的巨大地图。我珍爱这本书，因为它把我带往一切充满神奇和浪漫的土地。在书中，我看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法国的大教堂和古老的巴比伦废墟。伴随这些东西的传奇故事让我充满幻想，迫切渴望能够身临其境地看到和触摸这些奇迹。
有时，我梦想拥有传说中的魔毯，不用买票、不用破费，也不用烦心与人告别，如同火箭一般，瞬间我就能从纽约飞到罗马，飞越大峡谷，还要飞到中国，跨越沙漠、海洋和高山，然后，当下课的铃声响起之时，我又突然之间飞回家里。
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或是其他任何人，能够把我带往所有这些神奇的地方。如果不能亲眼见到，又怎么能知道它们究竟有什么好？”
顺理成章，吉姆扮演了我真正父亲的角色，只不过到中西部去开阔眼界总提不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直到1949年我离家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成果，但是一有机会他就会努力尝试。吉姆给我灌输了一种真正的工作态度。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显得固执己见——有些时候这将引起麻烦。每到星期天晚上7点左右，他开始收听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的广播节目，此时他不让我们发出任何声音。温切尔用他独一无二的方式播报世界新闻。每期节目的开场都如出一辙：“晚上好，美国北部、南部的女士们、先生们，所有在海上航行的同胞们，下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然后就是噼里啪啦的正式播报，一条内容跟着一条内容，你甚至可以听到他手中新闻稿翻动的声音。只要温切尔还在空中，吉姆绝不允许我们发出任何声音，就好像我们收听的是来自上帝的声音。在他那些暗淡无光的年月里，“上帝的声音”还经常散布和推荐股票信息，不过质量实在值得怀疑。
我自己也喜欢听收音机。上中学的时候，要我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超过10分钟而不走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从来没有完全融入到班集体里，然而我也从没有感觉到有同学瞧不起我。我除了交际方面有些欠缺，就学业方面我也称不上是个优秀学生。他们告诉我，我的北方口音听起来很特别。北方口音有一个音很高，但我可以很好地发出来。我记得，我还参加了一些本地的广播表演和戏剧表演。我在克里斯迪中学里做播音员，宣读学校的通知启事。那时，这所中学是这个拥有12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唯一的一所中学。
克里斯迪既是战争时代的海军装备基地，也是一处难得的海边旅游胜地，所以和得克萨斯内地的穷乡僻壤有些不同。这个地方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驻扎着六七个海军航空兵营，所以视野中随时会出现水手们的身影。学校里，虽然那些注意到我北方口音的学生给我起了布鲁克林（Brooklyn）这个古怪的绰号，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佬并没有给我造成真正的麻烦和痛苦。那个时候，听广播成了我一个极好的逃避方式。那些人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传达到我脑子里，然后幻化成各种景象，栩栩如生，这是我最了不起的成就。我一听广播就忘了时间，结果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些想象中的景象和电影动作片里强加于人的汽车追逐场景不同。我的这些景象由我心灵的眼睛创造，或许是《神秘剧院》（Mystery Theatre）对我施了某种魔法。不过我也嗜好看电影，只要有机会溜进去，我一般都不会错过。
我母亲可能希望我将来在剧院工作，她试图培养我对表演的鉴赏力。如果你住在克里斯迪，那么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就可说是个“大城市”了。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吉姆、我母亲，还有同母异父的妹妹海蒂（Heidi）曾经一起去过那里看滑冰运动员索尼娅・海妮（Sonja Henie）的表演。
我母亲是个大影迷，许多年来，她订阅的杂志《电影剧》（PhotoPlay）定期地给她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她也从来不让我错过收听吉米・费德勒（Jimmy Fiddler）的节目。吉米是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的当红广播播音员，他的节目在每个周日晚紧跟着温切尔播出。从那个时候起，我外向的一面开始跃跃欲试，但学校中我还是不善交际，显得有点儿腼腆。我没有表演的冲动，除非时不时有人暗示我不敢接受挑战。我的成绩中下游，这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值得称道的成绩，但那个时候正是我开始成就今天的我的起点：一个同时具备密歇根州人和得克萨斯人特质的人，就像某种合金。
后来中学毕业了，我没有对克里斯迪的留恋，也没有继续念书的念头。于是一毕业我就跳上了一辆灰狗长途汽车，回到了大急流村，那里还住着我的家人，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最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