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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女人，她总是穿着连衣裙，骑着一辆26凤凰女车，在军区的院内飞速地划过。有时，我们列队去政治部食堂吃饭，她会从一条小路里像流云一样飘出来，所有人都会看她，每一个男孩儿和女孩儿。
她经过我们身边时，总是面带微笑，美丽的女人永远是这样，你看见她时，她总是在微笑。她没有看你，但是，你紧张，呼吸变得急促，你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因为你心里有鬼。
当她把你甩在身后，你可以看见她的背影了。那时，你像看着天空里的月亮一样，因为周围太黑暗了，你感觉到她身上在闪烁着光芒。
她骑着车，随着春天的呼吸声朝着我们南疆军区大门飘去，离我渐渐有些远了，却更加清晰。
那些站在军区大门边的士兵们看见她骑车经过的时候，也忍不住地看着她，他们拿枪的手早已瘫痪，松软无比，甚至我可以断定，他们的胀了，肯定他们的胀了。
微风把她的芬芳一直吹进政治部食堂。一口冒着热气的大锅，里边是汤面条。你们一定无法想象一个17岁的少年，他已经在读海涅、普希金的诗了，当他遇见那么强大的美丽之后在内心产生的震撼。在那个中午，他除了想哭之外，甚至没有饥饿的感觉。他站在这个灰色的、旷大的食堂里似乎看见了白杨树的枝条被风吹进来，上边绿色叶子有些透明，叶子里充满清香，那就是她的香味。美丽的女人为什么那么香？这种香气让他难过，他总是望着门口，觉得那个骑车的女人又回来了，因为她知道他的伤心，她一定会回来安慰他。那是多么丰富温暖柔软的感觉，那种画面让他痴呆。
大家围着那口大锅，像在中苏前线争夺领土一样地抢面条。据说抢面条的习俗从延安王实味他们的青春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宝塔山下那些从各地奔向延安走向光明的青年，他们除了有理想外，还饥肠辘辘，于是他们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下抢面条。我们南疆军区是从延安走过来的，当然继承了抢面条的传统，为什么锅不能更大些呢？为什么面条不能做得更多些呢？为什么不排队非要去抢？为什么白面面条就是要比玉米饼好吃？
你为什么一直在发愣？再不抢面条没有了。
艾一兵站在我面前，她的脸有些微微的红色，她的手里端着一大盆面条。她的笑容里充满战友情。我看着她，渐渐才从遐想里出来。
她开始吃着面条，对我说：她穿连衣裙真好看，是吗？
我故意说：谁？
艾一兵又笑了，她说：你不是一直在看她吗，你们不是都一直在看她吗？
我的脸有些红了，却仍然很顽强，说：看面条洒了。
艾一兵一惊，朝自己的胸前看去，她那时很瘦，胸前却仍然凸出来，有些像是原子弹爆炸后在天空里出现的蘑菇云，起伏不定，抑扬顿挫。她看完自己的胸，抬眼看见我也正盯着她的胸看，脸就红了，说：有什么好看的。我又没有穿连衣裙。
我说：你也可以穿呀。
她说：那我就完了。我的前途就彻底完了。
然后，她转身走了。我追过去，问艾一兵：刚才她骑着车还对你点头了，是吗？
艾一兵点头：她叫周小都，首都的都。她和曾副参谋长都是北京来的，是高干子女。
曾副参谋长是谁？
她丈夫，周小都的丈夫，原来的曾协理员呀，你忘了，是我帮你从他那儿领的军装。军装太大，还是你自己去换的。
我看着艾一兵，不想说任何话，只是希望她多说一些，让我能了解更多关于她的事情，她的头发，她的眼睛，她的身体……
艾一兵又说：周小都，她男的现在又调到阿里去当参谋长了。
我看着艾一兵，内心产生了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什么叫“她男的”，这是多么粗鲁的语言，她怎么会用这么可怕的文字去说与她有关的事情呢？要知道，在初夏晴朗的天空下，她长长的腿在蹬自行车，她的头发在飘逸。
周小都 — —多么奇特的名字，我没有再看艾一兵，转身看着面条的大锅，我知道面条已经没有了。但是，我更加知道，周小都现在是一个人在军区，曾副参谋长在山上。那是过了界山达坂的地方，是西藏，有一条河，叫狮泉河，是我曾经在地理课上学过的阿里高原。
我拿了馒头和玉米饼，又伸过碗让田师傅往里边舀菜，看着华沙正跟老兵们一起吃饭。他像是一个真正的傻瓜一样听着老兵说话，还在笑，就独自走到了一个空桌子旁，毫无食欲吃着白菜粉条。
你为什么不过来？华沙站在我面前，脸上充满质问。
我说：你不是要舔老兵的沟子吗？
他立即说：我一直在等你。
我不再理他了，内心突然很忧伤，连衣裙、26自行车、她的头发，还有她经过我们身旁时留下的芬芳都让我有些想哭。
华沙像是一个审判长那样眯着眼，12岁男孩儿的眼神里全是清澈的水流，他看着我把菜翻来翻去，看着我把玉米饼一点点掰碎，突然他说：你胀了，对吧？
我不吭气，仍然沉浸在想哭的渴望里。华沙又说：我就知道你胀了。
我抬起忧伤的眼睛，看着华沙，觉得一点也不可笑，说：你怎么知道我胀了？
华沙说：刚才你没有抢面条，也没有过来，老兵都知道你胀了。他们都在笑话你。
你不是也在笑吗？我质问华沙。
他突然又笑了，说：老兵说，搞不好，你会破坏军婚。
我内心突然涌起了怒火，对华沙说：我操老兵他妈！
喀什噶尔的夏天来了，当你看到了她，骑着26自行车，从高高的白杨树下走过时，你就知道，毫无疑问，夏天是真的来了。阳光和蓝天都会负责任地告诉你，微风和女兵们的呼吸会负责任地告诉你，夏天真的来了，比故乡乌鲁木齐要早上20多天开花的沙枣树的芬芳香味会负责任地告诉你，夏天真的来了。她的连衣裙会负责任地告诉你，夏天真的来了。
我在那个夏天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吹着长笛，在每一个下午，在黄昏之前，都特别愿意在政治部大楼前那棵古老的榆树下练习。我刚才好像提到了德彪西，但是，我没有对你们认真说起他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你们想想看，一个少女，她的头发是亚麻色的，她在德彪西笔下出现。德彪西是谁？别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华沙不知道，拉小提琴的娄宜和陈想、江奇不知道，艾一兵也不知道。我们就知道德彪西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那个时候，人人都在演奏德彪西，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长笛、黑管，甚至圆号（法国号）都在演奏《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我知道自己与她们不一样，她们仅仅是演奏，我是痴迷。什么叫痴迷？就是你明明在白天，却要为一个女人做梦。她明明离你很远，却一直在你的眼前。那辆26自行车早就走远了，你却始终能看见。那条长长的腿和腰上的裙子早就消失了，你还说自己能看见。
她住在东边那排民国时代留下的苏式平房里。你们现在很难见到那种风格的建筑了，别说你们，就是我也很难见到了。无论在故乡乌鲁木齐，还是在那个只属于我个人的喀什噶尔，都再也无法寻觅那样的建筑。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拆房子？我们总是把那些留有岁月痕迹的东西摧毁，然后，让我们的回忆里充满炽烈，躁动的尘土。每当想到这儿，就会无比绝望。
她就住在那排苏式平房里，那里有绿色的木头窗子，经过多年风土修饰，绿色变得斑驳，像是法国贵族家的铜器。说起来很奇怪，我又没有去过法国贵族家，凭什么说那些木头的窗子、屋檐、门框的色彩就如同法国贵族家的铜器呢？想象力真是一个很操蛋的东西，特别是一个作家的想象力。
在那排苏式平房前有一排高大的老白杨树，它们的叶子在那年初夏时是浓浓的绿色，有时会感觉到那叶子绿得很冲动，真的很像一个少年的鸡巴，充满生命的渴望，却被蓝天、阳光、微风压抑着。
屋顶也是斑驳而又模糊的绿色，它与窗户一起说着我似乎能听懂的法语。
德彪西是法国人吗？《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出生于巴黎、波尔多、普罗旺斯？印象派作品中有回忆里的绿色吗？没有查过。我现在在天山脚下新地沟里，这儿没有音乐辞典。等等吧，我总会在这部小说结尾之前告诉你们的。
在那排平房前有一条小路，它从东边绕到西边，然后，又伸向南方。
我们这个小院离她居住的平房有500米，每天站在院外的树下，都能看见她出去。她要上班，就要从那条路走过，我在那棵老树下，就能看见那条路，就能看见她。为了每天都能看见她，我总是站在树下练习长笛，她第一天回头看了看，第二天又回头看了看，到第三天，她就不回头了。
周末，她有时不骑自行车，不穿连衣裙，穿着深灰色的长裤。隔着那么远，我就知道那是一条质地非常好的长裤，让她显得优雅高贵。盼望她的出现，内心总是特别苦涩，每当她出现时，内心就更加苦涩。这种感觉只有在欧洲电影里，特别是意大利电影里才有，永远也不争气的中国电影导演们拍不出来。
有一天傍晚，喀什噶尔的夕阳已经变得有些暗红了，我像是一个完全游手好闲的不良少年，在我们小院外那片空场上徘徊。突然看见她从平房前的小路上绕了出来，朝南边军区大门的方向走了。
我的呼吸立即变得急促，先是默默地看着她，然后，就跟着她朝南走去。我走得快，她走得慢，我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她走到军区大门时，似乎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到了我，但是，我仍然停住了脚步，紧张地站在了原地。她好像没有看见我，她是那么骄傲，怎么会看见我呢？
我就那样跟着她，一直朝西走去。没有多远就到了另一个路口。只要是我们南疆军区的人，你不用任何提醒，他们就知道，疏勒县电影院到了。
她是去看电影的吗？她会看什么电影呢？
我像夏季的微风那样跟随着她，那个叫作周小都的已经27岁或者26岁的女人，而那时我才17岁。我睁大眼睛充满热爱地跟在她的身后，眼看着她到了售票的地方，我看见了在一块不太大的黑板上，用白色的油漆或者就是白色粉笔写着那部电影的名字：《简·爱》。
喀什噶尔的黄昏充满温暖的红色，那块小黑板和那两个白色的字体就被包裹在如今已经相当遥远的红色当中。已经有些热了，要不我为什么会出汗？其实，她走得很慢，我也走得很慢，她在欣赏黄昏，我也在欣赏黄昏。我的暖红色的黄昏里充满了她，她的黄昏里究竟是谁呢？
她没有犹豫，掏钱买了一张票，然后，她离开了售票窗口，朝我走来。我想躲开她，却已经来不及了，就不得不抗拒着发自心灵深处巨大的紧张，恐惧地朝着她走去。
似乎看了我一眼，但那是毫无意义的一眼，那种目光中没有任何内容，就像是一棵树在看另一棵树。她从我身边擦过去，我感觉她挨上我了，她胳膊上的衬衣，那种有米色小花的衬衣已经挨上了我的胳膊。如果没有挨上，那我为什么会周身颤抖，就如同诗歌里描写的一样。
她的衬衫有些凉爽，从我记事以来就知道，美丽女人的衬衫都有那种凉凉的感觉。当时，全身都已经彻底丧失了感觉，甚至连眼睛都瞎了，我听不见，也看不见，只是身体朝着售票窗口移动着。
她下了台阶，走向了回忆里温情荡漾着的、只有我们疏勒县才有的、维吾尔族的冰激凌。
我回身看着她，显然，她就要吃冰激凌了，我下一步该如何选择？我站在窗口，看着里边那个维吾尔族女孩儿。以后我知道她叫塞提妮莎，她卖票时脸上没有笑容，她唱歌时脸上全都是灿烂的笑。
我犹豫着，星期天晚上是班务会，如果我偷偷看了电影，那可是犯错误，要跌跤子的。什么叫跌跤子，你懂不懂，那就是你摔倒了，永远也爬不起来。那就是你犯了错误，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了。
你不要老是站在这儿，你看还是不看？塞提妮莎在里边对我说，她的眼睛里有些质疑，她看着我时似乎想笑，又没有笑。我说：《简·爱》好吗？
她把一撂票朝左边推了推，说：我咋知道，我说好，你说不好咋办？
我没有买票，而是离开了窗口，站在那个高高的台阶上，看着在下边已经开始吃冰激凌的她。那时，她没有朝我这边看，而是往西边看着什么，那儿是我们南疆军区军人摄影部。在那个年代，你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都能看见军人摄影部，橱窗里那些眼睛明亮，神采奕奕地穿着军装照相的军人们。他们的军帽、领章，还有他们的微笑都让你相信，解放军的天，一定是明朗的天。
她为什么会看着西边的摄影部呢？电影就要开始了！
我望着她，像是在望着远方的云彩，她吃完了冰激凌，她已经把那种玻璃制作的小碗还给了那个脸上有胡子的阿不拉（他也是我以后才认识的）。
突然，她朝电影院大门的台阶走去，这说明她哪儿也不想去了，只是想看电影了。简·爱，简·爱，你现在就跟我一起，用英文大声念下，简·爱，简·爱……
当她走进影院大门的刹那，我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窗口，那儿没有人，只有塞提妮莎坐在里边。她看着我，眼神里全都是不屑，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我掏出一元钱，说：买一张票。
她开始低下头，在她扯票的刹那，我突然说：能让我跟她坐在一起吗？
她没有看我，她的目光从我的头顶望过去，朝着南疆军区北边的天空望着。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票，递给我，还有找我的5毛钱，说：不许往地下吐瓜子皮。
我心情有些难过地进了电影院，这个卖票的维吾尔族女孩儿一定讨厌我，我曾经得罪过她吗？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喀什噶尔疏勒县电影院看电影。我是第一次见到塞提妮莎，她为什么不成全我呢？我走进了影院的黑暗中，我拿着票，朝里走，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7排5号。
里边已经有了很多人，灯已经黑了，正在放《新闻简报》。我挨着已经坐好的人朝里边蹭，我经过7号，弯下腰，低下头，看到了5号，坐下了。
我就要在喀什噶尔的疏勒县看一次电影了。那是一次非凡的体验吗？外国电影，《简·爱》，我当时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以后我也没有能够读完这本充满女性主义愿望的小说。因为，随着自己渐渐成熟，我发现男人在许多方面的看法与女人不太一样。但是，电影多么奇妙。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看到了灰色的屏幕。那时，我眼睛的余光发现了奇迹，只是在开始的瞬间，我不敢相信，我身边的7号坐着她，是她吗？没错，是她！
我这一生都对那个维吾尔族小女孩儿塞提妮莎充满感激，我以为她讨厌我，我却坐在了周小都的身边。
我在影院的黑暗里屏住了自己的呼吸，你们想想，跟她坐在一起，我的呼吸会是多么粗俗。
她的气息我非常熟悉，有沙枣花的芳香，有青苹果的甜味。如果你们与我一样客观，就会嗅到那股甜味。在喀什噶尔的果园里，已经熟透的苹果开始往下掉，你走到了树下，看着那些红色、粉红色的苹果，你想起了人类最美好的青春在咳嗽，还有那些少女们的面庞。
《简·爱》终于开始了，《新闻简报》是那么让人讨厌，就跟那些不停地嗑瓜子朝地下吐的人一样。
《简·爱》的画面到现在我都记得，英国乡村大片绿色的原野，跟我们喀什很多地方一样辽远，树下有羊群，简·爱在画画。她画板上的色彩我看不清，但是，那英国的天空我看见了。就如同我们新疆吉木萨尔大有乡的天空。大片的麦田朝着山上缓缓伸展，一直到了雪山脚下，在无边无际的淡黄色里偶尔会出现一棵叶子已经是深绿色的老树。你们看过柯罗的风景画吧？那些画面上的树把你带到了法国乡村、英国乡村和新疆吉木萨尔、喀什噶尔的乡村。你会沉浸在《简·爱》电影里的色彩里，还没有看清楚故事，就已经被风景感动了。
那个英国贵族男人走过来，他戴的帽子很奇怪，他穿的衣服非常讲究，我这一生有没有机会穿上像他一样的衣服？
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忘记了周小都的存在，那个男人的配音为什么会那么有魅力？等我有一天长大了，会不会有跟他一样的声音？配音演员的声音一定会比英国演员本身的声音要好，我对此坚信不疑。我想哭，不是一般的哭，而是充满对于配音演员无比崇敬的、情真意切的哭。
英国的白天消失了，夜晚已经降临。简·爱与那个傲慢的男人正在对话，那个男人让她弹钢琴。她顺从地去弹琴了。我要是那个男人多好，那我身边的周小都会顺从我吗？
简·爱的钢琴声从前方传过来了。我是吹长笛的，对于音乐非常敏感，当那段最著名的旋律出现时，我有些感动，那种情感渐渐深入到我的骨头里，她还在朝里走，直到我的心脏有了疼痛的感觉。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的胳膊与周小都的衬衫贴在了一起，那么清凉，简直让我回到了喀什噶尔的秋天。就如同画面上一样，那是英国的秋天。她的皮肤有一丝暖意，那是我用心去体会的。是我故意挨着她，还是她故意挨着我？不，她完全不可能故意挨着我。她的思想哪里有我这么复杂？
简·爱坐在钢琴前，她在为那个男人演奏，那个英国女人有些紧张，她意识到自己弹得不够好。那个男人也确认这点。可是，她弹得多好呀。我现在想唱给你们听，但是文学无法表达，唉，如果你们与我一样，看过《简·爱》，此时此刻就会想起来，那音乐会在你们心中演奏。听，我此刻再次听到了。在我周围一片树荫下，在我前方的雪山里，都在回响着简·爱的钢琴声。
周小都好像也听懂了，因为我能明显感觉到她的手指在动，我当然不能直接去看她的手指，那样太不礼貌。那时，我还没有学习钢琴，不能判断她手指在键盘上的动作是不是科学，但她的节奏是对的。从她的呼吸上，我甚至能体会到她手指的强弱。
她不仅美丽，还有音乐的感觉，你想，男人们是不是应该为她陶醉？
影院里的黑暗已经结束，英国明朗的天空让影院一片明朗。我和周小都已经走进了英国，在简·爱散步的那个庄园里，我们也在散步了。
罗切斯特先生，我回家了。当这最后一句经典的话语出现时，我突然意识到她哭了。她的眼泪流出来，她没有意识到，只是让那泪水流着。当音乐更加强烈时，我用余光发现她掏出了手绢，一块洁白的手绢。因为那块手绢让影院突然有了月亮光芒。
她擦眼泪的时候有些迟缓，似乎在等待一个高潮的来临，突然，她用白色的手绢蒙住了整个脸，她的肩膀就在那时开始起伏着抖动，就好像一个人委屈到了她的极限。
就那样，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没有说一句话。直到她走上了那排苏式平房前的小路，在夜晚浓密树荫的掩映下，打开了自己的家门。在她开灯的那一秒钟，当灯光照亮了她的背影时，我发现她竟然是那么弱小。
当我回到我们的小院时，缩在院墙拐角外的大门已经锁了，黑暗中特别静谧，那简直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曾经想过，如果哪天回来晚了，我可以像小偷那样翻过大门。我先是站在门前，像李大钊在就义之前那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了看喀什噶尔的满天星斗，然后，又把眼睛定格在这个由铁杆焊成的大门上。我双手抓在门上，又抬起脚踩上了铁栏杆的空当，轻轻一用力，就上去了，我的身体如此轻盈，肯定是简·爱的力量。
落地的刹那，几乎没有一点点声音，像蜜蜂落在花儿上，像苍蝇落在馒头上。
那时，我能感觉到微风，它让夏夜变得凉爽，那个与我一起看完《简·爱》，并且在最后一瞬间哭了的那个女人，尽管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她叫周小都，她住在东边的那排苏式平房，我就在那时再次深情地看了看苏式平房，总觉得从此那平房不仅仅是周小都和曾副参谋长的家。我在深情中，不仅看到了平房，还看到了她的窗户，里边亮着灯，内心情绪过于澎湃的我甚至感觉到了她的身影。我长时间地看着那个身影，然后，恋恋不舍地转身，朝着宿舍走去。就在那时，我突然紧张了，恐怖的感觉让我猛地出了冷汗。
队部的灯亮着，不仅仅是亮着，而且，是灯火辉煌。不仅仅队部灯火辉煌，而且，整个小院里的每一间屋子都灯火辉煌。我因为受到惊吓而有些尿憋，完全没有想到所有的人都没有睡觉。每个房间的灯光都刺目地闪烁着，这让已经习惯于黑暗的我有些晕眩。当我的眼光开始稍稍适应了小院里的明亮时，我看见了董军工带领着几个我们文工团的骨干朝我走来。
他们表情严肃，目光有力。我突然感觉到了恐惧，我从梦想回到了现实，有种强大的力量正朝我压迫过来，仿佛塔里木的戈壁上聚焦了风暴，它们已经将我团团围住。
干什么去了？
看电影了。
在哪儿？
疏勒县电影院。
跟谁一起看的？
嗯，嗯，自己。
自己？
就是自己。
看的什么电影？
《简·爱》。
什么？
Jane。
什么爱？
Jane — —简 — —爱 — —
董军工显然被简·爱或者Jane给激怒了，你完全不能责怪董军工，那时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简·爱？更何况还是一个在他看来有些大舌头的男孩子，竟然会学着英国演员或者中国配音演员那样发音叫简·爱Jane，突然董军工转身对老兵龙泽说，吹哨子，全体集合！！
那些女兵和男兵们都站到小院里的空场上，他们是将要扬场的麦子，还是麦子脱下来金色的颗粒？其实他们的年龄都还很小，最大的才22岁，比如说龙泽，他就22岁。你现在走在大街上看着那些22岁的人，肯定认为他是个孩子，毫无疑问，她或者他就是一个孩子。不过，在《简·爱》的那个晚上，22岁的人绝对不是孩子。他们当了好几年的兵，要不为什么老兵会是一个专门的词汇呢？他们好几年来一直参加每周都有的班务会，他们习惯了在这类会上的发言。好几年来，他们紧紧跟随着领导与支部的步伐，他们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大声说：如果需要我当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如果让我当董存瑞，我就去炸碉堡。时光久远了，也许这话应该反着说：如果让我去烧木炭，我就当张思德，如果让我去炸碉堡，我就当董存瑞。也许他还少说了一句，我现在帮助他想起来了，我们从小到大，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
从前，或者说是许多年以前，也许还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孩子不像孩子，大人不像大人的小伙子，他才17岁就开始犯错误了。你就是说他犯了罪，他也无法辩驳。
在那个有星星，又有月亮的晚上，他去看了一场电影叫《简·爱》，尽管他也学着配音演员的说法Jane — —可是，他其实一点也不自信。他尾随着一个女人，比他或许已经大了10岁的女人，去了疏勒电影院。那是喀什噶尔边上的一个小城，就像那时的乌鲁木齐一样，无论你多么想维护它，也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
你为什么要去看电影？为什么明明知道晚上有班务会却仍然要看电影？你跟谁一起去的？你们是怎么去的，你们出去仅仅是看了电影吗？还有没有别的？
那个男孩子有些赖皮了，他一点也不想哭，他甚至想笑，他开始像真正的无赖那样翻供，把自己刚才承认的Jane — —全都推翻。也许，他的战友的看法无比正确，他思想复杂，甚至是思想意识很坏。
突然，那个孩子大声说，像美国总统宣布奥运会召开一样，他大声说：我没有去看电影。我哪儿也没有去！！
那个被吓坏了的孩子在那些天里，因为《简·爱》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无赖。他如同时尚小说里的叛徒一样来回变幻着自己的口供。本来事情不大，你看了电影，承认错误，虚心检查，尽可能诚恳一些，那大家会原谅你。才17岁，年龄不大，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你肯定能爬起来。邓小平都能爬起来，你为什么就爬不起来？
你究竟有没有去看电影？
不知道。
那你干什么去了？
不知道。
有人在电影院看见了你。
这个孩子脸又开始红了，他紧张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个人说，他看见你跟一个女人在一起看电影。
这个孩子的心脏要完蛋了，他只好等死了。
你们一起买票，一起走进电影院的。
那个孩子得救了，他当时就想高呼共产党万岁。
有人看到你们还买了瓜子。
这个孩子又在心里高呼了：万万岁。
审讯他的人不过才22岁，很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
你承认自己看了电影吗？
我没有看电影。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没有。
那好，为什么你身上有这张电影票？
那个孩子的脸再次红了，他说：你们凭什么搜我的东西？你们凭什么没有我同意，就翻我的东西？
你如果没有看电影，那你这张票是哪儿来的？
那个孩子开始害怕了，他低下了头。你说，你看电影了吗？
看了。
你跟谁一起去的？
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真的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那你是怎么知道疏勒县电影院有《简·爱》的？
那个孩子的脸又红了，是呀，你是怎么知道电影里有简·爱的，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会去看。
那个孩子答不出来，他再次沉默。
啊？你是怎么知道疏勒县电影院有《简·爱》的？是谁告诉你的？
那个孩子的心被恐惧笼罩了，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就要被发现了：他不知道有《简·爱》，他只是在跟踪一个女人，他尾随着那个女人看了《简·爱》。这是特别无耻流氓的、见不得人的行为，几乎跟色情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了。
那个孩子吓得喘不过气来，他知道自己快要完了，因为他丧失了起码的逻辑。他再次大声宣布：我没有看电影！
董军工站在孩子对面，看着他脸上像万花筒一样不断变化的表情，忍不住笑起来，他说：说你思想复杂，你还傻，说你老谋深算吧，你才17岁，一身奶味，说你对社会完全不懂吧，你还不懂装懂……
我不高兴了，说：我从来没有不懂装懂！有的人才不懂装懂呢。
董军工愣了一下，说：他对组织这么不老实，停止他一切活动，认真反省自己，写出深刻检查。
我说：宿舍里太吵了，写不出检查。
董军工想想说，那你这几天就在库房里，一边练功，一边写检查。
那个略略有些黑暗的屋子在小院的东边，它是唯一靠东边的房间，黑暗是因为窗前有棵大树，遮住了阳光。其实，它的门是朝着西边的，它的窗户朝着东边。我们这些被文革彻底浸泡过的孩子们是那么喜欢东方。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升起了太阳……
我这一生忘不了那个温暖的小屋，是因为她就像是太阳一样住在我的东方。我每天都能看见她沐浴着红色的阳光，她骑车走过我的窗外。她很有规律，每天早晨9点30分出门，每天夜里12点关灯。我站在窗前，守候着她。我看着她的灯光，想起来那些歌颂灯光的歌曲，在那静静的纺车旁，灯火在闪着光，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
我的嘴里没有唱，只是心里在唱，望着窗外的日子那么美好。
华沙是第一个来给我送饭的，他端着我那个绿色的大碗，说：今天面条有肉，我帮你抢了好多。
我看着华沙，我发现一个男人说他热爱另一个男人，一点也不夸张。
华沙又说：艾一兵说要来给你送饭，我没有让她来。
我说：你为什么不让她来。
华沙突然有些委屈，说：你希望我来，还是她来嘛？
我没有说话。他把饭放到一个木头箱子上，然后走到那个窗前张望，说：他妈的什么也看不见，你每天都在看什么呢？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看。
哎呀，谁不知道，都知道。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人民群众的眼睛里。
我开始吃面条，很香。这么好的面条，我一生都没有吃过几次。
他说：你快看呀，那个女的，她身边有个男的。那个男的怎么会长得那么高？
我放下面条，冲到华沙的旁边，我们一起朝窗外看过去：
她和另一个军人就从那排平房走出来，在树荫下，她与他牵着手，很快又把手放开了。她们顺着那条石块铺成的小路，朝着西边走过来。那时，我完全看清楚了她的脸。
她微笑着，美丽的女人总是在那样微笑着，她走得很快，身体充满弹力。他跟在她的身边，也微笑着，优秀的男人也总是在微笑。他们凭什么不微笑，你可以给我一个让她和他不微笑的理由吗？
她和他再往西走几步，就要朝南走了，他们只有朝南走，才能去军区大门。然后，她与他一起走在疏勒县的街道上，她与他幸福地逛街。那条充满民族特点的街道上有许多好东西，边走边看，眼花缭乱。
可是，他们没有朝南走，而是朝西边，朝我们这边走来。我站在窗前，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可能，我才17岁就会眼花？我问华沙：他们是不是朝咱们这边走过来了？
华沙说：你眼睛瞎了，这还用问？
我说：他们为什么要上我们这边来？
华沙：我咋知道？你问我，我问谁？
说完，他笑起来，因为他感觉到自己造句成功并且语言幽默。
她和他朝这边走来，走到那棵我平时练习长笛的树下时，他们停住了脚步。她与他都在寻找着什么，特别是她，仔细地看着那高大的树干，仿佛在青白色的树皮上潜伏着很久之前的故事，而且与爱情有关。
她的眼睛里充满虔诚，就像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少女，看着那棵老白杨身上充满岁月痕迹的褶皱，她的认真态度就如同在重新检查一张早已做完的考试卷，一点一滴都透着温存和怀旧。突然，她笑了，在她的脸上立即洒满了阳光。她跳起来，她指着自己上方三四米的一个地方，喊着，笑着，让他看。
他显然是个近视眼，要知道，近视眼在我少年时代，那是一种多么高尚典雅的毛病，如果你幸运地得了近视眼，那你肯定是知识分子，而且，很有可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终于也点着头笑了，只是他的笑让我很不舒服，我不喜欢男人们的笑，有时男人的笑会让我莫名其妙地愤怒。
她拉着他的胳膊一直在跳着，突然，她似乎有了新的主意，对他说了句话。然后，她与他都朝四面看，发现没有人，奇迹就在军区大院里的那棵老白杨树下发生了。他把她抱起来，接着又把她举起来，让她朝那个固定的标记上看。她的头发在空中飘荡，她的裙子在蓝天里飞扬，她的脸上充满夏天的声音，她尖尖的下巴朝前撅着，像个刚刚考完了GRE的自信女孩儿。根本不需要去问她结果，一切对于未来的暗示都在她欢快无比的笑声中。
我看着他们，华沙也看着他们，沉默压倒了一切，静谧让我们窒息。我们就那样地看着正享受着幸福的她和他，他们的幸福无与伦比。他们离开了那棵树，还是她走在前边，他跟在后边，朝东，朝南，朝着军区大门，他们终于在小路的尽头消失了。
华沙突然看着我，说：哎，你小子，怎么哭了？
我不知道自己流了眼泪，说：你懂个。
华沙突然伸手摸了一下我的下边，笑了，说：你这个卖屄的，那么胀，太胀了。
我的脸红了，没有再理他。华沙说：难怪他们都说你思想复杂，你摸我，摸嘛，一点也不胀。不胀吧？
我把手缩回来，点头说：你的 还没长骨头。
我跟华沙把晚饭带回了杂物间，太没有滋味了。那时，我站在窗前，朝东方看着，落日的余晖已经有些红了，虽然光亮是从西边照射过来的，我只能朝着东方看，但是那排她家前边的白杨树上明亮的红色让我知道了夕阳肯定也是红色的，就像我们从小信仰的革命一样。让人温暖的红色，让人感动的红色，让人胀的红色。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门开了，艾一兵走进来，一脸严肃地把白菜豆腐放在我的面前，说：你们为什么脱离集体，不在食堂里跟大家一起吃饭？你脱离集体，别人就会在后边议论你。
我跟华沙看着她，听她喘着气说：你跟华沙走后，又加了一个菜，我帮你们打了一份。
我看见那份豆腐白菜上边漂着油花，立即感觉到了饥饿，就大口地吃起来。华沙也露出了动物本性，也抢着吃豆腐，还说：我想起了长沙的油豆腐。
艾一兵有些不高兴地看着我，她突然说：你应该写份检查，深刻一些，我帮你交给领导。你才17岁，怕什么？看场电影，认识到错误就行了，为什么要来回说谎，骗人呢？
我说，那他们如果问我，你是怎么知道有《简·爱》的，我怎么说？
艾一兵说：对呀，你是怎么知道有《简·爱》的？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脸红了。她说：你心中有鬼。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艾一兵仔细地看着我，像是要把我彻底看透。好半天，我感觉到我身上的汗已经在背上朝下流淌了，她才渐渐地笑了，说：哪有那么难呀，这还不简单？你就说你自己在街上瞎逛，看着电影院写着《简·爱》，就买票进去了。
我突然大彻大悟，对呀，这么简单，我为什么想不起来呢？我说：要不，你帮我写检查吧？
她把笔递给我：我说，你拿笔写。
我终于在艾一兵的帮助下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40年都过去了，很难回忆整个检查的结构、布局，但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本，否则不可能打动董军工。艾一兵把我的检查交给董军工，当天晚上我的反省期就结束了。文工团全体再次开会，有几个人提议要把我这次的反省处分装进档案，没有想到董军工当场反驳了他们，他说我们是为了教育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绝不能装进档案，让自己的同志在地方上背上包袱。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董军工会这样善待我，我以为他会把检讨以及处分装入档案，那我一辈子的政治前途就完了。17岁我就懂，别说17岁了，我可能7岁就懂了，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死去，那不要紧，但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可不能死。董军工的话让我内心的恐惧变为温暖。
散会后，我像出狱的右派一样，背着手走在月光下的黑暗中，华沙过来了，说：档案是什么？
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他眯着眼笑起来，说：早知道，早就写检查了。你也不用背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
历史包袱这么厚重的词汇从华沙这个才12岁多的小子嘴里说出来，让我有些奇怪，我说：什么叫历史包袱。
他说：我爸爸身上背的就叫历史包袱。
我说：你爸爸是国民党特务？
他说：不是。
我说：那他是历史反革命？是右派？是1953年的老虎？是走资派？是强奸犯？
你爸爸才是强奸犯呢！
华沙愤怒地看着我。我已经懒得理他了，也对他爸爸的历史包袱失去了兴趣。
我那时看着月亮，内心突然有了压抑的感觉，我又想起了她。我搂着华沙脖子，拉他出去。他甩开我，跟在我的身后，我们一起去了小院的门口，我朝着她的窗户望去，有灯光，她在干什么呢？
我带着华沙走到了那棵树下，朝上看了半天，天已经有些黑了，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在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她跟他当时欢乐的情景：那个男人在欢笑中抱起了同样欢笑的女人。
华沙绕到我前方，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究竟看什么呢？你是不是得了夜盲症了？
我没有理他，说：你懂个。
第二天早晨，我在艾一兵打扫厕所的时候悄悄起了床，我装着也要打扫厕所的样子，把那个弦乐班的大扫帚放在了厕所的拱门前，就偷偷地出了小院的大门，跑到了那棵树下，仔细地看着树上的疤痕，想知道哪一块斑纹是让她那么幸福的标记。我长时间地看着，眼睛都有些酸了，却没有发现任何独特的东西。
那时，她的笑声再次从树叶里像清澈的水一样流过来，我内心产生了无边的寂寥。
那个让白杨树更像白杨树的女人。
我看着她轻轻地走过那几块片石，经过我们小院的大门，朝着我的方向走来。她今天没有穿裙子，而是穿上了军装。她是军人吗？她走路时身体在扭动，让她的腰和腿，还有那双穿着皮鞋的脚充满了，充满了，对不起，我能用性感这个词汇吗？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7岁，还不知道有性感这个词汇。
她就那样地向我走过来，把喀什噶尔在那天肯定有些性感的微风也一起带来了。
我可耻的心脏又疯狂地跳动起来，我觉得她应该认出我了。当她从我身边经过，几乎要离我而去时，突然转身看着我，说：你好，陈想在吗？
我说：在，也可能不在。你也好。
她笑了，说：究竟在还是不在？
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说：可能不在，也可能在。
她不笑了，又说：是从那边数第二间吗？
她已经完全转过身去，朝陈想她们宿舍走。我知道她要消失了，就像要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绝望中，我突然说话了，我说：你是跟她爸爸学琴的吗？
她先是站住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笑了。那么高贵的人竟然对我笑了，让我手足无措。我脸上的皮肤从来没有那么僵硬过，我甚至有些后悔，如果她不理我，那将是我一生的耻辱。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学过琴？
我被问住了。她不希望我难堪，美丽的女人都是这样的，她们的心柔软温暖。她说：我没有拉过一天小提琴，我学过几年钢琴，是她爸爸帮我找的老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瞬间变成了一个那么勇敢的少年，我冲到了她的身边，我带你去找陈想吧。说着，我掠过了她的军装和长长的袖子走到了她的前边。当意识到她跟在我的身后时，我猛烈地后悔起来，我背对着她，让她看着我整个的后背，还包括我的大腿和腰之间的那部分，那是多么地不雅。我身上冒汗了。
我站住了，说：你在前边走吧。
她说：为什么？
我的脸有些红了，还没有想好说什么时，她已经笑着走到了我的前边。
那时，我的目光首先就停留在了她的大腿和腰之间，一点儿也没有不雅，而是非常非常美好。
她开始走到了我的前方，她的背对着我，一点也没有显示出羞怯。她的腰身完全暴露在我的眼前，她的腿、腰、臀部（我终于说出了这个美好的词汇了）在我的眼睛里闪亮。
突然，她回头说：你不用来了，我自己能找着她的房间。
我突然委屈起来，这么说，她已经不需要我了，完全不需要了？我顽强地跟着她朝上走，然后，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她的前方，朝着楼上高喊：老汤，老汤，有人找你来啦 — —
她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忍不住笑起来。你们见过秋天的麦田吗？还有麦田上灿烂的阳光？对，就是那样的，你们完全理解我了，就是那样的，她的笑容把整个喀什噶尔的秋天都照亮了，那时我们周围田野里的麦子已经不仅仅是金黄色，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已经要变成亚麻色了。
她快步跟上我，与我并肩了，说：为什么要叫陈想老唐？老唐还是老汤？
紧张的我听懂了她的问话，一下子就放松了，笑了，我说：陈想太胖，我给她起了外号，你知道汤司令吧？地道战……
我没有说完，她就高声笑起来，说：我明白了，明白了。你们这些小男孩子真够可以的。
“小男孩子”让我心里突然有了阴影，她是在拉开我与她的距离吗？要知道，我是可以把她抱起来，一直举到天上去的。
她还在笑，说：她知道吗？陈想知道吗？
我说：她知道。
她生气吗？
老汤还会生气？
我又笑起来，那时我已经不太紧张了。男人就是这个样子，她们对他友善时，他就放松了，然后，他的弱点将会慢慢展示。最后当悲剧来到时，男人们总会忘记他们开始的紧张，更会忘记他们开始是多么尊重那些女人。
我们走到了陈想的门口，她敲门，竟然没有人。
她摇头说：我不能等了，今天还有事。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她吧。
说着，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包，又说：千万别丢了，一定要还给她，是她爸爸的。
我接过来，没有看这个包，只是看着她的眼睛，她说：我想不到，你这么好玩。
我内心有些生气了，“好玩”，难道说我是一个玩具吗？
我看着她，看着她的眼睛，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说出了那句话：什么叫好玩？你用词不当。
她愣了一下，又笑起来，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聪明智慧的女人，理解力是无边的，就跟宇宙一样，完全没有时间和距离边际。
她还在笑，说：你真的很好玩。
说完，她轻盈地朝小院大门走去，快经过队部门口时，转头看着我，停了一下才说：有时间到我家来玩。她想了想，又说，你也可以到单位来找我。欢迎你来玩。
我立即问她：你在哪个单位？
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才又笑了，说：原来在十二医院广播室，宣教科，可能很快就要到军区来了。小邱，你认识小邱吗？
我点头，说：听说了，他不是牺牲了吗？他是怎么牺牲的？
她点点头，说：小邱带着电影队，去5042为哨所放电影回来时，掉下悬崖，掉到了河里。以后听放牧的人说，他们在河的下游看到了装器材的箱子。
她边说，边朝小院的大门走去。我站在原地不说话，我心里清楚了，以后她不在家，我就去南疆军区广播室。
那是1978年9月5号。
陈想站在我和华沙面前，那是在1977年9月6号。我是9月5号把那个牛皮纸包给她的，完全没有想到她9月6号又拿着那个牛皮纸包来找我们。她的眼睛很大，就像是牛的眼睛。据说牛看人是倒着的，那肯定我此时此刻在她眼睛里也一定是倒着的。她看着我们，就如同发生了大事，眼睛里充满了凝重的光芒。
我和华沙等待着她说话，可是，她就站在那儿严厉地看着我们，就如同我们又犯了什么错误。
想想你们干什么了？她说。
我跟华沙互相看着，确实想不起来，今天是星期天，早上起来，还什么都没有干呢。
再想想。她又说。我们又互相看了一眼，还是想不起来。这时，我突然注意到了陈想的左手，她左手拿着一样让我心脏产生颤动的东西。
陈想突然笑了，她开始用右手在身上的军用黄挎包里掏着什么，却怎么也掏不出东西来。
她自言自语地说：怪呀，那个牛皮纸包，我明明带上了，为什么找不着？
我问：什么牛皮纸包？就是我昨天给你的那个吗？
她点头，仍然固执地掏着。
华沙说：你左手不是拿着个牛皮纸包吗？
陈想笑起来，说：我真傻，就是个傻波一。说着，她用双手把那个牛皮纸包揽在了怀里。
我跟华沙不知道她究竟想做什么，就都看着那个牛皮纸包，等待着。
陈想停了一会儿，才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那样把牛皮纸包从怀中挪开，并把它朝华沙递过去，华沙有些惊奇，有些犹豫，他的手刚伸过去，陈想就立即把那个纸包收回来。
她看着华沙又说：想现在拿走，没那么容易。我有个条件，今天晚上必须跟我睡。
华沙明显不愿意，说：不睡。
陈想又笑，说：为什么不睡？你能跟乔静扬睡，能跟艾一兵睡，就不愿意跟我睡？再说，你就是尿床了，我也不会说你。我替你保密。
华沙说：你太胖了，把床都占满了，我半夜会掉下去。
我也高兴起来，说：如果你睡着了，翻个身就把他压扁了。如果你把他的尿压出来，流到床上，别人以为华沙又开始尿床了。
陈想不笑了，说：华沙就是跟你学坏了。
华沙也不笑了，说：那你为什么不说，他跟我学坏了？
陈想愣了一下，说：理论上学坏是互相的。
这时，她再次把那个纸包递给华沙。华沙却不接了。
陈想说：孩子，你有骨气。告诉你吧，这是你爸爸给你带的笔记本，上边都是你爸爸抄的东西。
华沙不信，说：我爸爸的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
陈想说：你难道不知道，一个全新的中国开始了吗？
我说：什么叫一个全新的中国开始了？
你难道没有发现，中国的一切都在变吗？
一切都在变？我没有发现。
陈想继续说：上个月，我爸爸去长沙开会，跟你爸爸住一个房间里，长沙太冷了，没有暖气。我爸爸冻感冒了，你爸爸就把他的被子给我爸爸了。你爸爸呢，就那样光着躺在床上。无论我爸爸说什么，你爸爸都坚持不盖被子。第二天早上，我爸爸醒了，看见你爸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以为出事了，就摇你爸爸，他还是不动。是不是冻坏了，冻死了？我爸爸吓坏了。拼命摇你爸爸，还开始大声喊叫，突然，你爸爸睁开眼睛，大声笑起来，差点把我爸爸吓死。你说，你跟你爸爸是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我立即明白了陈想的笑话，就笑起来，说：儿子英雄，老子好汉。
华沙仔细听着，却一直没有笑。脸上略略有些紧张，显然，他似乎不愿意别人随便说起他爸爸。
陈想又说：你爸爸和我爸爸成了好朋友，他陪我爸爸上了岳麓山，他让我爸爸把这个笔记本带给你，你看，你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
华沙接过了笔记本和纸包，里边还有一封信。他开始看信，并把纸包和笔记本递给我。
我看着陈想的眼睛，发现里边果然有我身体的倒影。她也看着我，说：我感觉到你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什么东西？很奇怪的东西。
我笑了，说：你想多了。
她也笑了，说：周小都说你这人挺有意思。
我说：谁？
她说：小都呀。她是我妈妈的学生。
我说：你们家在新疆，她可是从北京来的。
陈想学着我的腔调：呜哟，她可是从北京来的，听听你老人家的口气，北京怎么了，我还生在北京呢。要不是把我爸爸发配新疆，支援边疆建设，那我也是北京来的。
我对陈想没有任何兴趣，只是想着周小都：你是说，你们家在北京时，周小都跟你妈妈学过钢琴？
陈想像拥有复杂经历的老太婆那样：嗐，嗐，就你聪明？小都当时经常在我们家练琴，完了就睡我们家。
我的心又开始狂跳。我不想再跟陈想说什么了。
沉默了一会儿，陈想看出来我们已经无话可说了，就说，跟你们这些小男孩儿说话真无聊，今天还要到你叔叔那儿照相去。说着，她转过身，走了。
我看着陈想的背影，她怎么会那么胖呢，一个小提琴家的女儿，她妈妈还是钢琴老师，可是他们的女儿竟然会这么胖，为什么？
陈想的后背仿佛是一座山，她的两条腿晃动着，像是起重吊车的长臂，她身后也有风，是军用坦克经过村庄时掀起的大风。认识她不久，我就给她起了外号，叫她汤司令。汤司令是地道战里的那个伪军司令，很快就在我们军区传开了，她知道后，也不生气。人们叫她汤司令，她也答应。
她这么胖，她可怎么办呀？
华沙开始叹气，又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望着天空。
我转头看着华沙：你小子，晚上去跟陈想睡吗？别看她胖，脸上很光滑。
他摇头：不睡。
我又问他：为什么？
他说：懒得理你！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像有信仰的人那样阳光闪烁，就变得严肃了一点，说：你爸爸信里写什么？
华沙沉吟片刻，说：我爸爸说，如果有弦乐奏和声，长音的背景，上边用钢琴弹奏分解和弦，会有非常动听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