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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少年他离开乌鲁木齐去游荡，他去喀什，流浪新疆。他从小生长在乌鲁木齐，喝天山雪水长大，他现在要去喀什噶尔，要去喝吐曼河水。那个17岁的少年很快就要看见吐曼河上的雾了，他要在喀什喝昆仑山融化的雪水。
他是一个很爱说话的少年，他渴望表达自己的内心，他面对身边的人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即使身边全都是告密者，他也愿意不停地对他们说。应该说那还是一个告密者的时代，蓝天白云下几乎人人都喜欢告密，人们愿意把告密信写在作业本上、稿纸上、五线谱纸上、档案袋上，还有他们的舌头上。所以，一个人如果能不说话，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爱说话的人，那他注定就是一个背运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爱说话的17岁的孩子，那他就是一个让爸爸妈妈操碎心的家伙。
从17岁多到18岁，我半年多都不太说话，逢人便微笑着，眼睛里边充满谦和，留下了一个雷锋般笑眯眯的面容。是的，我那时穿着军装，一个小兵，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嗓子里吭吭吭地发出声音，舌头藏匿在深处。我要进步，我要前途，我要少说话多做事，我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我要提干我要入党，我要让自己身上的军装和领章帽徽闪闪发光，这就是一个17岁的男孩子的全部愿望，他就是为了这些理想才去的喀什噶尔。他在喀什噶尔足足有1000多天，看到了喀什噶尔的日出日落，还有黄昏星。
在北京有白云有蓝天的日子里，喀什噶尔的黄昏星在闪闪发光，它让我回忆起别人把我当哑巴卖了的美好日子。伴随着这些日子有那么浓郁的沙枣花香，是艾捷克拉出的最欢快的声音，是热瓦甫弹奏时用十二木卡姆曲调真心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啊，我的艾捷克，啊，我的热瓦甫 — —
喀什噶尔，那个17岁的男人开始总是把它想象成乐园，有苹果树、梨树，还有满天满地的沙枣花儿。那是一个挺自信的人，他早就把自己当成男人了。喀什噶尔，喀什，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现在是多么想你。我说话你肯定听不见，但是，风说话，雪说话，风雪里有我的话，你听见了吧？
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甚至还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音乐声从院子里不同的角落里传过来，让你感觉到蓝天白云下有欧洲的小镇。那是一个完全透不过气的时代，没有空气，没有感情，没有清澈的水流，什么都没有。但是，在所有这些乐器的声音里，新鲜空气，无比新鲜的空气像穿过山谷的风，像流过草原的水，像融化在戈壁的雪，像徜徉在蔚蓝里的云朵。他们填满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心灵，让我现在突然热泪盈眶。我们青春冷漠的时光，竟然被这些夜曲、回旋曲、协奏曲、独奏曲烘烤得暖洋洋的。
小排练室里传出来，它穿过高高的白杨树，也穿过司令部，政治部大楼（后勤部大楼在后花园那边）弥漫了大院内的每一个角落。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大贝斯、长笛、黑管、双簧管、大管、小号、圆号、长号、手风琴……像是树叶一样漂浮在水面上，以后，我的眼前曾经无数次地出现过这个画面，是他们发出了像水波一样的音乐，音乐又把他们涌动着，在水里来回荡漾。
在所有的乐器声中，终于有了长笛的声音，也有了笛子的声音。那个17岁的男孩子天天穿着别人的军装，坐在乐队里边。他已经适应了立正稍息，成为一名军人。周围人对他的好奇心已经消失了，他们早已习惯了长笛的声音。就好像这个乐队天生就有长笛，只是他偶尔吹高音时，声音有些特别尖厉，她们才会看他一下。
17岁的男人还说自己是一个孩子，或者男孩儿，是不是有些自恋？他在这个乐队里，其实应该是中等年龄。3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儿都不比他大：15岁的江奇、17岁的陈想、16岁的唐娄宜。比他大的有22岁的龙泽，还有21岁的洪新民。洪新民如果不指挥时，也会拉琴。22岁，那是多么衰老的年纪，在我那时的感觉里，不，在我们那时的感觉里，如果你过了20岁，那你就已经完了。拉手风琴的华沙才12岁。
你为什么还不把军装还给马群，他在后边说你了。
我还没有领上新军装，马群说我坏话了？
你自己应该抓紧，不要老是靠别人。
昨天去了，曾协理员还没有回来。
今天回来了，他老婆也一起来了。他老婆很漂亮。
马群说我什么了？
这你就别问了，组织上要求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在后边说人坏话，也不要传闲话。
我看看她，发现她与在学校时，确实很不一样。她成熟了，尽管我感觉在她草绿色的军装后面的乳房不大。
对话是在政治部食堂里发生的，我刚抢完面条，她与我并排站着。我看看那边的马群，有些不好意思。
她又说：过几天就要演出了，你要笛子独奏，你准备好了吗？
那有什么好准备的。在哪儿演出？
在南疆军区礼堂，在那天开公判大会的地方。王蓝蓝好可怜，没有把好生活作风这一关，政治前途没有了，把一辈子都葬送了。
你认识王蓝蓝？
当然认识，她当兵路过乌鲁木齐，还到我们家来过。你觉得她可怜吗？
我点头，说：我要是认识她就好了。
为什么？
也没什么，就是想跟她说说话。
她笑了，没有再说什么，打算转身离开我，坐到乔静扬她们那边去。
马群到底说我什么了？他骂我了？
这儿是革命部队，又不是国民党的旧军队，怎么能随便骂人呢？不会的。
我当时有些吃惊，发现她真的变了，似乎她的胸部也比一分钟之前稍高了一些。
然后，她小声说：他说半个月过去了，他看着你把他的军装都穿旧了。
我松了一口气。要跟同志们搞好关系，不能随便得罪人，父母总这么教导我。我从心里愿意跟一切人搞好关系，马群没有骂我，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放心了。
你为什么上午不到乐队排练？只有一个大提琴不好听，低音弱。
我在舞蹈队排练呢。
你应该搞乐器，舞蹈没前途，只能吃青春饭。
我两样都搞。
应该选择一样，那样才精。
领导要求一专多能，要尽可能做多一些工作。
我又看看她，觉得这话有些陌生，但是，她说得很自然，她丝毫也没有察觉出我的不适应。即使是一个17岁的男孩子，也对16岁女孩子嘴里说出了这话，感觉到了强烈的不适应。
如果没有记错，正式演出排练的音乐作品应该是《北京喜讯到边塞》。今天想想，这个名字无论如何都有些奇怪，北京的什么喜讯能到边塞呢？铜管乐声强大起来，小号、长号、圆号、鼓声、黑管、长笛，甚至有大提琴、大贝司的声音。指挥在上边大声喊着，强，再强，对，强，强 — —
高潮到了，整个房间都要被震垮了，大家的脸上有了笑容。他们被自己的声音愉悦着，旁边的那张世界地图在注视着他们，北京喜讯就要到边塞了。他们真的应该是一群很幸福的孩子，他们没有去农村，而是来到了军队，他们用乐器把北京的喜讯送到了狂欢的边塞，他们终于高潮了。
他们是学员，解释一下什么是学员，部队专业文艺单位的战士。今天有搞文艺的将军 — —唱歌的唱歌将军、写诗的诗歌将军、编舞的舞蹈将军，而他们那时都仅仅是学员。从学员到将军，这是一条多么光辉的道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军区文工团。我现在强调一下，那是一个有40人编制的、专业的而不是业余的、属于军队的小型文工团。他们没有活动在北京、上海哪怕是乌鲁木齐的花花世界，他们穿着球鞋和战士服，走戈壁大漠、蛮荒哨所。阿里要去，帕米尔高原也要去，喀喇昆仑山也要去，他们是专门为兵服务的。战士们听不见人说话，我们就要去，让他们听听我们说话。不但说话，还要唱歌，要让那些在边防哨所无比寂寞的士兵们知道，祖国没有忘记他们。
晚上快要熄灯了，乐器声也停了，突然，有人在门外叫我。我出了宿舍，一看是她，艾一兵。
她看着我，手里拿着一套军装，笑着说：没有影响你休息吧？
我说：新军装？
她说：这是新的，把马群的还给他吧。
你帮我领了？
曾协理员是我爸爸接来的兵，他们是好朋友，我刚才去他们家了。不一样了，他妻子来了，她挺傲慢的，高干子女嘛，很漂亮。
我接过军装，仔细看着，说：谢谢你，老同学。
不，要叫战友。她严肃地说。
然后，她说：试试，合适吗？你应该是这个号。
我穿上了外套，有些大。我说：不大吧？
她说：不大。
我又说：大了。
她说：大了？
我说：军装领回来了，还能换吗？
她说：唉，你明天自己去换吧，你站在宿舍窗口，就能看见他们家，就在那排平房。我累了，今天很累了。
他们家是第几个门？
从右边数第5个。
我望着她的背影，感觉到她真的很瘦，她消失在黑夜里，她是一个好战友。
好战友这三个字，突然让我笑了。我看着军装，太大了，突然感觉到一刻都不愿意等待，就出了院门，朝那排平房跑去。
我想今天就把军装还给曾协理员，明天他就能为我换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回忆里喀什噶尔的夜晚总是有很明亮的月亮，我跑着，天空里的暗蓝色让我总是能嗅到艾一兵身上淡淡的甜味。小女孩儿身上都是有甜味的，你与她在一起时，可能没有感觉，可是，你只要与她一分开，那甜味就会一直包围着你，就像月光包围着你一样。
他就站在门前了，我是说，那个叫作曾协理员的人。也许我有些急促，是不是敲门声过于响，他脸上的表情有些惊愕。他没有让我进去，所以我不得不仍然站在门外，让月光笼罩着我。
他说，你找谁？
我说，艾一兵让我来找你，换军装。
艾一兵？她刚走，领的是你的军装吗？
太大了。我看着他说。
他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他让我进了屋子。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屋子，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间屋子以后会决定我的命运。
灯光柔和，有个深咖啡色的柜子，上边有镜子。镜子前边摆着一张照片，那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女人。还有一张大床，上边竟然还铺着一块很大的深蓝色的花布。我看着那个照片里的女人，突然意识到身边这个比白杨树还高的男人非常幸福。
我一直在盼着这个人回来，他就是曾协理员。他管着军装。现在，这个无比幸运的男人回来了，他刚从北京回来。一个说着北京话的男人竟然会到我们喀什噶尔来，你理解这种精神吗？反正我不理解。无论有什么原因，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呢，北京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我这一生中总会去北京的。北京太好了，它不光有天安门，还有中央乐团！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比王洪文还要英俊的男人不仅来到了喀什，而且，他已经是阿里的副参谋长了。他为我调换军装的几天后，就要去西藏阿里高原任职了。曾协理员，曾副参谋长，直到现在我在想起这个人时，都会说曾副参谋长。
“艾一兵”这个女孩子的名字让他心情不错，他对我说，你坐下，会抽烟吗？
我摇头说不会，然后，又忍不住再次看着那个摆在柜子上的女人照片。她被镜子里的光线环绕，脸上有了许多层次，她在笑，让黑白照片变得有色彩了。
我当时还不知道曾副参谋长要带回他的妻子。那个照片里的女人，她就是那个幸运男人的妻子。我换军装那天，对于这个男人充满好奇心。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这个女人很快就要出现了，她会走在我们南疆军区的院子里，她会让喀什噶尔的黄昏和夕阳充满暖暖暖暖的光斑，那里你甚至可以看见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海。
他没有为我倒茶，他独自吸烟。他有些好奇地看着我，说：你跟艾一兵是同学？
我们都在八一中学，她是五班的，我是三班的。
她挺关心你嘛！
我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离开那间屋子的，好像他送我时，与身边的白杨树站在一起，完全分不清谁是他谁是树了。他那么高，树也那么高，让疏勒县夜空里的白云与随风摇动的树叶混淆在一起。
我回到宿舍，管乐班长龙泽看着我说：你的军装呢？
还给曾协理员了，让他换去。太大了。
你跟艾一兵是同学？
我们都在八一中学，她是五班的，我是三班的。
她挺关心你嘛！
我看着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刚才那个那么幸运的高个儿男人，那个北京来的人，也是这么问我。他们是什么意思？
熄灯了，躺在床上睡不着，眼前出现了王蓝蓝，又出现了艾一兵，她们都是女兵，都很瘦，她们让我当兵的最初的日子充满柔情。
我还在蒙眬中，隐约听见扫帚来回扫地的声音，噢，扫帚大叔又来了。睁眼看，天还黑着。又闭上眼睛，想再睡一会儿，但是，尿憋了。我对那种声音充满好奇，谁是这个扫帚大叔呢？自从走进军营，每天都被这种声音唤醒。热瓦甫很快就要响起来，许光华可能已经来了，他是早晨带队领操的人，很快就要出操了，先出去看看吧。那时朝鲜电影作为伟大的电影，朝鲜人民作为时尚的人民，与朝鲜有关的鲜花盛开的村庄……那样的美好日子还没有过去，朝鲜电影里有一个扫帚大叔，其实是一个美国特务。他为了美国人的利益潜伏在朝鲜，勤劳是他最美丽的花衣裳。他永远拿一把大扫帚扫地，人们都叫他“扫帚大叔”。我每天都是被这种声音叫醒的。
外边天还有些黑暗，是黎明前的黑暗，我披着衣服，感觉到微微的凉爽，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从我们宿舍朝南走，经过一棵高大的槐树，朝西一拐就是厕所的大门，进了大门，男左女右。走到槐树下时，扫帚声音更大了。这个人的力气一定很大，因为你能听出来扫帚划动的半径非常辽阔，一把扫帚上能感觉到地大物博的起伏。突然听到一阵小鸟叫，晨曦中，太阳淡淡的香味就要来临了。我怀着感激之情继续朝西走了几步，就要进入厕所外的大门时，朦胧中，竟然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她的军装显得大，她的小辫子来回晃悠，显然她已经很会扫地。她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她专注，投入，完全是专业人士。那时，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但是，我没有叫她，她也没有回头。我有意识地放慢、放轻脚步。17岁时，我就知道对女人应该心细一些，特别是当她们已经很委屈、很疲惫、很无奈、很伤心、很绝望的时候。
她终于回头了。果然是艾一兵，脸色苍白的艾一兵。在学校时，每当我们男生在打雪仗，她从我们身边面带微笑经过时，她的脸就已经是苍白的了。你们老是回忆说，那些少女脸色红润，那是你们北京老八中的，还有北京女子师范的红卫兵吧。你们北京人待遇高，我们乌鲁木齐的少女不一样，她们在我的眼睛里总是苍白，那种病态的苍白几乎影响了我一生的美感。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已经半天了。
她的眼神里很平静，没有我想象的委屈。
我看着她，忘了自己是因为憋尿才离开被窝的。
那时，天蒙蒙亮了，东方出现了鱼肚白，我在那天才总算是突然知道了什么是鱼肚白。那就是晨光让一个女孩子脸上的汗水清晰地映照在你的面前。
她继续扫。我没有离开，也没有走进男厕所，只是想陪着她。她突然停下来，有些好奇，不解地看着我。
我说：昨天晚上，你不是说很累了吗？
热瓦甫响了，许光华来了，时间变得急促了。
她更快地扫起来，她说：快，要出操了。我也不希望大家都知道是我干的。
我仍然站着，心中有千言万语想对她说。
她说：别站这儿，让同志们看见影响不好。
我非常不情愿地进了男厕所，这才重新感受到尿憋，可是，更加吸引我的是，男厕所显然也刚打扫过，干净之极，是她打扫了男厕所吗？我边尿边问自己：为什么？
我出来时，她就要离开了，我说：男厕所你也打扫？
怕什么？早上又没人。
她走了，肩膀上扛着那把大扫帚。她走得坚定，扫帚没晃，头发没晃，只有那身草绿色的军装在晃。从上到下的军装都在晃，让我眼前一片绿色的麦田、麦地、麦浪。
我看见她在黎明时的背影，就要消失在女兵宿舍那边，那时初升的太阳正好照耀着她，我看不清她的身材，像在八一中学时那样的好身材，只是她“压出了我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当时，我与鲁迅先生产生了相同的崇高感。
我刚进宿舍，里边还有些朦胧，班长小声而又严肃地说：起床，出操。
以后，麦田这个词汇开始流行，无论画面上是多么安恬的金黄色，我的眼前却永远是绿色，是那种军装的颜色。
星期六晚上演出，舞台与八一中学的一样绚烂，我甚至有些激动，因为我终于穿上了新军装，并且，把马群的军装还给了他。但是，我忘了洗，知道吗？我没有给别人洗干净，就直接还给他了，我只是想要尽快还给他。我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错误。
舞台上的灯光有多种颜色，如果你们没有我的经历是无法知道的，那种老式的苏联式的剧场舞台是那么复杂而有神秘气息，这是你们今天这些歌星们在电视台的演播厅内完全无法体会的。
陈旧的木地板上散发出了古典油漆的悠远的香味，后台里有许多不知道是哪些年放置的旧木箱，它们颜色漆黑，上边偶尔还有苏联字体。几步之外看人就要凭轮廓去猜，后台幕布一层层的，不同的乐器从不同的角落里发出声响。让你产生莫名的兴奋。
我们演出开始是革命歌曲大联唱，从战争年代一直唱到和平年代，一首首红光闪闪的歌从站在后边的合唱者、也包括我们乐队演奏员的胸腔里重重地涌出来，我们真是太热爱红色了，因为红色里边包含有无数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和童话。
几乎每个人都上场了，连董军工都上了，他甚至也化了妆，显得有几分女性色彩。合唱者跟乐队一起，填充了整个舞台，幕布一拉开，下边就骚动起来。他们在议论什么呢？他们感觉到我们化妆后漂亮吗？激情澎湃的歌声穿透力是很强的，我一边吹着长笛，一边朝她看。我发现她真的充满热情，她的眼睛里闪着光亮，她的脸色更加苍白，别人都有了红颜色在脸上，只有她更加苍白，是因为她比别人更激动吗？
都是哪些歌呢？从解放军进行曲一直到解放台湾。最后一句一定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记忆太深刻了，前边竟然是一段长笛的骚勒，你们可能不太知道骚勒这个词，就是独奏的意思。独奏懂吧？就是整个乐队静下来，为我陪衬，让我长笛的音乐飘出来，从后台传到前台，再传到观众席。然后，会从礼堂的门传出去，飘到疏勒县的天空上，再从天空穿过天空，一直到喀什噶尔，到乌鲁木齐，说不定能飘到我日夜渴望的北京。那儿有天安门，有中央乐团，有总政歌舞团、歌剧团，有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我吹得非常专注，所有的人都在听我，那是一段很适合表现的音区，即使上了高音，也才是从>F到>A，那是我气息最舒服的地方。而且声音可以控制，既有穿透力，又有清晰的充满女性柔情的声音。也许我的情怀没有错，就是一曲颂歌，台湾就被我们解放了。
长笛是没有政治的，我的长笛也没有政治，只是一种声音。以后，别人告诉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你吹的长笛，你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我不信，都那么安静了，他们在听什么？他们在思考问题？我那天都吹得那么成功，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思考？
那是在演小话剧。内容是解放军医生救了维吾尔族的小孩，孩子的爷爷，一个维吾尔白胡子老头来给解放军送好吃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维吾尔老头是欧阳小宝演的，他会说相声，老头被他演得惟妙惟肖，他只要说一句话台下就会笑起来。
我在后台却有些神魂颠倒，我茫然地溜达着，新疆说溜达这个词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你的眼睛好像看见了，其实什么也没有看；你的脑子在想事情，却什么也没有想；你跟观众一起随着欧阳小宝的表达笑，却根本没有笑。而且，你觉得让一个维吾尔族老人说那么多客气话，有些不真实。真实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不是欧阳小宝这样。以后，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欧阳小宝，他说：艺术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他爸爸是新疆歌舞话剧院的总导演，当年他们家是从北京来新疆的，他爸爸甚至是王蒙的朋友。你想想，他说话能不正确吗？
可是，比他爸爸更重要的新疆文化名人是孔部长，他儿子孔星星说：新疆歌舞话剧院哪里有什么总导演？某一部歌舞剧、大型歌舞可能会有一个总导演，那都是临时的。
孔星星天天吹长号，没有人敢惹他，因为他吹的是一支有背景的长号。
欧阳小宝在台上如此放松，相声造就了他，艺术造就了他，爸爸造就了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造就了他，他最后一句台词是：来，伊里哈木，吃饱了吗？吃饱了跟你大（爸）一起抬木头。为解放军架桥 — —
音乐声起，是那种老式录音机放的音乐，出问题了，音乐变调了，颤颤悠悠。可是，没有人注意，大家拼命为欧阳小宝鼓掌。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走上台的，没有人安排我上台，可是，我却上台了。那是严重的事故，是所有人都完全想不到的，我当时像是一个思想者那样，沉吟着走着很慢的步伐，没有任何准备，就从第二条幕布那儿走上了舞台。
观众们看着我，那1000多人都看着我，他们对欧阳小宝的热情还没有完全散尽，又看到一个士兵模样的人走上台来，以为我要演一个什么节目了，都期待地看着我。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这个与观众没有任何互动的年轻人究竟想干什么？
我却像梦游者、思想者、彷徨者那样地在舞台上走着。我的思绪中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合时宜地上了舞台。观众一直默默地察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将要对他们宣布重大消息的人。我什么也不知道，仍然轻松地走在舞台上。观众里有人失去了耐心，他们窃窃私语，渐渐地，他们的怀疑声强大起来。人类质疑一切事物都是这样，要有先驱，是他们最先发现了某些不合理。
这时，舞台上侧幕旁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看着我，都非常焦急。有人想提醒我，又不敢。他们宁愿我这样一直走过舞台，不要慌乱，别人还以为这是故意安排的，是从北京观摩后学来的最新的舞台调度方式。
她突然出现在我对面的侧幕旁，无比惊讶地看着我，甚至有了某种恐惧的表情。她伸出左手指着我，张着嘴咬着字却不敢发出声音。这在瞬间我醒了。我突然就慌了，身体开始有些抽筋，整个人都失控了。怎么讲，我当时就像是被惊吓的老鼠一样，刹那间跑起来，朝着她的方向，朝着舞台上幕布里边。
“轰”的一声，观众们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地笑过，整个剧场因为共振，几乎要翻腾了。太可笑了，比欧阳小宝的白胡子老头可笑多了。然后，有人带头喊叫，许多人都开始鼓掌。
董军工大声在后台喊：拉幕，拉幕 — —
我终于进了侧幕，以为进了安全地带，却被所有人堵截，他们早已聚集在舞台两边，有人在笑，比如说欧阳小宝、星星、杨健……以后我知道了，笑的几个人都是干部子女，最差也是总导演的儿子。其他人没有笑，他们的脸上好像有愤怒，因为，我破坏了他们刚才费劲取得的美好效果，后台像受了刺激的人那样瘫痪了，所有人都不知所措。
董军工站在拉上幕布的舞台中央，说：不要慌乱。然后，他指着报幕员说：出去报幕。
董军工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我已经被吓呆了，木鸡一般看着领导。他很严肃，突然，我发现他有些想笑，因为他的脸开始扭曲。终于，他没忍得住，突然笑起来，整个脸都歪着说：调整、调、调整、整，好情绪，继续演出。
那时，幕布再次拉开了，像是打开了一扇夏天的窗户，所有热浪都涌上来。尽管许多人都在笑，可是，我内心却有无法抗拒的犯罪感。舞台上，像是夏夜的星空，灯光很亮，从不同的方向照射着我，那是我当兵后的第一次演出，似乎给我的人生打了个底子，让我的生命色彩本该严肃时，却总是滑稽，我本想成为一个圣人，一个思想家，一个严肃的长者，却永远在当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