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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下面让我们看下历史上有哪些“杀良冒功”的事件。
明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如天启四年，蓟辽经略孙承宗在谈到辽东官军滥杀无辜时指出：“甚至喑哑孤儿，立杀受赏。”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报斩贼五十级、而妇孺之首三十有五。”五年，山西兵追剿起义军进入河南，“其将使县令报功。令曰：“无首级何以报？”将曰：“易耳！”少顷，进千级，其中有庠士八十余人。”
崇祯十一年，清兵深入畿辅，退出后，明总兵王朴纵兵斩居民首冒功。时人钱天锡作《哀庆都歌》云：“各携利刃争相逐，函首忙报将与督。哄然攘臂受赐金，屠尽一家与九属。”在河南商邱，甚至出现官军追杀平民，口称“借脑袋献功”。官军的纪律败坏不仅给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就连地主、官绅之家也往往受到他们的侵害。因此，在明末社会舆论以至奏章中，“贼梳兵篦”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这正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剿兵安民”口号的背景。
冉闵，亦作染闵，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十六国时期冉魏政权建立者，350年—352年在位。以勇猛著称。
当时，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人集结了三千羯兵暗中埋伏在胡人居住的区域，也想杀掉冉闵等人。当时石鉴正在中台，孙伏都带领三十余人想登台挟持石鉴而发起进攻。石鉴见孙伏都在破坏阁道，询问原因。孙伏都说：“李农等人谋反，已经聚集在东掖门，我带领着卫士，谨先告知你。”石鉴说：“你是功臣，好好为官效力。我从台上观望着你，无须考虑尚未向我报告。”于是孙伏都及刘铢带领士众攻打冉闵和李农，未能获胜，驻兵凤阳门。冉闵、李农带着数千士卒毁坏了金明门而入宫。石鉴害怕冉闵会杀了自己，迅速招来冉闵、李农，打开宫门接纳他们，对他们说：“孙伏都谋反，你们应当立即讨伐他。”冉闵、李农进攻杀了孙伏都等，从凤阳门至琨华殿，横尸遍地，血流成河。冉闵发布命令告知宫廷内外，六夷凡敢动用兵器者一律斩杀。胡人有的攻破城门，有的越墙而出，逃亡者不可胜数。派尚书王简、少府王郁率领数千士卒，在御龙观看守石鉴，食物都悬吊着给他吃。在城内发令称：“与官同心者留下，不同心者听任各自离开。”命城门不再戒严。于是百里之内的赵人都进城来，离城而去的胡羯也堵满了城门。冉闵明白胡人不愿为己所用，颁布命令告知内外赵人，斩一个胡人首级送到凤阳门的，凡文官进位三等，武职都任牙门。一天之内，杀了数万胡人。冉闵亲自率领赵人诛杀胡羯，不论贵贱男女少长一律杀头，死者达二十余万，尸体在城外，全被野犬豺狼所吃。集居在四方的胡人，当地的军队依照冉闵的命令杀了他们，当时外表长得高鼻多须的人有一半因滥杀而死。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仅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清军本身就纪律散漫，他们平时游手好闲，训练懈怠。因贪生怕死，为了向上级交差，他们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