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下面让我们看下历史上有哪些“杀良冒功”的事件。
明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如天启四年,蓟辽经略孙承宗在谈到辽东官军滥杀无辜时指出:“甚至喑哑孤儿,立杀受赏。”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报斩贼五十级、而妇孺之首三十有五。”五年,山西兵追剿起义军进入河南,“其将使县令报功。令曰:“无首级何以报?”将曰:“易耳!”少顷,进千级,其中有庠士八十余人。”
崇祯十一年,清兵深入畿辅,退出后,明总兵王朴纵兵斩居民首冒功。时人钱天锡作《哀庆都歌》云:“各携利刃争相逐,函首忙报将与督。哄然攘臂受赐金,屠尽一家与九属。”在河南商邱,甚至出现官军追杀平民,口称“借脑袋献功”。官军的纪律败坏不仅给广大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就连地主、官绅之家也往往受到他们的侵害。因此,在明末社会舆论以至奏章中,“贼梳兵篦”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这正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剿兵安民”口号的背景。
冉闵,亦作染闵,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十六国时期冉魏政权建立者,350年—352年在位。以勇猛著称。
当时,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人集结了三千羯兵暗中埋伏在胡人居住的区域,也想杀掉冉闵等人。当时石鉴正在中台,孙伏都带领三十余人想登台挟持石鉴而发起进攻。石鉴见孙伏都在破坏阁道,询问原因。孙伏都说:“李农等人谋反,已经聚集在东掖门,我带领着卫士,谨先告知你。”石鉴说:“你是功臣,好好为官效力。我从台上观望着你,无须考虑尚未向我报告。”于是孙伏都及刘铢带领士众攻打冉闵和李农,未能获胜,驻兵凤阳门。冉闵、李农带着数千士卒毁坏了金明门而入宫。石鉴害怕冉闵会杀了自己,迅速招来冉闵、李农,打开宫门接纳他们,对他们说:“孙伏都谋反,你们应当立即讨伐他。”冉闵、李农进攻杀了孙伏都等,从凤阳门至琨华殿,横尸遍地,血流成河。冉闵发布命令告知宫廷内外,六夷凡敢动用兵器者一律斩杀。胡人有的攻破城门,有的越墙而出,逃亡者不可胜数。派尚书王简、少府王郁率领数千士卒,在御龙观看守石鉴,食物都悬吊着给他吃。在城内发令称:“与官同心者留下,不同心者听任各自离开。”命城门不再戒严。于是百里之内的赵人都进城来,离城而去的胡羯也堵满了城门。冉闵明白胡人不愿为己所用,颁布命令告知内外赵人,斩一个胡人首级送到凤阳门的,凡文官进位三等,武职都任牙门。一天之内,杀了数万胡人。冉闵亲自率领赵人诛杀胡羯,不论贵贱男女少长一律杀头,死者达二十余万,尸体在城外,全被野犬豺狼所吃。集居在四方的胡人,当地的军队依照冉闵的命令杀了他们,当时外表长得高鼻多须的人有一半因滥杀而死。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仅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清军本身就纪律散漫,他们平时游手好闲,训练懈怠。因贪生怕死,为了向上级交差,他们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老残游记》中描述了很多不平之事,其中有蒙冤而遭灭门的惨案发生,下面让我们来看下历史上有哪些灭门惨案。
《资治通鉴》中记载着这个故事,石宣有一宠臣,叫做孙珍,此人时为太子詹事,就是管理太子起居以及生活的官员,因为患上了眼疾,就向时任侍中的崔约讨求治病的药方。崔约开玩笑说:“向眼中溺尿便可痊愈。”孙珍说:“眼中怎能溺尿?”崔约说:“你眼窝深陷,正适合溺尿。”孙珍为此怀恨崔约,将此事添油加醋告诉了石宣。石宣的面貌在兄弟中最具有胡人的特征,眼窝深陷,听说此事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诛杀崔约父子三人。从此以后朝中大臣们畏惧孙珍,但是更怕这个大杀器石宣,人人为之侧目。崔约之死告诉我们,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更不能用玩笑的手段来取笑别人的缺陷或者生理特征,开玩笑还得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不能只图自己一时口舌之快的,如此,不仅自己项上人头不保,连家人也跟着一起玩完儿,看上去,管住自己的嘴和管住自己的腿从古至今是多么的重要。侍中也算是正三品了,当属朝廷重臣,因为一句玩笑而遭致杀身之祸,可见石宣是多么的残暴。
“赵氏孤儿”即赵武。赵武,嬴姓赵氏。春秋时晋国卿大夫,政治家、外交家,为国鞠躬尽瘁的贤臣,后任正卿。出生世卿大族,幼年其母与叔公不和,随母移居宫中。后下宫之难,赵氏灭族,赵武独存。
前587年,赵庄姬寡居通奸于赵婴,国人耻之。前586年,原同、屏括逐楼婴至齐,赵姬怨原、屏之横,携赵武居公宫。后栾书屡战,功勋日著,赵同、赵括不得志。前583年,智庄子亡,栾氏更盛。年末,赵庄姬告于晋景公:“原、屏将作乱!”景公欲废侈卿,故问栾书。武子说:“莫须有!驹伯或知之!”景公乃问郤锜,郤锜亦附栾书,景公认定赵氏将反,命栾书、郤锜备战。
在晋景公的号召下,平日遭赵氏欺压的贵族揭竿而起,向赵氏杀去。赵同、赵括猝不及防,惨遭杀害。诸姬憎原、屏之专,向其族举起屠刀,将这些年为嬴姓所压制而积累的仇恨发泄出去。一时血染宗庙,赵氏惨遭灭门。
胡惟庸
胡惟庸,汉族,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与李善长同乡。明朝开国功臣,最后一任中书省丞相。因被疑叛乱,爆发了胡惟庸案。
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来进贡,胡惟庸等人不报告朱元璋。宦官出来见到了,便进宫奏告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但暗暗地将罪过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又归咎于中书。朱元璋更加愤怒,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究问为首主持的人。不久,赐汪广洋死,汪广洋的妾陈氏为他陪死。朱元璋问知陈氏乃是被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大怒说:“被没入官的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怎么得到?”便颁下敕令命法司调查。于是胡惟庸以及六部属官都应当被判罪。第二年正月,涂节便将祸变上报,告发惟庸。御史中丞商皓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也告发了惟庸的阴谋。朱元璋大怒,下令廷臣轮番讯问,词语连及陈宁、涂节。廷臣说:“涂节本来参预阴谋,见事情不成,这才将变乱上告,不可不杀。”于是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
胡惟庸死后,他造反的阴谋还没有全部暴露,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李存义被人自首告发,得以免死,安置在崇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十月,林贤狱案办成,惟庸通倭的事才显了出来。朱元璋大发雷霆之怒,肃清逆党,词语相连,被诛杀者达三万余人。于是做《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此案株连蔓引,直到数年之后,还没有清除干净。
蓝玉,明朝开国将领,与胡惟庸同乡,常遇春妻弟,汉族,定远(今属安徽定远县)人。有胆有谋,勇敢善战,屡立战功。官拜大将军,封凉国公。于捕鱼儿海中大破北元,基本摧毁其职官体系而名震天下。洪武十二年秋封永昌侯,二十年拜征虏大将军。二十一年拜大将军、凉国公。他恃功骄纵,又多蓄庄奴、假子,恣意横暴,夺占民田,触怒朱元璋。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定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正在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朱元璋深感不安,以谋反罪将其逮捕下狱,并被剥皮实草,抄家,灭三族,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一万五千人。为警诫群臣,朱元璋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中国古代的一种司法文书)为《逆臣录》。史称“蓝玉案”。
方孝孺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为明惠帝,惠帝听从兵部尚书的削藩建议。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后来的明成祖)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挥军南下。惠帝也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名满天下的第一大儒、翰林学士方孝孺之手。
燕军攻破京师后,文武百官大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但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朱棣想借用方孝孺的威信来收揽人心,不仅屡次派人到狱中劝降方孝孺,还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但方孝孺坚决不从。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强迫他写诏书。但方孝孺却大书“燕贼篡位”,朱棣见他宁死不屈,威胁他说:“你不怕被诛九族吗?”方孝孺义正辞严地斥责说:“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朱棣怒不可遏,于是大肆搜捕方孝孺的亲属,还包括他的门生和朋友(即第十族),在方孝孺面前一一杀害,被杀者共达八百七十三人,而方孝孺则被腰斩于南京聚宝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