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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脸”中士临时接管了我们排。排长“常春藤联盟”中尉
将在几天后加入到我们的队伍。所以眼下我们就归瘦脸中士领导。他比我大不了多少——也许就大我几个月，但是他已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三年了。这使得他显得比我大好多岁。
“好吧，就是这儿了。”他对我们说，随手把金色直发快速地向后梳理了一下。他那瘦瘦的男孩脸很严肃地皱着眉，他发布指令时总是这表情。“就是这儿了。我们要向丛林进发。士兵们”——军士们怎么这么喜欢用这个词呢——“士兵们明天早上开拔，带上你们的全部行军装备。水兵袋锁在营房里，不要带在身上。检查你们的炊事用具。检查你们的单人帐篷。你们最好带够帐篷地钉，否则只好用你们的屁股固定帐篷了。”
“所有的自由活动都被取消了。”
我们嘟囔着发着牢骚，回到了自己的营房。我们开始整理背包。然后，军官们第一次开始从捉弄士兵中取乐。瘦脸中士似乎每过一小时就突然来到我们面前宣布一条新命令，这条新命令时而和前面的行军命令一致，时而又相互矛盾。
“连长说不需要带帐篷地钉。”
“营长说带上你们的水兵袋。”
“把地钉放在帐篷里一起带上。”
只有山地人对这些混乱的指令置之不理，他对军官们心平气和的轻蔑与生俱来。每次瘦脸中士气喘吁吁地向我们宣布一条新命令的时候，山地人就从他的帆布床上站起身来，侧耳细听。但是当瘦脸中士从我们眼前消失后，山地人耸耸肩，重新坐回床上，抽着烟，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扫视着我们。
“山地人，”我说，“你不准备打包吗？”
“我把我的东西都翻出来了。”他说道，一边用手指着一堆袜子、短裤、刮胡膏和其他行头。
“可是你不准备把它们打包吗？”
“见鬼！我才不呢！拉基，我到明天早上再打包不迟——那时他们也作出了愚蠢的决定。”
笑面虎那刺耳的声音插了进来，玩笑的成分缓和了山地人的斥责带来的紧张气氛。
“你最好现在就打包。他们会来视察，那时候倒霉的就是你。他们会把你扔进远在军舰上的禁闭室，远得给你送饭都得用弹弓。”
山地人先是轻蔑地哼了一声，随后咧开大嘴笑了起来。整整一个下午他看着我们，不停地抽着烟，喝着前天晚上偷藏起来的两罐温啤酒，他始终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猜对了。我们不停地把行头放进包里然后又拿出来，我们就像风向标，而从指挥部里传出来的命令就像是方向不定的风。但是山地人猜对了。第二天早晨营长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他放弃了戏弄士兵的游戏。当他的命令传来的时候，它不像任何其他命令，因为它是正式的命令。
我们拆开背包，又重新组装起来，然后摇摇晃晃地把这个笨重的家伙驮到了背上。
我回想不起来这次的行军装备有多重了，也许有二十磅吧。每个人的背包重量都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我的背包重量已达到了最低限度，里面的东西都是上校开列出的项目。但是爱干净的人也许会悄悄往包里多塞几块肥皂或带上一瓶发油，还有人也许会在背包底部藏上两罐豆子，还有一些人无法忍受没能带上一大堆家书的失落感。
战士的背包就像女人的钱包：包里装的是他的个性。我曾很悲哀地看到死去的日本兵的背包里装着一些信物。他们都是很恋家的人，这些面部光滑的男人们的背包里装着的是他们的家人。
我们在营房前集结，身上的背包沉重，温暖，舒适。
“向前齐步走！便步走！”
于是我们出发奔赴丛林。
我们走了大约十英里，这十英里在老兵眼里不算什么，可是当时对我们而言却是一段很长的距离。我们要穿越一片松树林，还要经过一段宽度仅允许一辆吉普车开过的土路。整营的人马行进在这条小路上，而我们班被挤在中间或中间偏后的位置。红色尘土像乌云一样落在我们身上。我的头盔烦人地撞着贴在我肩膀上的机关枪，有时背包的晃动又会让它猝不及防地撞上我的眼睛。走了大约一英里的路，我就不敢再喝水壶里的水了。我不知道我们还得走多远。我的粗布军服已被汗水打湿，军服的浅绿色变成了深绿色。在第一英里的路程里我们还一直有说有笑，有人甚至还唱起了歌。而现在只听到鸟儿在歌唱，从我们身上发出的只有沉重的脚步声、水壶的叮当声、皮革枪带的吱吱嘎嘎声，偶尔还有一两声嘶哑的高声咒骂和徒劳的叹息。
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就休息十分钟。我们会躺靠在路堤上，靠着背包休息一会。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把手伸到背带下面去按摩被背带勒得发酸的肩膀。我们会抽支烟。我的嘴唇发干，舌头肿胀，我大喝一口宝贵的水来湿润它们，接着我愚蠢地吸了一口烟，于是嘴巴立即又干燥起来。不过靠着路堤躺在那里是极惬意的一件事，所有的疼痛和酸胀都一扫而光——或者至少暂时停止——鼻孔里则充满着烟草那虚幻的令人愉悦的香味。
接着命令来了：“起立，出发！”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起身站起来。真见鬼，我们既讨厌命令本身又讨厌发号施令的司令官，我们挣扎着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又开始了单调的行军旅程。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一条运河边上，在那里几艘希金斯登陆艇正等待着我们。这条运河是北卡罗来纳州交织的运河中的一条，这些运河又是内陆水运航道系统的一部分。这座水上迷宫似一条白蛇蜿蜒穿越松树林，撒欢一般奔入大海。
我们笨拙地爬进登陆艇，坐了下来，头部刚及船舷上缘，头盔放在两膝之间。
登陆艇刚一启动，我左边的一个人就呕吐了起来。他叫“小兄弟”，是一位个子修长性格腼腆的少年，他太害羞，不适合当海军陆战队员。小兄弟来自纽约州北部，绝对不是当水手的料，因为他连顺风和顶风都分不清。他在上风口呕吐，结果脏兮兮、臭烘烘的呕吐物顺风喷洒到我们身上。对他的叫骂声此起彼伏，声音甚至盖住了盘旋在头上的海鸥的微弱叫声。
“你就不能吐在头盔里吗？”山地人咆哮道，“哎呀呀，我说小兄弟，你以为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这时候，别人也都呕吐起来，开始按照山地人的提醒充分利用头盔。可怜的小兄弟脸上露出了谄媚而又胆怯的笑容，显然他为自己不是唯一的麻烦制造者而感到高兴。到了登陆艇离开海岸进入大海在海浪中颠簸的时候，艇上的一半人都恶心起来，舰艇水手长则高兴得手舞足蹈。
随着舰艇水手长的判断，舰艇不停地上蹿下跳，孤寂的大海在我们看来一会变大一会又变小，而最抢眼的是舰艇水手长，只见他站在舵轮之后，像毒蛇一样残酷无情，很显然他要通过排演一出喜剧来款待他的水兵同伴——看看这些不可一世的海军陆战队员如何第一次经受大海的严峻考验。
我现在知道了，我们当时是在一边兜圈子一边等待我们第一次水陆两栖训练的靠岸命令。当命令到达时，我们的舰艇开足了马力，舰首似乎要钻进水里，而舰身则平稳地转为水平飞驶。谢天谢地，“摇滚运动”终于减缓了。
“蹲下！”
于是我们的舰队分散开来，呈进攻态势。我们朝着海岸方向欢呼。清凉的水花溅落在我的脸上，耳边只听到舰艇马达的轰鸣声。随着一阵剧烈的晃动，我们身下传来了舰身钻进沙土里的嘎吱作响声。我们靠岸了。
“起来登陆！”
我一只手高举着枪，一只手抓着船舷，躬着身子跳进海浪，冰凉的海水刚刚没过腿肚子。但是背包和武器的重量几乎把我压趴在水里。我浑身湿透了。在武器装备和水的双重重压下，我快步跑上了岸。
“卧倒！”
我们奉命行动，用手中的武器射击假想中的抵抗者，之后当我们起身站起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沙子，就像面粉粘在排骨上一样。
行军时的汗水早已使身体的摩擦部位灼热难耐，刚才海水里的盐分又钻了进去，灼痛阵阵袭来，现在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沙子，更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接到集合向新营地进发的命令，还需行军大约一英里的路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忍受身体的疼痛。每向前迈一步，每次无意识地摆动胳膊，胯部和腋窝就好似被锯齿划过一样。
步履蹒跚地走过这段距离后，我们来到了一片茂密的松树林。在路的一边，次生植物被铲除干净，形成了一片林中空地。在空地中央已经竖起了三个金字塔形的帐篷——一个用作厨房，一个用作医务室，第三个供连队指挥官使用。他们让我们就地解散，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地。
以排和班为单位依次划分营区的时候，凉飕飕的雨开始淅淅沥沥下了起来。一排排小帐篷出现在空地上——不是像从前一样整齐划一的精心排列，而是故意纵横交错以追求一种新的伪装效果。
尽管我们经历了行军和大海带来的疼痛，此时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又在雨中饥寒交迫，按理说搭帐篷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雪上加霜苦不堪言的事。其实不然。我们甚至没有骂指挥官一句话。突然之间，搭帐篷成了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兴奋带来的热量完全击败了冷雨或空腹或酸痛带给我们的痛苦。
不久我们就一瘸一拐地四处寻找松针铺在毯子底下。
那是什么样的一张床啊！两条深绿色的毯子，一条铺，一条盖，垫毯下面是散发着刺鼻味道的柔韧的泥土以及散发着芬芳味道的松针。
正如我说的那样，我们四处奔忙，不久空地就回荡着我们的叫喊声，回荡着对笨手笨脚未能及时甚至永远不能支起帐篷的士兵的善意叫骂声。这场雨就像一个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一样心神不定，时而蒙蒙细雨，时而滴答小雨，时而瓢泼大雨，似乎对我们连队的无忧无虑以及自己的忧伤迷惑不解。
我们在帐篷周围挖出了一个排水沟——挖出一个沟渠以便让帐篷里的地面保持干燥，随后便听到了食堂开饭的命令。饭端在手里像咖啡一样热乎，这对住在野外的人而言已经足够了。天色渐晚，我们摸黑吃完了饭，并把金属餐具洗刷完毕。
在回连队的途中，我们要经过六连的帐篷区域，不时有人不小心被地钉绊住，倒在帐篷上，招致帐篷里士兵们的一阵嚎叫和怒骂。
对于机关枪手们我们有精确的编码来指代，对于所有的枪手我们都有清晰易懂的描述让人知道他来自哪个部队。但是如此恶毒的咒骂是难以言表的，尽管我们有某种体面的粗俗话来说明它们。
就这样，在雨中，在黑暗中，在咒骂声中，我们第一天的野外生活结束了。我们已经有资格进入破烂王的行列了。
第二天我遇到了行者。过去几天里他一直在山地人所在的排，最近才加入我们排，不过我一直没有碰到他。遇到他的时候，他正从笑面虎的帐篷里笑着走出来，一边还回头说着俏皮话，我和他撞了个满怀。他步伐轻盈有力，几乎把我撞翻在地。这就是行者：他有两条肌肉发达的腿。后来我得知，原来他以前在预科学校是个短跑健将，鼓胀的小腿肚就是短跑训练的痕迹。
行者和我们很合得来。他对笑面虎的崇拜近乎于对英雄的膜拜。不过笑面虎有勇气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而不伤害行者的面子，我则怀疑笑面虎为拥有这位黑发小伙子的崇拜而暗自得意。行者来自水牛城，他老练地高谈阔论学校舞会和汽车，而这些东西对于来自路易斯维尔、生活混乱马虎的笑面虎来说简直就是不明飞行物。
随着我们四人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和巩固，笑面虎说话的分量越来越重，这显然是因为他得到了行者的拥戴。
因此笑面虎成了我们四个人的首领，对于这个既成事实我和山地人都没有承认过，行者也只是通过处处顺从而提示我们他已接受了笑面虎的领导。
很奇怪，不是吗？人们需要领袖，我认为两个人不需要首领，但是三个人就需要，而四个人一定需要，否则，谁来解决争端、计划冒险、提议娱乐地点或娱乐方式，谁在总体上维护和平？
这是我们在“穷乡僻壤”那段美好时光的开始。我们睡在地上，家就是一块帆布支起的帐篷，但是我们开始以能够处之泰然而自豪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谓的美好时光自然就是乱糟糟的，甚至常常是粗野的。
一天的训练压不垮我们这些年青的灵魂和身体。如果没有夜间练习或者连队执勤的话，我们的自由时间就会从晚饭后一直延续到起床号响起。有时我们会聚集在篝火周围，一边烧着松木皮，一边喝着从烈酒走私者那里买来的玉米白酒。松木皮在燃烧时会发出醉人的芳香，一如我们肚子里的玉米白酒。
我们会在篝火周围唱歌摔跤。我们旁边也会有其他篝火，有时候会和别的篝火周围的人进行唱歌比赛，不久唱歌比赛会演变成呐喊比赛。偶尔有一只倒霉的负鼠误闯进我们的圈子，结果负鼠的挣扎声和人的喊叫声响成一片，随后大家急匆匆脱下靴子朝负鼠砸去，就这样，这个可怜的小动物一命呜呼了。接下来那些喜欢磨刀的人迅速拿出刺刀剥负鼠的皮，而它细小油腻的身体则被扔进了火堆里，等待这个可怜小动物的是几个渴望尝尝味道的可恶嘴巴。
有时候，山地人、笑面虎、行者和我会在饭后聚在一起散步，一直走到离营地两英里开外的公路上，脚下厚厚的尘土使我们走路都没有声音。有时候我们在紫罗兰色的夜晚伴随着公路两边柔软的松木沉默无声，有时候我们在尘土中又跳又闹，一个接一个地玩跳山羊，对着黑洞洞的夜空狂喊，只为了听听自己的回音，有时候我们很严肃，抽着烟低声谈论着家长里短，谈论着我们会在何时何地参加战斗。
公路两边是一些简陋酒馆。到了公路上就能看到一个新世界：刚才还是温柔的黑夜再加上松木散发出的味道以及我们在尘土中轻轻的踏步，一会儿又是风驰电掣般飞速驶过的汽车和军用车辆，两边简陋的酒馆前挂着裸露在外的电灯泡，毫不羞怯地闪烁地照着挂在墙上的可口可乐以及香烟的广告牌子。
这里没有女孩子。沿着公路向前走上好长一段路到了莫尔黑德和新伯尔尼才能找到女人，这里只有喝酒和打斗。在格林维尔倒是有个劳军联合组织，但是身穿粗蓝布军服的“穷乡僻壤”海军陆战队员们很少去那个地方找乐子，因为得冒着因穿军服外出而被宪兵队抓住的危险。笑面虎和我只冒过一次险，回报就是美味可口的汉堡包。
一个叫绿灯笼的地方成了我们营部人员常去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在高速公路附近它距离我们最近吧，它位于土路和公路连接处的角落里，看上去似乎土路钻到了公路下面。这个地方是银行做广告的理想所在，很方便就能找到。
在绿灯笼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每当你到这里的时候，打架斗殴或者刚刚结束或者刚刚开始或者正在酝酿之中。每天早晨的伤员集合时间，前天打架的证据一览无遗：颧骨上抹着大块的龙胆紫药水，指关节遍布着伤痕。
我们在一间简陋的酒馆开始了第一次冒险。那是一个周末，我们身穿军装回到营房，难得享受一次放假的自由。我们四人晚上去莫尔黑德，一路上喝着酒。我们需要搭便车，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出租车费用。但是多少次我们跷起拇指要求搭车都没人停车，我们变得不耐烦起来，于是不断来回穿越公路到酒馆里去买酒喝。在一家酒馆里，我们发现口袋里的钱不够用了，于是我提出偷一箱酒的建议。装酒的箱子堆放在屋子后面一览无遗。
“你疯了吗？”笑面虎低声嘟囔道，“不会得逞的。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酒馆老板的眼睛。”
我坚持说道：“不会的。我们走到前面去——就在酒箱子旁边。酒馆的门是向里开的，我们偷偷爬过去，先把其中一箱酒弄松垮了。他隔着柜台看不到我们在干什么。接着我们就在他鼻子底下把酒箱子推到门边，等我们到了那里，只要突然跳起来，抓起箱子就跑。”
笑面虎龇牙笑着说：“就这样。”
一切很顺利。我们拆散了一箱酒，肚皮贴地爬了过去，就在酒馆老板的鼻子底下悄无声息地把它运到了门口。我们就像坦克的两道履带，酒箱则如同连接体把我们连接起来。只有“穷乡僻壤”的海军陆战队员才有这样的耐力把那么笨重的箱子一直运到离门口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同时在朝门口蠕动身子的时候又不会让箱子发出任何可疑的摩擦声。
到门口的时候，我们跪起来以保证我们之间酒箱的安全，然后我们半站起来，最后像联体婴儿一样一齐冲出了敞开着的店门。
这真让人愉快！当我们大步流星朝公路跑去的时候，感觉夜晚的空气充满了酒一样的芳香。我们穿越公路，浑然不觉公路上车来车往的危险。到了公路另一边后，我们把酒箱放在公路边上，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欢笑着喊叫着从路堤上滚下去。我们每人将会额外得到六瓶酒而变得更加“富有”，这个夜晚似乎也显得特别漫长。
我还在方便的时候，笑面虎又从路堤下面爬了上去。当我返回路基的时候，我看见他不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一个男人和他在一起，当我靠近他们时，那个人开口对我说：
“把那个该死的箱子搬回去。”原来他是酒馆老板。
我勉强笑了笑。“你自己搬回去。”我说。这时我看到他手里拿着枪。他朝我摆了摆枪，可以看出来他很生气。我却愚蠢地顶撞他，等他说第二遍“把箱子搬回去”时，我认为他会朝我开枪。不过他只是把枪抓得更紧而已。我的气势顿时没了。我和笑面虎一道抬着酒箱穿过公路，酒馆老板拿着手枪在身后押着我们往回走。
当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小酒馆时，我羞愧得面颊发热，行者则用手盖住了脸上的笑容。我们被押着来到酒馆的后面，如同等待处决的犯人一样，然后把酒箱重新放到原来的地方。
怜悯是一种特性，它是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禀赋。这位酒馆老板就是一位具有怜悯之心的人。我们回头发现他走到吧台后面，朝行者和山地人走去，他进门时一定是把手枪装进了口袋。他向这间简陋小屋里的每个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次失败的打劫只不过是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而已。我们走到行者和山地人那儿去的时候，他拿出四瓶啤酒对我们说：
“来，孩子们，每人一瓶，我请客。”
我们赶紧向他道歉。他咧嘴笑了起来。
“算你们走运，我是一个心软的人。看见你们扛着箱子跑出去的时候，我气得真想开枪把你们屁股打开花。后来我改变了主意，算你们走运。”
我们都笑了起来，把他送的啤酒喝了个精光。他再次咧嘴笑了，为对我们发号施令以及免除对我们的惩罚而高兴，仿佛他是位宽宏大量的征服者。
人们常在那些简陋的酒馆里自找麻烦，也常常在驻军城镇如莫尔黑德、新伯尔尼以及威尔明顿的咖啡馆里寻找另外一种麻烦。我之所以称这些地方为咖啡馆，是因为店主装饰它们的风格。它们比那些小酒馆好不了多少，只不过这些咖啡馆位于城镇的街道上而那些小酒馆则位于公路两侧，并且咖啡馆里的墙壁粉刷过。
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同之处：咖啡馆里有女孩子。她们来自城镇，和咖啡馆没有任何联系。她们出现在咖啡馆里也许是受店主怂恿或得了物质恩惠，但是她们不像大城市里夜店舞女或职业色情表演者一样有正式身份，这是委婉说法。
在海军陆战队员云集的城镇如新伯尔尼和莫尔黑德，每到星期六大街上到处都是身穿绿军装的人，每条街拐角处都有咖啡馆：价格便宜，光线幽暗，人们在里面吞云吐雾，自动点唱机里的哀怨歌声极富穿透力，你几乎能看到它把咖啡馆里缭绕的烟雾搅出了旋涡。
在这些咖啡馆里往往有女孩子们的身影。
她们坐在大理石面的桌子旁边，桌上是玻璃杯底留下的印渍，一个连着一个，还有更新鲜的、窄小一点的啤酒瓶底的印渍。这里真是可乐加啤酒的乐园。
她们坐在桌子旁，不慌不忙地喝着饮料，手上夹着香烟，时不时地发出咯咯的笑声，她们的身体似乎要奋力摆脱紧身衣的束缚——嘴巴不停地动着，一会嚼着口香糖，一会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不过最厉害的当属眼睛，她们左顾右盼，扫过一张张桌子，注视着走廊里的动静，她们的眼睛在寻觅……在猎取……在渴望着一个大胆的回应调情的眼神……一旦捕获到这样的眼神，她们就从容不迫地掐断香烟，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整理裙摆，扭动着瘦屁股信步离开桌子朝目标走去，仿佛她们坐在那里耐着性子看完电影《地狱天使》然后再大踏步地出去进行性交易才显得完美一样。
我是和油面下士一起去的新伯尔尼的咖啡馆，感觉很不寻常。他叫我李基。“来吧，李基，”他对我说道，“让我们去新伯尔尼吧。”他在读“新伯尔尼”时将两个音节合二为一了。
油面下士和他在咖啡馆结识的一个女孩子结了婚。他认识这个女孩子才一个小时就借我的钱雇了一辆车动身到南卡罗来纳州注册结婚，而我的钱是靠典当我的手表得来的。他不能在周六下午的新伯尔尼注册结婚，但是他知道南卡罗来纳州有位治安法官可以主持结婚仪式。结婚仪式一结束，他就转身驱车返回了新伯尔尼，在那里度了一天的蜜月，周一早晨起床号响时他又出现在新河。
油面下士没有还我当了手表借给他的钱。我相信他把我的手表当成了给他的结婚礼物。
就算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