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42年1月15日清晨，纽约教堂大街上冷冷清清，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就在这一天，我离开故乡新泽西州来到纽约，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和日本开战还不到四周的时间，威克岛就陷落了。珍珠港事件对美国人来说的确是人间悲剧，是美国人的奇耻大辱。人们都在哼唱着草草谱写的战歌，但浓郁的爱国情怀却无法掩盖人们低落的情绪。歇斯底里的情绪似乎在每个人的眼神后面蛰伏着。

然而这一切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我意识到父亲就在我身边，和我一道顶着北风躬身前行。我能够感觉到下身尚未愈合的新鲜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伤口缝合线早在几天前就拆掉了。

我在珍珠港被偷袭后的第二天就申请入伍，但是海军陆战队坚持要求我先做包皮切除手术。这项手术花费了我一百美元，不过至今我还不确定我是否把这笔钱给了那位医生，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在那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没有几个年轻人是带着这种伤疤奔赴战场的。

我们穿越了泽西草场，乘坐伊利号通勤车，最后乘船过了哈得孙河来到纽约的闹市区。今天早上我们在家里都没心情吃早餐。母亲病后初愈，她没有哭泣。这既不是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生离死别，也不是一次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征——总之，这是一场很难用言语形容的离别场面。

在这场战争中，能让人产生无边无际英雄主义情怀的，不是一首煽情歌曲，而是别的东西：逆来顺受。母亲把我送到门口，眼神里充满忧伤地说道：“愿上帝照看你。”

就像我们无语地穿越了泽西草场一样，我们又在教堂大街90号铜制转门前无声地道别。父亲快速拥抱了我一下，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扭头离开了。爱尔兰门童微笑着上下打量我。

我走了进去，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领着我们宣誓的上尉把仪式精简得一塌糊涂。我们都举起了手，又随着他把手放下来。就这样我们成了海军陆战队员。

士官长是我们的临时教官，他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成为海军陆战队员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从他嘴里不经意冒出来的不带重字的脏话日后成了我耳熟能详的家常便饭，这些话让一个一辈子都在辱骂中生活的人感到浑身自在。在随后的岁月里我将遇到他的上司，不过眼下当他驱赶着我们过河抵达一辆停靠在霍博肯的军训火车时，他看上去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但是，当我们这群三四十人的新兵登上列车看着他向我们道别时，他的眼神里竟然充满了柔情和善意。

他站在火车的第一节车厢里——他是一个中年男子，身材瘦削，但是微微隆起的啤酒肚即将毁掉他的威风。他穿着海军陆战队蓝色制服，外面是常见的合体的森林绿大衣。绿色和蓝色对我而言是一种奇特的颜色搭配，在当时看来尤其如此：海军陆战队制服的花里胡哨、深浅相间的蓝色覆以安静祥和的绿色。

“你们要去的不是一个安逸的地方，”士官长说道，“当你们到达帕里斯岛，你们会发现那里的生活和平民生活完全不一样。你们不会喜欢那里的！你们会认为那里的人很夸张、很愚蠢！你们会认为那里的人是你们所碰到过的最残酷、最让人讨厌的一群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要是那么想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想惹麻烦，你们现在就得听我一句话：闭上你们的大嘴巴，他们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要干什么！”

说到最后他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起来。他知道岛上没有比他更正常的教官，于是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起来。他知道他的忠告对我们而言就是过眼烟云。

“遵命，中士，”有人大叫起来，“谢谢您，中士。”

他转身离开了我们。

我们称呼他为“中士”。但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再不敢对军衔低的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直呼其军阶，而是恭恭敬敬地称呼他“长官”。不过此刻平民思想的光辉还在照耀着我们。我们身着便装，霍博肯市民们讨价还价的喊叫声还萦绕在耳边，我们还秉承着一般公民对士兵礼貌性的轻蔑态度，再说我们中又有谁怀疑过自己不久就会得到提升？

我们乘火车赶往华盛顿，一路上沉默无语，相安无事。但是等我们到达首都换乘了火车，气氛便似乎活跃了起来。其他从东部各地招募来的海军陆战队新队员们陆续到达。我们这支分队是最后到达的一批，也是最后一批被塞进老式木制火车里的，火车喷吐着浓烟，全身黑乎乎地散发出燃煤的气味，正等待着沿海岸线一路南下，把我们运到南卡罗来纳州去。也许正是因为这辆火车破破烂烂，老气横秋，我们兴高采烈。这个肮脏的、气喘吁吁的老古董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欢笑起来。有人故弄玄虚地宣称在座位下面发现了一个铜牌，当他煞有介事地“读”上面的文字时，我们哄堂大笑：“该车属于美国历史博物馆费城分馆财产。”车厢里靠煤油灯照亮，靠铁炉子里的炭火取暖。风似乎从四面八方扑来，木头和车轮的碰撞声和摩擦声不绝于耳，听上去像是无休止的哀嚎。尽管这是一辆怪怪的老爷车，但是我喜欢它。

随着离华盛顿越来越远，舒适感也消失殆尽。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在艰难的火车旅途上苦中作乐了。不知为什么，那种围绕在海军陆战队员身上的看不见的神秘因素甚至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正在吃苦，而吃苦恰恰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也是我们报名参军时签下的约定。事情就是这样：吃苦。吃苦最多的人是最令人敬佩的。相反，过得最轻松的人是最让人瞧不起的。

当火车颠簸着向南穿越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那些想睡上一觉的人能够像猫一样蜷缩在车厢地板上小憩片刻。不过想睡觉的人很少，因为歌声和谈话让人无比兴奋。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英俊的金发青年，他来自新泽西南部，是个不错的男高音。他一人连唱了好几首歌。我们中间有个纽约爱尔兰人随意起了个调，很快他就唱起了爱尔兰民歌。

过道的另一边坐着一位小伙子，我将称呼他为“披甲猪”，因为他长着一张尖长的脸。他来自纽约，在那里上了大学。车厢里很少有人上过大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小圈子。

披甲猪的圈内人员人数可比不上车厢另一头的另一个小圈子的人数。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是一位身材矮壮，面带微笑的红发汉子。红发汉子曾是棒球接球手，为圣路易斯的红雀队效力，曾经在马球场从伟大球员卡尔·胡贝尔手里击出过本垒打。

无法衡量这样一位名人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影响力，该群体的大部分人都是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红发汉子是见过世面的，他曾和我们这些新结交的战友们所崇拜的偶像聊家常。一些人对他顶礼膜拜因此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们向他请教问题，从投球姿势到日本总参谋部的事。

“红发大哥，你认为帕里斯岛会是什么样子？”

“嗨，红发大哥，你认为日本兵确实像报纸上说的那么难对付吗？”

这就是美国人的缺点：成功人士被奉若神明。科学家大谈公民自由权问题，喜剧演员和女演员在政治集会上冲锋陷阵，运动员则告诉我们应该吸哪种牌子的香烟。但是回答这些问题红发汉子能够胜任，因为只要有点阅历，看过报纸头条都能回答，所以他轻而易举地成了我们当中最沉着的人。

但是我怀疑当我们到达帕里斯岛的时候，即使像见过大世面的红发汉子这样的人都不免心里一震。我们被装进大卡车从火车站拉走。下车后我们在一所红砖砌成的食堂前面杂乱无章地排成了一队，然后接受常规的新兵训话。

“小伙子们，”一位日后将成为我们教官的中士对我们说道，“小伙子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向耶稣祈祷吧，因为你们的屁股归我管啦！”

接着他按照我们笨手笨脚的平民列队风格将我们集合起来列队走进了食堂。

食堂里有大香肠和青豆。以前我从来没有吃过青豆，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玩意儿：口感冰冷。

我们这支从纽约赶过来的队伍连在帕里斯岛的第一天都没有熬得过，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金发歌手，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我都再也没见过。当天几百号人乘坐古董火车而来，现在只剩下了我们六十人，这六十人被编成了一个训练排，每人得到一个编号，受当天向我们发表新兵训话的教官指挥。

我们称他为“公牛”中士。公牛中士是个南方佬，极度看不起北方人。但他并不偏袒南方人，只是较少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而已。他个子很高，我猜差不多有六英尺四英寸，体重达二百三十磅。

最重要的是他嗓门大。

他喊起行军号子来铿锵有力，指挥我们从行政楼前进到军需处。他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这支残余部队，让我们这群懒散的平民振作起来。海军陆战队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听不到这种特别的行军令：

“Thrip-faw-ya-leahft，thrip-faw-ya-leahft。”

听上去像是咒语，但实际上它只是说话拖拖拉拉的南方佬对常规口令“三四向左转”的延长发音而已，通过公牛中士之口唱出来显得生气勃勃，我再也没听过比这更好听的口令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对训练我们具有无限的热情，他留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在离我们几英尺开外大踏步地前进，挥动双臂，紧握双拳，昂首挺胸，嘴里不停地咆哮：“Thrip-faw-ya-leahft，thrip-faw-ya-leahft。”

公牛中士带领我们前进到了军需处，就是在这里我们身上残存的一点点个性被剥夺殆尽。正是那些军需官把人打造成陆军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员。在他们面前，我们一丝不挂。随着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去，个性也随之消失，一件衣服的脱落代表一种特质的无声死亡。我脱掉了自己的短袜，也失去了对条纹或绣边或格子图案甚或纯色的爱好，爱用紫色袜子搭配棕色领带的习惯也就此终结。从此以后我穿的袜子颜色永远是茶色。这种袜子不显脏，不打卷，不俗气，不拘谨，没有洞。它们永远是茶色，另一个好处也许就是干净。

因此一切都不会改变，直到人们赤条条地站在那里，在尴尬中苦苦挣扎，最后连尴尬也全然消失在军需处的幽灵面前，这些幽灵在军需处的棚屋里工作。

在人的内心深处——被精神病医生称为潜意识的地方——人性的火花还在不停燃烧，永不熄灭。它是活力四射还是偃旗息鼓，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阅历。

一个人赤身裸体地站在军需官面前，浑身颤栗，毫无防守之力。人的性格依附于属于外在之物的衣着上，就如同皮肤和头发会被胶带粘住一样，现在这些个性连同衣服一起被撕了下来。接下来，军需处的幽灵们拿着尺子蜂拥到我们面前。全套军服套在我们身上：帽子、手套、袜子、鞋子、内裤、衬衣、腰带、裤子、外套，个性就这样被淹没了。当我从棚屋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号码：351391USMCR 。就在二十分钟以前站在这里的还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周围是其他六十来个个性鲜明的伙伴。但是现在我成了六十来个号码中的一个：我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训练排，我们作为个体没有任何意义，除非被置于整体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上去一模一样，就像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一样，或者我猜想就像在中国人眼里西方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一样。唯一拯救我们个性的东西是我们头发的颜色和发型，不过很快这些个性的标记也消失了。

当我们行进到理发师跟前的时候，一个声音大叫道：“你们会难过的！”恐吓声还未落地，理发师就已经开剪了。我感觉他用电动剪刀在我头上也就划拉了那么四五下，最后一剪是在我头上划了一个圆圈。我现在懵懵懂懂地成了一个穿军服的号码。

对帕里斯岛上这些一模一样的无名小卒来说，训练是接踵而来的痛苦。在接下来的六周训练中似乎没有重样的式样可循——除了伙食。一切看上去杂乱无章：行军、单兵战术、听课学习军事礼仪——“敬礼的时候，右手要在右眼中间位置接触前额并与前额呈45度角”；听课学习海军术语——“从现在起，一切东西，包括地板、街道、场地，一切东西都称为‘甲板’”；清洁和擦亮手中的步枪直到它像装饰品那样熠熠生辉；天天都要刮胡须，不管嘴上有毛没毛。一切都显得毫无头绪。

“想让我们干什么呀？难道靠敬礼致日本人于死地吗？”

“不对，我们要用打磨得发亮的步枪照瞎他们。”

“对了——或者给这些畜生理理发。”

我们说得一切似乎都合乎逻辑，海军陆战队员们似乎得了疯魔症。

他们让我们驻扎在一座木制营房的二楼并不准我们离开。除了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在打靶场以及周日外出做弥撒之外，没有公牛中士点头同意我们是永远不会走出营房一步的。我们没有任何特权。我们身份待定：不再是平民，又尚未完全成为海军陆战队员。我们就像圣·奥古斯丁对时间的定义一样：“未来尚未到来，现在正在形成，过去已不复存在。”

就是不停地行军。

行军到食堂，行军到船上的医务室，行军去取沾满防腐润滑油的步枪，行军到水壶架子前清洗它们，行军到练兵场。双脚跺着水泥地，踏着坚实的泥土，行军停止，枪托发出刺耳的碰撞声。“向后转，齐步走！……向前齐步走！……左转弯，齐步走！……全排立定！”一阵枪托的碰撞声……“枪交右肩！”……啪啪的声音……哎哟，我的手指头！被勒得红白相间的手指头！……“该死啊，你们！真想把你们剁成两半！听到没有？把你们剁成两半！知道吗？我要听到你们哭爹喊娘！我要看你们练到吐血！哭喊！吐血！持敬枪礼！”……我的手指头哟！……“向前齐步走！”……又来了……行军，行军，还是行军……

简直让人发疯。

但这是军纪。

除了我们这些新兵外，帕里斯岛上的人都只在乎军纪。在这里绝对不能谈论有关战争的话题，我们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歼灭日军的热烈报告会，而我们日后在新河就听过很多这方面的报告会。在这里，你可以嘲笑或挖苦任何事情，无论是神圣的事情还是巨额融资之类的事情，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嘲笑或挖苦军纪——海军陆战队的军纪。这些教官们是一群具有献身精神的纪律严明之人。就如同酒色之徒认为一样东西如果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拉上床就一定是没用的东西一样，在这些纪律严明之人的眼里一切都是军纪，其他的都没用。

这不是规范平民行为的态度和准则，但对振作平民的精神面貌却再好不过。

公牛中士是教官中最为严厉的一位。他常常用平常的方式来惩罚我们：命令人用牙刷洗头，或者让一个掉枪的人抱枪睡觉。但是最要命的是他对行军精确性的近似变态的严格要求。

有一次我没有跟上步调，他就揪住我的耳朵。尽管我个头矮，但是体重不轻，他就这样提搂着我的耳朵几乎让我脚不沾地。

“拉基，”他冷笑着说，一副为故意读错我名字而扬扬得意的样子，“拉基，如果你跟不上步调的话，我们两个都得到医院去……医生得把我的脚从你的屁股里拔出来。”

公牛吹嘘说尽管他可以在南卡罗来纳亚热带的烈日下把手下的士兵训练得筋疲力尽，但是他却永远不会让他们在雨中行军。多么堂皇的让步啊！但是也有别的教官在倾盆大雨中训练士兵，似乎以让士兵们饱尝各种痛苦为乐。

尤其是有一位教官，他会指挥手下新兵向大海行军。他那有节奏的口令毫不停顿。如果新兵们在海边犹豫不决，乱了阵脚，他就会暴跳如雷：“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群狗屎新兵！谁让你们停下来的？是我在这里发号施令，不准停下来，除非我下命令让你们停。”

但是一旦训练排义无反顾地冲下海去，他就会把口令声音压得很低，直到士兵们走到海水没膝的地方，或者至少走到海水刚要触及宝贝枪的地方。于是他咧嘴笑了起来并假装生气的样子命令道：“赶紧回来！这都是你们妈妈的错啊！快把你们的愚蠢丢到大海里吧！”

他转过身愤怒地朝着帕里斯岛宣告：“在这个该死的岛上谁的训练排最蠢？没错，我的！我的！”

不过总的来说，那些中士教官们并不野蛮，他们不是虐待狂。他们相信对我们严厉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坚强。只有一次我看到教官的行为接近残忍。一名新兵前进的时候总是低头朝地面看，公牛中士不停地朝他咆哮直到自己冷酷的声带接近撕裂。最后中士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用刺刀的柄顶住新兵的腰带，刀尖抵住他的喉咙。我们大睁着惶恐的眼睛，注视着新兵，新兵被强行命令继续前进。

新兵前进了，但是他眼睛发直，呼吸急促，脚步踉跄，中士让他停了下来。恐惧之感由新兵身上传递到了中士身上，于是公牛赶紧把刺刀拿了下来。我相信公牛中士比受害者本人更有理由记住这件事。 vSxDcil/56iP1zg95wE7SB0y6vc6RVdwl7S1v6HAcUhFyRUOwg4PLzTf53SHkj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