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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加，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不久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返回基地了。日子就这样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日复一日。周六和周日与其他日子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每周日早晨被森林大火惊醒。
没人确定是少校放的火，但是也没人怀疑不是他干的。我们猜他内心没有纵火的欲望，他只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军队在周日早上高枕无忧地睡懒觉而已。但是，正如我说的那样，没有证据证明火是他放的——现在有人需要事实证据吗？——只是火势似乎常常在周日早上同一区域起来，而在森林的这个区域，火势不会轻易扩散。
我们被赶上卡车，匆忙赶往火灾现场，心里不断咒骂着少校，祈求上天让他玩火自焚，被烧成灰烬。
我们通过构筑防火地带、挖掘沟渠来扑灭大火，或者有时候我们趁着火势未演变成火灾之时干脆直接用树枝扑打红红的火苗。就在这样的一次灭火行动中，我的衣服烧着了。
我当时站在浓烟滚滚、焦炭似的草地中间，四周炽热，我感到自己就像站在火上一样，甚至连我厚厚的胶底鞋以及厚实的袜子还有脚板上硬实的老茧都阻挡不住火烤的感觉。我低头看了一下，很快就吃惊地发现我卷起在左腿踝关节内侧的裤腿正在冒烟，风一吹就燃烧起来。
我一阵风似的跑了起来，不是被吓得不知所措，而是有意急速向一排木篱笆跑去，因为木篱笆的外面是一片凉爽的草地。我知道光用手扑灭不了裤子上冒烟的地方，我必须在地上滚来滚去沾上泥土才行，而在我原先站立的地方是不可以这么做的。
我向篱笆桩方向跑去，战友们以为我吓傻了，跟在后面追我，边追边喊让我停下。我率先来到篱笆桩，一个鱼跃翻身跳了过去，肩膀一着地就翻滚了起来，一下又一下我不停地翻滚，随手抓起一把把泥土往冒烟的裤子和袜子上涂抹。
当战友们也翻过了篱笆把我压住生怕我再次站起来跑掉时，我身上的火苗已经熄灭了。是行者第一个冲过来压在我身上的。感谢上帝，幸亏我比他跑得快，否则我永远也翻不过那个篱笆桩。至今我不再怀疑当时假如朋友们在火场中央就追上我的话他们将会做什么。
我左踝关节内侧的烧伤十分严重，它让我好几天都得一瘸一拐地走路，时至今日还可以看到轻微的伤疤。
现在训练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这些日子对我们而言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无休止跌打滚爬的日子；毫无目的流汗抱怨的日子；毫无理由彼此掐架的日子，如同数十日生活在愚蠢的法国大革命中一样；在实体军舰模型上爬上爬下于吊货网的日子，吊货网粗糙而且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悬挂在如同特洛伊木马一样的木制构架上，木制构架被用来模仿战船的一侧；还有在野外挖坑的日子，我们在野外浅浅地挖一个坑，也就是被菲律宾战场的人称为散兵坑的——挖掘、铲土、撒土，必须挖到我们的身体在地面上看不到为止，因此我们必须不停地挖，必须躲进大地身躯上的新鲜伤口，我们的脸紧贴芬芳的泥土，泥土里的虫子惊慌失措地四处蠕动，好像被瞬间形成的坟墓中那饱满结实的尸体吓坏了一样；我们行军的日子，太阳照在头盔上，汗水顺着眉毛往下滴，嘴唇上全是汗，顺着下巴往下滴，而整个身子变得僵硬，在“享受”它的机械运动，一种由汗水润滑的运动——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流，当舌头不由自主地舔舐上唇时就能够“品尝”到汗水的咸味……所有这些日子，乏味而又让人变得野性，还包括单调地在灰色海槽上随船颠簸的日子；还有听课的日子，射击的日子，检查的日子，清洗帐篷和武器的日子，学习军事礼仪的日子，无聊地听鸟儿唱歌看军官们为地图的事争吵不休的日子，沉闷到极点的日子，对疼痛感到麻木的日子，雨打树林弄湿毯子的日子，没有上帝只有直接攻击对手的日子，眼睛变得明亮筋骨变得坚强的日子。而现在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天，就像一首诗里吟诵的：我们就像挺立的稻茬，“美丽的外表掩盖了内心的野蛮”。我们熬了过来。
在最后一天，海军部长诺克斯专程从华盛顿过来看望我们。我们被集合到了实体战舰模型的阴影下面，在内陆水路一边如玩具大兵一样密集列队等候。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们到底等了多久，也许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总之，站在太阳底下等人的滋味不是那么舒服，其间我们得到了一次阅兵稍息的机会。突然一阵军号从水路上传了过来。一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汽艇从河道里急速驶来，汽艇上的旗子随风招展，船头趾高气扬地翘起来，船尾沉下去，一路驶来——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我们知道，海军部长终于驾到了。
汽艇一靠近我们的队列，上尉马上加入到军官的队列，只剩下老士官长在后面向部长敬礼。老士官长站在那里，一副古板守旧的模样，海军陆战队里的“满大人”，久经沙场而显得威风八面——这形象是任何级别在上校以下的军官见了都望而生畏的。部长和其他军官走了过去，不受欢迎的少校走在最后面。正当他经过的时候，全营士兵都听到了老士官长清晰精确的吼声：“稍息！”
我们猛地把步枪放了下来。少校的脸顿时像刚刚从海里升起的太阳一样红。全连的人一阵闷乐，没人能听到快乐的欢呼，但是人人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快乐。少校加快了步伐，似乎要逃离一个不祥之地。
老士官长不慌不忙转过身来，满脸的皱纹因心满意足而挤成了一朵花，笑得像柴郡猫。
但是海军部长没有视察我们——确切地说是没有视察我们连。我一直有种感觉，觉得他在那段灰心丧气的日子里来到新河只是想确认一下那里还有人马，他也许怀疑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只存在于报纸上，而这种情况当时在我们的军队中并不少见。
在“穷乡僻壤”的日子就在那天结束了。海军部长的汽艇一走我们就开始拔营。我们即将返回比起这里来相对奢侈的营房、食堂以及小酒店，一想到这些我们就很高兴。战争离我们依然很遥远。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也没人能够领会到部长视察的重大意义。
在基地的生活相对来说就轻松得多。军官们也温柔得多。从周五下午四点到周一起床号我们有六十二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周围的城镇突然之间对我们失去了吸引力，我们纷纷回家探亲。
每到周五下午，兵营外面的公路上就挤满了出租车，只见它们满载着海军陆战队员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去，就如同驶出坑道的赛车一样。
我们通常五个人租用一辆出租车赶往约三百英里之外的华盛顿。在华盛顿我们转乘火车到达纽约。租用出租车费用不菲，每人大概需要二十美元，这包括司机先把我们送到华盛顿，然后在周日晚上再从华盛顿把我们送回兵营的费用。自然，这笔费用得从父母的腰包里掏。每月领二十一美元军饷的二等兵支付不起，每月领二十六美元军饷的一等兵也支付不起，而我刚晋升为一等兵不久。尽管费用昂贵，但是乘坐出租车是最快最稳当的回家方式。火车既慢又脏。如果士兵未能转上火车，那他一定会在周一早晨起床号响后成为擅离职守人员。
我们归心似箭，出租车也就沿着海岸线左摇右摆地向前直冲，尤其是当我们有人从不愿遵从“加大油门”命令的司机手中抢过方向盘的时候更是如此。就这样我们飞也似的向华盛顿方向驶去——九十迈，九十五迈，我们把油门踩到了最大限度，让出租车能开多快就开多快。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当天半夜赶到华盛顿联合火车站，而在六点之前我们还没有离开新河。去往纽约的火车通常都是人满为患。每节车厢似乎都有得克萨斯人或乡下人，他们背着铲子，鼻音很重，火车上也有一些醉鬼，他们或者斜靠在座位扶手上，或者干脆就像地毯一样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我们抬脚跨过他们，一路向卧铺车厢走去，在那里我们可以喝一晚上的酒，直到凌晨昏暗的光线如早晨的蚊子一样来到泽西草场。
我们就是这样赶回家的：不耐烦的情绪在内心燃烧，只有威士忌能够浇灭它。
谁还能够吃得下饭呢？有一次这样匆忙的探亲周末，父亲带我到纽约闹市区一家著名的英式海鲜野味饭店吃饭。我摆弄着半只烤野鸡，对美味无动于衷，只勉强吃了一点，但是却迫不及待地牛饮着啤酒。两个月后当我在瓜岛饥肠辘辘时，我想死了这半只没有被吃光的烤野鸡。
我们在家变得急不可耐，变得焦虑不安。我们不能够想放松多久就放松多久。在那些天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回顾过去。我们很少谈论战争，除非当它可能和我们有关系时，即使不得已谈论战争，我们也从不抽象地谈论它，比如我们从来不谈论希特勒的道德观，不谈论他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也不谈论黄祸——这些都是绅士们在报纸社论上探讨的话题。
我们为激动人心的事情而活着——不是战场上激动人心的战斗，而是激动人心的汽车超速、灯光昏暗的咖啡馆、令血液加速的畅饮、美人面颊的触感以及丝般光滑的小腿的光泽。
任何事情都不能持久。一切都捉摸不定，我们需要得到的不是确定性而是可能性。我们不可能静止不动，永恒的运动，万物无常。我们就像移动着的影子，永远在移动，我们像银幕上脱离了肉体的幽灵，我们像被宣告有罪的人，灵魂已入地狱。
不久这六十二小时的自由活动被宣告终止。1942年5月中旬我最后一次回家。家人在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没有再看到我。
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五团先于我们离开了新河，他们是在晚上开拔的。当我们醒来的时候，他们团的驻地已是人去营空，清理得干干净净，仿佛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到过那里，更别说那里曾驻扎过生龙活虎的三千五百个年轻人了。就连一根烟屁股一个空啤酒罐子也没留下。
真干净。
我所在的第一团在第五团离开后的几星期也离开了新河。我们把所有多余的衣服和个人用品打包装进水兵袋。每个水兵袋上都仔细地打上我们连队的标记。然后所有的水兵袋都被扔上卡车拉走。我直到回到美国才再次见到我的水兵袋。从离开新河的那天算起——除了在澳大利亚的短暂间隔——我们一直靠着背包生存，就那么一个大小约如便携式打字机箱子的背包。
我们接到命令，只准携带武器和规定数量的衣服，特别指明不准携带酒。就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我设法去了杰克逊维尔，当了手提箱买了两小瓶威士忌。
我把这两瓶威士忌放进了背包，当我们晃晃荡荡地登上火车的时候，我感到背部被扁平的酒瓶子压着，硬硬暖暖的。服务员帮我们铺好床之后，我们当晚就在卧车里摸黑把这两瓶酒干掉了。不错，我们乘卧车旅行，而且还配有服务员。我们在餐车里吃饭，而且还可以行贿服务员，让他晚上给我们弄一个火鸡三明治。这真是奔赴战场的一次奇妙之旅啊，就如同《战争与和平》里的俄罗斯贵族乘坐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匆匆赶往战场，当他的男仆用银制茶壶泡茶时，他则站在一座小山丘上欣赏鲍罗季诺城的风景。
我们也有一位热情的服务员。他喜欢嘲笑那位最近才加入我们排的得克萨斯人。有一次，他偷听到这位得克萨斯人正在说着得克萨斯式的大话。
“见鬼啦，”服务员笑道，“得克萨斯州可是太干旱了，兔子都不敢到那里去，除非它身上背着一盒午饭和一罐子水。”
我们听了哄堂大笑，得克萨斯人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服务员则得意扬扬地咧嘴笑着退了下去。
穿越美国大地的时候，我们士气高昂，心情舒畅。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着刚刚发生的中途岛之战
，言谈中充满了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飞行员的敬慕之情，是他们遏制了日本的进攻。
大多数时候我们玩扑克或者欣赏沿途的乡村风光。对我而言，我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万分激动的状态之中，因为此前我没有到过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以西的地方。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看她，我把她画在脑海里，时而是她的宏伟景象，时而是柔美如面庞曲线的大山，时而是她广阔的平原，时而是她富饶的田野。现在我不能够一一回忆起来了，我后悔当初没有用笔记下来。现在只有一鳞半爪的影像模模糊糊地萦绕在心头……让人失望的是我们在夜间渡过密西西比河，只感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湿气以及脚下运送火车车厢的平底船的轻微晃动……欧扎克高原真的很美丽，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一直延伸到和蓝色天空相接的地方，怀特河汹涌澎湃穿越其间，河水清澈，犹如森林下面的一支长矛，而在顶上有一个十字架的小山丘则如同瘦骨嶙峋的胳膊伸张着，似在乞求着什么……落基山脉（宏伟壮观的景象在哪里？是不是太靠近了反而看不出来？）看上去就像香草冰激凌上的顶冠，流淌下来的则是巧克力酱的河流，但是算不上壮观，当我们到达最高峰回首了望时，才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啊，宏伟壮观的景象终于来到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波澜壮阔的西部，这里有科罗拉多河，翻腾滚涌眨眼间就穿过了皇家大峡谷……向上，向上，向上，火车在内华达州如过山车一样向上爬行，紧接着一路爬坡长驱直入挺进加利福尼亚州，进入了阳光地带。
火车一进入旧金山的薄雾之中，我们就失去了阳光普照。我们已经临近海边，周围环绕着伯克利地区的棕色山岭。弯弯曲曲的著名海湾犹如一座充满水的圆形露天剧场横亘在我们面前。海豹在海湾里嬉戏。
我当时只有二十一岁，极目远眺能够看到金门海峡，而且能够看到屹立在海峡上的金门大桥。
出发时刻还未到来。我们又待了十天才离开金门海峡，登上了乔治·F.埃利奥特号军舰。它简直就和贩运非洲奴隶的船一样，我们讨厌它。
每天我们都要进行登陆练习。
这些天是我们最后疯狂的日子。除了唐人街，旧金山在我眼里只有酒吧和咖啡厅。最近一次父亲拗不过我的恳求给我汇了一百美元。所以我能够进入这里最好的咖啡厅和最低档的酒吧。它们没什么区别。
对于这些酒吧和咖啡厅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只记得留声机里一遍又一遍地放着歌曲《十二朵玫瑰》。记得有一次我被人从唐人街一间公寓里整个给扔了出来，原因是我轻狂地冲进正在疲倦地摆姿势的女子合唱团队伍里大喊“嘘！”
就在那天晚上，我从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身边赶走了两名华人，没有看到他们手里拿着刀，但是估计他们一定有刀，因为海军陆战队员的棕褐色衬衣上沾满了鲜血。他瘫倒在一家快餐馆门口。我对餐馆老板疯狂吼叫着，他原本木然地旁观了这场冲突，现在在我的怒吼下赶紧拿起电话报警。我担心宪兵前来盘查就悄悄离开了。
在那十天的时间里有不少插曲，但都大同小异——无非是食和色。
最后我腻烦了，厌倦了。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名叫“嚼舌头”的陆战队员一起搭乘一辆出租车和旧金山说再见了。嚼舌头来自佐治亚州的奥克弗诺基沼泽地区，他是那种脸上长满雀斑，五官棱角分明的白种贫苦农民，他的名字既契合了家乡的名字又契合了他喜欢大谈特谈南北战争的习惯。嚼舌头爬出了出租车，门卫把门打开。我偷偷瞧了一眼司机的脸，把三分钱硬币——我们身上就这么多——丢在他伸出的手中，对他说道：“到城里给自己买张最好的狗屁报纸去吧！”我溜进大门，喊叫着朝军舰跑去，可是司机扔出的一枚硬币依然击中了我。
1942年6月22日清晨，我们的军舰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离开了金门海峡。军舰灰色的笨重舰体一点都不可爱。经过金门大桥时我坐在船尾往回张望，眼光在寻觅着什么。就像移民们离开家乡时带上一把故乡的泥土伴随他们飘洋过海一样，我想在这里寻找一个可资记忆的东西陪伴我。
在高高的金门大桥上，在雨中闪着光亮的大桥中间，站着一名身披雨衣头戴头盔背挎步枪的哨兵。他在朝我们挥手。尽管我身边的嘲笑声和嘘声此起彼伏，他依然坚定地挥着手，持续了好几分钟。我喜欢他的这个动作，他在朝我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