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训练

埃利奥特营地里的大多数房子都是整齐的木制宿舍，漆成淡黄色，黑色屋顶。标准的两层宿舍形状像字母H，士兵的房间位于该字母的竖写部分。每个士兵房间装有25张双层金属床，开了许多窗户。房间很大，很宽敞，照明很好。随后的两个月是我整个二战服役期间仅有的睡在宿舍里的日子。其他的时间我要么睡在帐篷下，要么睡在露天。

没人冲我们吼叫，也没人尖叫着下令催我们赶紧。军士们看上去都很放松，已经到了松弛的地步了。我们在营地里自由活动，除了一些特定的限制区域。熄灯号和关灯的时间在晚上10点。经过了新兵训练营的束缚和折磨，我们就像飞出笼子的小鸟。和几个睡在周围的兄弟一样，我从士兵俱乐部的垃圾筒中找桶装啤酒，在营地服务商店买糖果和冰激凌，并在这个地方四处探访。我们新找到的自由完全是鲁莽的举动。

刚开始的几天，我们在埃利奥特营地里听讲座，观摩了海军陆战队步兵团所使用的各式武器。我们听了许多武器的介绍，有37毫米反坦克炮、81毫米迫击炮、60毫米迫击炮、0.5英寸口径机关枪、0.3英寸口径轻机关枪和重机关枪，以及勃朗宁自动步枪。我们还学习了步枪队的战术。我们在宿舍周围的谈话大多围绕各种各样的武器，以及当一名37毫米炮手、轻机枪手或是81毫米迫击炮手是不是一件“好差事”。总有一个人，经常是——实际上，通常是——一个新英格兰人对此很精通，而且声称了解各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在营地的小卖部里跟一个家伙聊天，他上过81毫米迫击炮的学校，他说这些该死的迫击炮太沉了，他真希望自己能钻进37毫米的炮里，这样拖炮的时候，他就能跟着吉普车跑了。”

“我在彭德尔顿营地和一个家伙聊，他说有一发迫击炮弹发射时就在原地爆炸了，教官和所有炮手都给炸死了。我现在摆弄的是轻机枪，他们说这是笔好买卖。”

“就跟地狱似的。我舅舅一战时在法国，他说机关枪手的平均存活期大约为两分钟。我要当一名步枪手，这样我就不用拖着那个重家伙到处转了。”

诸如此类。我们所有人都不明白他究竟要说什么。

一天，我们集合，长官让我们按照自己想要训练的武器，分成若干小组。如果我们的第一选择满员的话，可以做第二次选择。让我们有选择权的做法吸引了我。很显然，这个主意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自己选择武器要比分配给他武器更有战斗力。我选择了60毫米迫击炮。

第一天早晨，选60毫米迫击炮的人从一座仓库后面走过，那里停着几辆轻型坦克。我们的迫击炮教官，一名中士，叫我们坐下来听他讲必须要说的话。他是一个轮廓鲜明、相貌英俊的金发男子，身着整洁的卡其布制服，其褪色的程度恰如其分地表明了他是一个“老练的”人。他的举止透露出沉着与自信。他没有丝毫的傲慢和大话，但很显然，他是一个了解自己和自己工作的人，绝不迁就任何人的废话。他有一种无形的柔和、平静与超然之气，这是我当时见过的历经太平洋战斗的无数老兵身上所共有的。有时他的脑筋像是在百万英里之外，似乎沉浸在某种忧伤的思绪里。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毫不做作，发乎真心。简言之，它不可能被刻意模仿出来。我加入海军陆战队初期对此非常注意，但一直弄不明白，直到贝里琉之后，我在同伴那里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

有一个人举起手，中士说：“好的，你有什么问题？”

那人开口道：“长官。”中士大笑道：“叫我中士，别叫长官。”

“是，长官。”

“看，你们这些小伙子现在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了。你们再也不是在新兵训练营了。只要放松、刻苦，把你们的活儿干好，你们就不会有任何麻烦。你们就有更好的机会熬过这场战争。”他立马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钦佩。

“我的工作是把你们训练成60毫米迫击炮手。60毫米迫击炮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步兵武器。用这个武器，你可以摧毁敌人对连队前沿的进攻，也可以削弱敌人的防御。你要将炮弹越过自己同伴的脑袋打向近距离的敌人，因此你必须确切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否则，就会有近弹，你就会杀伤自己人。在瓜达尔卡纳尔，我就是一名60毫米迫击炮手，看过这种武器对付那儿的日本佬是何等有效。有问题吗？”

在这寒冷1月的早晨，我们上第一节迫击炮的课程。我们坐在地上，头顶蓝天，认真聆听着教官的教诲。

“60毫米迫击炮是一种滑膛炮，是前装填、高角度发射的武器。组装好的炮重约45磅，由炮身（炮筒）、两足支架和底座构成。每个步枪连都有两门或者三门60毫米迫击炮。它的射击角度很高，对于那些避开我军大炮轰击、用遮蔽物做掩护或置身山岭后面的敌军特别有杀伤力。日本人也有迫击炮，也知道怎么使用它们。他们会特别急切地去敲掉我们的迫击炮和机枪，因为这些武器能对他们的军队造成重大损失。”

随后中士复习了迫击炮的命名。他演示了练炮的动作：解开两足支架的皮带，将支架由携带状态撑开，将底座固定在地面上，支架的腿钉压进地里，将瞄准镜卡进迫击炮。我们被分成五人一小组，操练这些步骤，直到每个人都能熟练掌握。在随后的课程里，他向我们教授了有关十字气泡和纵向气泡的复杂情形，以及如何摆放这种炮，如何用与目标对齐的瞄准镜进行观察。我们花了几小时来学习怎样用罗盘来阅读目标区域，然后在炮前立上一根标杆来对应那个定位。

练炮时，每个小组都竞争得很激烈，力争是最快和最精确的。当轮到我做主炮手时，我就会跑到那个位置，从右肩放下炮，将其架好，从基准标杆那里瞄准，然后将手移开喊道：“好了。”中士会查看他的秒表并报出时间。小组里就会发出鼓励的叫喊声，激励每个人争先。我们每个人都轮流做主炮手、副炮手（按照主炮手的命令将炸弹放进炮膛）和运弹员。

我们训练得很充分，但在头一回接触真弹的时候还是相当紧张。我们向放置在一干燥山坡上的空油桶射击。没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当我看到第一发炮弹在射程内大约200码远的地方爆炸，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时，我突然意识到了我们摆弄的是多么致命的武器。一团黑色的云烟在弹着点升起，飞扬的钢铁碎片裹挟着少量尘土覆盖了大约18码长9码宽的面积。当三发炮弹从一门炮里打出去后，爆炸覆盖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5码长35码宽，弹片横飞。

“唉，我真要可怜那些日本佬了，弹片就这样围着他们转。”我的一个更感性的同伴小声说。

“是的，这会撕烂他们的屁股。但别忘了，他们也会尽可能快地把这种东西向你砸过来。”迫击炮中士说道。

我认识到这就是战争和打猎的区别。当我经历前者幸存下来以后，我放弃了后者。

我们还接受了肉搏训练，主要包括柔道和匕首搏击。为了让我们对柔道这门科目的作用印象深刻，柔道教官在我们试图袭击他的时候，不慌不忙地将我们每个人都打翻在地。

“要是日本佬在500码外的地方就用机关枪和大炮来对付我们，这种搏斗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处？”有人问道。

“黑夜降临太平洋后，”教官回答，“日本佬总会派人潜入我们的阵地，企图偷袭我们的前线部队，或是看看他们能割断多少美国人的喉咙。他们很顽强，而且喜欢近距离的格斗。你们能对付他们，但是你们必须知道怎样去做。”不用说，从那以后我们学习得非常认真。

“跟日本佬搏斗时，不要怕使坏。大多数美国人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教导不要攻击腰带以下的部位，因为这违背了运动员的道德。可是，没有人教过日本佬这一点，战争不是运动。在他踢你命根子之前，你要先踢他的。”我们的教官咆哮着。

我们还了解了海军陆战队散兵坑里的伙伴——卡巴刀。这种致命的刀具以制造公司的名字命名，刀身有一英尺长，刀刃有七英寸长一英寸半宽，五英寸的刀柄由皮垫圈压制而成，“USMC”镌刻在上手护板的刀刃一侧。因为它的尺寸不大，所以很轻，非常匀称。

“每个人都听过许多类型的格斗刀，它们是或应当是由步兵携带的：飞刀、短剑、匕首，等等。它们大多数啥也不是。当然，用这把刀你可能会比日本佬多开些罐头，但是如果一个日本兵跳进了你的散兵坑，卡巴刀可比其他刀好使得多。它非常好用，也很坚固。如果你们这帮家伙要和德国人作战，我想你们永远也不需要一把格斗刀，但是和日本人，那就不同了。我保证在战争结束前，你和旁边散兵坑的人会用到卡巴刀来对付日本的偷袭者。” 他说得没错。

我们在埃利奥特营地的所有教官都是很专业的。他们将实物拿给我们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学得怎样。作为老师，他们和学生的想法没有冲突。

但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有谁真的理解了在我们日常训练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幼稚天真的乐观，自己将被训成这一全球战争炮灰的可怕念头似乎从未在我们脑海里出现，虽然这场战争已然夺去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在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就可能猝死或者被人打残，这样的事实似乎并没有被我们放在心上。看起来，我们真正关心的唯一一件事却是，在战火中我们可能会因为太害怕而不能完成任务。我们每个人都被一种忧虑所困扰：如果害怕了，脸色可能就会变“黄”。

一天下午，两名布干维尔战役的老兵来到我们宿舍与一些人聊天。他们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成员，在布干维尔与海军陆战队第3师并肩作战，战绩很好。他们是除了教官之外我们遇见的第一批老兵。我们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你们害怕吗？”我的一个同伴问。

“害怕！你开玩笑吗？第一次听见子弹呼啸着朝我飞来的时候，我都怕死了，几乎连枪都拿不住了。”回答是这样的。

另一个老兵说：“听着，伙计，每个人都害怕，那些说自己不怕的都是该死的骗子。”我们感觉好多了。

我待在埃利奥特营地的时期，迫击炮课程一直没断。在我们出征太平洋之前，游泳测验是特殊训练的最后一环。仁慈的是，在1944年1月我们不可能预见那年秋天将要发生的事。我们满怀豪情地训练，深信我们注定要打的战役将是赢得战争所必需的。

早些时候，1943年11月20至23日，海军陆战队第2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珊瑚岛发动了著名的攻击战。许多军事史家和其他不少人都认为塔拉瓦之战是第一次现代化的正面两栖攻击战。

珊瑚暗礁向外延伸约500码，环绕着该岛。在塔拉瓦很容易碰上不可预判的退潮，有时水位太低，会造成希金斯船（LCVP：车辆人员登陆艇）在暗礁上搁浅。

因此计划采用两用车（LVTs：登陆交通车辆，履带式，现在称为攻击式两栖战车）将部队带过暗礁区。但小型两用车的数量只够最初的三波攻击。在最初的三波登陆之后，小型两用车都登上了沙滩，后续部队不得不穿过嗜血的日军火力，淌水越过暗礁，因为他们的希金斯船都停在了暗礁边上。

第2师遭受了极大的损失——3381人死伤，但它的海军陆战队员们让这个小岛上4836名日本守军只剩下17个活口。

由于伤亡数目巨大，美国公众和一些军方领导对海军陆战队的批评严厉且刺耳。塔拉瓦在美国成了家喻户晓的词，它与福吉谷、阿拉莫、帕劳森林和瓜达尔卡纳尔一起，成为美国人勇气和牺牲的象征。

在埃利奥特营地的年轻海军陆战队员丝毫也没有想到，大约九个月后，他们将作为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成员参与对贝里琉的进攻。那场战斗的结果非常糟糕，代价高昂，该师的损失大约是海军陆战队第2师在塔拉瓦的两倍。为其恐怖平添悲剧色彩的是，事后评析显示，夺取贝里琉的必要性存在疑问。正如不止一个海军陆战队史学家说过的那样，贝里琉战役始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既鲜为人知又不被理解的战斗之一，这对于曾经在贝里琉作战的英雄们来说极为不幸。

终于开赴海外

1944年2月28日一大早，第46补充营的士兵在圣迭戈港的码头边下了卡车，列队登上一艘即将把他们运往太平洋的兵舰。和平时期，“波尔克总统号”曾是一艘豪华班轮。涂上战舰特有的灰色，再加上防空火炮和救生筏，这艘船现在看上去阴暗而不祥。我有不祥的预感，对我们当中一些人来说，这将会是一次单程旅行。

背负着全部的背包、被卷（床垫和帆布盖被）、M1卡宾枪和钢盔，我奋力爬上了一段陡急的梯板。一上甲板，我们就进了一层以下的兵舱。一进舱口开始下楼梯时，一股又热又臭的空气就扑面而来。大约下到一半，走在我前面的人脚一滑，砰的一声摔到了底部。我们都很关心他这一摔，把他扶起来，帮他重新背上装备。再往后，这样的小事情不会引起任何动静，只会招来随便的一瞥和迅速的援助之手。

我们都挤在舱内，等了差不多几个小时，才有一名军官来检查名册并给每个人分配吊床或铺位。每张吊床都是和管架绑在一起的帆布床，管架与金属立柱焊在一起，从头到脚，从甲板延伸到头顶。每个铺位都是用铁链与上下铺位连接的。

爬进自己的铺位时，我意识到铺位与铺位的高度间隔仅有大约两英尺。床垫铺开，装备一放，就只有一个人伸展开的空间了。我必须爬上大约四层铺位才能到我那儿，几乎已是最高层了。

头顶上昏暗的电灯泡只能刚好让我们看见东西。一有可能，我就离开又臭又挤的兵舱，走到甲板上去寻求一点解脱。甲板上也很挤，但空气是新鲜的。

许多人太激动了，根本就睡不着觉，所以就在船上消磨时间，和船员搭讪，或是观看装船。最后，大约午夜时分，我走到下面，爬进了我的铺位。几个小时后，因为引擎的晃动，我醒了过来。我穿上军靴、粗棉布裤子及夹克，跑到了甲板上，满怀不安和激动。大约是早上5点。甲板上挤满了其他海军陆战队员，愿望终于实现了，大船螺旋桨的每一次转动都将带我们远离家乡，与未知的地方更靠近。

残忍的问题萦绕在我脑海里。我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家人吗？我是能尽到自己的义务还是会当一名胆小鬼？我能杀人吗？一时间内我开始胡思乱想。或许我会被派到一个后方梯队，永远也见不到一个日本人。或许我会成为一名步兵，见了敌人就逃，让我的部队丢脸。或者，也许我会杀死几十个日本人，赢得海军十字勋章或银星勋章，成为一个国家英雄。

当我们看到水手们跑来跑去地解缆绳，准备向公海进发时，紧张气氛终于消散了。

“波尔克总统号”按照一个曲折的航道前行，去往一个我们毫不知晓的目的地，而我们在船内都已晕头转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枯燥的，即使对那些像我一样相当喜欢待在船上的人而言也是如此。每天早上，我们大约在日出时分从铺位上爬起来。刷牙和用无泡沫的刮胡膏刮脸之后就完成了我早上的梳洗。每天都有一名军官或军士带领我们进行一段时间的体操训练。另外，我们总巴望着枪支检查。除此之外，我们实际上无事可做。

每隔几天，我们都要进行弃船训练，这有助于打发一些无聊。船上的水手经常进行火炮训练。他们首次进行的实弹打靶训练看起来很让人兴奋。舰桥上放飞了黄色的气球，被风吹远后，炮手们按照射击指挥官的指令开火。20毫米和40毫米高射炮的快速射击看起来效率很高。但对一些海军陆战队员来说，3英寸和5英寸加农炮除了伤了我们的耳朵以外，百无一用。考虑到遁去的气球数量，我们觉得这些船员炮手还应多练习。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当中没人用过高射炮，不了解这种火炮的操控是如何困难。

除了写信和长时间的聊天——所谓的自由讨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排队吃饭上了，蜿蜒的队伍沿着舷梯和走廊一直延伸到船上的食堂。吃饭是个难以忘怀的经历。在必需的排队等待之后，我进入了通往食堂的舱口，发热的空气里含有一种新型的气味，与一般的兵舱里的味道略有不同。除了一些基本相同的成分（涂料、黄油、烟草和汗臭），还混杂了腐臭的烹调味和面包房的味道。它足以让一个平民作呕，但我们被迫迅速适应了。

我们排成自助食堂式的队伍前行，告诉汗流浃背的海军厨师，我们亮闪闪的分格式钢托盘上想要什么食品。厨师们穿着短袖汗衫，手臂上有大量的文身。他们不停地擦去脸上的汗水。在通风机的轰鸣中，我们站在长长的折叠桌子边用餐。每样东西碰上去都是烫的，但很干净。一名水手告诉我，这艘船在参加一次早期的太平洋战役时，这些餐桌曾被用作海军陆战队伤员的手术台。这让我每次在“波尔克总统号”上吃饭的时候，胃部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酷热——至少华氏100度——但我咽下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黑咖啡），这玩意儿替代了面包，成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手的主食。我愁眉苦脸，因为脱水土豆摧残了我的味蕾，留下一种特有的后遗症，让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有的脱水食品都毫无胃口。面包让人吃惊——还没发好，集合了苦的、甜的和生面粉的味道。难怪热咖啡替代了它成为一天当中的主食！

在热气腾腾的食堂吃完饭后，我们到甲板乘凉。人人都浑身是汗。如果在甲板上吃会舒服很多，但我们不许把饭拿出食堂。

一天，打饭的队列沿着不知名的升降扶梯前行，经过一个舷窗时，我看到了军官的餐厅，看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们身着整洁的、浆过的卡其布军服，坐在房间里的桌子旁。房间通风良好，穿着白色外套的侍者给他们端上馅饼和冰激凌。当我们沿着热浪滚滚的扶梯寸步寸步地挪向我们的热咖啡和脱水食物时，我在思忖，那么匆忙地告别V-12大学生活是不是一个错误。毕竟，由国会宣布任命并在船上活得像个人应该是很好的。不过，让我极为满意的是，后来在前线我很少看到这种级别上的优越和特权。

3月17日早晨，我们从船首望去，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击打暗礁的白色碎浪花。大堡礁连绵数千英里，我们将越过它前往新喀里多尼亚。靠近暗礁时，我们看见几艘木船的残骸搁浅在那儿，又高又干，显然是多年前被风暴吹到那里的。

接近努美阿港口时，我们看到一艘小汽艇在为我们引路。“波尔克总统号”用旗语和闪光信号灯向这艘领航船发信号，很快就与它并排了。领航员爬上一架梯子，上了我们的船。他和我们船上的官员走完了所有形式的海事程序并相互问候后，来到舰桥为我们引航。这是个看上去很快乐的中年平民，穿着干净的白色巴拿马服，戴着草帽，系着黑色领带。在身穿蓝色工作服的水手和身着卡其布制服的舰船军官中间，他看上去像是从某个被遗忘很久的年代里钻出来的小说人物。

当我们穿过海峡前往努美阿港口时，太平洋蓝色的海水变绿了。港口附近有座漂亮的白色灯塔。围着灯塔有些砖瓦屋顶的白房子，坐落在高山的斜坡底部。这一幕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中地中海小海港的如画风景。

“波尔克总统号”慢慢穿过港口，扬声器里传来特殊的海上指令，命令我们做好登陆准备。我们在一个长长的仓库码头上系上缆绳，美国军方人员正在那儿搬条板箱和设备。我看见绝大多数货品都是美国海军的，但也有一些美国和外国商人的货物，以及一些灵巧的民用渔船。

我见到的第一个太平洋土著没有穿草裙或是挥舞一杆标枪，而是在码头上漫不经心地开着一辆货运牵引车。他身材矮小，肌肉发达——像墨一样黑——仅腰间裹着块布，鼻子里有根骨头，一头卷曲浓密的毛发让他活像从吉卜林故事里跑出来的玩具熊。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头发的颜色——漂亮的琥珀色。一名水手解释说土著人喜欢用蓝色漂白剂弄白头发，漂白剂是他们用贝壳跟美国人换来的。尽管鼻子里有根骨头，这个人仍是受人尊敬的牵引车司机。

新喀里多尼亚

经过几星期困在兵舰上的远洋航行，我们又得以轻松上岸。我们挤进海军陆战队的卡车，驶过努美阿的主要地带。我高兴地看到了老式的法国建筑，它让我想起了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老城。

卡车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飞奔，路两边都是大山。我们在山谷里看到了小型农庄和一个大型镍矿。虽然有些土地已经被开垦了，但绝大部分低洼的地区都覆盖着茂密的丛林。尽管天气很好，非常凉爽，但棕榈树和其他一些作物则表明这里是热带气候。卡车开出几英里之后，我们到了圣路易斯营地，在这儿我们要经受进一步的训练，然后作为预备队“向北”被派往战区。

圣路易斯营地是一个帐篷营地，由成排的帐篷和肮脏的街道组成。分派了帐篷之后，我们安顿好装备，排队吃饭。食堂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隔壁就是营地的禁闭室。整体来看，禁闭室就是两个钢丝笼，大约就是电话亭的大小。我们被告知任何惹麻烦的人都要被关在那儿，定时会有高压水龙对准他们。圣路易斯营地纪律的严明让我认定，有关笼子的说法是真的。不管怎样，我下定决心绝不惹是生非。

我们的培训包含讲课和野战训练。从战场下来的老练军官和军士给我们讲授日本人的武器、战术和战斗方法。绝大多数训练是很全面的，强调个人的专心，一般以10到12人一组的方式进行。

我通常都被安排在一个红发大个头下士任教的组里，他曾经在所罗门群岛战斗中服役于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红大个”人品很好，但像钉子一样顽强。他把我们训得很苦。一天，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小型步枪射击场，教我们怎样用日本手枪、步枪、轻机枪和重机枪射击。各种枪打完几轮后，“红大个”将我们当中的五个人领到一个约有五英尺深的靶壕里，靶壕前面是一英尺的护堤，后面以山岭的陡坡作为托架。

“为了活命，你们必须很快学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分清楚向你过来的敌人火力究竟是什么声音，是哪一种武器。现在我吹哨时，你们就趴下，待着别动，直到再听到哨声。如果你们在信号之前坐起来，你们的脑袋就要开花，家里的亲属就会拿到你们的保险费。”

“红大个”吹响了哨子，我们都趴下了。他每预告完一种日本武器，就用它发射几次，子弹越过我们的掩蔽坑打到护堤上。然后，他和助手用这些武器一齐射击了大约15秒钟，也许更长时间。子弹打过来时，噼噼啪啪地响。有几发机关枪的弹头没有打进护堤，弹了回来——炽热的、嗞嗞响着、爆裂着——滚进了掩蔽坑。我们战战兢兢地挪开身体，还好没人被灼伤。

这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有价值的训练课程之一。随后在贝里琉和冲绳，有许多次我都因此而有所防备，毫发未伤。

一个老辣的中士指导刺杀训练。他特别出色，一份全国性杂志曾经还报道过他。在老式突击营地覆盖着火山灰的街道上，我见识了他令人称奇的本领。他教我们面对对手的刺刀攻击，怎样赤手空拳地保护自己。

“你们好好看着。”他说。

他把我从队列里叫出来，让我攻击他，把刺刀尖扎向他的胸膛。那时我觉得自己能戳到他，但我脑海里浮现出了我被关在马雷岛海军监狱时的情形——只是因为用刺刀扎了一个教官——所以就在那一刺之前，我改变了方向。

“你究竟怎么回事？难道你不知道怎么耍刺刀吗？”

“但是，中士，如果我扎到你，他们会把我投到马雷岛的。”

“你扎到我的机会要比你不听我的命令，挨我鞭子抽屁股的机会小得多。”

“好吧，”我自忖，“如果你这样想，我们有的是证人。”

于是我迅速地冲向他，往他的胸口刺去。他敏捷地闪过，像后面长了眼睛似的抓住我的步枪，往我跑的方向猛地一拉。我抱着枪，摔倒在火山灰上。人群里爆发出哄笑。有人叫道：“你刺到他了吗，大锤？”我站起身，满脸羞愧。

“住口，自以为是的家伙，”教官说，“你站过来，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多嘴多舌。”

我的同伴自信地举枪进攻，结果他也倒在了火山灰上。教官让每个人轮流攻击他。他把我们全撂倒了。

接着，他拿出一支上了刺刀的日本有阪三八式步枪，向我们演示日本士兵是如何使用带钩的手护板去封美军的刀身的。然后，他的手腕轻微一转，就夺去了对手手中的M1步枪。他教我们小心地握住M1步枪，让刀身的左侧而不是刀刃冲着地面，就像在美国时我们所学的那样。这样，当我们闪避日本兵的刀身时，他就封不住我们的刀身了。

我们进行了长途行军，还穿越丛林、沼泽，翻过无数陡峭山岭练习强行军。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登陆演习，从希金斯船上跳下，登上离海岸不远的小岛。每天早上吃完饭，我们就全副武装地走出营地，随身携带步枪、子弹带、两罐水、战斗背包、钢盔和K型口粮。我们通常快步行军50分钟，休息10分钟。但军官和军士们总在催，经常取消10分钟的休息。

当有卡车沿大路开过时，我们就让到路边，就像早先步兵纵队做的那样。卡车经常搭载着军人，我们就像小狗一样嗥叫和瞎嚷嚷，取笑他们是步兵。在一次这样的会面中，一名战士从卡车里伸出头，刚好就在我前面大叫道：“嘿，大兵。你看上去又累又热，大兵。为什么你不让部队发辆像我这样的卡车给你呢？”

我笑起来，叫嚷道：“去你的。”

他的同伴抓住他的肩膀叫道：“别喊那家伙大兵。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你没看到他的徽章吗？他不是陆军，别侮辱他。”

“谢了。”我叫喊道。这是我头一次遇见没脑子的人。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抱怨自己的军官、伙食或是整个海军陆战队，但是这就像一个人抱怨自己的家庭——这种抱怨局限在家庭成员内部。如果一个外人想介入这场讨论，就有架打了。

一天夜里，在防范敌人偷袭的演练中，一些士兵摸清了假定为偷袭者的“红大个”和其他教官的营地位置，偷去了教官们的军靴。等到该他们进攻时，他们往周围扔了一些触发手榴弹，并像日本人一样叫喊着，却没有溜进来抓走任何人。当军官们意识到了的时候，他们因教官的自以为是而讥笑了他们。教官们在山谷里点了个大火堆。我们围坐在那儿，喝咖啡，吃K型口粮，还唱歌。迄今为止，这看上去似乎还不是场糟糕的战争。

我们所有的训练都围绕着步枪战法，没在重武器（迫击炮和机关枪）上花时间，因为当我们“向北”进发时，部队指挥官会根据各个地方的需要来分派我们，而不一定是根据我们的特长。经过了野战演习和障碍练习，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耐受力达到了一流。

在5月的最后一周，我们了解到第46预备营几天后就要往北开拔。我们打好背包，于1944年5月28日登上了美国“豪兹将军号”军舰。这艘船与“波尔克总统号”很不相同，它很新，显然是按照战舰的标准来建造的。它周身刚涂好漆，非常干净整洁。我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被分配到主甲板上一个虽小但通风良好的舱房，条件要比我在“波尔克总统号”上住的那个凹在里面的臭烘烘的洞穴强多了。“豪兹将军号”上有一个图书馆，军人乘客可以看到书和杂志。我们还第一次吃了阿的平药片。这些小小的、又苦又亮的黄色药片能预防疟疾，我们一天吃一片。

6月2日，“豪兹将军号”靠近了拉塞尔群岛，驶入了一个小港，岸边是大片的椰子树。对称的椰林和清亮的水面非常美。从船上我们可以看见椰林里那珊瑚覆盖的道路和成群的金字塔状帐篷。这就是帕武武，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家。

我们获悉将于第二天早上离船登岸，因此就在船舷边游荡，和码头上的一些海军陆战队员聊天以消磨时间。他们友好和谦逊的举止打动了我。尽管身上的卡其布或粗棉布衣服很整洁，但他们看上去眼窝深陷，疲惫不堪。他们并不想给我们这些新来的替换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因为他们是国内近乎人人皆知的一个精英师的成员，正是他们征服了瓜达尔卡纳尔，并且最近取得了新不列颠格洛斯特岬战役的胜利。他们大约是在5月1日离开格洛斯特的，因此，他们在帕武武已经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夜里我们大多数人都睡得很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的装备，确保每样东西都准备停当。天气很热，比新喀里多尼亚热多了。我走出去上了甲板，睡在了露天里。两名海军陆战队员用一把曼陀林和一把旧小提琴演奏了我所听过的最好的山地音乐。他们整夜都在弹琴和演唱民歌小调。我们都认为这音乐非常棒。

和老兵在一起

1944年6月3日上午大约9点钟，背着惯常的小山似的装备，我步履蹒跚地走下“豪兹将军号”的舷梯。走向静候着的卡车时，我们经过一列老兵，他们正等着上船踏上回乡之路。他们只带着背包和个人的行李，没有武器。有些人说他们很高兴见到我们，因为我们是来替换他们的。他们被晒得很黑，看上去很疲倦，但因为要回家，显得很轻松。对他们来讲，战争已经结束了。对我们而言，它却只是刚刚开始。

在一个铺满碎珊瑚的大停车场上，一名少尉大声叫喊着我们的名字，点着数将我们分成几群。对我这一群的一百多人，他说：“海军陆战队第5团第3营。”

如果我有权选择——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究竟愿意在海军陆战队五个师里的哪一个师服役，那么它一定是海军陆战队第1师。最终，海军陆战队有六个师在太平洋上立下战功。但海军陆战队第1师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发动的对日军的攻势，又在所罗门群岛以北的格洛斯特岬进行了第二场大的战斗。现在，它的部队正在休整，准备在帕劳群岛展开第三次战役。

关于团，我还是会选海军陆战队第5团。我知道它作为海军陆战队第1师所辖一部分的光荣历史，还知道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在法国的光辉记录。我知道其他师里的海军陆战队员们也为他们所在的部队和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而感到骄傲，他们应当如此。但海军陆战队第5团和第1师不仅继承了海军陆战队的传统，而且还有其自身的传统和遗产，那就是穿越时间与“老海军陆战队员”的联系。

事实上，我被派到我做梦都想选择的师和团完全是机缘巧合。我感觉就像掷骰子，我赢了。

卡车沿着海湾边和椰林里的曲折珊瑚路前行。我们在靠近一个写有“海军陆战队第5团第3营”指示牌的地方停下，卸下了装备。一名军士将我派到了K连。一会儿，一名少尉走了过来，将大约15名曾在美国接受过复合型武器（迫击炮和机关枪）训练的人支到一旁。他问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连里想使用什么武器。我提出要60毫米迫击炮，并示意我看上去太小了，携带不了70磅重的火焰喷射器。他给我分配了迫击炮，然后我就把自己的行李搬到了一座帐篷，帐篷里面住的是60毫米迫击炮队的第二小队。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队里修建这个营地。K连的头号中士，第一中士马隆会在连里的道路上叫喊：“所有新来的人赶紧出来组成一个工作队。”大多数时候，连里的老兵都不参加。经过了格洛斯特岬长期潮湿而艰苦的丛林战，帕武武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休息营地。当马隆需要一个大型工作队时，他就大声喊叫：“我需要每个能用的人。”因此我们称他为“能用的”马隆。

无论老兵还是补充兵员，我们没人能领会为什么师指挥官选择了帕武武。直到战后我才明白，指挥官是想避免出现海军陆战队第3师所遭遇的处境。当时该师经过布干维尔战役后驻进了在瓜达尔卡纳尔的营地。瓜达尔卡纳尔那时是一个大型的后方基地，设施还是相当不错的，但上级命令第3师每天出1000人组成工作队对全岛进行整修。不仅布干维尔的老兵很少或没有得到休整，甚至当补充兵员抵达后，该师也难以执行其准备下次关岛战役的训练计划。

对于我们这些刚从美国和新喀里多尼亚来的补充兵员而言，帕武武看上去稍逊于热带天堂，但对于格洛斯特老兵它却是一个痛苦的打击。 当舰船像“豪兹将军号”那样驶进麦基提海湾时，帕武武看上去如诗如画。但一上岸，大家就发现广阔的椰林里塞满了腐烂的椰子。貌似坚硬的土地实则很软，在任何脚或交通车辆的压力下很快就会变成泥浆。

帕武武是海军陆战队所说的“荒野”。战后很难说出帕武武岛上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大多数抱怨太平洋既“幸福”又枯燥的人驻扎在夏威夷或新喀里多尼亚等大型后方梯队基地里。他们抱怨的主要是冰激凌不好吃，啤酒不够凉，或是美军慰问协会的表演太少。但是在帕武武，单是活着就很困难。

例如，我6月和7月参加的大多数劳动又是铲又是挖，或是改善排水系统或是用碾碎的珊瑚去铺走道，而这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不用浸在水里。条例规定在所有帐篷里都要有木制的地面，但我在帕武武从来没看到过。

在所有的劳动项目里，我们最恨的是收集腐烂的椰子。我们要将它们堆放到卡车上，再卸到沼泽地里。如果幸运的话，椰果能一手抓起来。但更多的情况是，这玩意儿被摔裂了，溅出的发臭椰奶弄得我们一身都是。

对于我们为战争所做的重要的、基本的且分门别类的工作，以及我们接到的深奥的命令，我们编了不少嘲讽、荒谬的笑话。简言之，我们正在“亚洲化”，这也是海军陆战队的术语，指的是在远东地区服役太长时间的人身上有种特有的怪异行为。我在帕武武的第一周曾屡次抱怨这儿的伙食和基本条件，而我们连队的一位老兵——后来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却用一种克制但却实事求是的方式告诉我，等我上了战场，才会知道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并劝我闭上嘴，不要再抱怨。他让我羞愧难当。但是在帕武武的最初几周，腐烂椰子的恶臭弥漫在空气中，甚至在我们喝的水里都能闻到。即使到了今天，我对新鲜椰子的味道仍很排斥。

帕武武最让人讨厌的害物是陆地蟹。它们蓝黑色的身体大约有一个人的手掌大小，腿上长着短毛和骨节。这些丑陋的生物白天躲起来，晚上四处游荡。每天早上，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每个士兵在穿上军靴之前，都要晃晃鞋子将陆地蟹赶出去。许多个早晨，在我的每只鞋里都有一只陆地蟹，有时两只。我们不时因这些污秽的东西而动怒，把它们从箱子里、水手包里和帆布床底下赶出来，用棍子、刺刀和挖掘工具把它们打死。等这件事干完了，我们又不得不把它们铲起来埋掉，不然就会有一种令人作呕的臭味在又热又湿的空气中快速蔓延。

每个营都有自己的食堂，但是帕武武的伙食主要是由加热的C型口粮构成：脱水鸡蛋、脱水土豆和那种叫“斯帕姆”的极讨厌的罐头猪肉。合成的柠檬汽水，即所谓的电池酸，一直留在那里，等吃完饭后，将它泼到食堂的水泥板上，用来清洗和漂白，效果很好。好像热的C型口粮几星期来还没让人生厌似的，我们又经历了大约四天早中晚都吃燕麦粥的日子。传言说运载给养的船被击沉了。不管什么原因，面对这种千篇一律的伙食，我们唯一的解脱方法就是依靠家里寄来的包裹中的少量食品。面包师傅做的面包发得特别不好，当你从一头拿它的时候，另一头就会因其自身的重量而断开。面粉里寄生的象鼻虫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每片面包上这种小甲虫的数量要比做成这片黑面包的麦粒还多。但我们对这种事儿早就习惯了，对这种面包照吃不误，风趣的人说：“这是笔好买卖。这些甲虫还给你的伙食里加了点荤呢。”

起先我们没有洗澡的设施。每天早上用钢盔装满水解决刮脸的问题还比较简单，但是洗澡就另当别论了。每天下午当热带的倾盆大雨照例开始下的时候，我们就脱光衣服，手拿肥皂冲进连队的街道上。诀窍就是要在雨停之前，完成抹肥皂、擦洗和冲净这几个步骤。可是天气是如此地变幻无常，以至于每次淋浴的时间都无法预判。大雨每次结束都像开始那样突然，从来都不会给那些全身抹好肥皂、骂骂咧咧的海军陆战队员们留一点洗净的水。

在帕武武最初的日子里，早晨的伤病员集合是另一个稀奇古怪的场景。格洛斯特的老兵在经过二战中最潮湿的战役后，身体状况很糟，在那场战役中士兵们连续几个星期都浸泡在水里。刚加入该连时，我被他们的健康状况吓了一跳：大多数人都很瘦，有些人很憔悴，他们的腋窝、脚踝和手腕处都有丛林腐。伤病员集合时，他们拿着龙胆紫和棉签，两人一组光着身子站在树丛中，往对方的溃疡上涂抹。因为有许多伤口需要处理，所以他们必须在一名医生的指导下，相互帮助治疗。有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靴切成凉鞋，因为他们的双脚已被感染得溃烂，几乎不能走路了。不用说，帕武武又热又湿的气候延长了这一治疗过程。

“我想海军陆战队已经忘记帕武武在哪儿了。”一个人说道。

“我想上帝已经忘记帕武武在哪儿了。”一声回答传来。

“上帝不可能忘记，因为他造了万物。”

“那么我打赌，他肯定希望能忘掉自己造了帕武武。”

这种对话表明了我们在帕武武所怀有的漠然和凄凉的心境。在大的海岛基地上，人们有活动围绕部队进行的感觉，而且可以通过空中和海洋交通与其他基地和美国联络。在帕武武，我们感觉好像不仅离家有百万英里，而且远离任何算得上文明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克服帕武武上所有不快和挫折的原因有两条。第一，这个师是一支精锐的战斗部队，纪律严明。我们的团队精神高涨。每个人都知道该做什么，以及人们期望他做什么。所有人都尽心尽责，即使发牢骚时也不例外。

军士们在回答我们的抱怨时总是说：“唠叨唠叨有助健康。”或者说：“你们发什么牢骚？是你们自愿到海军陆战队来的，不是吗？你们正得到了你们想要的东西。”

不管帕武武的状况多么让人生气或是不舒服，情况还是可能继续恶化。毕竟，现在还没有日本人，没有爆炸的炸弹，没有噼啪作响的、悲嗥的子弹，而且我们还睡在帆布床上。第二，该师的人员很年轻：大约80%的人在18到25岁之间；当他们赴海外时，约一半人小于21岁。纪律好的年轻人能够隐忍许多不适，即使他们不情愿。我们是一群因部队而骄傲的士气高昂的小伙子。

但我们也还有另一个动因：在我认识的所有海军陆战队员的心中燃烧着一种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高特格侦察队的劫难酿成了这股仇恨。 一天，我们正在收集臭椰子，一个海军陆战队老兵路过，向我们几个“老人”打招呼问候。我们队里的一个人问我们是否知道他是谁。

“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他。”有人说道。

“他是高特格侦察队在瓜达尔卡纳尔被伏击时逃出来的三人中的一个。他真是非常幸运。”

“为什么日本佬伏击那个侦察队？”我天真地问道。

一个老兵狐疑地看着我，加重语气慢慢地说：“因为他们是活在世界上的最下贱的狗娘养的东西。”

高特格侦察队事件加上日本人诸如装死然后投掷手榴弹这样的战术——或装作受伤，叫卫生员来，然后当他过来时，用刀刺杀卫生员——再加上偷袭珍珠港，使得海军陆战队员强烈地仇恨日本人，并且很不情愿抓俘虏。

非战斗人员甚至水手或飞行员对日本人所持的态度，通常不能反映海军陆战队步兵深深的个人怨恨。官方历史和海军陆战队步兵们在战后写下的回忆录中很少提到这种仇恨。但在战斗时，海军陆战队员们深深地、痛苦地感受到了它，就像感受到了危险本身一样肯定。要否认这种仇恨或小看它，就如同否认或轻视团队精神或曾与我在太平洋上并肩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高昂的爱国精神那样，纯粹是谎言。

我在贝里琉和冲绳的经历让我相信，日本人对我们怀有同样的恶感。他们是疯狂的敌人，强烈地信奉自己的事业，这种狂热许多战后的美国人很难理解——恐怕大多数战后的日本人也是如此。

海军陆战队员和日本人这种普遍的态度，导致了野蛮的、残暴的、没有约束的厮杀。这不是在其他战场或其他战争中所见到的冷静杀戮，而是一种野蛮而原始的仇恨。在太平洋上恐怖之于战争就像棕榈树之于海岛。为了理解部队当时在那里所忍受的一切，人们必须通盘考虑海军陆战队的战争本质。

可能此时在帕武武最能提升士气的是得知鲍勃·霍普将从巴尼卡岛来给我们表演节目。师里的大多数人都挤在一个大面积的开阔地区，当一架“派柏幼狐”在我们头顶盘旋时，人群欢呼起来。飞行员很快关闭了引擎，杰里·科隆那将头伸出飞机，发出他著名的叫喊：“耶，哦哦哦哦哦。”我们发疯般地大声喝彩。

鲍勃·霍普、科隆那、弗朗西斯·朗福德和帕蒂·托马斯在码头边的小舞台上进行了一场表演。鲍勃问杰里喜不喜欢从巴尼卡岛来这儿旅行，杰里回答说，简直“太妙了”。当问他为什么时，他回答道：“没有雪。”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听到过的最滑稽的事情。帕蒂在更多的欢笑、喝彩和掌声中，给观众里的几个士兵上舞蹈课。鲍勃说了好多笑话，的确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这是我在海外看到的最好的节目。

鲍勃·霍普的表演一直是谈论的主题，其时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我们又急忙投入到训练中。帕武武太小了，我们大多数野战训练都是以连为单位。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经常参与到友邻部队的演习中。一个连以战斗队形穿过树林向前运动，另一个连则严肃地排着队，站在那儿检查武器，军官们大声喊着口令，整顿秩序，二者搅和在一起，非常滑稽。

我们在离营地不远的环岛沙滩上和海湾处进行了数不清的登陆演习——一星期数次。我们通常用两用车进行演练。最新型的两用车有一个后箱板，一旦上了沙滩，就可以把它放下去，做我们跑出去的通道。

“快速通过沙滩。尽可能快地离开这该死的沙滩到内陆去。日本人会用他们所有的武器狠狠往上打，因此你越快进入内陆，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军官和军士们叫嚷着。我们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地听着这些话。在每次登陆演习中，我们都争先恐后地跳出两用车，向内陆前进大约25码，然后等待散开或前进的命令。

第一波随两用车登陆的是步枪队。第二波登陆的有步枪队、机关枪手、火箭手、火焰喷射器手和60毫米迫击炮手。我们作为第二波总是跟在第一波大约25码之后，因为车辆会向沙滩翻卷起波浪。第一波士兵一卸完，两用车就后退，调头，经过我们身边驶往大海，去到在近海打圈的希金斯船那儿搭载后续的大批步兵。在帕武武一切进展良好。但这里没有日本人。

在贝里琉之前，除了登陆演习和野战培训，我们还上了补修课程，实射了分发给我连的所有小型枪械：M1步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卡宾枪、0.45英寸口径手枪和汤姆枪。我们还学了怎样操作火焰喷射器。

在演练火焰喷射器时，我们将一根棕榈树桩作为靶子。轮到我时，我掮起重重的气瓶，双手握住喷嘴，对准大约25码外的树桩，扣动了扳机。伴随着一阵嘶嘶声，一团红色火焰喷射而出，喷嘴颤动着。凝固汽油弹击中树桩，发出了响亮的啪啦啪啦声。我的脸感觉到了热气。一缕黑烟直往上冲。从喷嘴里释放出地狱之火就像我在家灌溉草坪一样容易，这种想法让我忧郁不已。用子弹向敌人射击或用榴散弹杀死他是战争中必然的惨剧，但是将他烤死却令人毛骨悚然，无法想象。但很快我就知道，没有了它，就无法清除掉日本人的岛屿防御。

此时，我开始对老兵们抱有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这源自他们对我们这些新进陆战队员的影响。枪械中士哈尼 就是一个形象的例证。

我在连区周围曾见过哈尼，但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某天洗澡时，因为他洗澡的方式很奇特。十几个赤裸着身体、全身涂满肥皂的人——包括我自己——都睁大眼睛，吃惊地盯着哈尼，惊悚地看着他左手握着自己那家伙，用一个军用刷子擦洗着，就像一个人擦皮鞋似的。你想想，军用刷子是在一个结实的木制把手上嵌进直而硬的、分开的纤维鬃毛，是用来擦洗沉重的782（网式）粗帆布装备、粗棉布甚至地板的，哈尼洗澡的方法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我头一回见他显露自己的权威是某天在手枪射击场上，他负责安全保障。一个新任少尉——和我一样是补充兵——正在我将要进入的位置开枪射击。当他打完最后一轮时，我后面的另一个新军官叫他。这个少尉回过头来回答，手里拿着手枪。哈尼靠着我坐在椰树干做成的长凳上，除了下达通常的射击场指令，未发一言。当这名少尉将手枪枪口移开靶位时，哈尼的反应就像一只猫扑向猎物一样迅速。他抓起一大把珊瑚石，扔在少尉的脸上。他向发懵的军官挥舞着拳头，对他破口大骂，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严厉的话。靶位上的人都僵在那儿了，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个犯错的军官衣领上金色的军阶线闪闪发光，他收拾好武器放进手枪皮套，走下靶位，揉着眼睛，脸色通红。哈尼回到他的座位，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在靶位上这才缓过劲来。从此以后，我们愈加注意遵守安全条例。

哈尼身形大约和我相当，135磅，沙色的头发，平头，皮肤黝黑。他很瘦，但结实，肌肉发达。尽管不是宽肩膀或比例匀称，他的躯干让我想起米开朗基罗画的一些解剖速写：每块凸出的肌肉都有严格的定义。他的胸膛比较宽阔，肌肉都堆积在肩膀的后面，看上去似乎有点驼背。他的手臂和腿都不长，但上面的肌肉让我想起钢条。他的脸因斜眯的眼睛而稍显特色，看上去好像盖着晒得黑红的、起皱的皮革。

哈尼是我在部队里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好像没有伙伴的人。这样讲并不是说他性格孤僻，整天绷着脸，对人不友好。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我经常感到他甚至不关注自己的周边，似乎知道的一切就是他的步枪、刺刀和绑腿。他绝对是沉迷在手刃敌人的欲念中。

我们每天擦洗一遍武器，但哈尼却要在点名前、午饭时和下午解散后三次擦洗他的M1。这是一个仪式。他会自顾自坐下，点上香烟，拆卸掉枪支，仔仔细细地擦洗它的每一英寸。然后他再擦洗刺刀。他一直轻声地自言自语，不时咧嘴笑笑，把烟吸得噗噗地只剩下个烟头。他把枪擦洗完毕后，就把它重新组装起来，固定好刺刀，在淡淡的雾气中做几分钟劈刺、闪避和突刺的动作。然后，他会再点上根香烟，静静地坐下，一边等候命令，一边自言自语，咧着嘴笑。他做这些时好像根本就没意识到连里其他235个人的存在。他就像鲁滨逊·克鲁索孤身一人在海岛上一样。

要说他是“亚洲化”了可能完全不是那回事。哈尼超越了那个境界。连队里有许多粗鲁的个人主义者、怪人、水手和“亚洲化”的人物，但哈尼自成一类。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女人生出来的男人，而是被上帝派到海军陆战队里来的。

尽管他个性奇特，但哈尼在K连鼓舞了我们年轻人的士气。他把我们与“老牌的海军陆战队员”直接联系了起来。对我们而言，他是老牌的。我们尊敬他——我们也爱他。

现在该说说K连的指挥官，“高射炮”霍尔丹上尉 。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正当我们离开步枪射击场时，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沿着帕武武泥泞的小路奋力前进，不时有人滑倒。后来我们开始觉得带队的人拐错了路，我们迷路了。暮色中的大雨里，每条路看上去都一样：车辙很深的漫水道路，两边高大的棕榈树在暮色中无目的地摇摆着。当我感到冰冷无助、努力在泥泞里保持平衡时，一个高个男人从队伍后面大步走来，他就像一个步行者在城里人行道上行走那样闲适。经过我旁边时，这个人看着我说：“好天气，不是吗，孩子？”

我咧着嘴向霍尔丹笑着说：“不全是，先生。”他认出我是一个补充兵，就问我喜不喜欢这个连。我告诉他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部队。

“你是南方人，是不是？”他问。我告诉他我来自亚拉巴马州。他问我有关我家庭、家乡和教育的种种情况。我们谈话时，我心中的郁结似乎消散了，心里感到了温暖。最后，他告诉我不会再下雨了，我们身上很快就会干。他沿着队伍和其他人谈话，就像刚才跟我谈话那样。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兴趣是那么真诚，有助于驱散那种我们只是受训去打斗的动物的感觉。

霍尔丹上尉人称“队长”，是我所知的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指挥官，他的领导才能得到了上下级的一致公认。K连的所有海军陆战队员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他有一张个性十足的、坚定的面孔，一个大大的凸出的下巴，和一双我见过的最善良的眼睛。无论他的胡子刮得多么频繁或使劲，还是会留下一个5点钟的阴影。他人高马大，以至于后背上的战斗背包仅让我想起他钱包上的小凸起，而我的背包则把我从颈子盖到腰部。

尽管他强调纪律严明，但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下达命令时从不大喊大叫。他罕见地集智慧、勇气、自信和同情心为一体，从而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钦佩。我们很高兴“高射炮”是我们的“队长”，感到更有安全感，为其他连队不那么幸运而感到遗憾。当帕武武岛上有些军官认为有必要招摇过市地支配我们以显摆他们的身份时，霍尔丹则平静地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因此而爱他，并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干到最好。

我们的训练强度从8月份开始加大，“军纪细节”也开始增多。武器和装备检查、工作队和营地周围卫生工作的次数也增加了。在我们上船去贝里琉之前，不断增加的烦恼，加上在帕武武持续的不适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强烈不满和憎恶。

“我过去常以为少尉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但见鬼，幸亏我还没妄下结论，他除了是个笨蛋，啥都不是。”一个士兵嘟囔着。

“你说得对，老伙计。”另一个人附和道。

“见鬼，他还不是唯一一个发疯坚持每件事应该怎样，如果不是就向我们发火的人。他的脾气坏透了，没什么能顺他眼的。”另一个人回答道。

“别被弄趴下，孩子们。这只不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备战计划的一部分，好让部队保持战斗状态。”一个战前就服役的哲学家似的老兵平静地说。

“你究竟在说什么？”一个火冒三丈的倾听者厉声道。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哲学家回答道，“他们估摸着，如果他们把我们逼得足够疯狂，那么我们在登陆作战的时刻到来之际，在对付日本佬的时候就能把这种疯狂发泄出来。我在瓜达尔卡纳尔和格洛斯特之前都曾看见过这种情形。他们不会让后方梯队的孩子们受这种罪的。他们想让我们变得脾气暴躁、疯狂和冷酷。我告诉你，这纯粹就是麻醉剂。每次我们要去打仗之前，我都见识过。”

“听上去蛮符合逻辑。你也许是对的。但什么是冷酷？”有人问。

“别再提了，你这个傻瓜。”哲学家怒吼道。

“不管对不对，我真是烦透了帕武武。”我说。

“这就是策略，大锤。让你厌烦帕武武或任何你碰巧待过的鬼地方，那么你就会热血沸腾，想去任何别的地方，即使日本佬在那儿等着你。”哲学家说。

我们陷入沉寂，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得出结论：他是对的。许多我认识的更有想法的人都同意他的观点。

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抱怨着我们的生活条件和训练。但回想起来，我非常怀疑如果当时不经历这些的话，我能否应付得了在贝里琉和冲绳所遭遇的心理和身体的压力。日本人为了胜利而战斗。这是残酷、野蛮、无人道、让人筋疲力尽且肮脏的。我们的指挥官知道，如果我们想获得胜利并生存下来，就必须为此进行逼真的训练，不管我们是否喜欢。 GX8KzjaVRsEcvCrYDuUbCLa/yiSknEeMBSHFH2U6MQSXAbgvdRaHg0SQ4pjOXF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