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3日，我在亚拉巴马州的马里恩加入海军陆战队。当时我是马里恩军事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我的父母和兄弟爱德华曾劝我尽量长时间待在学校，以便有资格在美国军队的一些技术部门任职。但是，我担心在我能出国打仗之前，战争也许就结束了。为内心这种深深的不安所驱使，我想尽快加入海军陆战队。西特德尔军校毕业生，陆军少尉埃德提醒我说当一名军官，日子会更精彩一些。父母想到我要去海军陆战队当兵就有点儿心绪不宁——因为那就是“炮灰”。所以，等到海军陆战队征募小组来马里恩学院时，我作了点妥协，报名参加了一个海军陆战队新军官训练项目。它叫做V-12。

招兵的中士穿着蓝色的礼服裤、卡其布衬衫，系着领带，戴着白色士兵帽。他的鞋子有一道光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那种。他问了我许多问题，让我填写了数不清的官方文件。他问道：“有没有什么疤痕、胎记或其他特别之处？”我描述了右膝上一道几英寸长的疤。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说：“这样等日本人炸掉你的身份牌，他们就能在太平洋的某个海滩上把你认出来。”这就是我初次面对辛辣的现实，随后我渐渐明白了此乃海军陆战队的特色。

大学学年结束于1943年5月的最后一周。整个6月我都待在莫比尔的家里，7月1日我必须到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报到。

我很享受从莫比尔到亚特兰大的火车之旅。火车有一个蒸汽机，烟的味道很好闻，汽笛声声平添了一丝忧伤的色彩，让人联想起优哉游哉的生活。我不无骄傲地告诉列车员，我这正是在去当陆战队员的路上，他们闻言肃然起敬并对我关怀备至。官方给我的海军陆战队餐票让我在餐车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美味的鲜虾色拉，吸引了在场服务员欣羡的目光。

甫抵亚特兰大，我就搭乘出租车到了佐治亚理工学院，180名海军陆战队员都住在哈里森宿舍楼。应征者被安排了一整年的课程（就我而言，大约为两年），毕业后就去弗吉尼亚州的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接受军官培训。

唐纳德·佩仁特上尉负责管理，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正规军，曾经随海军陆战队第1师登上过瓜达尔卡纳尔岛。看上去他对领导我们深感荣耀。他热爱海军陆战队，经验丰富，派头十足。回想起来，我现在认识到，他从战场这个绞肉机中活下来，就肯定会喜欢幸运地、毫发无损地驻扎在和平的大学校园里。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生活是从容而舒适的。简言之，我们不知道正进行着一场战争。学院的多数课程枯燥无味，缺乏创见。许多教授公开抱怨我们的存在。专心于学术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已经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要去战斗，但在这儿我们却又成了大学的学子了。形势的发展超乎所料。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中有90个人——建制的一半——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这样我们就能作为征募人员而进入海军陆战队了。

当负责教学事务的海军官员把我找去，质疑我糟糕的学业成绩时，我告诉他，我参加海军陆战队不是为了坐在校园里而置身战争之外。他对这一点也有同感。他慈父般地对我说，如果他处在我的位置，也会这么想。

在我们即将上火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海军陆战队征募兵站新兵训练营的那天上午，佩仁特在宿舍前向我们90个人发表了一段鼓舞士气的讲话。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最好的人，是建制里最好的海军陆战队员。他说，他很钦佩我们想要投身战争的精神。我想他是认真的。

打气的讲话结束后，巴士将我们载到火车站。我们一路唱啊乐啊。我们终于踏上了征程。我们当时不知道横亘在前面的是什么！

大约两年半以后，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亚特兰大火车站。在我出了车厢慢慢溜达的时候，一个年轻的陆军士兵向我走来并和我握手。他说，他注意到了我身上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臂章和胸前的战役勋带，正犯嘀咕我是否在贝里琉打过仗。我告诉他打过。他告诉我，他只是想对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勇士们表达他永远的敬意。

他曾经在第81步兵师（野猫）战斗过，该师曾赴贝里琉支援过我们。 他是一名机枪手，曾在“血鼻岭”被日军炮火击中，他的陆军同伴将他抛弃了。他知道自己要么死于负伤，要么等夜幕降临被日军宰杀。几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摸上前来，将他带到了安全地带。这个士兵说，他在贝里琉岛上所见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勇敢、高效和才智让他印象深刻，从此他发誓，今后见到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任何老兵，他都要予以感谢。

“意大利佬”或“西班牙佬”——我们这些要去圣迭戈的人是被人这么称呼的——在亚特兰大一个大火车站登上了一列军用运输列车。人人情绪高涨，好像我们是去野营而不是去新兵训练营——更不像是去打仗了。横跨美国的旅程花了好几天，平淡无事但却很有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去过西部，很享受那里的风景。我们玩扑克，互相开玩笑，向所有能看到的妇女挥手、尖叫和吹口哨，以打发这无聊的旅途。有时候我们在火车上的餐车吃饭，但在某些地方，火车会被牵引到岔道上，这时我们就会在火车站的饭店里吃。

我们路过的几乎所有列车都是军用运输车。长长的列车几乎全由无盖平板货车厢组成，装载着坦克、轻装甲车、大炮部件、卡车和其他军事装备。两个方向都有许多运兵的火车，运的大多是陆军。这样的铁路运输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国家的战争调度之巨大。

我们抵达圣迭戈时天色尚早。我们收拾好行李，在车厢外列队，一名上士走过来告诉我们列车上的军士，哪些巴士是来接我们的。这名上士看上去比我们这些毛孩子要老气。跟我们一样，他穿着海军陆战队的绿色羊毛制服，但他胸前有战役勋带，左肩上还戴着绿色的法国军服饰带。（后来，作为海军陆战队第5团的一员，我骄傲地在我的左臂戴上了镶边穗带。）但这个人又将两个单独的环挂在他的臂膀外，这意味着他曾服役于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立下杰出战功而获得法国表彰的团（不是陆战5团就是陆战6团）。

上士就我们面临的严酷训练向我们作了简短的说明。他看上去友善而和蔼，简直就像慈父一般。他的言谈举止让我们有了一种幸福的错觉，因此等到下了巴士、面对恭候多时的震撼时，我们完全措手不及。

“原地解散，登上自己该上的巴士！”上士命令道。

“好的，大家上车！”军士叫喊着。我们越接近圣迭戈，他们好像就越发专制了。

巴士只开了几英里，就停在了海军陆战队的征募兵站——新兵训练营。我性急地往窗外看，发现许多新兵排正在马路上行进。每个教官都大声喊着自己的节拍。新兵们看上去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僵硬。看到他们显得那么严肃或者说是恐惧时，我也有点紧张了。

“好啦，你们，从该死的巴士里滚出来！”

我们慌忙下了车，和其他车上下来的人一起排好队，分成大约60个小组。几辆卡车开了过来，上面运的是仍在新兵训练营里受训或最近刚刚结束训练的人。所有人都看着我们，脸上挂着狡猾的笑容，嘲弄地说：“你们会后悔的。”这是在向所有新兵致以标准化的非官方问候。

下车不久，一个下士走到我这组。他叫喊道：“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快步跑——”

他让我们在马路上来来回回跑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才领我们到了暂时容我们安身的双排屋。我们都气喘吁吁的。他好像根本没什么反应。

“立定——向右看齐——”他把手放在屁股上，轻蔑地看着我们。“你们是群笨蛋。”他咆哮着。从那时起，他每时每刻都想证明这一点。“我是多赫提下士，是你们的教官。这是984排。如果你们当中哪个傻瓜认为可以不听从我的命令，赶紧站到这儿来，我马上就揍他的屁股。你的灵魂也许属于上帝，但你的屁股属于海军陆战队。你们这帮家伙是新兵。你们不是海军陆战队。你们离海军陆战队还差老鼻子呢。”

我们没有人敢动，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我们都自惭形秽，因为毫无疑问，教官说的都是事实。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多赫提下士都不算人高马大。他约有五英尺十英寸，重约160磅，胸肌发达，腹部平坦。他嘴唇很薄，面色红润，可能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充满爱尔兰味道。从他的口音，我判断他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可能是波士顿。他眼睛的颜色是我曾见过的最冷酷、最残暴的绿色。他像一头狼那样盯着我们，仿佛从头到尾的想法就是要把我们大卸八块。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不这样做只是因为海军陆战队还想用我们当炮灰，去吸引日本人的子弹和弹片，这样真正的海军陆战队员就能被保存下来去占领日本人的阵地。

多赫提下士就像根钉子那样坚强，这一点我们没有人怀疑。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回忆时，都说他们的教官向他们喊话时是多么响亮，但多赫提喊得并不太响。相反，他喊话时用的是一种冰冷而威胁的口吻，将寒气穿透我们的身体。我们都认为，如果没有被他吓死，那么我们也不会被日本佬杀死。他总是很整洁，制服很贴身，就像最好的裁缝专门给他定做的一样。他身形笔直，一举一动都彰显了军队的严格。

一般人会认为教官应该穿上士的条纹服。多赫提命令我们注意尊重他，并警告我们，即便挂上上士的六条纹而非下士的两条纹，他也还是如此。我们不久就清楚地明白了一个事实：这个人将是未来几周里决定我们命运的人。

多赫提很少在主练习场上训练我们，而是让我们行进或快步走到靠近圣迭戈湾沙滩的一个地方。在那儿，深而软的沙子让人走得筋疲力尽，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我们就在柔软的沙地上来来回回地操练，连续数小时，接连数日。在最初的几天，我的腿疼得要命，排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当我专注于前面士兵的单边衣领或帽子，或是数着海湾里的船舰时，我发现肌肉就不那么疼了。以腿疼为借口逃避训练是想都不敢想的。对这种偷懒的标准疗法是“双倍时间的训练让双腿更有型”——之前还得被教官当着全排的面极尽羞辱和训斥。相较于这种疗法，我更愿意受苦。

每次训练课结束我们返回住宿区之前，多赫提都会喝住我们，从一人那里拿过枪，告诉我们他会演示匍匐前进时正确的持枪方法。但他首先会把枪托放在沙地上，松开手让武器倒下去，并指出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尽管排里有这么多人，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经常在演示时用我的枪。在演示完如何保护枪械后，他命令我们匍匐前进。很自然地，前面的人会将沙子踢到后面人的枪上。因为这个还有其他一些训练，教官让我们每天都必须擦洗几次枪支。我们很快且很好地学会了海军陆战队的一句老生常谈：“枪是海军陆战队员最好的朋友。”我们一直是如此对待它的。

开头的几天里，多赫提曾让一名新兵回答有关枪械的问题。这个倒霉的新兵在回答问题时，把他的步枪（rifle）说成了“我的枪（gun）”。教官向他嘀咕了几句，这个新兵脸红了起来。他开始在屋前来回小跑，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握着阳物，叫喊着：“这是我的步枪。”他举起M1。“这是我的枪。”他挥舞着另一只胳膊。“这是给日本佬的。”他又举起了M1。“这是找乐子的。”他再举起另一只胳膊。不用说，从那以后我们没人再用“枪”这个词了，除非指的是散弹枪、迫击炮、炮兵部件或海军手枪。

新兵训练营标准的一天开始于凌晨4点的起床号。我们在寒冷的黑暗中匆忙滚下床，急急忙忙地刮脸、穿衣和吃饭。极度疲劳的一天在晚上10点的熄灯号时结束。但在熄灯号和起床号之间的任何时候，教官都会突然打断我们的美梦，将我们拉去检查枪械，训练队列，绕着操场或在海湾边的沙地上跑步。这种看似残酷和愚蠢的骚扰在随后的岁月里让我受益匪浅，因为我发现战争根本不让人睡觉，特别是对步兵来说。在战斗中，只有一睡不起的睡眠可以保证。

最初几个星期里，我们调换过两三个不同的营区，每次都是临时通知。命令是这样的：“984排，迅速解散，带好枪支、所有的个人装备和装好个人物品的水手旅行袋，准备在10分钟后搬出去。”紧接着就是一阵疯狂的忙乱，大家聚拢过来，打包自己的装备。每个人都有一两个好伙伴在一起帮着干，相互之间帮着打包并把重重的水手旅行袋托上同伴垮垮的肩膀。每个营房都要留几个人打扫干净屋子和周围地区，排里的其他人则背着重重的行囊赶往新营区。

到了新的地方，这个排就停下，接受营房的分配，然后解散去安顿自己的物品。我们刚进了营房就接到命令，要求带着枪支、子弹带和刺刀进行操练。紧张感和紧迫性丝毫没有减弱。我们的教官在找法子骚扰我们时真是足智多谋。

在一个我们住过的营区里有一个飞机工厂，那儿生产大型的B-24解放者轰炸机。还有一个简易机场，大型四引擎飞机飞来，低低地从营房上面掠过。有一次，一架飞机机腹着陆，穿过了靠近我们营房的篱笆。没有人受伤，但有几人跑过去看这次事故。当我们回到营地的时候，多赫提下士发表了他最好的演讲之一，主题是：没有教官的允许，新兵们绝不能离开分配给他们的地方。我们都印象深刻，特别是我们还以大量的俯卧撑和其他练习代替了午饭。

在队列训练时，个矮的人最难的事儿就是齐步走。每个排都有矮个子在队列的尾部拼了命地想跟上高个儿的脚步。五英尺九英寸的我大约只及984排前面标兵高度的三分之二。有一天在上完刺刀课回来的路上，我走错了步子，没跟上步调。多赫提下士跟我并肩走着。他用冰冷的语调说：“小子，如果你跟不上步点，我就会死劲地踢你屁股。那时他们就要把我们两人都送进救护室了，要做个大手术才能把我的脚从你屁股里拿出来。”有如此激励的话萦绕在耳边，我踩上了步点，而且从此再没出过错。

天气变得很冷，特别是在晚上。我不得不盖上毯子和大衣。我们许多人睡觉时都穿着粗棉布裤子、短袖圆领紧身汗衫及水手衫，这样当起床号在天明前响起时，就只要穿上军靴（野战靴），就可以参与点名了。

每天早上点过名后，我们都要在雾气朦胧的夜色里跑向一个大的沥青练兵场操练带枪的软体操。在一个木制平台上，一个肌肉发达的体能训练教官领着几个排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广播喇叭里传来刺耳的《早上3点钟》的录音。我们和这音乐应该说是同步的。打破这种沉闷的只有不时的低声咒骂，矛头直指我们热情四溢的教官，还有就是各个教官的频繁现身，他们会蹑手蹑脚地靠近散开了的队伍，为的是确认每个人都在玩命地训练。这些训练不仅让我们的身体锻炼得结实，而且也让我们的听力变得异常灵敏，因为在漆黑的夜里溜出去休息片刻时得时时警觉教官的声音。

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或正视这一事实：我们经受的磨练，不单是为在高压下应付长官的指令，而且常常决定了今后战斗中表现的不同——成功或失败，甚至生存或死亡。听力训练事后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日本偷袭者经常会在晚上溜进来。

不久听到消息说我们会搬到步枪射击场。对此我们都很兴奋。据谣传，我们会拿到传统的宽檐战斗帽。但轮到我们时，配给没有了。每次在射击场上看到那些有趣的“护林熊”帽子，我们都很嫉妒，感到受骗了。

我们到达步枪射击场的第一天早上，就开始了步枪枪法训练。二战中每个国家的每支军队都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而我们的训练可能是最彻底、最有效的。第一周我们两人一组进行空弹射击或者叫“急射”。我们瞄准可视靶，扣动扳机，喊出射击次数，用皮带和其他东西做射击训练器材。

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自己都收到了厚厚的衬垫，因为要把它们缝在我们粗布夹克的肘部和右肩：在此训练过程中，每个人和伙伴一起行动，一个人做出各种姿势（站、跪、坐或卧倒）并扣动扳机，另一个人则用被空的布子弹带包住的手掌跟拉回枪栓，这一步骤扳上了扳机，模拟了反冲力。

教官和步枪教练不断地检查每个人。每件事都必须按部就班。因为要扭着适应不同的姿势，而且关节被皮带拉扯着影响到了肌肉，所以我们的胳膊开始疼起来。大多数人完成坐姿射击（这种姿势我在战斗中从没见过）都有困难。但教练用招呼我的方法帮助了每一个人——将他的重量压在我的肩上，直到我能“采用正确的姿势”。那些熟悉步枪的人很快就把他们知道的方法给忘了，都学会了海军陆战队的法子。

仅次于精确的是安全。这一原则无情地向我们灌输着。“枪口要对着目标。绝不能把枪口对着你不想射击的任何东西。每次拿起枪时都要检查，确保没有装弹。许多事故就发生在‘没有装弹’的枪支上。”

第二个星期我们就上了靶场，开始实弹射击。起先，射击的声音让人心烦意乱，但不久我们便适应了。我们的射击非常精准，不知不觉就完成了进度。我们从100码、300码和500码外的距离向圆形的黑公牛眼睛靶射击。其他排当起了“靶垛” 当射击场的指挥官下令“右边准备完毕，左边准备完毕，射击区准备完毕，开始射击”时，我感觉好像枪就是我的一部分，反之亦然。我全神贯注。

纪律无处不在，但曾是家常便饭的骚扰现已让位于十分严肃的、条理清晰的射击术讲解。不过对违纪的处罚来得快而狠。紧挨着我的一个人在听到“停止射击”的命令后，稍微转过身和一个伙伴说话。他的这一举动造成枪口偏离了目标。负责射击场的、眼尖的上尉从后面冲上来，狠狠一脚踢在那人身后，将他踢得嘴啃泥，然后将他拉起来，拖出靶位，大声地向他咆哮，完全歇斯底里。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轮到984排当靶垛了。当我们安全地坐在掩体里，等待每轮射击完成时，我对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子弹的噼啪声心生遐思。

合格日终于明白无误地到来了。我们很担心，因为已经知道任何人如果射得不够好，未能成为“神枪手”，就不能赴海外。当最后的分数统计出来时，我很失望。仅差两分，我没当成“专家枪手”，但我骄傲地戴上了马耳他十字神枪手奖章。另外我还没有忘记告诉我的北方伙伴，我们排里得高分的神枪手大多数都是南方的孩子。

我们回到了征募兵站，感觉自己就像老练的水手，开始最后阶段的新兵训练。但教官们并不把我们看做老兵，很快，折磨又以先前的频率接踵而至。

在八个折磨人的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多赫提下士和其他教官都干得很好。我们长壮了，忍耐力提高了，学会了我们的功课。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精神上变得强悍了。一名助理教官甚至嘟囔着说我们终于成为海军陆战队员了。

最后，1943年12月24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列队集合，穿着绿色制服，没带步枪和子弹带。我们每个人接受了三枚铜制的由地球和锚构成的海军陆战队徽章，将它们放进了口袋里。我们走进了一个阶梯教室，和其他几个排坐在了一起。

这是我们从新兵训练营毕业的仪式。一个个头不高、面孔慈祥的少校站在台上说：“先生们，你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新兵培训，现在已正式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了。戴上你们的海军陆战队徽章，骄傲地戴起来吧。你们将传承伟大而骄傲的传统。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部队成员，好好珍惜它吧。”我们拿出徽章，在绿色羊毛外衣翻领的两边各佩上一枚，在船形帽的左侧佩上一枚。少校说了几个下流的笑话，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并吹起了口哨。然后他说：“好运，先生们。”这是我们在新兵训练营里第一次被叫做先生。

第二天拂晓前，984排在营地前最后一次集合。我们肩背旅行袋，扛着枪，费劲地向一座仓库行进，那里停着一排卡车。多赫提下士告诉我们，一等自己的名字和目的地被叫到，每个人就要向指定的卡车报到。少数几个被选作专业人士（雷达技师、飞机技师等等）培训的人则上交了他们的枪支、刺刀和子弹带。

当大家从队列里走出来时，总是传来低低的祝福声：“再见，保重，悠着点。”我们知道许多友谊就在此时结束了。多赫提叫道：“尤金·B.斯莱奇，534559，全部的个人装备和M1步枪，步兵，埃利奥特营地。”

我们大多数人被分做了步兵，去埃利奥特营地或彭德尔顿营地 。我们互相帮着登上卡车时，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派做步兵。我们要去填补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战斗连队日益增多的伤亡所留下的空白。我们的命运就是直接参加战斗。我们是炮灰。

所有人员分配停当之后，卡车启动了，我看到多赫提正在看着我们离开。我不喜欢他，但是我尊重他。他把我们锻造成了海军陆战队员，我想知道当我们离开时，他在想些什么。 ftd431qW1dwWALzLA3pR/4DljLi0zqPQEXAW8aD24Palm/8j5ljMazbtb/1yUo7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