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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对上一小节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圣梅达尔痉挛者”的例子并不具备全面的说服力。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来自比较落后的地区，并且以体弱多病的妇女为主。像这一类型的主体，智力品质相当低，自然也就无法对自身的行为有较好的控制。
但是，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些身强体壮的男人之中，或是在那些知识渊博的学者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这种令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向来不是择人而就的。
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值勤兵突然发现有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时，所有船员的目光都因此而被集中过去。他们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
对于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这正是遇难的“波索号”。于是指挥官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即使在接近目标的过程中，救生船上的官兵仍然清楚地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这些遇难者甚至还在挥手，用凄惨的声音哀号着。
然而，这一切却是并不真实的假象。当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幻觉这才消失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事件的参与者并非是易受影响的妇女，相反，“贝勒·波拉号”上的船员都是一些身体健壮、意志坚强的男子（船员在这一方面尤其显著）。由此可以看出，集体幻觉现象与生理并无实质性的联系。
在这个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船员们构成了一个在期望中观察的群体，而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则提供了一个暗示。在一整套互相传染的过程中，这样的暗示终于被全体船员所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