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一番周折，但最终我将自己从我母亲的怀抱中抽离出来，并拖着脚步直到躺倒在床上。我感觉我最需要的只是安静，我需要空间和孤独来理解已发生的事。

床，于我而言，不过是我父亲用零星的胶合板和一块工业地毯建造成的楼厢。楼厢框架则将房间里唯一的窗户四等分，3/4的部分从窗台都被楼厢掩盖，剩下类似小块方形舷窗的空间，透过它，当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可以纵览邻居院子狭长的一小块。

人人都有一个疯狂的邻居。我们的疯狂邻居和我们一样有乌黑发亮的头发，狂躁且反复无常：一名令人生畏的司机，总是骂人，养了两条不明品种的狗。那两条狗看起来像是被其主人灌输了其所有的疯癫，就好像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游说反对的某种违反伦理的科学实验一样。它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疯跑，它们从院子的这头跑到那头，从那头跑回这头，从车道跑到栅栏，尖叫着，汪汪大叫着，哀叫着。草坪就这样被弄得越来越稀疏。与此同时，我的邻居多洛雷斯，声嘶力竭地叫它们停下来。两条疯狗，这小区里的祸害，即是我床边的景色。这就是我（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的时候）望着的东西。这也是当我努力让自己平静、让自己头脑清醒下来思考的时候，记录在我感官上的内容。

这真是个令人绝望的努力。我的大脑拒绝合作，每次我觉得已经将大脑掏空的时候，同样的嘲弄的记忆又一次涌进来重新把它填补。这是一段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有过的记忆，来自我喜欢看的一个有线电视情景喜剧的片段。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性欲过剩的曼哈顿离婚男人的经历，且我的记忆里萦绕着主人公关于自己如何失去了童贞的真诚独白。在独白里，主人公诉说了自己大概像我那么大，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如何与一个有着天使般面孔的女孩在她父亲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做爱。那一段经历浸润了一个人想要的从这种经历中获得的一切：快乐——快乐而又让人害怕、清晰、模糊、纯真。甚至还有小猫咪在里面，小猫咪，一篮子小猫咪，它们就在周围到处爬，并且用它们尖尖的猫爪子挠抓着他的脚部，与此同时，他的两只脚在被子底下蠕动和起伏。经历太美，刺激太美，天真太美，纯洁太美。那段独白的要点就在于：从此之后，主人公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了。对于他有过的所有性体验——疯狂的性、想象的性、包含体育用品和新鲜农产品的性——没有一个比得过那第一次的美妙和纯洁，并且再也不会有了。他已被逐出了伊甸园，再也回不去了。

但是至少他曾经去过伊甸园，至少他看过那里的美丽风景。我从那段独白中得出的可怕信息（当我看着多洛雷斯的狗在同一块磨损的草地上愚蠢地来回狂奔的时候，那一信息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循环播放）就是：我浪费了我珍贵的机会。一个男孩，毕竟，只被给予了那么多值得珍惜的第一次——它们是贵重物品，那些第一次。然而我却在酒醉当中抛弃了自己最好的那次。我愚蠢地浪费了我作为一位优越的美国男性生而具有的权利。“强奸！”复仇心重的母亲大声叫道。“强奸！”并且她援引那个谋杀纯真的罪行只是增加了我的焦虑——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被强奸了，而是因为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强奸了自己。如果说强奸是违背他人意愿强迫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话，那么很显然我是个受害者。但是没有人违背我的意愿，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强迫我，除了我自己。我本不想和艾斯特还有那个不知道名字的陌生女人发生关系。我本没有欲望的，但是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我和她们发生了性行为，并且还不是那么糟糕，至少她们是那么告诉我的。

为什么？我为什么做了这件事？这就是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个让我痛苦不已的念头。我几乎能感觉到这个问题就在床垫底下，就好像我是那个公主，而那个念头是那颗豌豆。负罪感最终有了一个目的，它告诉我们已违反了某个道德准则，悔恨也是一样。这些感觉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它们创造出智慧，但是后悔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我想回到过去。我想挖个洞回到星期五晚上并且拒绝艾斯特的请求，和我的朋友们醉醺醺地依偎在一起坐上巴士去学校，在明亮的荧光灯下平平安安的并且昏昏欲睡。更好一点，我想回到更久之前，回到艾斯特回书店的时候，并且拒绝坐她的车一起去旅行的建议。或者更远一点，回到她来这个城镇进入我的生活的时候，并且采取一个更加冷淡的态度，一种能够将她避开她的态度，一种超出我的年龄所及的明智的方式。或者更远一点，去到在杂货店的时候更加单纯的岁月。更远一点，去到小学时候，去到恐惧还没有形成和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时候，回到汽车旅行、填充玩具动物、乐高积木、林肯积木、连足睡衣、图画书，回到一个时候成年意味着从厨房一直飘上楼梯，沿着走廊，然后穿过我房门底下的缝隙压低的嚷嚷声。回到你能够被妈妈揽在怀里并且真正感到安慰的时候。

但是不，不。如果我还有任何我感觉到安慰的日子已经完结的疑虑，那么它们在一阵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消失了，门吱的一声开了，并且我的父亲走进了房间。他面带着尴尬的焦虑表情，带着即将到来的严肃的父母职责。他一定感觉糟透了。为儿子性爱做准备是父亲的职责，并且他的机会已经失去了，就如同我的第一次一样。我们只有一段对话，几年前，并且是很微妙、很不直接地进行的，因此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这段对话发生在他的汽车里，我们去一家百货商店买点原料准备正餐，并且当我们停下车，我的父亲将钥匙留在点火器里一会儿，这样他就能听到收音机里的歌曲（《仪表盘灯光旁的天堂》）的结尾。

你必须做你能做到的事情，

然后让慈爱的大自然母亲完成剩下的部分，

对此不要有任何疑虑，

我们很可能是不被保佑的，

因为我们还不到17岁，

我们却几乎一丝不挂。

当这首歌播放完了的时候，他关上车的发动机，转向我，然后问道：“知道这首歌的意思吗？”

我诚实地说我不知道。如果说我想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垒球，因为歌词中有段出名的绕垒跑的解说。至于沉重的喘息声，我只是猜想，你必须跑得很快才能打出场内全垒打。父亲定是看出了我的疑惑，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说道：“是关于青少年情欲的。”

接着，整个就是性话了。性话之后，我们找了一辆结实的购物车。然而，三年之后，我父亲（雍容大度、在那之后不久便死去了的可怜的父亲）站在这里，我没有过错，他无可指责，却看起来极度憔悴。

“你的母亲告诉我发生的事情了。”他说。

窗外，多洛雷斯和她的两条狗还在那里，边跑边叫，边叫边跑。

“你知道吗，”他说，“我也是那样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那时我在部队服役。嗯，是预备部队。那时刚好放假几天，可以离开基地。朋友们说服我去了妓院，我把第一次给了个妓女。”

尽管邻居们对多洛雷斯的两条狗恨之入骨，我内心其实一直挺羡慕多洛雷斯的那两条狗的。它们完全拒绝屈从管教，甚至不愿意接受任何一个命令。对我而言，那一桀骜的秉性带着反常的荣耀在里面。不止一次，它们被拴在栅栏柱子上，然而，不一会儿，它们便咬断绳索，继续狂奔。此刻，我竟发现自己在同情它们的主人。可怜、无能的多洛雷斯，她纵有万千种工具，但却没有一样才能，在那两条孽畜的躁狂与暴虐面前，她除了声嘶力竭地叫喊，别无他法。

“那不是很好，”我父亲说，“但是那也不是很糟糕。那只是……嗨，都过去了。”

他低下头来平视着我，我尽量待着不动。

“兄弟？丹？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我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我的父亲走出我的房间并带上了房门，剩下我在房间里看着那两条狗。

我当然还得去上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没有生病——至少不是那种约翰·肯尼迪高中的行政人员不通过一个相当屈辱的高层会议所能够理解的。但是我确实感觉极不舒服，就我童年所有的焦虑中，我还从未体验过类似的感觉。它和我想象的患精神病的感觉完全一致，而且还不是随便哪种精神疾病，不是什么爱情忧郁症，也不是离散恐惧症，感觉像是我突然被一种轻微的偏执性精神病折磨，就好像我的大脑被剥得赤裸，使得一切事物（一切刺激、一切知觉、一切信息、一切思绪）都变成严重的威胁，变成对意识本身的一种攻击。在这种强大的状态下，记忆和厌恶结合起来，就像是某种神经的暗杀小组，打破宁静。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如同处于精神分裂症最严重的情形中的一样）不在说着我的痛苦。一切都变成恶意的提醒——提醒着我那些我希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以及我现在的感受。一切都变成嘲讽。我甚至都不敢看电视里的广告，因为仅看到孩子们荡秋千就让我想起我已经失去的纯真。

那是一种彻底与世隔绝的自我放逐状态。我在两旁放着橱柜的走廊里游荡着，目光呆滞——满面愁容、失眠、耸肩缩背、胸膛凹陷、身体呈永久的蜷缩状，就好像我一直在预备着汽车逆火将我打落到地上。我避免和人交谈，我回避朋友，尤其是贾斯汀。我避免身体接触，我避免眼神接触。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而我的内心在想什么？了不起的发明！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创造力！受虐的狂欢！我的大脑正痛快地削出一把把尖刀刺向我，且它并不缺少制造尖刀的材料。在那之前，我是很喜欢学校的，周围的一切事物（每日拥挤的人群、个性及观点）那样令人兴奋。现在，让我感到万分恐惧的是，它变成了一场怪诞的、错失机会的盛典，一个展示着数百个性感、纯洁、面容姣好的女孩的广场。现在，我愿将我的童贞献给其中任何一位，如果她们想要的话，如果我还有童贞的话。

和看到那些女孩一样令人痛苦的（如果不比它更痛苦的话）是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英语课上开始讨论的《麦克白》。那是一个你能想象的最痛苦的课堂作业。这部剧好像是专门为探索我每一个新的震颤的神经末梢而写的。《麦克白》的情节集中在一系列的杀人事件。我湿润的手指在廉价的平装书上印出隐约的痕迹，我在这本书中看到的竟然是自己的倒影：一个主角因为悔恨而极度痛苦，极度想要平静下来，失眠、自我折磨、自我隔离、自我交战，并且是如此敏感地颤抖，以至于每一点微小的声音都使得他心惊胆战。

我读道：“啊！我的头脑里充满了蝎子。”

我读道：“现在我却被恼人的疑惑和恐惧包围拘束。”

我读道：“替她医好这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

并且我读了医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还是要靠病人自己。”并且这个回答吓坏了我，因为这意味着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件不可能的事。自己设法？自己怎么设法？我现在正在感觉到的事情不是我能够走出它来然后检查的东西。我无法用我的双手去治疗它。我无法让它遵从我的意志，我甚至都不确定我是否还有意志。我最近的精神状态来得那样猛烈和突然，速度是那样快，以至于就好像我自我管理的神经被一把剪刀剪断了。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处于控制地位，不是我。那么我要怎样才能自己治愈自己呢？你如何能成为你自己的医生，当你自己除了是个病人其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也许这样会好一点，就像麦克白女士一样，干脆在台下找个好地方自杀。

然后，在麦克白面前同样有把匕首，那个致命的景象，刚开始很清晰，然后被血冲走，他看得到它但是却无法触碰它。我们在教室里读着这段著名的独白，然后我心想，这是真的，这把匕首是真的。我确定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因为当我们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自己大脑里的匕首也在形成，不是在我的眼前而是在我的心脏里。我的心十分冰冷、刺痛。

给超级英雄加上超人类的知觉是很平常的，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蜘蛛侠就感到刺痛。坏人在扔石头，无辜的人被扔下摩天大楼，波浪线出现在蜘蛛侠的上方，刺痛、躲闪、冲刺、抓住、行动，但是要是这个超人除了自己感觉不到其他的任何信号呢？要是这个英雄唯一的能力就是一个内部的警报警告他有一个内部的惊恐呢？

这就是焦虑。变化的永远是警报的地点和性质。它是在肠子里吗，是在腹股部吗，是在喉咙里吗？在脊椎里，在心脏里，在肺部？是一阵紧缩，是一阵松弛，是松开，是液化，是跳动，是抓伤，是刮擦，是拉动？它是冷的还是热的？它是一个存在吗？它是一块石头还是一个坑？你管你自己叫什么？

你管它叫什么？你感觉起来像什么你就叫它什么。弗兰兹·卡夫卡把它的叫作：“感觉在我的身体的中间有一只绒线球迅速地将自己卷起来，它数不清的线从我身体的表面拉向线球本身。”我感觉自己的焦虑像个冰柱，并且差不多20年过去了，当我孤独一人坐在桌子旁，房门紧闭，与外面的世界以及所有的威胁隔离开来时，它仍然感觉起来像个冰柱。现在在我写作的时候它就在不停地工作，在我的心脏旁边搅动着。它仍然在那里，它仍然是真的，并且我仍然能感觉得到它。我仍然讨厌它，即使是现在也带着挥之不去的感情，就像一个孩子对抛弃了这个家庭的父亲或母亲的感觉一样。就像你对你感觉既是自己的一部分又不是自己的一部分的那种东西的感觉，令人发狂。你对那个教会了你一个不幸的事实的东西的感觉，这个不幸的事实是：你无法控制这一切。

这个焦虑的大脑是多么小心翼翼呀，它不允许丝毫的误差，它对合理的风险也不留余地。患上焦虑就好像是成为“9·11”事件后的迪克·切尼一样，鼓吹百分之一主义，在这个主义的诠释下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敌人获得了核弹变成了绝对的事实。所有更深层次的分析都变得无效了，将分子从这个分数中切开，从这里开始分母将是国王……

我得了艾滋病，这毫无疑问，我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我的病毒，还有它可怕的人造地球卫星形状的突起，现在都在我的细胞里消灭细胞里的复制品，打开我的DNA，然后阅读和复制这些代码，使我的生命力越来越弱。这只是个小恐惧，真的——极其平常。如果你住在火山旁边，那么你就会害怕熔岩。如果你住在热带雨林里，那么你就会害怕疟疾。但是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在你的恐惧当中，你是理性的，你不是精神失常的。事实上，你会超级理性。你会过度使用你的理智的各项官能：推理能力、识别威胁的能力、应用逻辑的能力。除了理智你没有其他的什么。这就是精神病和焦虑之间的差别，也许是唯一的差别。精神病患者害怕的是不存在的危险：外星人绑架、臼齿里的扩音器、树上的鬼怪、天上的妖魔。焦虑的人害怕的是真实的恐惧：疾病、肢解、殴打、侮辱、损失、失败、成功、疯狂、死亡。未来之路上所有的坑洞、所有的风险在焦虑的人的大脑中，无所不在并且纠缠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治疗医师不遗余力地劝焦虑症患者不要理智化：迈向平静的第一步就是解除武装。

我得了艾滋病，这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在那个客厅里弥漫着很多让头脑变得模糊的物质。谁能够说真实发生了什么？我对那件事情的记忆到底有多么可靠？也许我没戴避孕套；也许产品有缺陷，有一个针孔或裂缝；也许传播发生在口交和舐阴的时候；也许甚至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可能。现在我已经忘了。仅仅只需要短暂的放松并且这个机会主义的混蛋就会立即冲进来并且繁殖。随后我想我也许可以拯救自己。我本可以冲到厨房里，抓起一把切肉刀，切掉自己受感染的部分。但是现在好几天都过去了并且已经太晚了。这个病毒现在应该已经到达了我的心脏，并且从哪里它可以被送到全身各个地方，进入每一条动脉、每一条静脉、每一条毛细血管。

这个想法不肯离开我。我会死去。我16岁并且我有7500美元的成年礼礼金在银行里，而我就要死了。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它成指数地加剧了我的悔恨。之前我感觉在学校步行像一个失去性机会的游行，我现在开始感觉它像是一个失去机会的游行，不多说了。每个经过我身边的人都呈现出一个逐渐消失的苍白面容，就好像我已经开始慢慢飘走。就这样，劳拉走了，我几年都迷恋着她，脸上长着雀斑，散发着迷人的野花香味的劳拉。劳拉，她的爱情我永远都不会有一点点的机会获得了。就这样，朱迪走了，带着它玉米丝一样的头发和她像纸一样白的皮肤，还有许多的金手镯。朱迪，现在我失去了你。就这样，布拉德利走了，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聪明、才华横溢、充满活力的布拉德利。过两种生活吧，布拉德利，一个为你自己，一个为我，我不会和你在一起太久的。

如果这一切都听起来像个闹剧，那么，这也不是一个垃圾的关于焦虑的比喻——就像是头脑变成了一个小题大做的人，如果你曾经有过和一个小题大做的人做朋友的经历，那么你就知道这有多么费力。在你的头脑里有一个小题大做的人就足以使你昏睡。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我的艾滋躁狂的另一个结果是让人崩溃的疲劳。我的老师知道我是个上课挺喜欢发言的学生，积极参与，积极争论。对于老师提出的问题，我的手臂通常很容易就举了起来。现在我把自己的鼻子埋在课桌里面并且只有当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才回答。我避免卷入一切事情当中。在一天的早些时候，我的焦虑还有一个对手，就是要遵守言行举止得体的要求，我还有能力隐藏这些。但是随着这一天逐渐地向前，我的焦虑也开始升级。这个引导性的感觉使我的冰柱般的刺痛感转变成眼皮的重压感。

替我的焦虑说句公道话（毕竟它只是一种关系），它不是唯一将我哄向无意识状态的东西，我母亲也是。在我回到学校不久她就开始让我吃药以使我的大脑平静下来。她每天早上帮我收拾好书包，送我去上学，书包里放着一个小的橘黄色的圆柱形瓶子，里面装着摇起来沙沙作响的赞安诺，那是现在最流行的精神病药物，并且，出于对我的朋友和家人的尊敬，是当下这位焦虑症患者最信赖和珍爱的伴侣。

我对那些小药片是多么感激，我敬爱着它们的每一个方面。我喜欢盯着每一个刻在药片上面的字和剂量。我喜欢用手指抚摸沿药片中线处刻出的那条槽。吞下一粒药丸，喝一口来自学校走廊喷泉里的温水，就好像给我的大脑套了一件羊毛衣。它使现实变得温暖而舒适，好似用纱布裹住伤口。只要等待5～10分钟，我发誓我能感觉这个化学物品握住我额叶的缰绳，说：“哇！孩子！放轻松点。好啦，好啦。”然后一切都会变好。

有人抨击母亲住孩子的背包里放镇静剂的行为，我需要为这些人做辩护吗？我希望不用。这一定是太令她惊慌了，看着自己最小的孩子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病人。在楼下那个被改造的私室里，我的母亲整天和病人坐着交谈，她治愈了这些人。在楼上，她整晚坐在一个受难者的旁边。这是一个困境——医师和母亲——她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会多次陷入其中，比如当她接完来自儿子的电话，在精神上忍受着煎熬时，又接到其他病人们打来的求助电话。她并不是每次都能很明智地处理这个困境，例如，她鼓励我在焦虑症不久，使用她为病人录制的用来放松的录像带，这可能就不是很好的想法。当你3岁的时候，闭上眼睛沐浴在母亲的声音里，她将你摇呀摇，摇到满足，这是很美妙的。当你16岁了并且在一次性经历中挣扎时，这纯粹是怪异的。

赞安诺药片倒是个比较安全的赌注，除了处方共享不合法之外，它没有任何伦理问题。它就像我能够带着随我想去哪里就去那里的安抚人的替代妈妈一样。唯一的问题就是疲劳。当我的身体代谢这个药物的时候，我开始变得不清醒，然后我就开始在课堂上流口水并睡着了。这引起了我的怀疑，它同样让我意识到这些药片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我的这种状况是它原来的那样，不是一个短暂的发作，而是一个心理症结，那么我就需要学会依靠自己大脑的力量来克服它。我将会需要，就像我母亲之前一样（就像在她之前几个世代的人一样，几十个焦虑地游荡在东欧犹太小镇上的瘦小结实的神经症患者），才能在防御上变得熟练。我需要一个没有用母乳喂养过我的治疗医师。

我母亲通过她的同事给我找到了一个治疗医师，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社会工作者，名叫桑德拉。

桑德拉。我一开始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我看了太多的老电影，所以很了解一个精神治疗医师是最高超的，当他的姓氏和“医生”这个词联结在一起时，并且是当他的姓，越像德国人的姓越好。我强烈偏好一些被叫作，尼德霍夫医生、斯利特医生，或者尼德霍夫斯利特医生（一个元音的变化将会是非常令人安心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怀疑有哪个叫尼德霍夫斯利特的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工作。有叫弗里德曼的，还有西尔弗布拉特、戈尔茨坦，甚至几卡车的戈尔茨坦，但是却没有叫尼德霍夫斯利特的人。

我本该选一个叫戈尔茨坦的。桑德拉这个名字的问题在于它听起来很有侵略性。“桑德拉”是以一种低沉震颤的、被烟熏染过的声音喊出来的。这是一个在旅馆酒吧间里悄悄贴近男人的女人的名字。

不是说桑德拉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联想，然而这仍然给我制造了一个心理问题，因为艾斯特一开始也没有对我表现得很有侵略性，并且桑德拉和艾斯特惊人的相似。她们有同样宽大的骨架，同样皱成一团的脸，还有细长的眉毛，同样苍白的脸色。我的魔鬼，听取我忏悔的人：就好像艾斯特回来帮助我梳理她造成的混乱一样，只不过她现在穿着长碎花裙并且接受了蓝十字和蓝盾牌。

当她出现的时候她就这样做。我心理上的障碍不是唯一阻止我康复的东西，同样还因为我的治疗者有一些严重的时间管理问题。当我的母亲迟到的时候她会叫我，这时我的一个哥哥打开等候室的门，这样他的病人就可以坐下来读《国家地理》，而另一边我的母亲会换上她的衣服或者是洗好脸。当桑德拉迟到的时候就是迟到。

她的办公室在她的家里，一栋富丽堂皇的镶木板的房子，在一条两旁种着悬铃木的街道上。到了约定的时间，我的父亲在路边让我下车，然后开车去某个地方打发50分钟。我会沿着这栋房子的侧边走到她办公室的入口，并且门通常都是关着的。五六分钟过后，桑德拉才会开着车过来，并且慌慌张张地从她的汽车里走出来同时忙着道歉。有一次她甚至没来，我坐在她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等着。当我的父亲回到送我下车的路边时，我仍然坐在那里——我被遗忘了。这对治疗而言可没有什么奇效。

我还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对这个治疗过程有奇效。在16年的焦虑当中，我有过6个治疗医师，与亨利八世的妻子数目一样多的精神医师，而且6个当中有5个是几乎完全没有带来任何效果的，就像通过吃阿斯匹林来治疗麻风病一样。无一例外，我是在极其紧急的关头找的他们，并且无一例外我离开他们的时候病情跟之前差不多，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有的时候是几个月后，有的时候是几年，有几个不幸的是在当天。

我想我最终知道这是为什么了，这是因为他们都错了。他们不是（除了一个年轻的男性）不称职，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有很高的学历，并且都很善良。他们都有治疗焦虑的经验，并且他们都很熟悉这个领域相关学派的理论。他们对焦虑的认识各有不同，每个人都有些稍微不同的看法。但在实践中每个人都实质上采取了一样的方法：他们鼓励我将事情说出来，简而言之，他们自己没有卷入太多的病理分析。他们不愿意说教，即使当我请求他们分析问题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总是隐晦和模糊的。他们似乎总是简单地遵从这样一个治疗学的老话：让神经症揭示自己，将蒸汽从阀门里释放出来，让它出去。

这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用于这个治疗。谈话可以让人平静，一个愿意聆听的人是能起到帮助作用的，但是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举个恰当的例子：这些天我没有接受治疗（时间不够），所以当我感觉焦虑的时候，我就拿起电话然后打给我的朋友凯特，我和她似乎都有相同的代表歇斯底里的基因。当我焦虑的时候，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妻子，但是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婚姻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我打电话给凯特。我昨天还打了电话给她。我说：“凯特！谢天谢地你接了电话。我快不行了！我需要找人说话！”

“啊，不会吧！”凯特回答说，“我也刚好想找人说话！”

“不会吧！”我说，“你出什么事情了？”

凯特说：“是我的健康保险表单，我不会填写，并且没有人愿意帮助我，我在这里孤身一人。”凯特和我还有同样的代表着对实践行为过敏的基因，这些实践行为包括打开自己的邮箱或者是归还图书馆的图书，但是不像我，凯特没有一个配偶来帮她做这些事情，所以她想出了一个特有的习惯来帮助她克服这些。下面是她向我描述的克服过程。

首先，我在公寓的周围边走边哭，脸上沾满了泪水，然后，因为这样来回边走边哭感觉起来实在是很奇怪，还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么站着了，我就蹲在地上弯曲着膝盖，身体前倾，这样我的脸就朝着地面，手臂自然下垂。过了一会儿，这感觉起来更加悲惨和可笑——事实上，我有的时候怀疑我蹲在地上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有多么可笑。后来我站了起来，停止了哭泣，洗了洗脸。而这一切就是因为几张健康保险表单。

“所以那就是我的问题了，”凯特说道，“你出了什么问题？”

“我忘记了怎么写作了！”我说，“昨天我在邮局里面对一个人说了一些很愚蠢的话，一些完全不好和愚蠢的话，并且从那时到现在那句话一直困扰着我，并且今天我不知道该如何写作。我真的完全就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就好像是我得了中风一样。你觉得我得了中风吗？”

“我不认为你得了中风。”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确信我没有得中风？”

“中风的症状有哪些？”

“我不知道。查一下！上网查一下！”

“好吧。等等……好的。找到了，你说话有障碍吗？”

“我说明智的话有问题。”

“你看东西有问题吗？”

“嗯……是的。但是我想只是我的隐形眼镜干了。”

“你头疼吗？”

“是的！”

“是不是突如其来的，就好像你被一个煎锅砸在脑袋上？”

“不是。我从2月份开始就开始疼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继续聊了一会儿，直到我们都感觉到好了一点。之后我们便回到工作当中。

这是有帮助的，最起码知道了自己不是在东海岸上唯一一个最焦虑的人，但是它不会帮助我们太久。和一个不回避你的疯狂的朋友聊天就好像是喝一杯烈酒，它使你当时容光焕发，但是当酒精的效力开始慢慢减弱的时候，一切都还是一样。

在我的经历中，焦虑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样子的，并且和桑德拉的治疗也是这个样子的。每个星期我会坐在她沙发上的厚厚的软垫靠枕中间，并且回应她的提示来尽力释放我的想法和感受。回家的路上我会充满一种和每次我把一袋旧衣服扔到慈善机构的感觉：自我祝贺。我朝着康复迈进了一步。我的身体会感觉，在六天当中第一次，强壮并且不受束缚。然后，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这个焦虑又会重新膨胀起来。一件烦人的琐事扎在我的心脏上，然后向外扩展直到那根冰柱牢牢地固定在那里。我的大脑就会将我所知道的微不足道的康复训练甩得一干二净。我就知道：我就是这个样子了，没办法了。 6sAk2D/2sTlLiSEDuRsAUfbnZCdQjdNCw3+IS3pyQmx6Aao7U9D9/FIFAhRHEc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