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郊外自由的蓝天下突然走进书店，脸上是过分虚伪的笑容，穿着条纹棉布连衣裙和白色网球鞋，活像是个中西部餐厅的服务员。艾斯特的出现，一开始就让我惊慌失措。她的工作申请表上写着她20多岁，刚大学毕业，成绩优秀。她还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博学、世故而又胸怀大志的女青年。她算不上漂亮，身材矮小，不胖但很丰满，猪一样的鼻子，尖细的牙齿。然而，她却很撩人。她浮华且带着骄傲的神气，用低胸衬衣和超薄紧身的织物炫耀着身体的曲线。她活泼，爱说话，满脑子各式新奇的想法，这一切都使她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按理说，艾斯特本应该待在曼哈顿、旧金山或者洛杉矶，而不是她现在待的地方——长岛铁路杰斐逊港支线中间一条商业街的街尾。

艾斯特来到书店时我15岁，那时我已经在书店里工作一年了。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出现，要是我通过某种途经在她出现之前换一份工作的话，我想今天我的大脑定会健康许多。我其实并不需要做那份工作。我在Foodtown（就是这条商业街另一端的一家超市）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了。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顺架工”。

顺架工——简单地对那些不熟悉这个词语的读者解释一下——基本上就是碎片清理工。他们在零售行业里的地位相当于内战时期战场上的担架工和拾荒者。在主妇们将酸奶盒子整个翻了一遍，以期寻找到最新生产日期的酸奶之后；在父亲们触碰了每一袋薯条之后——如此迷惑人的包装，以至于每一袋看起来都比另一袋要多；在奶奶们把所有的鸡汤罐子倒在一边，商标朝上，希望能从中找到一罐价格便宜一点的埋在货架里面的鸡汤之后……这就是该顺架工出马的时候了。他们收拢这些倾倒的商品，并重新将这些商品一列列、一层层在货架上整齐地码好，还不时地将它们旋转过来使商标朝向外面。接着他们就开始等待，像西西弗斯 一样，等待这一切重新开始。顺架是一件重复性、不用动脑、让人麻木的工作，直到现在我才发现那份工作是多么适合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我的父亲是个律师，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本应该当个房屋油漆工的。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不像当律师，漆房子有清晰明确的界限。顺架就是这样，从来不会有任何困惑，从来不会有任何迷茫。只有清晰且易完成的任务，永远如此。

我没有继续当顺架工都怪一本书。9年级的时候我们被指定阅读《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那一年的犹太新年晚宴开始之前，我躲在祖母卧室的衣橱里，弯腰背对着橱门，阅读了书中的高潮部分——乔治在悔恨和悲伤中，朝身材高大、愚蠢、对兔子着迷的雷尼的后脑勺开枪——砰！——出于仁慈而杀害了他最好的朋友。在我的阅读生涯里，这是我的第一次哭泣：我为雷尼哭泣，我为乔治哭泣，我为战前北加利福尼亚的游牧农场主哭泣，我为人性哭泣！当我读完，鼻子发红，带着樟脑球的味道从衣橱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从心底里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顺架工了。从那以后，每当我轮完班，站在Foodtown外面的时候，我就会盯着停车场另一端的书店看（依次经过熟食店、药店、相框店和文具店），就好像那是海市蜃楼，是文学修养的绿洲。

它不是，作为镇上除了图书馆之外的唯一的读书之处，这家书店吸引了住在该地区的各式各样好读书的人们——若有所思地在诗集书架前面逗留整个下午孤独的男人和女人们。但书店绝大部分的营业额来自畅销书架：格里森姆、孔茨或是其他人的新作。那家书店营业额的大部分来自漫画书架。虽和普通书店差不多，但至少也算是个不错的书店，因为它还是受皮肤病折磨的青少年集在一起交流关于超人、原子突变体和有魔力的坏人的混乱场所。读者成群地过来，还有那些漫画书迷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并且最终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成了那家书店的雇员。我开始到那家书店工作的时候，它是那个地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家书店里有哲学书、历史书，还有皮革封面的第1版的19世纪小说。但更重要的是，那家书店是一个男孩子的俱乐部，排他、封闭和猜忌外人。

正是在那种社会条件下艾斯特和我成了朋友。更准确地说，正是在那种条件下，艾斯特选择了和我做朋友。她没有很多选择，那些雇员，几乎无一例外（她是唯一的女性雇员）地厌恶艾斯特。他们觉得她爱出风头、好强、不可信任、古怪且爱抱怨。她爱出风头，这是无可否认的，艾斯特喜欢在顾客刚踏进书店的时候，就迎上前去，以便她能引导他们买她推荐的书。吃饭时，她故意跟我们靠得很近，等待我们擦嘴的那一刻问我们：“介意我吃你剩下的食物吗？”如果有人拿这个嘲笑她，她就会厚着脸皮说自己穷，但是雇员们一致认定，她就是懒——她就是那种靠着别人的食物长胖的人。还有，最令人紧张不安的是艾斯特的感情生活，她已经和一个瘦弱、安静的男青年结婚了，一天上午，她还把他带到书店里炫耀了一番。可是她很早就宣称自己是个同性恋。“我爱我的丈夫，”她说，“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但是我跟他结婚仅仅是因为我想生个小孩，我想当妈妈。”

我和其他人一样被艾斯特搞得紧张不安，甚至比他们更严重。后来，是艾斯特引发了我的焦虑，一种最剧烈、最隐秘的身体症状：心脏一侧的胸骨开始冰冷刺痛，就好像一根冰柱插进了那里。我现在都能记起，在书店里，每次她靠近我时，我就有那种感觉，内心一阵畏缩。书店的那些雇员对艾斯特肯定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感觉，然而，在所有雇员当中，我是唯一不拒绝她的，我是唯一对她做出接受和善意举动的人，让她感觉就像我喜欢她，对她说的话感兴趣——虽然我并不喜欢她，对她说的话也并不感兴趣。十几个人当中，我是唯一善待艾斯特的。这样一来，我就开始接纳她的友谊和感激。

对艾斯特友好并不是一个错误，虽然许多年来我都痛苦地坚信那实际是一个错误。艾斯特竭力装作自己不知道她被书店的同事排斥，她从没有哪一刻流露出自己知道自己不被其他人喜欢。当然她是知道的。她内心知道这一事实，行为上却又不知疲倦地装作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融洽，这一认识与这一行为混合起来令人难以忍受。艾斯特需要一个朋友。然而，为什么偏偏我是那个主动承担那一责任的人？这一问题一直以来都让我困惑不已。想到所有的退缩、所有反射性的转身离开的冲动——我的身体在叫喊“不，谢谢！”——为什么我却向相反的冲动屈服了呢？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著名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当一只动物（一条科摩多龙、一条拉布拉多猎犬……）遇到威胁或感觉到威胁时，它有两种选择：要么直面这一威胁，要么逃跑。不管它选择的是哪一种，它的躯体都会通过做好（非常迅速地）行动准备，来应对这一威胁。交感神经系统与进化有关的部分开始运作。下面是一段关于这一过程的描述，是我顺手从图书馆的一本关于焦虑的书上摘抄下来的：

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引起高度唤醒的症状，如周围血管收缩，骨骼肌力量增强，心率提高，心肌收缩力增强，肺部扩张以增加氧气输送，瞳孔放大以改善视力，消化活动停止，基础代谢增加，肾上腺髓质分泌出更多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你知道那些母亲举起汽车救她们的孩子的故事吗？那些都是交感神经系统的故事。

焦虑的问题不在于有机体几乎立即做出反应以应对威胁，那肯定是件好事，有利于物种存续，而在于有时候有机体太容易看到威胁。上面提到的那本书写道：“长期焦虑的人通常在缺乏引发焦虑的情境时表现出持续的高自主唤起水平。”且不管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神经障碍，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有机体习惯了把无害的或者不那么危险的东西看作可能对生存构成威胁的东西，重点是，焦虑是一个神经警报系统，这一系统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有机体的安全完好。焦虑只会说一句话：“就待在这里吗？待在这里很可能会伤害你，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要不要离开。”

离开或者其他某种形为，正是焦虑的人所做的。有时，离开就意味着留在原地。焦虑者看着他停在车道上的车，想象着褶皱的金属、瘪掉的轮胎、燃烧的血肉，然后就不敢开车了。他看着婚礼请柬，想象着尴尬的谈话、喝醉酒的亲戚们、加入康加舞队的要求，然后寄出谢绝函。他看着和缓起伏的海浪，想象着水母、激流、被随意丢弃的皮下注射针头，然后撑起一把遮阳伞，翻起一本《美国周刊》。其他时候，离开意味着真正的离开：逃离一个约会，逃离一段感情，辞去一份工作，远离一座城市。但它总是意味着那种深刻感受到的冲动——不自觉的冲动——逃离、躲避。

和艾斯特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种冲动，但是我没有理会它。那时我是学校唱诗班的一员，我有一个在黑暗中能发光的牙齿矫正器。我喜欢的乐队是老鹰乐队。我既没有那样的心理素养，也没有那样的愿望，成为一个穷困、已婚还有怀孕崇拜的女同性恋的知心朋友，尤其是一个我不怎么喜欢的女同性恋。我甚至都不需要提醒自己这一事实。我的存在，我美好的、往昔的、信任的、前认知的、身体智慧的本能，告诉了我这一切，然后我却转过脸去。我堵上自己的耳朵，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对立，甚至因此不能原谅自己，直到我去母亲的办公室拜访她，她使用了一个临床术语，我的治疗医师们还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应用过这一术语，但是我立即发现这一术语完全符合我这种类型的焦虑。这一术语即是“反恐惧”，指的是，正如它听起来的一样，在某些情形中，焦虑的个体趋近而不是远离焦虑源。他趋近任何他害怕或让他感到很不舒服的东西，因为……唔，事实上有好多种解释。可能最直接的就是受虐狂。也可能，通常，是因为我们大脑的一部分所害怕的东西事实上是大脑的另一部分所重视、珍爱甚至是崇拜的东西。多少伟大的宗教生命的特征是颤抖和欢乐的同生共存？多少伟大的艺术生命，多少表演家在舞台边厢体验着恐惧，只是想到在舞台边厢等待就感到恐惧，但仍在帷幕升起时走上舞台？这些都是反恐惧的反应，并且仅在音乐界就有无数的例子。帕布罗·卡萨尔斯说：“在我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奏之前的神经紧张和怯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阿图尔·鲁宾斯坦和鲁契亚诺·帕瓦罗蒂也是一样。然而，他们三个当中却没有哪一个曾停止过表演。柴可夫斯基第一次指挥歌剧的时候，恐慌得不知所措，以至于他整场演出都抓着自己的下巴——那样，他说，他的脑袋就不会掉下来了。“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几乎不可能指挥好一个管弦乐团，这种感觉持续到了我46岁，”他后来跟一个记者说，“我很怯场，想想在台上指挥就会恐惧到全身颤抖。”保罗·麦卡特尼在加入披头士乐队之前极度害怕登台演出。他在1964年甚至差点退出了披头士乐队，在《求救》之前，在《橡胶灵魂》之前，在《佩伯军士》之前，在《修道院路》之前。披头士没有了保罗，想想看，那跟没有头的柴可夫斯基一样可怕。

反恐惧的冲动让人继续向前，如果没有反恐惧，他们甚至可能崩溃。不仅如此，反恐惧驱使人们找出让人恐惧的事物。作为对生命的一种态度，这是一种反常，高级心理功能凌虐低级心理功能。这也是一种礼物，无论是对反恐惧的人来说，还是对这个世界来说。因为谁能从谨慎行事中获得什么呢？如果本能只是叫你“躲开”，谁又愿意服从本能呢？那有什么好玩的？勇气。作家安布罗斯·雷德蒙说：“不是没有恐惧，而是知道有些事情比恐惧更重要。”反恐惧冲动即是如此。要是没有反恐惧，自由乘车者、丝绒革命、杰基·罗宾森、无国界医生组织、兰尼·布鲁斯都不会存在。试想象一下，那样的世界是多么贫瘠和无趣呀。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英雄般的品质却有两个极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无视焦虑信号的冲动，就其定义来看，绝不比单纯的焦虑信号更好或者更坏。换句话说，仅仅因为反恐惧可能是有用的、有效的、进步的、高尚的不代表它总是有用的、有效的等。有时候，反恐惧就是愚蠢。每成就一个埃维尔·克尼维尔就需要50个白痴愿意骑着摩托车冲下山崖。正如老话所讲的，即使是偏执症患者也会有敌人，即使是无可救药的神经症患者有时候也有正当的理由焦虑。困难之处（经过几年的焦虑后你就会发现）在于学会区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焦虑，区分出那种试图警告你有一个真正的危险的焦虑，和那种仅仅只是存在于你的大脑中一个谎话连篇、残酷成性、顽固不化的恶霸的焦虑。困难之处就在于学会退后一步，然后冷静地分析这些数据。

在某种意义上，反恐惧的态度似乎就是在做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情。反恐惧的人直视着自己的恐惧，断定这一恐惧与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不相容，然后照常行动。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反恐惧的态度只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心态，既不像焦虑那样根深蒂固，也不能被完全意识到。所以它可能是危险的，因为搅浑了一盆本来就很浑浊的分析之水。它给焦虑这一问题添加了另一层困难。焦虑的人必须学会区分他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焦虑冲动。反恐惧的人则必须学会区分他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焦虑以及他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反恐惧冲动。他们要做双倍的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反恐惧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抗恐惧的态度。从临床上来说，仅仅因为你不允许自己的行为受焦虑控制，并不意味着你将从你的不妥协中得到好处。道德上的好处，也许吧。创造性的好处。或许事业的推进和自信的增强。但这有治疗意义吗？不一定。或许根本就没有。保罗·麦卡特尼说他在音乐会之前不再那么焦虑了。但请再次注意一下卡萨尔斯的话：“在我整个演艺生涯中……怯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77岁了；他6岁开始演奏，也就是说71年未间断的焦虑。

花一分钟时间想想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为卡萨尔斯的这句自白而喝彩，因为那是他刚毅、敬业、重压下的优雅，对听众的热爱以及其他艺术美德的证明。或许我们应该喝彩，但是请停下来想想这句自白对卡萨尔斯本人意味着什么。想想这句话背后的巨大、可怕的冲突。卡萨尔斯将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为他人演奏大提琴。也许当他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被强加在他身上的，但是过了某个时间点之后，演奏就变成了他的选择，变成了他希望自己去做的，也就是他决定去做的事情。成千上万的练习时数，在女王、首相、将军、贵族以及一星期都数不过来的苛刻批评家面前的表演。狂热的、禁欲的、毕生的奉献。为了什么？为了一些让他的心跳加速，以至于他似乎感觉血液即将迸出他的耳朵的东西。为了一些他内心害怕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是70年的演奏经验都不能舒缓这种恐惧的东西。

想想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和自我毁灭。想想你不得不经历的精神的扭曲，你不得不击退的杂念，早晨起床只为继续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为那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你给自己选择了一种让自己一生都想要呕吐的生活）而战栗。想想，你有多么不愿意去想这个事实，永远不想。最后，想想，你自己是否意识到自己反恐惧的态度是怎样的无关紧要，你对那些你害怕的事物的那一种态度，那一心理的反常，无论怎样，都将引发更多的恐惧。你拒绝屈从于你的焦虑的性情，而这将与你焦虑的性情产生激烈冲突，放出火花。因为事实上，你还没有真正为解决这个问题做过什么，你只是反驳了这一问题。在我母亲教会我“反恐惧”这个术语之后，我在《精神分析综合大辞典》里面找到了一个条目，那一条目写到：“反恐惧行为带给主体的‘快乐’当中包含一种绝望的特征，就好像主体并不真正确信他对自己隐藏的焦虑的控制。”

“你真成熟！我必须一直提醒我自己，你只有15岁。”

艾斯特经常说类似这样的话，并且经常以一种表明她并没有特意地提醒自己这一事实的方式向我倾诉。她会在我给书上架的时候拦住我，然后给我讲她的人生故事，或者至少讲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她过去的创伤以及她不断超越它们的努力。

当她比那时的我还小的时候，她告诉我，她父母发现她在亲吻另一个女孩。她的父母是虔诚的摩门教徒，他们把她赶出家门，不让她回家，除非她摒弃自己亵渎神明的欲望。因为任性而又沉着冷静，艾斯特拒绝了。高中剩下的时间里，她就睡在朋友家里。她纯粹依靠自己顽强的毅力获得了良好的成绩，并得以去一所好大学里读书。她通过在餐馆当侍者以及各样的零工来付学费。与此同时，她逐渐开始有种想要有个自己的孩子的强烈愿望，作为别人对她犯的罪的补偿。她的丈夫从来不幻想她会对他有性的欲望，似圣人般品德高尚和无私，他知道一切并且默默承受着一切。她已经怀孕两次了，两次都流产了，她悲恸地讲述着这些经历。他们又一次在尝试，晚上的时候，他们缩在被子底下，读着经典儿童文学给对方听。“然后，”她说，“我们就做爱。”

另外再强调一句，这些对我来说是多么陌生，还有，在听到这些的时候——通常是坐在一个高高的活动梯凳上，那架梯凳会因为我身体的一点点晃动而随之像钟摆一样摇晃——我感到多么不自在。首先，每次艾斯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必须仔细监视着其他的雇员，那样就不至于让他们抓住我正在对敌人仁慈。其次，15岁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自称同性恋的人，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摩门教徒。但是，同时，我又因自己被别人告知这样私密的信息而感到得意，被认为聪明到能够理解那些成人的困难和烦恼而感到高贵。“你真成熟！”艾斯特一遍又一遍地说，而且我也同意，我想要同意。我那时仍然认定我的焦虑不过是我的各种敏感神经无法言说的总和。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没有皮肤一样，许多事情竟会伤我如此之深。被告知那个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缺陷的东西，实际上却是个美好的品德，让我既感到宽慰又感到被吸引。我不是软弱或者过于敏感，我只是早熟；我不是不够坚强，我只是太年轻。

同时感受到厌恶和吸引是会令人晕眩的，更令人眩晕的是，艾斯特在书店上班的第6个月的某一天，她告诉我一个重要的消息，那一消息当时就让我在这两种感受之间摇晃得厉害。艾斯特在书店后面的书库发现了我，我正在按字母顺序排列图书。她抓住我的手，将我拉到了那块将书店后面和前面分开的塑料折叠屏风后面。她的眼睛里洋溢着兴奋，“我怀孕了。”她说，将我拉向她的身体，将她的双手紧紧锁在我的身后。我必须对着她脖子上汗湿的皮肤咕哝着我对她的祝贺。我听见似乎被裹起来的低沉声音：“我就是忍不住想告诉你，我不能等，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她才怀孕不久，她暂时还不想其他人知道。不管怎么说，其他人也不配知道。“我希望这成为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她说，“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个小约定有几个极度让人不安的地方。关于这一数据的现在时的事实，关于其肉体性及其纯粹的事实——一个胎儿，一个人类胎儿，且艾斯特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方式使得我开始环视书店四周，寻找安全出口。她抱住我的那一刻，艾斯特几乎有小说人物的魅力——她突然神秘地出现，她夸张的性感，她的贫穷，以及她对我的关注开始呈现为不幸、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刺痛。我从未感受到自己如此年轻。

然后，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几个星期过后，我重新回到书库，接着上次按字母顺序排列科幻小说类书籍，突然，艾斯特打电话到书店来找我。她不停地喘着气并且激动得发狂。她说她在急救室里，其他的我都没听明白，她恳求我赶紧过去。我疯狂地踩起了自行车的踏板。在医院里，艾斯特躺在贴着瓷砖的走廊里的一张轮床上，她面色潮红，丰盈的身躯上覆盖着一件睡衣。她现在比刚才平静了许多。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太可怕了，她的子宫里长出了一群胞囊，膨胀的小肉泡像气泡纸一样包裹着着她还不明性别的胎儿。那些肉泡在爆破，砰砰砰砰砰。即使当我握着她湿粘的手，用手帕擦拭她湿粘的额头时，那无声的爆炸也在她身体内进行着，使得她蜷缩着呻吟，使得她的胎儿在成熟之前几个月就被从她的身体里挤了出来。

她的丈夫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那里，那也就是一种无言的信任状态。

这是最不同寻常的事情。我仍然不是那么喜欢艾斯特。和她在一起以及在她周围的时候，我仍然感觉不舒服，我仍然是我狭隘的、忧郁的、容易失衡的我。但是在那个紧急时刻，这些暂时都被阻挡在意识之外，封在心灵和身体之外。在那个紧急时刻，我开始变得坦然，我变得很肯定。在需要做什么的火焰中，我所有的担心和焦虑消失殆尽。

在其后的几年里，我几次遇到这种现象。这一体验让我开始产生一种有些夸张的情感以及一些痛苦的困惑——对悲伤与凄惨的渴望，并因此与一些重要的情感事实脱离。我20岁的时候，举个例子，父亲被诊断为患有转移性结肠癌。那时，听着医生宣布那一消息，我感觉除了一江春水的毁灭感与悲痛之外，还有一道瀑布的兴奋。虽然那听起来很可怕，那感觉起来也很可怕，我却非常感激。父亲生病是一个借口，一个正当的、不容争辩的借口，它将我从我平淡的生活中托起，让我逃离那焦虑像蚊子幼虫一样密集的湿地。他的疾病具有紧急性，就像一个磁场将我其他所有的焦虑吸到一边，在我的头脑里创造出一条宽敞干净的走廊。

当然，事物按优先级自动排列，这是严峻形势下的一种常见现象。一些事情的出现——不管是癌症还是车祸，使得死亡凸显，我们被要求放下我们日常关心的事物。我们被要求有更少的焦虑，因为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琐碎、错误或夸大的事情的强烈反应，且死亡是如此重大，如此真实以至于它需要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否则（这是个迷信的想法，但是谁又愿意对它嗤之以鼻呢？）死亡将感到不被尊重因而发动攻击。这就是为什么那是如此的荒唐、怪诞不经而又滑稽可笑，根据你看待它的方式不同——当葬礼上的一位客人开始抱怨，比如说，她的拇囊炎的时候，那就表明她对这一情形会洗尽一切琐碎的茫然无知。

但这不是我要说的事情。我要说的事情没那么常见，也没那么有用，几乎不怎么健康。我说的是对紧急状况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能够消除焦虑和意识。当我的父亲被确诊患病，还有当他去世的时候，那上涌的兴奋不是因为那一情形将成为一扇门，让我走出为琐事操心的日常生活，而是因为那一情形将会成为一扇门，让我走出为琐事操心的日常生活，步入虚无。那是一张让我可以暂时放下焦虑的船票，仅此而已——一剂麻醉剂。只是不像麻醉剂，紧急事件不是让你的知觉变得迟钝，而是让它们变得敏锐。它像望远镜一样让你看清远方的事物，这样你就能集中关注紧急事件所要求关注的事物，避开任何你需要避开以回到紧急事件的任务或责任。它就像是利他林，它就像是魔法。

坐在长岛医院急救室的一个模制塑料椅子里，我第一次悟出了这个道理。4个小时，艾斯特哭泣、悲痛地哀叹着她的身体再次辜负了她。自始至终，我握着她的手，点头表示着同情，感觉平静且有力——感觉，最后，就像她想象的，我表现得很成熟。傍晚过后的某个时刻，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让她开车过来接我，第二天早上我还有一个测验。

不到一个月，艾斯特就离开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接下来做了什么。我甚至都不记得她说过再见。我只记得感觉，既然危险已经过去，如释重负，像书店里其他怀旧的、民族主义的雇员一样，如释重负。所有的事情最终将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yE/FnwS1/Zw8i9b6S3CdtoQzmV9QDKoaID0mk0XcqwKrrU9RILD9oU+gaK8kyV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