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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回到学校学习心理治疗的时候我才9岁，她毕业那年我12岁。我生命的大部分岁月里她都从事着教师职业，刚开始在公立学校，后来在邻居家地下室经营的一家日托中心当主任。现在她在Penny Saver上刊登广告，开始在家接待病人，就在我们家房子底层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大房子里。对她的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一系列新的规则和义务。
规则之一是安静，或者是三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能够达到的最接近安静的状态。当我的母亲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被禁止跺脚、叫喊、摔跤、打斗，或者做其他可能在这个房子里透过墙壁引起回响的任何事情，基本上除了阅读和无声的自责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任何事情是被允许的。屋后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通往病房入口。秋天的时候我们要把落叶从这条小路上清扫干净；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在这条小路上撒上岩盐；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给小路两旁花坛里的玫瑰浇水。我们必须要在病人到来之前把这些事情完成。我的母亲可不希望哪个颤抖的神经症患者因为看见一个没穿上衣的孩子拿着喷枪而被吓傻。出于同样的原因，母亲强烈建议我们在治疗的50分钟里待在屋子里。母亲的办公室里有一扇长窗，正对着我们家的后院。那张治疗椅（皮革软垫，米色）对着相反的方向摆放着，但病人总有可能转过头向后看，这样就会产生无法预料的临床后果。举个例子，假如我的母亲正在治疗一位男性病人，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试想一下要是他突然间看见我的兄长和我正在后院里悠闲地将足球踢来踢去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们就只好待在他们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这是新的家庭规则，然而却像被流放一样令人刺痛。在我的母亲把她的执照挂在墙上并且搬来一大堆纸巾之前，那间房间并不是空着的，那是我们的书斋，是温馨惬意、灯光暗淡的隐蔽之地，整个房间的地板上铺着地毯，在那里我们看电影，玩战舰游戏，还平安地度过了好几次水痘和流感疫情。那间书斋是我们家的文化和娱乐中心，它的突然转变让我感觉像纳粹入侵搬走咖啡馆里所有桌子时巴黎人的感觉一样。
母亲转业之后我只好到父母的卧室里待着，卧室位于书斋的正上方，里面有一台大电视机、一张大床，还有几个厚厚的羽绒枕头。后来证明，那里同样也有一些启示性的事物，这些事物开始使我好奇，起初非常模糊。我母亲的精神状态开始影响我的精神状态。一天晚上，当我正打哈欠的时候不小心把电视遥控器摔到了地上，偶然之间我便有了这个发现。我以孩子找遥控器的方式寻找着：上半身朝下，倒挂在床垫上，腰部像铰链一样弯曲。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人的声音，在床和我父亲的床头几之间积满灰尘的缝隙里有一个波状的中央通风口，从通风口里传出这样的对话：
女人（声音嘶哑的，四五十岁）：……就好像它马上会垮掉，就好像它马上会塌陷，就好像它马上就会噼里啪啦地全部塌下来，钢梁、电缆、沥青、路标、汽车、卡车、蒸汽压路机，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该死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在这可恶的声音中塌掉。
母亲：你经常隔多久开车经过那里一次？
女人：一星期两次！一星期两次通过一座就好像是在大萧条年代建的桥！我真想自杀……不是真的，我只是开玩笑。你知道的，对吗？
母亲：嗯。
女人：我没胆量自杀。
母亲：嗯。
女人：要是我真的有胆量，我可以不从那里经过……上帝呀！真正让我撕心裂肺的是那些螺栓，那些你们叫它什么东西来着——铆钉？那些将工字梁固定起来的东西？
母亲：……
女人：它们看起来已经生锈了，就好像随时都会断裂，就好像马上就会弯曲变形然后啪的一声断裂，然后就完了。游戏结束了！故事讲完了！我们都掉了下去！有可能我们在掉落在海面之前还不会死掉。掉下去的高度大概是多少，什么，100英尺？200英尺？我们会撞死在海面上吗？我们会因为体温过低而死去吗？我们会被淹死吗？多久才会被淹死？
母亲：……
女人：我是真的在问问题，你知道需要多久才会被淹死吗？
我母亲：不知道。
女人：唉，我会死，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母亲：……
女人：……
母亲：但是是什么让你感到恐惧呢？
女人：你在开玩笑吧？你没有在听吗？掉到海里淹死，这让我害怕。
母亲：……
女人：这难道还不够吗？
母亲：好吧。你告诉给我的信息包括几个部分。就这个情形来说，有桥会垮掉这个想法，有掉下去这个行为，然后还有实际的死亡。到底是哪个部分让你焦虑？
女人：都有。
母亲：……
女人：死亡那一部分。
母亲：为什么？
女人：因为罗斯。
母亲：那她怎么办？
女人：要是没有我她该怎么办呀？谁来照顾她？
母亲：她丈夫呢？
女人：她丈夫！她丈夫连煎蛋饼都不会做。
在她们几分钟的交流过程中我找到了遥控器，躺在父亲的拖鞋旁，关掉了电视。这可比《辩护律师》（Matlock）有趣多了。现在看来，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位患有桥梁恐惧症的中年妇女是绝对不会引起治疗学界的轰动的。但另外，其实不是那位病人让我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吊在床上呈现着迷状态，是我的母亲，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装扮成我的母亲声音的冒名顶替者。因为让我着迷的，正是那不经意间触碰到与平常所熟悉的母亲完全脱节的另一种身份的感觉。我认识的母亲是一位易于冲动、不善克制的母亲——布朗克斯一位杂货店老板的女儿，拥抱像木匠捏紧的老虎钳。相比之下，那个在通风口里飘荡的母亲却是个禅师：冷静、谨慎、警觉。母亲能够安抚病人的伤痛对我来说并非奇事。她是我的母亲，自产科病房开始她就一直在安抚我的伤痛。但要是说到她能够理性、不动感情地做这件事，她的安抚来自理性而非本能，她能够很好地进行治疗，这些才令我震惊，这些才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将我吸引回这个通风口的原因。
几年前，我去拜访了斯科特（我最年长的兄弟），和他谈论焦虑，这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话题。斯科特和我讨论焦虑就像有些兄弟之间谈论金钱一样，也就是说，频繁且总会比较一下谁的更多。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在竞争。我和他的焦虑属于不同的类型。我的焦虑与大脑有关，它开始于一个想法（如“要是……会怎样”“本该怎样”“绝不会怎样”“本可以怎样”），接着从那里转移，沿着脊椎燃烧点点火星一直向下延伸到身体，在那里以呼吸困难、湿冷、疲乏、心悸还有世界突然间以虚幻且奇异得令人恐惧的感觉形式继续存在。
斯科特的焦虑更多与身体有关，它开始于身体的一阵剧痛或者是一个不习惯的紧张感，然后上升到他的大脑。大脑自然地分析这个感觉，于是便放大了这个感觉，继而又开始了更深入的分析，这更加放大了这个感觉，就这样形成一个反应回路，结果是斯科特要么是拿着一罐能多益和一袋大豆酥蜷缩在沙发上，要么是被捆在救护车的轮床上，被快速送到心脏科接受一系列的检验，通常这些检验显示的内容都会比几个气泡更加严重。总之，斯科特是个疑病症患者（hypochondriac）。
斯科特和我有时候会讨论我的“自由浮动”焦虑和他的“躯体”焦虑相对的缺点。我们互相同情，我们哀声抱怨，互相交换如何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方法，然后互相在对方的身上测试我们不成熟的理论。这次拜访我想和斯科特讨论一下我的焦虑的起源。
我们在斯科特的厨房里讨论，他正为他的家人准备晚餐，将切碎的大蒜和洋葱放进煎锅里。我告诉斯科特我认为自己焦虑的发病和失去童贞恰巧同时发生。那就是转折点，是一种进化。在它之前是正常的孩童时期；在它之后变成混乱的成年期。煎炒的菜肴是一种天然的镇静剂，一种飘浮在空气中的安定药片，它打开了我们的话匣子。我说了很久，当我说完的时候，斯科特熟练地摇了一下锅，然后以一种教授对着自己最愚钝的学生的口气说：“天呐，丹，也许吧，我猜。但听我说，我们又不是被佛教徒养大的。”
对于这句话有两点需要提一下。首先，和一般人的观点相反，佛教徒很可能是非常焦虑的群体，这是他们成为佛教徒的原因。佛教是为焦虑的人创造的，就好像基督教是为受尽压迫的人创造的一样，或者说嗜酒者互诫协会是为饮酒成瘾的人建立的一样。它整个目标是为了促成平静，克制过激的想法和情绪。佛教徒称这些状态为“猿心”。处于猿心痛苦当中的人有一种意识，这个意识不会停止，它不停地翻滚、跳跃，就好像在松散的神经元之间摇荡的猿。佛教的戒律就是为了抓住这些心灵的猿并且将它们带到地面上，然后驯服它们。佛教在美国的军事据点、西海岸还有纽约如此流行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斯科特的告诫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养竟会对我们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有点令人惊讶，因为他是对的，他当然是对的。一个忽略我的母亲的关于我的焦虑的陈述，就好像是在白鲸的侧腹被鱼叉刺中时开始阅读《白鲸》一样。而且不仅是我的母亲的焦虑，斯科特用的是复数：佛教徒们，不是佛教徒。我们是被两个焦虑的父母养大的。我的父亲的焦虑不同于我的母亲的焦虑，就如同斯科特的焦虑不同于我的焦虑，更加阴暗并且更加复杂。在他40多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经历了一系列的惊恐发作，直至他趴在地上，然后他被送到行为观察室休息。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努力希望自己能撑过家长教师联谊会，避免因呼吸次数过多导致昏迷。然而这一切我却没有意识到。
我有过预感吗？我的母亲开始临床职业一年的某个时候，我偷偷地走进她的办公室，涂坏了她放在桌子上的一些名片，这些名片上面写着：
当我把它们涂完的时候，变成了：
这个举动更多的是一种恶作剧而不是理解，我并不真正理解我的母亲的治疗工作来自她自我治疗的需要，我并不真正知道她有治疗的需要。焦虑有很多迹象：参差不齐的指甲、啃咬过的表皮、潮湿的手掌、过多地眨眼、无法坐下来安定一会儿。当猿处于控制状态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但是你要知道应寻找什么，即使你知道该寻找什么你也可能不会发现任何东西。焦虑症患者擅长欺骗的艺术，为了体面或隐私，他们将焦虑掩饰起来不被别人发现。他们将焦虑闷在心里就像将把酸放在一个小玻璃瓶里。这并不令人愉快，人脑不是耐热的玻璃容器，它会腐蚀，但还是能起一点作用。
但是一个孩子的确是一个敏感的仪器。你能够对一个孩子隐瞒真相，但你不能消除对他的影响。你的激动会表现出来，久而久之，就像水滴石穿一样，一定会对孩子的性格产生影响。直到我将近20岁，深陷自己的焦虑时，母亲才坦诚地告诉我她的焦虑以及她的痛苦。但那时候，她实质上是在跟自己讲话，我已经成了她。这不仅是遗传学的问题，更有许多身体的信号：颤抖、莫名的担忧、刻意的回避、眼睛里充满恐慌等。是那只猿在作祟，孩子身上有其养育者的影子。
我和斯科特聊完之后，我去母亲的办公室看望她，她的办公室已经不再是我孩童时期所熟悉的那间办公室了。父亲过世后不久，母亲便卖掉了那套房子，搬进长岛上的一套公寓。她现在在一间套房里接待病人，那间套房的大部分空间被一家脊椎按摩店占据。在接待病人期间，她有时会突然到隔壁做个腰部按摩。
母亲和我很亲密，彼此之间向来不拘束。但是从我们坐下来的那刻开始，她就不停地摆动着双腿，扭动着身体。她坐在她那张结实的临床医师椅上，我坐在患者睡椅上，睡椅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安德鲁·怀斯的《克利斯蒂娜的世界》——一位少女，匍匐在草地上。当电话响起的时候，母亲拿起电话：“我这会儿不能跟你谈，唐娜。我都快被丹尼尔折磨死了。”接着就挂掉了电话，对我说道：“我很害怕！”
“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害怕？”
“我很害怕，”她说，“因为我不想搞砸你的书。”
“你不会搞砸我的书的，妈妈，你怎么会呢？我还没开始写呢。”
“正因为如此，你还没开始写，这正是我害怕的。”
“不管怎么说，整个构想就是……”
“构想！”她像吐出一个坏橄榄一样吐出这两个字，“那个构想仅仅只是开始，你一定会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的。我很害怕，我患有预期性焦虑。”
“你有预期性焦虑，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如果这个采访很糟糕，写出来的书就很糟糕呀？”
“我很焦虑是因为……我是焦虑女王，你是王子，如果这个采访很糟糕，那就是我的错，然后，是的，书也会很糟糕。”
女王和王子，她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句话本来是可以听起来很自豪的，要不是它夹杂着内疚的意味。很快事情就清楚了，母亲感觉她要负责——为一切事情。我只不过是过来问几个小问题，然而她却表现得好像我带过来了几只弧光灯和一套牙科仪器一样。
“对不起！”她说，“我搞砸了，我对不起你，我确实搞砸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养孩子。我很焦虑、很幼稚，我以为你出生的时候我们就能把事情打理好。你是我的第三个孩子，养孩子本来就应该像做煎饼一样吧，最开始的两个通常做得有点不像样子，但是到了第三个，一切都应该很顺利。但是我还是没能做好，我很焦虑。我真的很抱歉。”
我因为自己让她感到难受而自责。17岁的时候，我能够体会母亲的悔恨。34岁的时候，我对她的焦虑的怪罪，已完全被我对她与焦虑抗争精神的钦佩淹没。30年，母亲的焦虑使得她无法相信她在同伴身上觉察到的愉快、友善和信任。焦虑占据了她的大脑。我知道在这种条件下神经系统渴望什么，它渴望无意识状态，或者如果达不到那种状态的话，希望陶醉的状态。和所有的焦虑者一样，母亲也会有部分程度的逃避。然而，和多数焦虑者不同的是，她并不选择一直麻痹自己以摆脱焦虑。她也没有选择另一条大多数人走的路，也就是毕生凄惨地顺从。相反，她坚持战斗到底。
她没有赢，没有人会赢，看起来更像是她达成了一种协议，协议的内容是这样的：承认焦虑是你重要的一部分，作为报答，那些焦虑会转化成能量，这些能量不稳定却可以被控制。停止自我惩罚，做自己，勇敢面对自己的伤痕和抽搐。我和我的兄弟不时地严厉批评过这个协议，在我们看来，有时，这就是顽固地不愿尽最大的控制力而已。然而，在我的母亲的逻辑里，我们的批评却是不切题的，且印证了我们的局限。我的母亲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就生命给她的材料，她能用它们造什么，她就造什么。不仅如此，她还为许多他人建立庇护所。这可不是不起眼的小事，焦虑是台自恋机器，找到一种长久利用它的方式确实非同寻常。女王万岁。
在我拜访完母亲几个星期之后，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亮了，出现了下面这条信息：
发件人：妈妈
刚才路过你小时候差点淹死在那里的斯托尼布鲁克的那个池塘！这是焦虑开始的地方？XOXOXO
CB：516-606-XXXX
我差不多都忘了这件事了，奇怪，因为这是一个常讲的故事——第289号家庭故事，发生在1980年秋天。故事的背景是米尔池塘，在北岸的斯托尼布鲁克的T. 贝勒斯美纽斯公园里。那是一次家庭郊游，包括父母、伯父伯母、两个兄弟、两个堂兄弟和我。这个故事（至少就其在之后被讲述的方式）是个喜剧。
故事是这样的：我离开那群人，然后掉进池塘。米尔池塘里到处是鸭子和体型庞大、脾气暴躁的天鹅，专抢孩子们扔给鸭子的面包。池塘周围没有栏杆，只有草和污泥，有参差不齐的石头砌成的池塘口，最后就是水。那时我还是个初学走路的孩子，就那么摇摇摆摆地走着。我不知道其余的人那时在干什么，我的兄弟和堂兄弟无疑是在到处乱跑，说着笑着。大人们无疑是在一旁闲坐，说着笑着。不管怎样，没有人注意到我，也没有人能准确记起这种不注意持续了多久，可能是1分钟也可能是5分钟，也可能更长。等到有人想起我的时候，我已经一头扎在这些禽鸟当中了——双臂歪在身体两侧，一动不动。有人开始尖叫，我的母亲也尖叫着冲到池塘边。
于是故事就不好笑了。池塘里的水用不了多久就会让孩子窒息而死，即使不死也有脑损伤的风险。时间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时间这个主题加上我被救出来时身体安然无恙，使得母亲10年来都在拿接下来发生的事开玩笑。那时母亲是个业余摄影师，当冲向池塘的时候，她脖子上还挂着一部崭新的，1980年冬奥会珍藏版佳能AE-1相机，那部相机有一个焦平面快门还有一个可换镜头。关于当到达池塘边时她是怎样处置她的相机的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她毫不犹豫地跳到了水里，她用其中一只手高举着相机，用另外一只手将我托出水面，然后抱到了岸边安全的地方。另一个版本（不是很典型，但谁知道呢？）说母亲竟在岸边停了下来，先把相机放在了地上，然后才开始救我。不管真实情况怎样，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母亲在水边重新演绎了一遍滑稽版的《苏菲的抉择》，和原版主要的不同就在于：不再是在她的两个孩子之间做出抉择，而是不得不在她的孩子和一件高端的电子产品之间做出抉择。
帮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她现在把米尔池塘称作“让我三岁的孩子差点淹死的地方，”那部佳能AE-1确实很棒，到现在她还留着。被抱上岸后，我没有（或者说不能）说一句话。一位好心人给了母亲一条毛毯，母亲赶紧把我包了起来，带到了伯母家。在伯母家，她抱着我坐在炉火前，不停地摇晃着我，不停地责备着自己。在接下来的18个小时里，我都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上午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又变回原来那个喋喋不休、爱玩、淘气的我，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濒死体验？谁想建一座堡垒呀？创伤后压力？让我们看《芝麻街》吧！
然而当我收到母亲的短信时，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这就是追根溯源的困扰：太多的起源。母亲可以将我的焦虑归咎于她的基因和她的性格，但是作为一个精神治疗医师，她坚信逆境的变革力量——负面性情绪惊醒染色体中的魔鬼的能力。寻找创伤是她的职业，如同寻找凶手是侦探的职业一样。这是她被训练来做的事情，是一项技能。在我们谈话之后，她热情地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了我身上，在我的过去里寻找线索。仅提到那次溺水事件，我就知道了她发现的线索。线索就是我儿时几次因为水引起的恐惧的发作。
线索 1： 那年9月，我差点被淹死后不久，我和兄弟在外面玩。我们的房子是构成马蹄形街道的四幢房子中的一幢，邻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在这里玩。突然，母亲听见了一声尖叫，一声如空袭警报的惊恐的叫喊，她急忙冲到门外，看到我张大嘴巴在颤抖，两只手握成拳头放在太阳穴旁，我脚下（每个人脚下）已是半英尺深并且还在不断上涨的水。某个邻居（似乎是）决定把游泳池的水放干，因而让水直接流到了街上。母亲现在认为这是我第一次惊恐发作。
线索2： 第二年我开始强烈地惧怕马桶。突然，我对水如往常一样可以冲走我的排泄物的信心全没了。我坚信水不会让马桶里的东西沉进管道再进入化粪池，推一下马桶的把手会让里面所有的东西上浮——无尽无休地上浮。我惧怕的不是污秽的东西，是水，水会溢出马桶，贴着墙壁缓缓向上流，最终推开浴室的门，沿铺着地毯的楼梯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激起泡沫，像填满鱼缸一样填满整间屋子，而我将会被淹死。
线索 3： 两年过后我开始对游泳恐惧，不敢靠近游泳馆，甚至都不敢看上一眼，只要闻到一点游泳馆消毒剂的气味就会感觉呼吸困难。抱着将这种恐惧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希望，父母给我报了个游泳培训班。第一节课，并且是我唯一的一节游泳课是在一个室内的奥运会比赛用规格大小的游泳馆进行的。马赛克砖墙，拱形屋顶，游泳馆里最轻声的耳语声都会被扩得很大并在游泳馆内回响好几遍。父亲将我引向游泳池时，我发出的声音远比轻声耳语要大得多，并且充满了猥亵的语词，以至于他可能会因为我对这些词语的掌握感到高兴。在这种情形下，他正一心想着紧紧地抓住我，同时极力避免我的指甲抓破他的皮肤。我扭动着身体，终于挣扎开来，接着便冲向更衣室，用我的瘦削的手臂抱住一条长凳，直到父亲最后心软，把我带回了家。
线索 4： 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母亲试图让我不再吃维生素咀嚼片而改吃维生素吞服片。虽然我在吃喝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但在成功实现这个转变之前，我却难受了几个月，这令人费解，似乎有种心理障碍，使我不敢把药片吞下去。我的喉咙一阵难受，我感觉被噎住，紧接着药片就从嘴里飞了出来，在厨房的空中划出一弯弧线，然后落在桌上或地板上，继续滑行，直至最终静止，或是在短暂地黏在白色铺着油毡的柜子上之后，打在厨房的工作台上。在父母的盘问下，我承认影响我的身体系统的不是维生素片，而是水、果汁、牛奶或苏打汽水。液体流过我的嘴唇，立即触响了我体内的警报系统。那些药片很小，即便有个药片进入我的气管里，我也能顺畅呼吸。但是那些液体能把我给呛死。
也许，我想，这只是个推测。同许多推测一样，它具有选择性，以精心选取的证据为依据。我是个恐水病患者，是的，但我在其他方面也过于敏感和神经质。焦虑有很多种，我在童年时品尝了很多种焦虑。
我很乐意跳过那些平淡无奇的例子——普通的对黑暗、鬼魂、地下室、阁楼、树林、动物、医生、老人、孤独、分离的恐惧，要不是这些焦虑在我身上也有强烈表现的话。关于童年，我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被医务人员按住。在我小时候，类似注射链球菌疫苗的那种例行程序，使我像棚舍着火的猪一样到处乱撞，这很平常。通常需要多达四个成年人来按住我，每个人按住我的一只瘦弱的、不断扭动的四肢，还要第五个人给我打疫苗或者用药棉擦拭我肿胀的扁桃体。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我拼命抓住诊所的门，抓起几把压舌板朝医生扔过去时，医生脸上出现的表情，就像《驱魔人》中，当琳达·布莱尔将豌豆汤吐在神父的法衣上时，那位神父的表情。
有时一些大人们被聚集起来，不是为了把我按住，而是为了把我从我抓着的物体上掰开。像一只蜱虫一样，我总是紧紧附在某个东西上以求得生存。母亲现在还在怀疑，当年她和父亲把我留在夏令营里是否正确，两个星期后，他们过来看我，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伊朗人绑架，谈判又失败了一样。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辅导员不得不抓着我的脚踝，将我从车的后座上拖离。
我不知道在那件事过后多久我开始出现强迫症状，但是我知道它们将会把我的焦虑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除了是某种缺陷还能是什么能让一个孩子将自己的食指沿着盘子的表面滑一圈，才能让自己的焦虑平息下来，或者是在离开房间之前把灯快速开关整整12次，或者用自己的舌头两颗两颗地数着下端的牙齿？除了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出了问题，某个部位根本就是坏掉了还能是什么，强迫一个孩子每分钟清50次喉咙，深信有个微小的，但是可以感觉到的，让人紧张不安的脏东西在里面，一颗雀斑、一条褶痕或皱纹或是一颗痣，只有咳嗽才能消除它们。
我不知道，这才是重点，进入青春期很久之后我还是不知道。追寻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只要我在其他方面很积极，最后谁在乎我的蛙泳呢？只要不是预示着真正的疾病，谁会在乎咳嗽呢？甚至，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焦虑不会亮出它的整颗毒牙，谁会在乎焦虑呢？即使到这个时候，还是有可能不会变得母亲一样。
然后艾斯特闯入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