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以艾斯特称呼她吧，那个对十几岁的少年（我）具有独特性趣的丰腴金发女郎。我在纽约普莱恩维尤的一家书店里工作时认识的她。普莱恩维尤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地处长岛经纬度的中心。她从见到我的第一刻起就喜欢上了我，然后就夺走了我的第一次。20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平复过来。艾斯特引爆了我的焦虑，她是点燃我欲念的火柴，一切都因艾斯特而起。

不是她，就是我的母亲引起的，到底是谁，我永远都不能确定。以那样一种就连我最堕落的朋友都觉得不幸的方式失去了我的童贞确实对我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但我的母亲为艾斯特这样的触发因素准备了条件，引爆只是迟早的事情。在每一个重要的层面（认知的、行为的、环境的、基因的），我的母亲为我这个棘手的问题种下了祸根。

这不是康复回忆录，我现在要提醒你们。

几个月前，当我告诉我的母亲我在写一本关于焦虑的书时，她说：“一本关于焦虑的书？那可是我的想法，我曾经有过那个想法。希拉（她多年的密友）和我打算一起写。后来她死了，所以这本书就没写成。但我们讨论了好几年。这不公平！”

我不知道她说的不公平是什么意思——我要写一本她想写的书，还是希拉死了，或者说这两者都有。我想写一本关于焦虑的书可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90年前弗洛伊德就写了一本有关焦虑的书，克尔凯郭尔在那之前80年就写了一本，斯宾诺莎在18世纪也写了一本。不管怎样，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想写一本关于焦虑的书，或者写其他方面的书。

“我们应该一起写！”她说，“我们可以合著。一本关于焦虑的母子书？人们会很喜欢看的，我们会发财的！”

我回答说那是个好主意但大抵是行不通的。我还从未和谁一起写过书，房间里哪怕只有一张别人的照片，我都很难进行写作，要是真的有个人过来那我该怎么应对呀？

过了一会儿，在我们准备拥抱说再见之前，我问母亲她介不介意我写一些关于她的内容。她没有片刻犹豫，说：“我才不管呢。我老了！我累了！我操心太多了！”

这三句话中第一句话是相对的，第二句话简直就令人难以置信。虽然年近70，我的母亲比我见过的大部分大学生都有精力，比我见过的大多数松鼠都有精力。我和兄弟斯科特给她取了个绰号：飓风玛丽莲。每次我们远远地看见她在到达我们家之前，从她的普锐斯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绰号称呼她。斯科特和我一直注视着她穿过街道，挥舞着双臂，钥匙、收据，以及一堆送给孙子、孙女们的礼物从大包小包里溢出，就像是一个凝聚着唠叨、抱怨、奇闻逸事以及亲情的快速旋转的暴风雨从正面来袭。总之，一个一流的犹太母亲，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声喊：“各位，请注意封住舱口，飓风玛丽莲即将登陆！”

然而，我母亲的第三句话确是正确的。父亲14年前因癌症去世的时候，他没有留下多少钱，况且那时母亲也不太可能有资格退休。她为此而抱怨，但真实情况是她热爱她的工作，她为自己的才能和经验以及她为世界贡献的价值而骄傲。关于我的母亲对我的心理生活做出的贡献，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她是个精神治疗医师。她治疗形形色色有各种各样心理问题的人，但她专攻的是焦虑症。

就像绝大多数的陈词滥调一样，那些焦虑、忧郁、狂躁、强迫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成为精神科医生，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她成为精神治疗医师之前，她是个受难者和病人。她现在仍然是个病人，但她宣称自己已经不再是个受难者了。我母亲将她自己的经历描述成一个成功击败焦虑的故事，一个关于意志、智慧和临床心理学如何战胜天性的活生生的例子。

这确实是个不安的天性。听我母亲说，她十几岁、二十几岁，直到三十多岁，几十年间几乎没有间断过，加起来有几百个全面的惊恐发作——焦虑不安、换气过度、自我谴责。她的神经对刺激是那样娇弱敏感，以至于她早上走去学校之前需要偷偷地喝两口伏特加来降低它的灵敏度。她害怕开车、当众讲话、聚会、开放的空间还有男人。她还经常有种不真实的眩晕感，忍受着着胃酸过多、心悸、颤抖的痛苦。她在学校里会惊恐发作，她在家里、杂货店里、自助洗衣店里、银行里，在淋浴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会惊恐发作。当年我的父亲去她工作的地方向她求婚，她又一次惊恐发作。“我的手在颤抖，”她说，“一想到当别人将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的时候自己不能乱动，我都快疯掉了！”

最近，我问我的母亲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她是如何不再感觉世界就像一支紧追着她的巨大爆竹的？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大概在她40岁左右的时候，我母亲说她有个精神治疗医师，这个治疗医师在一个著名的诊所里为恐惧症患者提供治疗。这家诊所隶属于一家很大的私人医院。这位精神治疗医师对我的母亲的智慧和勇气有深刻的印象；她觉得我的母亲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像其他容易惊恐的人，这种力量使得她即使在害怕的时候也强迫自己做自己害怕的事。然后，虽然不是那么合乎常理，她问我的母亲是否愿意去她的诊所工作。我的母亲的职责是引导许多恐惧症患者接触外面的世界，将他们暴露在那些通常会使他们因为害怕而歇斯底里的情境中。从治疗学的角度来讲，那将是瞎子给瞎子引路。

我的母亲带出去的第一批人是四个比较年长的患者。他们害怕的东西包括开车、购物，或者干脆就是和他人在一起等。我的母亲那时也仍然对这些东西心存恐惧，尤其是开车。她决定带他们去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她用自己的车载着他们，刚开始还挺顺利，没有人昏倒，没有人呕吐，也没有人尖叫着冲向停车场。然后，在回诊所的路上，汽车抛锚了。紧接着手机也出现了故障。他们正处于一条繁忙的车道上。汽车疾驶而过，发出令人紧张不安的多普勒噪音。在场的每个人的血压开始升高，开始小口地喘气。要是五个临床焦虑症患者在一辆1983年产的别克车里同时惊恐发作，那将是什么场景？我母亲想都不敢想。

她试图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但没有车停下来，司机们看了一眼这些乘客——纸一样苍白的脸，慌乱湿润的眼神，然后猛踩油门。这时我的母亲开始有点惊慌失措了，她的大脑开始想象灾难性的场景：在警局、在医院、在停尸房，当地电视台的摄制人员拍下整个过程。她开始摇晃、出汗，并进入一种清醒的噩梦状态。

正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在红灯前停了下来。我的母亲将这些老人推到一个角落，猛地拉开车后门，然后不顾司机的反对把他们推到了车子里。直到红灯变成了绿灯，司机也被迫屈服，我母亲才理解了为什么他不愿意搭载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像被困的动物，或者是害怕他们霸占了他的车，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车上已经有了一位乘客，并且这位乘客是（我让我的母亲发誓这是事实）一位怀孕的妇女，司机让她第一个下了车。

当我问她是如何战胜焦虑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母亲是不会说的。我觉得她可能会说这样一些话，比如“我努力地奋斗着，在药物、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高强度的运动、你父亲和朋友的支持，再加上多种多样的冥想、瑜伽和肌肉放松技巧的帮助下终于改变了大脑的运作方式”。事实上这些都是真的。然而，使我惊讶的是，给我的母亲最大帮助的东西，不是对恐惧有意识的、批判性的分析或是平衡，而是将自己抛向（或者正如这个案例一样被抛向）自己最害怕的东西，与之进行最直接的对抗。

临床心理学用了一个专业术语来命名这种疗法，叫作“满灌疗法”。满灌疗法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成功地运用于一个少女身上，这位少女深受对汽车恐惧的折磨。“她被强迫坐在汽车后座上4小时，”该治疗记录的其中一段描述道，“她的焦虑很快就达到惊恐的程度，然后开始逐渐平息。最后她感觉没什么不舒服的，就这样，从那以后她的恐惧症就彻底治愈了。”

这是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尤其是“强迫”二字。人们不禁要问，他们怎么强迫她？勤务工将她按在那里？他们将车门把手卸掉了？4小时，如果不停下来加油的话，你可以从曼哈顿市中心开到华盛顿纪念碑。

那天下午我的母亲与四位年长的恐惧症患者的经历是一种非正式的满灌治疗过程。对一个害怕失去控制的女人来说，有没有比她作为权威却无法控制局面的一次出行更令人恐惧的呢？整个世界都会使她惊恐，然而她却没有。她不能，她一惊恐，整个局面就会失控。同样具有治疗效果的是灾难并没有来临，她安全地回到诊所的房间里，安排拖车，晚上回家，这一切就好像从梦中慢慢醒过来，梦里她被狼追赶、被狼咬，然而却安然无恙。她细看了一遍自己，没有咬痕？没有刮痕？没有伤口？原来这一切都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之中。

就这样，我的母亲开始了精神治疗医师的职业生涯，用的是一种比最卑鄙的行为主义者所采用的治疗都要耗时但却极度彻底的满灌疗法。在焦虑者的王国，那些患有简单恐惧症的人最容易使用这种方法。如果你怕高，那就倚着栏杆；如果你怕细菌，那就去舔地板。但是如果你最害怕的是害怕呢？这就是我的母亲的困境的本质。她被诊断为“惊恐障碍”，这种情形可以归纳为：因为惊恐而惊恐。你有了一次惊恐发作，这使你不安、警惕着下一次发作。你寻找可能威胁你稳定状态的危险因素，然后，因为这就是你的生活，你找到了它们，并且又一次惊恐发作。又一次的发作使你更加警觉，于是又导致了更多的发作，更多的发作又引起更多的警觉，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你的精神闭塞在拥挤如同放扫把的空间里。当然你有许多可以逃离的办法（这个世界充满了关于如何逃离焦虑的理论），但没有哪个办法比我母亲选择的更加极端。 7iOcXOM/AiAUoIdEYLqVceG14VbyulSPy9EB6fV0B7jwjd9bqIIb5deoNF4zQ8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