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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我住在波士顿的时候，我经常去一位精神治疗医师那里，他在查理士河对面的高山顶上的一家诊所里办公。那位精神治疗医师名叫布莱恩，有着像成熟芒果一样颜色的胡须。他热爱戏剧，空闲的时候就在社区剧院里当演员。布莱恩参与演出的戏剧通常都涉及一些历史背景，于是他也就顺应戏剧的要求，梳理自己面部的胡须。布莱恩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精神治疗医师，同情他人，极富耐心，睿智，不过他的外表确实会让人有点不安。某月，随着《秘密花园》首演之夜的临近，他把他下巴和面颊下部的胡须逐渐剪短，而将嘴唇上的胡须留长，一直延伸到他嘴角的两端，乍一看上去，就像是卡斯特将军在给我做专业咨询。
我之所以开始去布莱恩那里，是因为我已经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之中了。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状态，这是我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焦虑发作，且和前几次焦虑发作一样，我的病情似乎与我生活中的现实没有任何关联。在此之前一年，我带着荣誉从大学毕业；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一群忠诚仗义的朋友、一个豪华宽敞的公寓、一位聪明漂亮的女友（她和我同住在那个豪华宽敞的公寓里），还有足够自己花的钱。然而，对我来说，每天都是折磨。我时而昏睡，时而清醒，不停地做着噩梦——海啸、野兽、心爱的人暴亡。我每天都忍受着肠胃痉挛、恶心和头痛，每一秒清醒的时刻都有种灾难即将发生的不祥预感。更糟糕的是，我清晰地感觉到灾难已经降临，我做了错误的决定，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以一种划时代的、不可挽回的、毁灭性的方式搞砸了一切。
一天下午，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走去布莱恩那里接受心理治疗。我每周的步行都是危险的旅程，没有了繁忙的工作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便开始毫无顾忌地斥责自己。我甚至都不用注意自己的前进方向——通往布莱恩的办公室的路刚好就在自由之路上，那是一条两英里
半长的用漆成红色的线标记的道路。美国独立战争一些最著名的景点都在这条波士顿人最爱的自由之路上：下议院、谷仓墓地、老南聚会所、老北教堂、美国宪法……布莱恩的办公室。就好像美国民主历程上的所有尝试注定以我的康复告终。
焦虑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不仅仅因为它的临床表现会发生在大部分人（每10个美国人当中就有3个）身上，更是因为，正如人们常说的，它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普遍且无法解决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这种问题，每个人都必须应对它。这样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焦虑体验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自始至终贯穿着个性化的忧愁与困惑，唯其痛苦而神秘的特点的确是一样的。焦虑迫使一个人去思考，但那种思考却通常玷污了思考的名字：唯我、自我解剖、无休止、恶意。以我为例，在通往治疗所的路途中我以高度缜密的逻辑思考着，这使我感觉自己的大脑很快就会将我引入彻底的毁灭。典型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我很焦虑；这种焦虑使我无法集中精力；因为我无法集中精力，我将在工作中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我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会被炒鱿鱼；因为我会被炒鱿鱼，我将付不起房租；因为付不起房租，我将被迫在芬威公园后面的小巷道里通过卖淫来赚钱；因为我在芬威公园后面的小巷道里卖淫，我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因为我会感染艾滋病病毒，我将患上艾滋病；因为我会患上艾滋病，我将耻辱而孤独地死去。
仅仅在八步之内，我就从自由形式的焦虑想到因卖淫而患上绝症。大部分时间，我都感觉我在跨过那条通往查理士城的桥之前就会自杀。这给了我半英里的路途来充分体验我身败名裂所带来的耻辱：看着母亲像西西里的农民一样对着我与石灰混合在一起的尸骨痛哭，看着祭司颂扬我未竟的诺言，听泥土打落在未刷漆的松木上发出的声响，跟随着我的两位兄弟从墓旁跑到家里，然后看着他们取下冷菜盘的保鲜膜，打开咖啡壶。与此同时，上山去诊所的过程中（诊所与倾斜的坡面几乎平行），我会尽力让自己哭——为了释放。这些都是为了哭泣而做的可悲的尝试，是哭干眼泪后轻声的哀诉，就好像一只猿发出“哼！哼！哼！”的笑声。紧张和不安使我汗流浃背，我用尽力气让自己流下真诚的眼泪，却总是失败。等到达诊所的时候，我通常几乎已无法站立。我23岁，看起来却像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时一样苍老沮丧。
咨询时，我的开场白如同我在路途中的自我毁灭一样极少有变化。刚开始，我就坚持强调自己已经是个彻底的废人了。上周，我的焦虑恶化得更厉害，老实说，我已经丧失工作的能力了，辞职是我唯一体面的选择。说完这些，我又继续说我感觉剧烈疼痛，这肯定是预示着某种精神失常，要是布莱恩继续把我当作门诊病人来接待的话，那将是渎职。我需要的是住院治疗，最好是那种有着修剪整齐的草坪，还有戴着白色、上绣红色十字图案帽子护士的精神病院。最后，我请求他救救我。我会一直哀求地问布莱恩我该怎么办。“求您了，”我说，“真的求您了。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一个人做不到，我没有这个能力。告诉我，我需要做些什么，我愿意做一切事情。真的，求您了。求您了，我该怎么办？”
那个下午，正当我在说着这段开场白的时候，布莱恩打断了我，他问我他可不可以给我录像。布莱恩解释说，他在教研究生的课程，出于教学目的，有时会在他的研讨会上用一些治疗过程的录像。
“您想要给我录像？”我问。
“出于教学目的，”他说，“当然，你也可以说‘不’。”
“我可以？”我说，“我可以说‘不’？”
“是的，当然。”
“不会有什么关系？”
“是的”
“你仍然可以教学？”
“是的。”
“就是说不会有问题的？”
“是的。”
“不。”
然后我们继续治疗，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提出过那个请求一样。在接下来40多分钟的治疗时间里，我怀着深重绝望的心情、可怜巴巴地坐在那里。布莱恩不停地点着头，面部习惯性的亲切表情令人抓狂。之后我又沿着保罗·里维尔和山姆·亚当斯以及其他所有伟大爱国者的足迹重走了一次那条路——这次是从相反的方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继续忍受着工作日可怕的几个小时。
直到我搭地铁回家，把自己塞到被子里睡到天亮，我才明白了布莱恩为什么想要给我录像。这跟几年前发生在我兄弟戴维身上的事情一样，那时他还在上小学。戴维有严重的龅牙，又宽又长，就像海象的牙一样。他的龅牙十分严重，以至于当牙齿矫正医师最终成功地矫正了他的牙齿后，他会在会议或讲座过程中用戴维原来牙齿的石膏模型作为展品，似乎在对矫正牙科界说明：“大家看呀！牙齿能坏到这种程度！”
我明白了，我的病情就是布莱恩的龅牙模型。我是典型的临床案例：弓背的癫痫症患者的版画；先天缺陷萎缩手臂的石版画；带有嘴唇和舌头的肿瘤；罐子里装着的有6只眼睛、没有鼻子、法式长棍面包形状的脑袋。
我是焦虑的化身。